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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预算和债务上限警报暂时解除，未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是关键，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进行税收改革。格罗斯站在了奥巴马一边，支持对富人群体和高利润公司提高税率。
自职业生涯伊始，我的投资组合已经从资本的杠杆化中受益良多；而且，由于里根和布什总统推行的低税收政策，我所缴纳税收金额占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现在，我发现自己从内心越来越同情劳动力所处的困境。我经常告诉妻子，这和肯尼迪时代非常相似。我本人也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变得富有，对此我感到非常内疚，而对那些较少的福利的弱势劳动力感到非常抱歉，并且多次在“投资展望”中强调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成功并非真正的成功。
然而，有些人是贪得无厌的，他们激烈地抵抗对高利润公司和富豪实行的高税率，原因是高税收是反生产和减少税收基础的。因为，他们认为，税收改革不应该对总收入排名前1%的富人征收很大比例的总收入税，相反应该考虑国民所创造的收入总量。在美国，税前收入排名前1%的富人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10%翻番至目前的20%。不得不承认，我以及“其他人”都在这个名单很长的“1%”之内；在信用泛滥的大背景下，这个群体的数量不断增长，与通过双手挣钱而辛苦度日的人相比，那些因借入资金或者金融资产不断膨胀而“被收费”的人更容易结成联盟。是的，我知道很多富人也是像我一样通过努力工作而致富，并且很幸运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其他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公平的经济体系应该允许人们获得成功的机会，祝贺你们实现了这一点。但是，大部分富人都是因为出生在20世纪40-60年代，并且在25年以后加入男性主宰的劳动力大军，而有了发财的机会，因为，他们有幸地遇到了过去30年间的信贷浪潮。
正如奥巴马总统所断言的那样，你们并没有“构建”或者创造信贷浪潮，而是利用，现在是通过支付较高税收或者改革而使得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人群受益，而且应与其他行业分享部分财富，而不是继续重视公司盈利和个人利益。富人们仍然能够参加慈善晚会，并向倾慕你们的观众展现自己的仁爱和慈善，你们只不过需要签发一张小额的支票而已。吝啬鬼们会有所抱怨，但他们逃避不了，并且完全有能力软着陆。如果你属于排名前1%的富人，就应该支持对利息征收较高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利得的现有边际所得税率进行调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沃伦·巴菲特最近已经发出了相似的提议，现在应该终止“资本”税率低于“劳动力”税率的时代了。
很早之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过那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前了，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童话，然而却是事实。我已经对《财富》500中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使用商业票据的行为进行了批判，然而这并不是针对具体公司，而是对于我们信贷体系中越来越高的杠杆比率而言，公司只不过是具体的表现而已。我曾经提到，现在是贪得无厌之徒的黄金时期，因为另外一家大型公司——为了安全，姑且将其称为公司X——的规模已经非常大，可能伤及美国的未来。X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在收入增速平平的情况下，其总盈利和每股盈利不断增长，这种趋势开始于大概10年之前，自2003年以来其销售收入仅增长9%，基本上每年不到1个百分点的增速；根据其最近的2013年财报，公司X状况没有任何改善，收入实际上下降1%，而不是增加。
然而，由于该公司一直削减费用，公司盈利不断增长，每股盈利（EPS）甚至更好，因为X公司使用现金进行了回购，而不是将现金再投资于新工厂和设备。让我有所触动的，并不是该公司拉抬股价的秘诀，而是其与美国更大范围内其他公司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全球经济。对于美国公司来说，销售收入转化为最后盈利的比例很小，即使是在标普500指数公司的公司盈利下滑时也是如此。如图1所示，它们的EPS仍然在上升，X公司和标普500指数中的很多公司都非常相似。
