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海“两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发问：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因为在这之前，马云曾跟俞正声说，当年阿里巴巴差点落户上海，后来回了杭州。而在之前一年的2007年，仅上半年，就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将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等地。俞正声的发问，是要反思上海的中小企业创业环境和互联网经济发展环境。
　　前些年，因为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的成功，许多省市都在反思：为什么我们出不了马云和任正非，为什么我们出不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
　　想要一棵大树，就要为其提供适宜生长的环境和土壤。高科技企业不是引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条件，决定了这棵幼苗生长的高度和粗度。
　　城市都想要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科技企业，因为它们代表着高附加值、高产出水平和高增长能力，代表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但高科技企业在何处根深叶茂，则体现了一座城市营商环境的良好与否。
　　數据显示，2018年我国认定的高科技企业数量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北京、深圳、广州，分别为25000家、14400家、11000家。之后是上海、东莞、苏州、天津、杭州、佛山、武汉，分别是9206家、5798家、5416家、5038家、3919家、3900家、3527家。山东并无一座城市跻身前十，青岛排在第十二位，数量为3112家，占山东高科技企业数量的35%。广东最多，有深圳、东莞、佛山三座城市。
　　排名显示，前十位的城市里，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和天津。高科技企业数量上的差异对比，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
　　2013年，南方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比57.4%，南北相对均衡。自此之后，差距被不断拉开，到2018年上半年，南方经济占比已超过62%。
　　根据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2018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20的城市里，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和天津。
　　在2018年底的第二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任志武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从“东西差异”变为“南北差距”，经济增速“南快北慢”和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现象的持续演进，是相关各地大力发挥新兴产业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用的客观结果，是新一代信息电子、新能源、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合肥、贵阳、成都等地大规模集群发展的必然表现。
　　为什么是南方？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净流入前四的地区是广东、浙江、安徽和重庆，分别为84万人、49万人、28万人和16万人，而北方的山东和河南分别净流出20万人和7万人。《2019年高校应届生专业就业竞争力观察》报告则显示，2019届毕业生最想去的城市是：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重庆、长沙、天津、合肥、苏州，北方城市依然少得可怜。
　　在不断强调“人才是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的当下，各地都在纷纷出台政策、争抢人才，但“用脚投票”的结果，让南北方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变得泾渭分明。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科技企业属于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它们看重优厚的政策和政府的承诺，但更愿意选择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完善的产业配套、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的地方。
　　为什么深圳有华为、中兴、腾讯、万科等知名企业，并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诸如大疆、柔宇等创新企业？有人说，“深圳最大的优势，其实是尊重规则，按照市场化办事！”
　　高科技企业的成长过程一般要经过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五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高科技企业需要的一定是宽松的、自由的、市场化的生存土壤，而不是僵硬的、禁锢的、管控的地带。只有给高科技企业一块创新的疏松土壤，他们才会给城市营造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森林。
　　正如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的直言不讳：“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