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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央视《百家讲坛》出现易中天、王立群、于丹等人关于历史和儒学讲座后，神州大地上的国学热简直是如同火上浇油。但有识之士们马上发现，这些学术明星们给人们传播的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没有独立思考、没有时代精神，多是凌乱不堪、哗众取宠的叙述，比如对权谋的津津乐道、对奴性文化的尊崇、对圆滑智慧的讲解。至今天，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在哪里、儒学的实质是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延续那么长时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取向为什么有偏差、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
近日，笔者偶从有关传播人士方面获悉，中国言实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部历史文化大散文——《拷问历史》，当我找到这本书时，见它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这是一部令百家讲坛汗颜的书”字样。我匆匆打开，便不忍释手，竟一口气将它读完。这是一部在表述方式、文字风格上与百家讲坛系列图书截然不同的书，它以一种独到的眼光，选取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十二个代表人物；以独特的思想体系和见解对他们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解剖分析；以独有的穿越时空与古人面对面访谈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情趣并茂。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出现，必将引发新的一轮关于“百家讲坛”的争议。
然而，这本书的作者周非，却是一个让人十分陌生的名字，他从前却未见经传，颇具神秘感。我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这个有着“江南才子”之誉的“思想卧龙、当代隐士”。说他是“思想卧龙“，是因为他有着成熟而系统的思想体系；说他是”当代隐士“，是因为他以前从未发表过类似的文章著作。
他出生于长江之滨一个美丽的城市，上大学读的是自然科学。毕业后却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而本人自幼即爱好文学、历史、哲学，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和思考。据说上初中时可以背上千首唐宋诗词，上大学时读完二十四史并做满了批注。他经常游学京都，与“两院”、“两校”上百位院士、教授们有着交往，游历过中外很多名胜古迹。他说：当代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对人类的发展作综合性的思考，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但他又说：他不可能对一些学术性很强的问题作出深入的探究，因为他不是学院派，做不了大学问。他只是一个思想者。他有一种使命感，觉得他来到世间的任务，就是对人类的发展进行思考。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的又一个转折点。
周非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他说：中国首先要跟上全球时代的步伐，然后，与全人类一同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当今中国人在进行传统文化大反思时，还有很多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因长期受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影响，对历史的叙述主观性的东西太多，以现代化眼光看过去，不仅谬误甚多，而且矛盾百出，已经不仅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了。今天人们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时，不知道舍弃什么、弘扬什么。比如，我们讲复兴，复兴什么呢？我们批儒也好、尊儒也好，首先就不知道儒的实质，甚至对“儒”不能下一个公认的定义。还有，按照“存在就是合理”的说法，则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合理之处”到底在哪里？“合”什么样的“理”？这“理”又从何而来？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需要我们梳理清中国历史的脉络。否则，以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博大幽深，很多人都是先事前定一“说法”，再找“资料”来佐证，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严格地说是文化史——进行一次重叙。
周非说：文化的总结、创造和传承者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人生的意义和归宿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解读传统文化，首先是看传下来的“书”，即看古人所立的“言”；再考察一些历史事件，即古人所立的“功”；最后总结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等文化核心问题，即古人的“德”。而我们批判中国文化，恰恰要寻着这条道上溯。即先看德，再看功，因为德影响了功，最后看言，言只是一种记录、见解。
为此，周非决定创造性地开创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另一种写法：选取12个被中国人塑造起来的偶像人物，以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再选取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十二个大事件，以理清中国文明进程的脉络。最后，选取十二本代表中国文化成果的书，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这样，他就将创作《重叙历史》三部曲：《拷问历史》为第一本书、《笑谈历史》为第二本书、《发现历史》为第三本书。