美国整体经济与公司X也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例如，美国的收入增速可以使用国民收入或者更为常见的名义GDP增速为代表，而我们的年化名义GDP增速稍微高于公司X在过去10年的增速1%；最近几年，美国GDP的五年期移动均值已经从近7%放缓至仅高于3%，如图2所示。美国经济的“费用”已经明显削减，工资占GDP的比例过去10年已经从47%下降至43%；另一方面，美国公司税前盈利占GDP的比例同一期间从10%上升至14%，与公司X的情况完全一致。而且，这种理论比较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方面，美国经济——感谢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一个1万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即购买国债，但大部分资金直接流向了风险资产和普通股，而不是生产性的工厂和设备。如果公司X的收入不再能够增长，如果公司X的股票只是因为费用削减和股票回购而上涨，那么美国或者全球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又当如何呢？我们的繁荣是否基于印钞、信贷膨胀和成本削减，而不是对实体经济的真正投资？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每个公司以及所有国家的长期增长不是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炼金术以及金融伎俩，而是投资以及对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产品”的最终需求。在美国，这两个方面已经很少，投资（房地产除外）占GDP的比例在过去13年间已经从14.6%下降至12.2%；相似地，我们的净国民储蓄率（扣除折旧之后的储蓄总额）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降至零水平之下，最近有所反弹，如图3所示。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奥巴马总统发出了一个非常温和的警告，并提出增加美国的外国投资额——等同于承认在图3中所提出的证据，即在投资和未来的生产力竞争中，美国正在落后于不太发达的国家，例如，墨西哥。“现在，大家应该尽一切努力刺激增长，并创造高质量新就业岗位的时候了。”奥巴马在10月22日发表的关于医疗改革的演讲中提到。占美国人99%的普通民众已经没有钱了，应该是1%的富人和公司努力。接下来的几周和数月，也许美国政府能够花一些精力和努力鼓励外国投资者、美国公司以及1%的富人在美国进行投资。如果不存在有利可图的新“iGizmo”或者具有活力的生物科技领域突破值得进行投资，政府与私人基建银行之间的努力又将如何呢？我们的三流机场、三流城市街道和三流航运系统能够现代化吗？
回到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如果收入不平衡降至最低，发达经济体能够运行的最好。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排名中，美国位列第16名，仅好于西班牙和希腊。通过将“守财奴”所挣的国民收入降低20%，通过实施将资本收益、利息和名义所得税税率均衡化的更公平税收改革，我们的基尼系数排名可能会上升，并挑战更具有生产力的经济体，例如，德国和加拿大。
我们的问题非常明显，为了回归“旧常态”增速，我们需要改正很多方面，而总统先生及其拥护者才刚刚开始。当然，一些精明的国会议员也知道这一点。在我们能够更为公平地平衡“富人”税率，以重新平衡财富和“基尼”系数之前，虽然会同时关注实体领域的投资，而不是金融领域，但市场的前景——包括各种资产类型——仍然不会太好。
自职业生涯伊始，我的投资组合已经从资本的杠杆化中受益良多；而且，由于里根和布什总统推行的低税收政策，我所缴纳税收金额占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现在，我发现自己从内心越来越同情劳动力所处的困境。我经常告诉妻子，这和肯尼迪时代非常相似。我本人也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变得富有，对此我感到非常内疚，而对那些较少的福利的弱势劳动力感到非常抱歉，并且多次在“投资展望”中强调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成功并非真正的成功。
然而，有些人是贪得无厌的，他们激烈地抵抗对高利润公司和富豪实行的高税率，原因是高税收是反生产和减少税收基础的。因为，他们认为，税收改革不应该对总收入排名前1%的富人征收很大比例的总收入税，相反应该考虑国民所创造的收入总量。在美国，税前收入排名前1%的富人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10%翻番至目前的20%。不得不承认，我以及“其他人”都在这个名单很长的“1%”之内；在信用泛滥的大背景下，这个群体的数量不断增长，与通过双手挣钱而辛苦度日的人相比，那些因借入资金或者金融资产不断膨胀而“被收费”的人更容易结成联盟。是的，我知道很多富人也是像我一样通过努力工作而致富，并且很幸运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其他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个公平的经济体系应该允许人们获得成功的机会，祝贺你们实现了这一点。但是，大部分富人都是因为出生在20世纪40-60年代，并且在25年以后加入男性主宰的劳动力大军，而有了发财的机会，因为，他们有幸地遇到了过去30年间的信贷浪潮。
正如奥巴马总统所断言的那样，你们并没有“构建”或者创造信贷浪潮，而是利用，现在是通过支付较高税收或者改革而使得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人群受益，而且应与其他行业分享部分财富，而不是继续重视公司盈利和个人利益。富人们仍然能够参加慈善晚会，并向倾慕你们的观众展现自己的仁爱和慈善，你们只不过需要签发一张小额的支票而已。吝啬鬼们会有所抱怨，但他们逃避不了，并且完全有能力软着陆。如果你属于排名前1%的富人，就应该支持对利息征收较高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利得的现有边际所得税率进行调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沃伦·巴菲特最近已经发出了相似的提议，现在应该终止“资本”税率低于“劳动力”税率的时代了。
