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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找不到合理的讨论空间,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迟迟建立不起来
夏天,或许就是一个容易引发骚乱的季节。在加拿大温哥华,因为北美冰球士丹利杯夺冠赛,温哥华加人队失利,市中心看球的年轻人竟然烧车抢掠,引发了罕见的骚乱,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跟近日发生的伦敦骚乱相比较,那场骚乱就是小儿科了。温哥华骚乱只在市中心,伦敦骚乱则蔓延到几大城市;温哥华骚乱没有发生攻击人的事件,而伦敦骚乱则导致多人死亡;温哥华骚乱是输球后的泄愤,伦敦骚乱则充斥着杀人的叫嚣。
这两场骚乱也有相似之处——年轻人参与多,手机等通讯工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群体事件引起了诸多争议。
从骚乱的导火索来看,伦敦警方射杀帮派成员杜根是一个催化剂。警方使用暴力对付闹事者引发大规模骚乱,伦敦并非是首个城市。远的有洛杉矶,近的有巴黎。这两个地方都曾经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骚乱。由此可见,警方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并非是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通病。但是,伦敦骚乱持续这么长时间,并蔓延到其他城市,必然有它特殊的社会原因。
就在伦敦骚乱之前,搅动英国人神经的《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暴露出警方和不良媒体以及政客狼狈为奸的黑幕,大大加深了社会对警察的不信任感。这也是为何一个帮派成员之死,可以搅动成千上万人上街参加骚乱。它给国际社会一个启示:警方原本扮演着国家机器的铁腕角色,但也可能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失去社会的信任,成为这种大型群体骚乱的导火索。白道与黑道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白道应该受到体制内的制约和社会的监督。警方的镇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警方必须得到社会的信任,才能使镇压具备“正义”和“公义”的正面元素。不然,镇压会带来更多的骚乱和暴力。
在讨论伦敦骚乱的原因时,帮派文化首先进入人们的视野。帮派文化衍生出各种街头骚乱现象,足球赛引发的骚乱,就是其中一种。如何对待一个没有严密组织架构,却可能在短时间里利用现代通信手段煽动起全国风潮的新骚乱模式?西方国家正在建构一种预防骚乱蔓延的“维安”机制。
另一个被视为骚乱原因的是所谓的经济原因,即参加骚乱的年轻人因为经济低迷而成为愤怒的一代。不过,为何同样是岛国,同样经历了经济低迷状态的日本,就没有出现骚乱族群?更何况,在许多的骚乱参与者中,也不乏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年轻人。这说明,在骚乱的经济因素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原因。
在英国,三种迷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日不落帝国”越来越沦为西方的一个普通国家。这就导致英国国民的国家荣誉感进入一种消亡的状态,缺乏历史感的年轻一代,这种迷茫就更加严重;其次,对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定位迷茫。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也是英国在欧洲地位下降的过程,这种过程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第三个迷茫,是最为严重的迷茫。那就是在多元化的潮流中,英国的传统文化日益削弱,中东非洲等移民带来的宗教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文化冲突找不到合理的讨论空间,多元化造成了社会的离心力,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迟迟建立不起来。再加上恐怖攻击和反恐的常态化,激发了民众内心的焦虑,也激发了反政府的群体心态。这在骚乱中得到了情绪释放宣泄的机会。
在处理骚乱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引发全球关注。一个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了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责任问题。网络的立法管理已经呼之欲出;另一个是英国的十万民众提出了要永久剥夺骚乱参与者的国家福利享受资格的呼吁。
卡梅伦在国会指出,“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也可能被用于作恶”,因此政府考虑要限制某些人使用社交网络,并为在网络煽动暴力负法律责任。这个言论即刻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底线的大讨论。至于剥夺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可能造成的问题更大。因为这将制造出一批“非国民”,给社会的安定带来更加不稳定的因素。
夏天,或许就是一个容易引发骚乱的季节。在加拿大温哥华,因为北美冰球士丹利杯夺冠赛,温哥华加人队失利,市中心看球的年轻人竟然烧车抢掠,引发了罕见的骚乱,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跟近日发生的伦敦骚乱相比较,那场骚乱就是小儿科了。温哥华骚乱只在市中心,伦敦骚乱则蔓延到几大城市;温哥华骚乱没有发生攻击人的事件,而伦敦骚乱则导致多人死亡;温哥华骚乱是输球后的泄愤,伦敦骚乱则充斥着杀人的叫嚣。
这两场骚乱也有相似之处——年轻人参与多,手机等通讯工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群体事件引起了诸多争议。
从骚乱的导火索来看,伦敦警方射杀帮派成员杜根是一个催化剂。警方使用暴力对付闹事者引发大规模骚乱,伦敦并非是首个城市。远的有洛杉矶,近的有巴黎。这两个地方都曾经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骚乱。由此可见,警方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并非是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通病。但是,伦敦骚乱持续这么长时间,并蔓延到其他城市,必然有它特殊的社会原因。
就在伦敦骚乱之前,搅动英国人神经的《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暴露出警方和不良媒体以及政客狼狈为奸的黑幕,大大加深了社会对警察的不信任感。这也是为何一个帮派成员之死,可以搅动成千上万人上街参加骚乱。它给国际社会一个启示:警方原本扮演着国家机器的铁腕角色,但也可能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失去社会的信任,成为这种大型群体骚乱的导火索。白道与黑道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白道应该受到体制内的制约和社会的监督。警方的镇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警方必须得到社会的信任,才能使镇压具备“正义”和“公义”的正面元素。不然,镇压会带来更多的骚乱和暴力。
在讨论伦敦骚乱的原因时,帮派文化首先进入人们的视野。帮派文化衍生出各种街头骚乱现象,足球赛引发的骚乱,就是其中一种。如何对待一个没有严密组织架构,却可能在短时间里利用现代通信手段煽动起全国风潮的新骚乱模式?西方国家正在建构一种预防骚乱蔓延的“维安”机制。
另一个被视为骚乱原因的是所谓的经济原因,即参加骚乱的年轻人因为经济低迷而成为愤怒的一代。不过,为何同样是岛国,同样经历了经济低迷状态的日本,就没有出现骚乱族群?更何况,在许多的骚乱参与者中,也不乏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年轻人。这说明,在骚乱的经济因素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原因。
在英国,三种迷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日不落帝国”越来越沦为西方的一个普通国家。这就导致英国国民的国家荣誉感进入一种消亡的状态,缺乏历史感的年轻一代,这种迷茫就更加严重;其次,对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定位迷茫。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也是英国在欧洲地位下降的过程,这种过程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第三个迷茫,是最为严重的迷茫。那就是在多元化的潮流中,英国的传统文化日益削弱,中东非洲等移民带来的宗教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文化冲突找不到合理的讨论空间,多元化造成了社会的离心力,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迟迟建立不起来。再加上恐怖攻击和反恐的常态化,激发了民众内心的焦虑,也激发了反政府的群体心态。这在骚乱中得到了情绪释放宣泄的机会。
在处理骚乱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引发全球关注。一个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了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责任问题。网络的立法管理已经呼之欲出;另一个是英国的十万民众提出了要永久剥夺骚乱参与者的国家福利享受资格的呼吁。
卡梅伦在国会指出,“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也可能被用于作恶”,因此政府考虑要限制某些人使用社交网络,并为在网络煽动暴力负法律责任。这个言论即刻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底线的大讨论。至于剥夺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可能造成的问题更大。因为这将制造出一批“非国民”,给社会的安定带来更加不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