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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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研究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人类学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时期与理论流派的学者在方法论、知识论乃至本体论方面常有着不同的关怀重点与见解,说明了亲属概念的复杂性。受到社会科学反思运动的影响,美国学者大卫·施奈德（David M.Schneider）于1984年出版《亲属研究批判》一书,严辞批判西方亲属研究充斥着西方人“血浓于水”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以西方的文化观点为理论架构来审视与建构非西方社会的“亲属”。大卫·施奈德的批判被视为是新旧人类学的分水岭,带动了其后西方社会科学亲属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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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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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校一流学科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鹤庆白族社会组织与亲属制度调查”阶段性成果;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14ZDBl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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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研究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人类学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时期与理论流派的学者在方法论、知识论乃至本体论方面常有着不同的关怀重点与见解,说明了亲属概念的复杂性。受到社会科学反思运动的影响,美国学者大卫·施奈德（David M.Schneider）于1984年出版《亲属研究批判》一书,严辞批判西方亲属研究充斥着西方人“血浓于水”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以西方的文化观点为理论架构来审视与建构非西方社会的“亲属”。大卫·施奈德的批判被视为是新旧人类学的分水岭,带动了其后西方社会科学亲属研究的全面反思与转向。相较于西方学者,两岸中国学者的亲属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承袭了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偏见,同时也在观念上存在着汉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偏见,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性偏见。而台湾泰雅族与云南大理白族亲属研究可以说明这种双重偏见存在的事实。因此,中国人类学的亲属研究,需要诸如大卫·施奈德式的深刻自我反思,来进一步探求不同文化人群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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