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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吕骥同志光辉的一生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一贯忠于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始终勤勤恳恳忠于党所交付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任。他是党在音乐战线的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家。
从上个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掀起，吕骥同志就同聂耳、星海等同志一起投身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至今已整整70年了。吕骥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左翼党团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与周巍峙等同志及时发表了《论国防音乐》，首先鲜明地在中国音乐界发出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吕骥同志又先后发表了《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中国新音乐的展望》等文，进一步指明中国的新音乐不仅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还必须在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上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坚定不移地为工农大众服务，并热情树立了以聂耳、星海的创作道路作为中国革命新音乐的光辉旗帜。从此以后，中国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逐步走上了一条向全国迅猛发展的广阔道路。人民的抚育和党的领导使吕骥同志在理论上也不断提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孜孜不倦地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出色的组织工作，为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与吕骥同志的直接接触始于1949年冬，当时我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的一个主攻作曲的青年学生，吕骥同志是解放后新创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党组织领导兼主持院日常工作的第一副院长。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音乐学院是由过去的南京国立音乐院(包括其附设的“常州幼年班”)、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音乐系、北平华北大学第三部(即“文艺系”)音乐科为主的7个单位的师生员工合并而成的。其中既有来自国统区的老教授、年轻教师和少数在新中国成立的感召下从海外归来的音乐专家，还有相当一批来自解放区的不同年龄层次的音乐干部。如何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音乐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在天津原来只是一所小学校址的简陋基础上，共同创办新中国第一所人民的高等音乐学府?在物质条件相对还比较困乏的情况下，除了亲自带领广大师生投入各项建校性的劳动外，当时摆在吕骥等同志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将几十年国统区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经验和十多年解放区战争条件下革命文艺教育的办学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快摸索出一套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正规办学方针和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来自各方的音乐专家之所长，才有利于新一代专门音乐人才的健康成长。我作为当时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就学的学生，亲身感受到吕骥丝毫没有歧视建立于西方的教学体制和学科建设经验，大胆采用过去已得到公认的西方的音乐教材，热情依靠所有国统区留下来和新回国的新老专家，甚至礼聘了少数留居平津一带的外籍音乐教授，使得中央音乐学院迅速组成了一支实力相当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队伍。从1953年开始，为了进一步使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取得全面、正规的迅速提高，吕骥同志又争取国务院、文化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为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了几乎囊括所有专业的苏联及东欧的音乐专家来华担任各为期两年的教学工作，并通过组织“专家班”的形式，将专家的教学扩及到各兄弟单位的音乐骨干。吕骥同志等还在文化部的统一领导下，通过举办为期3年制的“干部进修班”，将一大批在战争年代得不到系统培养的老干部进行轮训，从而基本克服了过去由于战争给解放区专业音乐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央音乐学院的初期建设充分证明吕骥不愧为一位党的优秀的音乐教育家，他出色地完成了人民和党的重托，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团结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音乐专家、教师、干部，组成了一支以我国音乐专家为主体的空前强大的教师队伍，为中国新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全面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其次，吕骥同志将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中适当贯彻“中西音乐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引向全面重视继承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新高潮。他破除以往在音乐院校片面强调教师必须高学历的老框框，大胆聘请了陕北民歌手张天恩、青海“花儿王”朱仲禄给全院开设必修的“民歌演唱”课，还聘请了河北民间管子、唢呐演奏家赵春峰，古琴家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苏南吹打“鼓王”朱勤甫等，给学生传授中国古代及民间的传统音乐，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上很快建立了新的、名副其实的“民族音乐系”，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音乐表演专业基本只是传授外国经验的局限。吕骥同志还利用他作为全国音协主席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将当时到北京参加民族民间音乐会演的各优秀表演家请到天津(甚至于学校内)，以利于组织广大师生的观摩学习，这对大大增强师生们热爱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树立正确的新校风、新学风，具有极其深广的影响。