在《拷问历史》这本书里，我们已经看到周非禀屈原《天问》的探索精神、仿但丁《神曲》的博大体系、扬王充《论衡》的真知卓识、挥庄周《庄子》的如椽巨笔，穿越时空，以颇具时代性和系统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寻访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十二位被神圣化或妖魔化的历史人物，并用与之对话，用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手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梳理和深刻的解剖。其中因黄帝而谈中国文化之源，因孔子而谈儒学的由来和演变，因西施而谈对女人和美的态度，因鲁班而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因关羽而谈中国文化之崇文抑武，因诸葛亮而谈智谋，因华佗而谈生命意义，因杨广而谈帝王命运，因李白而谈中国文人之缺乏独立性，因王安石而谈改革，因包拯而谈官本位，因秦桧而谈历史人物的下场和忠奸问题，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其中一些立论，如对孔子的公正看法、对李白痛苦之源的发现、对秦桧形象的重新诠释等等，已经不仅仅是给人耳目一新，而是发人深省、让人顿悟！仅以一篇《杨广访谈录》，便可称之为“第一个为隋炀帝翻案的文章”；一篇《关羽访谈录》，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多少传统历史观！
谈到黄帝，他说：黄帝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先祖，反思中国文化必须从黄帝开始，才能找到源头。从黄帝在被后人神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华是怎么被歪曲、丧失的。比如黄帝时代的四大制度刍形，就很好：领袖的推举制、诸侯的封分制、官员的选拔制，政治制度后来是一代不如一代。黄帝那么下大力气推广新技术，后世有几个朝廷或帝王那样做过？
说到西施，他只讲了一个观点，就吸引了我。他说：你看过《荷马史诗》吧，为了一个绝色美女海伦，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可是，当元老院的元老们看到海伦时，他们说了什么——一个字：值！这就是西方人对美女的态度。而我们呢？二十四史里，充满了“祸水”的字样。这样的审美观、史学观，难道不是病态的吗？
讲到关羽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武圣”，特别是成为中国的“财神”，他说：这和中国儒文化太弱有关。孔子是很英武的，他其实是武士的后代。孔子的“六艺”里，就有“射”，他培养的学生是朝德智体美方向发展的，但后来，他好的思想逐渐被丢弃，到明代以后，文人的形象已经完全演变成一个“文弱书生”了。中国从“崇文抑武”的宋代以后，一直挨打，因此，人们的精神上，在文圣孔子之外，需要一个“武圣”。而在明清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工商业兴起，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朝廷一纸令下，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如沈万三不仅会倾家荡产，还有性命之虞。所以，中国的财神，不是送财的，而是保财的。保住财产是中国人的首要需求。
言及对有“千古第一暴君”隋炀帝翻案的事，他说：他不是故作翻案文章。他写杨广，从史学角度，他是想告诉人们，历史往往不可信，杨广传是一部“敌人写的历史”。李唐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夺取江山的正确性，必须把对手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所以，歪曲历史成了很自然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点书里的内容，已经使我感觉到这是一部充满思想和智慧的著作。在历史热、国学热的时代大背景下，使我很容易产生联想，想起百家讲坛里的那些历史和国学方面的“学术明星”们。
反观百家讲坛，诸位“名家”对历史的误释及对历史传统文化的肢解，对国人的历史文化观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于丹的国学外衣之下的“心灵鸡汤”，易中天“三国谋略”的低俗，阎崇年对于清廷权谋的迷恋，王立群对帝王铁血政治的推崇和对自由爱情的亵渎，可以都归入此类。他们传播的是怎样的学术呢？不是垃圾就是鸦片！百家讲坛如此下去，给人们的认识也不过是如同“超女”活动一样——打造学术名星而已！
我谈了我对百家讲坛的看法，周非却说，要肯定百家讲坛的意义。即使在历史这方面，他们的普及工作，还是功不可没的。他说，对历史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清的。他希望在百家讲坛之外，应该有一个“百家论坛”，这样才能形成文化繁荣的景象。战国时的稷下百家争鸣、希腊时代雅典的辩论会、文艺复兴时的沙龙，都是“百家论坛”，这是文化和学术繁荣的基础。
周非还说，他不是一个学者，更不是史学家。他能有一些异于学者的思想，可能是因为他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以及他知识结构的非学院特点。他最大的思维特点是联想和跳跃性，古今中外的联想、类比，经济哲学的互动，实证与逻辑的并用，都是他的写作手法，无拘无束。他说，他永远不会做学术文章。他推崇的是《庄子》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笔。而本质上，他是一个诗人，但丁似的诗人。
“把我比作但丁，可能还为时过早。”他说，但他却是也在“人生的中途”，开始写“三部曲”。他还给我看了他用屈原离骚体翻译的《神曲》，真是别具一格，读起来，更是韵味深长。周非强调，中国现在不是重复西方的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因为世界已经面临人类又一次大文化转折，中国要站在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理清自己的文化史，然后汇入全人类文化发展洪流，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的传统、无愧于今人，也无愧于来者。
