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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6日下午，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始前，300多名经济学界人士起立向刚去世的张培刚教授默哀。凝重庄严的气氛里，饱含着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位为经济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的崇高敬意。
在3天前的下午2时，张老走了，享年99岁。他的逝世被认为是带走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而他正是在1949年前已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辞世的一位。
断裂的人生
武汉大学关于张培刚的传说，极富传奇色彩：他15岁半插班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一年级，17岁顺利进入经济系，4年后毕业。他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创下了毕业各科全优的“历史上第一”，并被选送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
张培刚把这段日子称为思考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酝酿阶段。在这几年，他先后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等著作，时年不到26岁。
1940年，张培刚参加公费留美考试，以文科第一被录取，成为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曾回忆，他在1944年冬天在哈佛遇到过胡适。当胡适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谭崇台纳闷，“土气、质朴”的张培刚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青睐，但后来的交往让他愈发佩服张培刚，他的妹妹谭慧在后来更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1945年，张培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哈佛大学威尔士奖，他也是唯一获得此奖的中国人。正是这篇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论著，令张培刚声名鹊起。
如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张培刚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1945年后，他担任过国民政府顾问、联合国雇员华工基建主任，甚至农場工人。而新中国在初期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有人曾不客气地说过，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1953年1月，他被调去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从经济学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说过：“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自己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但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张培刚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
张培刚再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已是1978年了。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这一年，他65岁。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以其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发现，他发表的论文，比张培刚晚了好几年，在论文中阐述的观点和方法论，正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人们提及此事的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张培刚被推崇至国内学术高峰，则是1982年后。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在访问中国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消息报道后，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轰动。
历史车轮无法倒退，前进之后，只留下轮辙，可以考证，但不能假设。历史没有假设，这就是张培刚学术命运的诠释。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
痛苦的反思
回望张培刚坎坷的人生经历，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当时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是一个张培刚。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
谭慧很理解丈夫，“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80年代中期，中国正就对外开放的问题展开大论战，张培刚的经历开始为人所知，国内的一流经济学人忽然发现国内还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于是纷纷去攀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了。
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经济学家胡鞍钢就多次讲，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3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曾有记者问过张培刚：“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认真地回答，“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
大师的风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是张培刚的弟子，攻读硕士时曾师从张培刚。谈及老师的去世，李佐军非常悲痛。
谈及往事，李佐军对张培刚的爱国精神印象深刻。他说，“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回国，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觉得中国在国际上各方面的地位，包括学术地位都比较低，他总是想回来，在自己的国家做出一番学术成就来，在世界的学术界一争高低。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也是站在中国这么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实现富强民主这样的高度来做学术研究的”。
甚至，就连希望自己长寿，张培刚也不是完全从个人角度来着眼的。“他是站在一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还有很多思想需要阐述。”
张培刚为人正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对待学术也十分严谨，写文章时，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精雕细琢，他写的很多文章都会在重点文字下面加着重号，这已经成为了他著作的风格。
作为张培刚的学生，除了学术方面，李佐军感受最深的是张培刚的平易近人。他说，“当时他是大师，我们觉得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长辈一样关心，没有任何架子，并且会很细致地关心每个人的生活。谁家里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其他方面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给你很直接的帮助”。（综合《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周报》、凤凰网等）
在3天前的下午2时，张老走了，享年99岁。他的逝世被认为是带走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而他正是在1949年前已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辞世的一位。
断裂的人生
武汉大学关于张培刚的传说，极富传奇色彩：他15岁半插班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一年级，17岁顺利进入经济系，4年后毕业。他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创下了毕业各科全优的“历史上第一”，并被选送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
张培刚把这段日子称为思考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酝酿阶段。在这几年，他先后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等著作，时年不到26岁。
1940年，张培刚参加公费留美考试，以文科第一被录取，成为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曾回忆，他在1944年冬天在哈佛遇到过胡适。当胡适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谭崇台纳闷，“土气、质朴”的张培刚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青睐，但后来的交往让他愈发佩服张培刚，他的妹妹谭慧在后来更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1945年，张培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哈佛大学威尔士奖，他也是唯一获得此奖的中国人。正是这篇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论著，令张培刚声名鹊起。
如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张培刚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1945年后，他担任过国民政府顾问、联合国雇员华工基建主任，甚至农場工人。而新中国在初期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有人曾不客气地说过，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1953年1月，他被调去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从经济学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说过：“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自己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但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张培刚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
张培刚再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已是1978年了。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这一年，他65岁。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以其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发现，他发表的论文，比张培刚晚了好几年，在论文中阐述的观点和方法论，正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人们提及此事的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张培刚被推崇至国内学术高峰，则是1982年后。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在访问中国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消息报道后，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轰动。
历史车轮无法倒退，前进之后，只留下轮辙，可以考证，但不能假设。历史没有假设，这就是张培刚学术命运的诠释。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
痛苦的反思
回望张培刚坎坷的人生经历，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当时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是一个张培刚。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
谭慧很理解丈夫，“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80年代中期，中国正就对外开放的问题展开大论战，张培刚的经历开始为人所知，国内的一流经济学人忽然发现国内还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于是纷纷去攀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了。
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经济学家胡鞍钢就多次讲，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3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曾有记者问过张培刚：“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认真地回答，“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
大师的风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是张培刚的弟子，攻读硕士时曾师从张培刚。谈及老师的去世，李佐军非常悲痛。
谈及往事，李佐军对张培刚的爱国精神印象深刻。他说，“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回国，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觉得中国在国际上各方面的地位，包括学术地位都比较低，他总是想回来，在自己的国家做出一番学术成就来，在世界的学术界一争高低。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也是站在中国这么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实现富强民主这样的高度来做学术研究的”。
甚至，就连希望自己长寿，张培刚也不是完全从个人角度来着眼的。“他是站在一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还有很多思想需要阐述。”
张培刚为人正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对待学术也十分严谨，写文章时，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精雕细琢，他写的很多文章都会在重点文字下面加着重号，这已经成为了他著作的风格。
作为张培刚的学生，除了学术方面，李佐军感受最深的是张培刚的平易近人。他说，“当时他是大师，我们觉得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长辈一样关心，没有任何架子，并且会很细致地关心每个人的生活。谁家里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其他方面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给你很直接的帮助”。（综合《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周报》、凤凰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