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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官员从事迷信活动的原因,已有的讨论中不外乎以下几种:信仰(特指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为掩盖腐败行为,祈求神灵保佑;为预测官职升迁或有好官运而问卜神灵或迷信风水。至于如何治理官员迷信,对策不外乎强化共产主义信念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反对迷信,加大反腐败力度等等。
这些见解都有些道理,对策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即从人们迷信的深层原因来看官员迷信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根据管理决策理论,人们往往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只有1/5,这似乎只是一个风险决策。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的不确定。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
从上述迷信官员的个案来看,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这似乎不难理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对于多数公务人员来说,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的需要容易满足,恰恰是自我实现需要难以满足。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谋求职位晋升都应当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一般来说,通过职位晋升满足公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官员追求升官兼有贪污腐败的动机。可是,官员职位是稀缺的,且职位越高稀缺程度越大。由于我国公务人员待遇等其他激励方式都和官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要发展似乎就只有谋求提拔这一条路了。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从事公职也就是一个风险职业罢了。但问题是,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化的现状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必然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
此外,对于那些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还比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同时,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有一些官员迷信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要治理官员从事迷信活动,除了其他人士提出的对策之外,我个人认为下面两个对策很重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他们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总之,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在公务人员主要关注的事情上,通过制度传递给他们的信号简单而清晰,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诉诸迷信的动机。理想、信念以及科学素质教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治理的对策更多地要求助于制度。
(摘编自《人民论坛》)
这些见解都有些道理,对策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即从人们迷信的深层原因来看官员迷信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根据管理决策理论,人们往往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这个时候,人们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只有1/5,这似乎只是一个风险决策。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的不确定。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
从上述迷信官员的个案来看,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这似乎不难理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对于多数公务人员来说,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的需要容易满足,恰恰是自我实现需要难以满足。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谋求职位晋升都应当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一般来说,通过职位晋升满足公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官员追求升官兼有贪污腐败的动机。可是,官员职位是稀缺的,且职位越高稀缺程度越大。由于我国公务人员待遇等其他激励方式都和官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要发展似乎就只有谋求提拔这一条路了。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从事公职也就是一个风险职业罢了。但问题是,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化的现状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必然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
此外,对于那些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还比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同时,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有一些官员迷信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要治理官员从事迷信活动,除了其他人士提出的对策之外,我个人认为下面两个对策很重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他们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总之,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在公务人员主要关注的事情上,通过制度传递给他们的信号简单而清晰,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诉诸迷信的动机。理想、信念以及科学素质教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治理的对策更多地要求助于制度。
(摘编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