很早之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过那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前了，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童话，然而却是事实。我已经对《财富》500中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使用商业票据的行为进行了批判，然而这并不是针对具体公司，而是对于我们信贷体系中越来越高的杠杆比率而言，公司只不过是具体的表现而已。我曾经提到，现在是贪得无厌之徒的黄金时期，因为另外一家大型公司——为了安全，姑且将其称为公司X——的规模已经非常大，可能伤及美国的未来。X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在收入增速平平的情况下，其总盈利和每股盈利不断增长，这种趋势开始于大概10年之前，自2003年以来其销售收入仅增长9%，基本上每年不到1个百分点的增速；根据其最近的2013年财报，公司X状况没有任何改善，收入实际上下降1%，而不是增加。
然而，由于该公司一直削减费用，公司盈利不断增长，每股盈利（EPS）甚至更好，因为X公司使用现金进行了回购，而不是将现金再投资于新工厂和设备。让我有所触动的，并不是该公司拉抬股价的秘诀，而是其与美国更大范围内其他公司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全球经济。对于美国公司来说，销售收入转化为最后盈利的比例很小，即使是在标普500指数公司的公司盈利下滑时也是如此。如图1所示，它们的EPS仍然在上升，X公司和标普500指数中的很多公司都非常相似。
美国整体经济与公司X也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例如，美国的收入增速可以使用国民收入或者更为常见的名义GDP增速为代表，而我们的年化名义GDP增速稍微高于公司X在过去10年的增速1%；最近几年，美国GDP的五年期移动均值已经从近7%放缓至仅高于3%，如图2所示。美国经济的“费用”已经明显削减，工资占GDP的比例过去10年已经从47%下降至43%；另一方面，美国公司税前盈利占GDP的比例同一期间从10%上升至14%，与公司X的情况完全一致。而且，这种理论比较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方面，美国经济——感谢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每年都有一个1万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即购买国债，但大部分资金直接流向了风险资产和普通股，而不是生产性的工厂和设备。如果公司X的收入不再能够增长，如果公司X的股票只是因为费用削减和股票回购而上涨，那么美国或者全球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又当如何呢？我们的繁荣是否基于印钞、信贷膨胀和成本削减，而不是对实体经济的真正投资？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每个公司以及所有国家的长期增长不是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炼金术以及金融伎俩，而是投资以及对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产品”的最终需求。在美国，这两个方面已经很少，投资（房地产除外）占GDP的比例在过去13年间已经从14.6%下降至12.2%；相似地，我们的净国民储蓄率（扣除折旧之后的储蓄总额）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降至零水平之下，最近有所反弹，如图3所示。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奥巴马总统发出了一个非常温和的警告，并提出增加美国的外国投资额——等同于承认在图3中所提出的证据，即在投资和未来的生产力竞争中，美国正在落后于不太发达的国家，例如，墨西哥。“现在，大家应该尽一切努力刺激增长，并创造高质量新就业岗位的时候了。”奥巴马在10月22日发表的关于医疗改革的演讲中提到。占美国人99%的普通民众已经没有钱了，应该是1%的富人和公司努力。接下来的几周和数月，也许美国政府能够花一些精力和努力鼓励外国投资者、美国公司以及1%的富人在美国进行投资。如果不存在有利可图的新“iGizmo”或者具有活力的生物科技领域突破值得进行投资，政府与私人基建银行之间的努力又将如何呢？我们的三流机场、三流城市街道和三流航运系统能够现代化吗？
回到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如果收入不平衡降至最低，发达经济体能够运行的最好。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排名中，美国位列第16名，仅好于西班牙和希腊。通过将“守财奴”所挣的国民收入降低20%，通过实施将资本收益、利息和名义所得税税率均衡化的更公平税收改革，我们的基尼系数排名可能会上升，并挑战更具有生产力的经济体，例如，德国和加拿大。
我们的问题非常明显，为了回归“旧常态”增速，我们需要改正很多方面，而总统先生及其拥护者才刚刚开始。当然，一些精明的国会议员也知道这一点。在我们能够更为公平地平衡“富人”税率，以重新平衡财富和“基尼”系数之前，虽然会同时关注实体领域的投资，而不是金融领域，但市场的前景——包括各种资产类型——仍然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