周非为人和善，性格内向，一说到与哲学、历史和文学相关的话题，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眼镜背后的那双审视而多情的眼睛会放出异样的光彩。他淡薄名利，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要求和讲究。讲到饮食，他最爱吃的竟然是：萝卜、猪肉、青菜三样菜。这让人面对这位颇熟悉养生之道，学贯文、理、哲、经的现代知识分子，真有几份颚然！
近日，笔者偶从有关传播人士方面获悉，中国言实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部历史文化大散文——《拷问历史》，当我找到这本书时，见它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这是一部令百家讲坛汗颜的书”字样。我匆匆打开，便不忍释手，竟一口气将它读完。这是一部在表述方式、文字风格上与百家讲坛系列图书截然不同的书，它以一种独到的眼光，选取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十二个代表人物；以独特的思想体系和见解对他们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解剖分析；以独有的穿越时空与古人面对面访谈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情趣并茂。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出现，必将引发新的一轮关于“百家讲坛”的争议。
然而，这本书的作者周非，却是一个让人十分陌生的名字，他从前却未见经传，颇具神秘感。我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这个有着“江南才子”之誉的“思想卧龙、当代隐士”。说他是“思想卧龙“，是因为他有着成熟而系统的思想体系；说他是”当代隐士“，是因为他以前从未发表过类似的文章著作。
他出生于长江之滨一个美丽的城市，上大学读的是自然科学。毕业后却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而本人自幼即爱好文学、历史、哲学，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和思考。据说上初中时可以背上千首唐宋诗词，上大学时读完二十四史并做满了批注。他经常游学京都，与“两院”、“两校”上百位院士、教授们有着交往，游历过中外很多名胜古迹。他说：当代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对人类的发展作综合性的思考，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但他又说：他不可能对一些学术性很强的问题作出深入的探究，因为他不是学院派，做不了大学问。他只是一个思想者。他有一种使命感，觉得他来到世间的任务，就是对人类的发展进行思考。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的又一个转折点。
周非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他说：中国首先要跟上全球时代的步伐，然后，与全人类一同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当今中国人在进行传统文化大反思时，还有很多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因长期受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影响，对历史的叙述主观性的东西太多，以现代化眼光看过去，不仅谬误甚多，而且矛盾百出，已经不仅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了。今天人们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时，不知道舍弃什么、弘扬什么。比如，我们讲复兴，复兴什么呢？我们批儒也好、尊儒也好，首先就不知道儒的实质，甚至对“儒”不能下一个公认的定义。还有，按照“存在就是合理”的说法，则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合理之处”到底在哪里？“合”什么样的“理”？这“理”又从何而来？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需要我们梳理清中国历史的脉络。否则，以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博大幽深，很多人都是先事前定一“说法”，再找“资料”来佐证，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严格地说是文化史——进行一次重叙。
周非说：文化的总结、创造和传承者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人生的意义和归宿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解读传统文化，首先是看传下来的“书”，即看古人所立的“言”；再考察一些历史事件，即古人所立的“功”；最后总结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等文化核心问题，即古人的“德”。而我们批判中国文化，恰恰要寻着这条道上溯。即先看德，再看功，因为德影响了功，最后看言，言只是一种记录、见解。
为此，周非决定创造性地开创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另一种写法：选取12个被中国人塑造起来的偶像人物，以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再选取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十二个大事件，以理清中国文明进程的脉络。最后，选取十二本代表中国文化成果的书，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这样，他就将创作《重叙历史》三部曲：《拷问历史》为第一本书、《笑谈历史》为第二本书、《发现历史》为第三本书。
