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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童》当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志式的寫作。小说主题的教育产业化、规模化、规范化前夜的民间寄宿制教育，由于这种私人教育在经营方面的原始和在体制方面的暧昧，使得它的存在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却也因此使得这一历史性产物值得被展现、被回忆，被用民族志的笔法加以描绘记录了。
尽管小说仅以地理老师赵良仁主持的一间小小的寄宿学校为舞台，但对这种民间寄宿制教育的生源问题、师资问题、食宿问题、教学问题、管理问题、财政问题、声誉问题、再生产问题……方方面面却做了非常细腻的“深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甚至不难以此虚构的叙事为依托，提炼出一整套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江浙地区民间寄宿制教育的民族志式的概念、解释乃至理论。
不过，小说的作者似乎志不在此。作者在搭建起这一极其逼真、十分完整的布景后，他希望在舞台上最终搬演的戏剧竟然不是社会剧，因为作者显然有意限制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他将外部力量的干扰尽可能排除掉了。学生的家长和亲戚、章丽华、“女阿飞”、学校的其他教师，这些原本代表着外部关系的角色，只在与寄宿学校直接相关的情节中发挥作用，他们所连带的那个复杂的、充满变数的“外部”被虚化了。
在这个舞台上搬演的更不是道德剧。在《恶童》中，道德判断几乎完全被悬置了：赵良仁有良心、讲仁义吗？章丽华算不算好女人？“女阿飞”是不是“阿飞”？陈俊虎虚荣吗？赵老师好色吗？提前偷看试卷合宜吗？选择离开赵老师的寄宿学校算背信弃义吗？……所有这些关涉道德的问题通通被淡化了，似乎在作者看来，答案是“是”还是“否”完全不重要。在这个舞台上，道德甚至构不成矛盾，构不成挑战，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反思型的，他们的行动背后几乎都没有自我意识的作用，而只是依循直觉的惯性和习俗的逻辑而已。“女阿飞”或许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因为正是她的“道德感”发挥作用，促使她率先离开这个舞台，但细审其“道德感”的实质，我们却不免要苦笑了：那一声“色狼”的指斥，又何尝不是出于直觉的惯性和习俗的逻辑呢？
剥离复杂的社会关系，淡化道德的善恶美丑，这就使小说的整体场景变得孤立了，像一座漂浮的孤岛。事实上，这恰恰是一个Neverland那样的所在，是一种童话的乌有乡。在这里自然也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尚未被社会的定义和评价体系加以框定，这种关系保持了一定的柔软、松弛与模糊。
在此意义上说，赵良仁主持的寄宿学校，是一个比大观园还要纯粹的所在：在这样一个孤立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日常性，日常的饮食男女，日常的情感互动，而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力量，约束及象征似乎丧失了发挥作用的余地。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恶童》所指涉的那个现实中，没有了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心里清楚得很，那样一些力量、约束及象征是像电磁场和万有引力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恰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能看出，《恶童》是对现实做了一种类似“柔光化”的处理，作者以儿童的视角、心理和观念把他们与成人共在的小环境童话化了。标题《恶童》里还在强调那个“童”字——以小说中那些学生的年龄计，他们本应该被称为“青少年”才是。实际上，作者有意无意地进一步将学生的心理年龄“幼化”了。在性的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按一般青春期小说的常套，性是少年朦胧世界的一个“刺点”，一种刺破美丽肥皂泡、进而指向成人坚硬世界的尖锐物，并且对性的认知、体验通常被作为一种“通过仪式”加以表现。可在《恶童》中却绝不是这样的。性，在小说里出现了，甚至可以说是屡次出现了，但是它由始至终被包裹着，一直处在朦胧之中，从未“刺破”。夸张一点讲，小说中的少年们真是苦心孤诣地做着儿童。
说《恶童》像一部童话剧，很容易，但要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作者要把《恶童》写成“童话”，就很难了。假如不嫌过度阐释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起伏变化方面寻求答案。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也是最后的柔软、松弛与模糊的时期。这种定性说法固然难以求得实证支持，但却有相当的心理真实度。当我们把那个时代感受为柔软、松弛与模糊的时期，那么，也许很自然地，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时代是童话般的。假使那个时代是童话般的，那么活在那个时代的少年们也就很自然地活在一个童话剧里了，哪怕他们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了儿童——要知道这其实是不打紧的，就连那个时代的成人，没准儿也活在童话的乌有乡里呢。
然而，乌有乡的本义即为乌有。我们看着“柔光化”后的影像，并不会误以为它们未经“柔光化”处理。我们心里知道，这是个童话。那么，这个“知道”是打哪儿来的呢？是文本中的哪一种泛音在提示我们这其实是童话？在我看来，是发霉的鱼鲞，是公厕里蠕动的粪蛆，是陈宝玲拉在裤裆里的大便……总之，是腌臜，是臭气，它们在提示我们：啊，其实，其实那个时代也不全是童话般的。
那个时代被怀旧地加以表现，确已屡见不鲜，确已审美疲劳。但《恶童》的写法是童话式的，并非怀旧式的，单这一点，就很可贵了。怀旧，潜意识里还想着回去，而童话，则承认那是永逝，是悬绝。童话的写法里亦有一种决绝在，一如卢德坤写石头护栏上的嵌料：