过去国立音专的教育对课堂教学和成绩考核非常重视，从而给学生打下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和各种门类的基础技能，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育对课堂教学与联系实际的锻炼比较重视，从而大大锻炼了学生的思想品质修养和从事革命文艺实际工作的能力。吕骥在领导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中，既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的正常秩序，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余时间，有意识地引导广大师生经常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进行演出和为地方音乐干部做业务辅导。1952年还领导全院师生深入“治淮”第一线，直接参与工农兵群众热情投入祖国宏大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全院师生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1956年吕骥还派出相当一批教师和优秀的高班学生直接参与国家民委等部门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使这些教师、学生得到了一生中极其宝贵的锻炼。这种重视课外实际工作的锻炼以培养年轻人才的方针，是党的一贯教育方针的优秀传统，也是吕骥同志在解放后从事音乐教育的一贯方针。从1952年后，除了按照国家规定的政治原则选拔少数可以出国进修的学生给予深造外，他似乎更重视后者，突出的典型就是对延安时期的马可和中央音乐学院初期的黄翔鹏。
如果说吕骥同志光辉的一生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一贯忠于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始终勤勤恳恳忠于党所交付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任。他是党在音乐战线的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家，他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以及理论批评和研究上的贡献，都紧密联系于党的人民革命文艺事业。音乐教育工作对他讲来，尽管只是从1936年(包括上海时期的“歌曲研究会”在内)至1957年(他将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责任交付给赵讽同志为止)这20年，但这正是中国革命音乐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一环。是他奠定中国革命音乐教育事业的坚实基础，是他团结了许多前辈音乐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型音乐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几乎都成为新中国以来各音乐院校、团体包括各地方音协的领导和重要的业务骨干。
今年是党成立85周年，85年来，中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天天强大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一天天为世界所瞩目。为了继承前辈音乐家所建立的功勋，发扬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伟大精神和所留下的优秀遗产，我们先后以出版全集的方式，编订出版了《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黄自遗作集》《萧友梅全集》《贺绿汀全集》，以及《马思聪全集》《正在编订中》。2004年孙慎、李伟等5位同志曾正式向中国音协等领导部门发出倡议——编订出版《吕骥全集》，这项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正式全面启动。我诚挚地在这个场合再次向有关领导发出呼吁，希望能将这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尽早给予落实!
汪毓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题图照片为吕骥1997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吕英亮 摄)
(责任编辑 张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掀起，吕骥同志就同聂耳、星海等同志一起投身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至今已整整70年了。吕骥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左翼党团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与周巍峙等同志及时发表了《论国防音乐》，首先鲜明地在中国音乐界发出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吕骥同志又先后发表了《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中国新音乐的展望》等文，进一步指明中国的新音乐不仅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还必须在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上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坚定不移地为工农大众服务，并热情树立了以聂耳、星海的创作道路作为中国革命新音乐的光辉旗帜。从此以后，中国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逐步走上了一条向全国迅猛发展的广阔道路。人民的抚育和党的领导使吕骥同志在理论上也不断提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孜孜不倦地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出色的组织工作，为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与吕骥同志的直接接触始于1949年冬，当时我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的一个主攻作曲的青年学生，吕骥同志是解放后新创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党组织领导兼主持院日常工作的第一副院长。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音乐学院是由过去的南京国立音乐院(包括其附设的“常州幼年班”)、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音乐系、北平华北大学第三部(即“文艺系”)音乐科为主的7个单位的师生员工合并而成的。其中既有来自国统区的老教授、年轻教师和少数在新中国成立的感召下从海外归来的音乐专家，还有相当一批来自解放区的不同年龄层次的音乐干部。如何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音乐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在天津原来只是一所小学校址的简陋基础上，共同创办新中国第一所人民的高等音乐学府?在物质条件相对还比较困乏的情况下，除了亲自带领广大师生投入各项建校性的劳动外，当时摆在吕骥等同志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将几十年国统区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经验和十多年解放区战争条件下革命文艺教育的办学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快摸索出一套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正规办学方针和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来自各方的音乐专家之所长，才有利于新一代专门音乐人才的健康成长。