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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新浪微博针对娱乐圈互动平台,启动了一系列整治。
8月6日,微博宣布决定下架“明星势力榜”,原因是社区出现恶意刷分现象,部分明星粉丝群体非理性应援、刷榜等问题愈演愈烈。4天后,新浪微博明星超话社区下线了2018年引入的“积分助力”机制,此前,用户需要每天签到、发帖挣积分来提升超话的排名。同日,微博品牌市场部原高级公关总监毛涛涛因涉嫌收贿、舞弊被刑拘。虽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结合新浪微博近段时间的动作,可以看到与平台整治不无干系。
近年来,一些榜单被资本操盘,变成为明星造势的“工具”已经不言而喻。买热搜、控评、炒作等大多是当红明星所属公司之间、粉丝之间的明争暗斗,这样的操作很多时候也为人诟病。如今,一些娱乐事件触及了社会公序良俗甚至道德法律的底线,已经不是单纯的打打闹闹。
今年1月8日,国家网信办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稿中提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或为获取其他非法利益发布虚假信息、降低新闻热度、买水军投票等。可以看到,如今层出不穷的“饭圈”乱象虽然体现在个别粉丝的不理智行为上,但显然不能全然归因于粉丝,网络上的反串黑、公关水军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整治这些乱象的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平台作为技术载体的责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尹一伊表示,平台技术早已融入了粉丝的日常媒介使用与情感生活,影响着粉丝如何在实践中处理自己与偶像、自己与其他粉丝、自己与平台上其他用户之间的多重社交关系。许多看似不可理解的“饭圈”实践,包括“反黑”“洗广场”“控评”等,已经不能被“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情感”所解释,也并非通过对粉丝实践的“一刀切”能够解决的。因此,平台治理是改善网络环境、营造良好粉丝文化生态的重中之重,也是从技术逻辑角度进行“不良粉丝文化整治”、破除“唯流量”的重要路径。
正常情况下,网民借助平台开展舆论监督本就是合法行为,法律条款中也有维护公民监督权的相关规定。民法典第五章第1025条就明确,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造谣、辱骂、未尽合理核实义务等情形除外。第1026条对民众的核实义务也做出了补充规定,要考虑信源可信度、信息时限性、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等因素。
但是如果平臺技术被资本“围猎”,将许多丑闻用冷处理或转移热点的方式淡出公众视线,让公众失去知情权,甚至打压监督者,制造一种“一边倒”的假象,那么对娱乐圈乱象的监督又从何谈起?在原则性问题上,平台技术如果“唯资本论”,在舆论监督上失责,甚至徇私舞弊,则很可能为法律所不容。
此前,有关部门就对微博平台出手了。2020年6月10日,国家网信办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微博在蒋凡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暂停更新微博热搜榜一周、热门话题榜一周,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依法从严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此次严格处罚,是对新浪微博肆意操弄热点的一次警告。
如今,娱乐圈“唯流量”的畸形逻辑让公众对平台整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微博平台作为“唯流量”逻辑框架中的关键一环,此番相继切割自己的平台技术“卖点”,自然打在“七寸”上。但愿能以此为契机,让平台真正回归社交属性,发挥舆论监督平台的重要作用。
8月6日,微博宣布决定下架“明星势力榜”,原因是社区出现恶意刷分现象,部分明星粉丝群体非理性应援、刷榜等问题愈演愈烈。4天后,新浪微博明星超话社区下线了2018年引入的“积分助力”机制,此前,用户需要每天签到、发帖挣积分来提升超话的排名。同日,微博品牌市场部原高级公关总监毛涛涛因涉嫌收贿、舞弊被刑拘。虽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结合新浪微博近段时间的动作,可以看到与平台整治不无干系。
近年来,一些榜单被资本操盘,变成为明星造势的“工具”已经不言而喻。买热搜、控评、炒作等大多是当红明星所属公司之间、粉丝之间的明争暗斗,这样的操作很多时候也为人诟病。如今,一些娱乐事件触及了社会公序良俗甚至道德法律的底线,已经不是单纯的打打闹闹。
今年1月8日,国家网信办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稿中提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或为获取其他非法利益发布虚假信息、降低新闻热度、买水军投票等。可以看到,如今层出不穷的“饭圈”乱象虽然体现在个别粉丝的不理智行为上,但显然不能全然归因于粉丝,网络上的反串黑、公关水军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整治这些乱象的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平台作为技术载体的责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尹一伊表示,平台技术早已融入了粉丝的日常媒介使用与情感生活,影响着粉丝如何在实践中处理自己与偶像、自己与其他粉丝、自己与平台上其他用户之间的多重社交关系。许多看似不可理解的“饭圈”实践,包括“反黑”“洗广场”“控评”等,已经不能被“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情感”所解释,也并非通过对粉丝实践的“一刀切”能够解决的。因此,平台治理是改善网络环境、营造良好粉丝文化生态的重中之重,也是从技术逻辑角度进行“不良粉丝文化整治”、破除“唯流量”的重要路径。
正常情况下,网民借助平台开展舆论监督本就是合法行为,法律条款中也有维护公民监督权的相关规定。民法典第五章第1025条就明确,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造谣、辱骂、未尽合理核实义务等情形除外。第1026条对民众的核实义务也做出了补充规定,要考虑信源可信度、信息时限性、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等因素。
但是如果平臺技术被资本“围猎”,将许多丑闻用冷处理或转移热点的方式淡出公众视线,让公众失去知情权,甚至打压监督者,制造一种“一边倒”的假象,那么对娱乐圈乱象的监督又从何谈起?在原则性问题上,平台技术如果“唯资本论”,在舆论监督上失责,甚至徇私舞弊,则很可能为法律所不容。
此前,有关部门就对微博平台出手了。2020年6月10日,国家网信办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微博在蒋凡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暂停更新微博热搜榜一周、热门话题榜一周,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依法从严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此次严格处罚,是对新浪微博肆意操弄热点的一次警告。
如今,娱乐圈“唯流量”的畸形逻辑让公众对平台整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微博平台作为“唯流量”逻辑框架中的关键一环,此番相继切割自己的平台技术“卖点”,自然打在“七寸”上。但愿能以此为契机,让平台真正回归社交属性,发挥舆论监督平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