在《拷问历史》这本书里，我们已经看到周非禀屈原《天问》的探索精神、仿但丁《神曲》的博大体系、扬王充《论衡》的真知卓识、挥庄周《庄子》的如椽巨笔，穿越时空，以颇具时代性和系统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寻访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十二位被神圣化或妖魔化的历史人物，并用与之对话，用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手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梳理和深刻的解剖。其中因黄帝而谈中国文化之源，因孔子而谈儒学的由来和演变，因西施而谈对女人和美的态度，因鲁班而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因关羽而谈中国文化之崇文抑武，因诸葛亮而谈智谋，因华佗而谈生命意义，因杨广而谈帝王命运，因李白而谈中国文人之缺乏独立性，因王安石而谈改革，因包拯而谈官本位，因秦桧而谈历史人物的下场和忠奸问题，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其中一些立论，如对孔子的公正看法、对李白痛苦之源的发现、对秦桧形象的重新诠释等等，已经不仅仅是给人耳目一新，而是发人深省、让人顿悟！仅以一篇《杨广访谈录》，便可称之为“第一个为隋炀帝翻案的文章”；一篇《关羽访谈录》，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多少传统历史观！
谈到黄帝，他说：黄帝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先祖，反思中国文化必须从黄帝开始，才能找到源头。从黄帝在被后人神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华是怎么被歪曲、丧失的。比如黄帝时代的四大制度刍形，就很好：领袖的推举制、诸侯的封分制、官员的选拔制，政治制度后来是一代不如一代。黄帝那么下大力气推广新技术，后世有几个朝廷或帝王那样做过？
说到西施，他只讲了一个观点，就吸引了我。他说：你看过《荷马史诗》吧，为了一个绝色美女海伦，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可是，当元老院的元老们看到海伦时，他们说了什么——一个字：值！这就是西方人对美女的态度。而我们呢？二十四史里，充满了“祸水”的字样。这样的审美观、史学观，难道不是病态的吗？
讲到关羽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武圣”，特别是成为中国的“财神”，他说：这和中国儒文化太弱有关。孔子是很英武的，他其实是武士的后代。孔子的“六艺”里，就有“射”，他培养的学生是朝德智体美方向发展的，但后来，他好的思想逐渐被丢弃，到明代以后，文人的形象已经完全演变成一个“文弱书生”了。中国从“崇文抑武”的宋代以后，一直挨打，因此，人们的精神上，在文圣孔子之外，需要一个“武圣”。而在明清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工商业兴起，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朝廷一纸令下，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如沈万三不仅会倾家荡产，还有性命之虞。所以，中国的财神，不是送财的，而是保财的。保住财产是中国人的首要需求。
言及对有“千古第一暴君”隋炀帝翻案的事，他说：他不是故作翻案文章。他写杨广，从史学角度，他是想告诉人们，历史往往不可信，杨广传是一部“敌人写的历史”。李唐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夺取江山的正确性，必须把对手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所以，歪曲历史成了很自然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点书里的内容，已经使我感觉到这是一部充满思想和智慧的著作。在历史热、国学热的时代大背景下，使我很容易产生联想，想起百家讲坛里的那些历史和国学方面的“学术明星”们。
反观百家讲坛，诸位“名家”对历史的误释及对历史传统文化的肢解，对国人的历史文化观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于丹的国学外衣之下的“心灵鸡汤”，易中天“三国谋略”的低俗，阎崇年对于清廷权谋的迷恋，王立群对帝王铁血政治的推崇和对自由爱情的亵渎，可以都归入此类。他们传播的是怎样的学术呢？不是垃圾就是鸦片！百家讲坛如此下去，给人们的认识也不过是如同“超女”活动一样——打造学术名星而已！
我谈了我对百家讲坛的看法，周非却说，要肯定百家讲坛的意义。即使在历史这方面，他们的普及工作，还是功不可没的。他说，对历史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清的。他希望在百家讲坛之外，应该有一个“百家论坛”，这样才能形成文化繁荣的景象。战国时的稷下百家争鸣、希腊时代雅典的辩论会、文艺复兴时的沙龙，都是“百家论坛”，这是文化和学术繁荣的基础。
周非还说，他不是一个学者，更不是史学家。他能有一些异于学者的思想，可能是因为他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以及他知识结构的非学院特点。他最大的思维特点是联想和跳跃性，古今中外的联想、类比，经济哲学的互动，实证与逻辑的并用，都是他的写作手法，无拘无束。他说，他永远不会做学术文章。他推崇的是《庄子》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笔。而本质上，他是一个诗人，但丁似的诗人。
“把我比作但丁，可能还为时过早。”他说，但他却是也在“人生的中途”，开始写“三部曲”。他还给我看了他用屈原离骚体翻译的《神曲》，真是别具一格，读起来，更是韵味深长。周非强调，中国现在不是重复西方的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因为世界已经面临人类又一次大文化转折，中国要站在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理清自己的文化史，然后汇入全人类文化发展洪流，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的传统、无愧于今人，也无愧于来者。
周非为人和善，性格内向，一说到与哲学、历史和文学相关的话题，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眼镜背后的那双审视而多情的眼睛会放出异样的光彩。他淡薄名利，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要求和讲究。讲到饮食，他最爱吃的竟然是：萝卜、猪肉、青菜三样菜。这让人面对这位颇熟悉养生之道，学贯文、理、哲、经的现代知识分子，真有几份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