当时或刻下，我都不知道嵌料是什么——石英或云母？——就觉得是啤酒瓶砸碎了，拿去粘在墙上的。要砸得狠一点细一点，才会碎成这样一小块一小块。乡下有些房子，独幢，簇新，层数更多，我也觉得这里那里嵌了些啤酒瓶碎片。乡下还有些旧人家的园子，为了防贼，墙顶凹槽插着一枚枚粗大的啤酒瓶碎片，那是砸得不怎么细的。
毫无疑问，卢德坤的写法是“砸得狠一点细一点”的。
尽管小说仅以地理老师赵良仁主持的一间小小的寄宿学校为舞台，但对这种民间寄宿制教育的生源问题、师资问题、食宿问题、教学问题、管理问题、财政问题、声誉问题、再生产问题……方方面面却做了非常细腻的“深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甚至不难以此虚构的叙事为依托，提炼出一整套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江浙地区民间寄宿制教育的民族志式的概念、解释乃至理论。
不过，小说的作者似乎志不在此。作者在搭建起这一极其逼真、十分完整的布景后，他希望在舞台上最终搬演的戏剧竟然不是社会剧，因为作者显然有意限制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他将外部力量的干扰尽可能排除掉了。学生的家长和亲戚、章丽华、“女阿飞”、学校的其他教师，这些原本代表着外部关系的角色，只在与寄宿学校直接相关的情节中发挥作用，他们所连带的那个复杂的、充满变数的“外部”被虚化了。
在这个舞台上搬演的更不是道德剧。在《恶童》中，道德判断几乎完全被悬置了：赵良仁有良心、讲仁义吗？章丽华算不算好女人？“女阿飞”是不是“阿飞”？陈俊虎虚荣吗？赵老师好色吗？提前偷看试卷合宜吗？选择离开赵老师的寄宿学校算背信弃义吗？……所有这些关涉道德的问题通通被淡化了，似乎在作者看来，答案是“是”还是“否”完全不重要。在这个舞台上，道德甚至构不成矛盾，构不成挑战，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反思型的，他们的行动背后几乎都没有自我意识的作用，而只是依循直觉的惯性和习俗的逻辑而已。“女阿飞”或许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因为正是她的“道德感”发挥作用，促使她率先离开这个舞台，但细审其“道德感”的实质，我们却不免要苦笑了：那一声“色狼”的指斥，又何尝不是出于直觉的惯性和习俗的逻辑呢？
剥离复杂的社会关系，淡化道德的善恶美丑，这就使小说的整体场景变得孤立了，像一座漂浮的孤岛。事实上，这恰恰是一个Neverland那样的所在，是一种童话的乌有乡。在这里自然也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尚未被社会的定义和评价体系加以框定，这种关系保持了一定的柔软、松弛与模糊。
在此意义上说，赵良仁主持的寄宿学校，是一个比大观园还要纯粹的所在：在这样一个孤立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日常性，日常的饮食男女，日常的情感互动，而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力量，约束及象征似乎丧失了发挥作用的余地。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恶童》所指涉的那个现实中，没有了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心里清楚得很，那样一些力量、约束及象征是像电磁场和万有引力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恰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能看出，《恶童》是对现实做了一种类似“柔光化”的处理，作者以儿童的视角、心理和观念把他们与成人共在的小环境童话化了。标题《恶童》里还在强调那个“童”字——以小说中那些学生的年龄计，他们本应该被称为“青少年”才是。实际上，作者有意无意地进一步将学生的心理年龄“幼化”了。在性的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按一般青春期小说的常套，性是少年朦胧世界的一个“刺点”，一种刺破美丽肥皂泡、进而指向成人坚硬世界的尖锐物，并且对性的认知、体验通常被作为一种“通过仪式”加以表现。可在《恶童》中却绝不是这样的。性，在小说里出现了，甚至可以说是屡次出现了，但是它由始至终被包裹着，一直处在朦胧之中，从未“刺破”。夸张一点讲，小说中的少年们真是苦心孤诣地做着儿童。
说《恶童》像一部童话剧，很容易，但要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作者要把《恶童》写成“童话”，就很难了。假如不嫌过度阐释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起伏变化方面寻求答案。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也是最后的柔软、松弛与模糊的时期。这种定性说法固然难以求得实证支持，但却有相当的心理真实度。当我们把那个时代感受为柔软、松弛与模糊的时期，那么，也许很自然地，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时代是童话般的。假使那个时代是童话般的，那么活在那个时代的少年们也就很自然地活在一个童话剧里了，哪怕他们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了儿童——要知道这其实是不打紧的，就连那个时代的成人，没准儿也活在童话的乌有乡里呢。
然而，乌有乡的本义即为乌有。我们看着“柔光化”后的影像，并不会误以为它们未经“柔光化”处理。我们心里知道，这是个童话。那么，这个“知道”是打哪儿来的呢？是文本中的哪一种泛音在提示我们这其实是童话？在我看来，是发霉的鱼鲞，是公厕里蠕动的粪蛆，是陈宝玲拉在裤裆里的大便……总之，是腌臜，是臭气，它们在提示我们：啊，其实，其实那个时代也不全是童话般的。
那个时代被怀旧地加以表现，确已屡见不鲜，确已审美疲劳。但《恶童》的写法是童话式的，并非怀旧式的，单这一点，就很可贵了。怀旧，潜意识里还想着回去，而童话，则承认那是永逝，是悬绝。童话的写法里亦有一种决绝在，一如卢德坤写石头护栏上的嵌料：
当时或刻下，我都不知道嵌料是什么——石英或云母？——就觉得是啤酒瓶砸碎了，拿去粘在墙上的。要砸得狠一点细一点，才会碎成这样一小块一小块。乡下有些房子，独幢，簇新，层数更多，我也觉得这里那里嵌了些啤酒瓶碎片。乡下还有些旧人家的园子，为了防贼，墙顶凹槽插着一枚枚粗大的啤酒瓶碎片，那是砸得不怎么细的。
毫无疑问，卢德坤的写法是“砸得狠一点细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