我作为当时一个在中央音乐学院就学的学生，亲身感受到吕骥丝毫没有歧视建立于西方的教学体制和学科建设经验，大胆采用过去已得到公认的西方的音乐教材，热情依靠所有国统区留下来和新回国的新老专家，甚至礼聘了少数留居平津一带的外籍音乐教授，使得中央音乐学院迅速组成了一支实力相当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队伍。从1953年开始，为了进一步使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取得全面、正规的迅速提高，吕骥同志又争取国务院、文化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为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了几乎囊括所有专业的苏联及东欧的音乐专家来华担任各为期两年的教学工作，并通过组织“专家班”的形式，将专家的教学扩及到各兄弟单位的音乐骨干。吕骥同志等还在文化部的统一领导下，通过举办为期3年制的“干部进修班”，将一大批在战争年代得不到系统培养的老干部进行轮训，从而基本克服了过去由于战争给解放区专业音乐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央音乐学院的初期建设充分证明吕骥不愧为一位党的优秀的音乐教育家，他出色地完成了人民和党的重托，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团结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音乐专家、教师、干部，组成了一支以我国音乐专家为主体的空前强大的教师队伍，为中国新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全面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其次，吕骥同志将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中适当贯彻“中西音乐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引向全面重视继承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新高潮。他破除以往在音乐院校片面强调教师必须高学历的老框框，大胆聘请了陕北民歌手张天恩、青海“花儿王”朱仲禄给全院开设必修的“民歌演唱”课，还聘请了河北民间管子、唢呐演奏家赵春峰，古琴家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苏南吹打“鼓王”朱勤甫等，给学生传授中国古代及民间的传统音乐，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上很快建立了新的、名副其实的“民族音乐系”，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音乐表演专业基本只是传授外国经验的局限。吕骥同志还利用他作为全国音协主席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将当时到北京参加民族民间音乐会演的各优秀表演家请到天津(甚至于学校内)，以利于组织广大师生的观摩学习，这对大大增强师生们热爱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树立正确的新校风、新学风，具有极其深广的影响。
过去国立音专的教育对课堂教学和成绩考核非常重视，从而给学生打下坚实的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和各种门类的基础技能，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育对课堂教学与联系实际的锻炼比较重视，从而大大锻炼了学生的思想品质修养和从事革命文艺实际工作的能力。吕骥在领导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中，既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的正常秩序，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余时间，有意识地引导广大师生经常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进行演出和为地方音乐干部做业务辅导。1952年还领导全院师生深入“治淮”第一线，直接参与工农兵群众热情投入祖国宏大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全院师生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1956年吕骥还派出相当一批教师和优秀的高班学生直接参与国家民委等部门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使这些教师、学生得到了一生中极其宝贵的锻炼。这种重视课外实际工作的锻炼以培养年轻人才的方针，是党的一贯教育方针的优秀传统，也是吕骥同志在解放后从事音乐教育的一贯方针。从1952年后，除了按照国家规定的政治原则选拔少数可以出国进修的学生给予深造外，他似乎更重视后者，突出的典型就是对延安时期的马可和中央音乐学院初期的黄翔鹏。
如果说吕骥同志光辉的一生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一贯忠于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始终勤勤恳恳忠于党所交付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任。他是党在音乐战线的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家，他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以及理论批评和研究上的贡献，都紧密联系于党的人民革命文艺事业。音乐教育工作对他讲来，尽管只是从1936年(包括上海时期的“歌曲研究会”在内)至1957年(他将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责任交付给赵讽同志为止)这20年，但这正是中国革命音乐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一环。是他奠定中国革命音乐教育事业的坚实基础，是他团结了许多前辈音乐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型音乐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几乎都成为新中国以来各音乐院校、团体包括各地方音协的领导和重要的业务骨干。
今年是党成立85周年，85年来，中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天天强大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一天天为世界所瞩目。为了继承前辈音乐家所建立的功勋，发扬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伟大精神和所留下的优秀遗产，我们先后以出版全集的方式，编订出版了《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黄自遗作集》《萧友梅全集》《贺绿汀全集》，以及《马思聪全集》《正在编订中》。2004年孙慎、李伟等5位同志曾正式向中国音协等领导部门发出倡议——编订出版《吕骥全集》，这项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正式全面启动。我诚挚地在这个场合再次向有关领导发出呼吁，希望能将这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尽早给予落实!
汪毓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题图照片为吕骥1997年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吕英亮 摄)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