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德国哈雷（Halle）地区闻名遐迩的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府上任职。1685年2月23日，年过六旬的爸爸亲手迎接了我的降生。在我之前，爸爸与前妻的五个孩子以及与妈妈的第一个孩子都夭折了。爸爸对我爱不释手，经常带我和他一起出入朝廷、宫殿。在家里，我最喜欢摆弄乐器，但爸爸很不喜欢音乐，更鄙视以奏乐为生的音乐家，所以他严格禁止我接触音乐，府上所有的乐器都被移出家门。但宠爱我的妈妈在屋顶偷偷为我藏了一架翼琴（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好让我在全家入睡后上楼玩耍。
　　有一年，我跟着爸爸到魏森费尔斯（Weissenfels）公爵府上做手术。我爬到小礼拜堂的管风琴上弹了一曲，引起了公爵大人的注意。他叫来了爸爸，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地培养我这个“罕见的音乐神童”。爸爸对公爵大人的建议不敢忽视，他把我送到了圣母大教堂（The Church of Our Lady）的管风琴师弗雷德里希（Friedrich Zachow）手下学习音乐。
　　十一岁时，我来到柏林，觐见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夏洛特（Sophia Charlotte），她听了我的演奏后，决定把我留在她的宫里，为她的宾客表演，并陪她练琴。不久，选帝侯决定把我送往音乐的圣殿意大利去深造，但这次爸爸没有同意，所以，我回到了哈雷。一年后，爸爸去世了。出于愧疚，我开始努力学习，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702年，十七岁的我考入哈雷大学法学院。

　　经过一年的挣扎，我终于决定回归音乐。我破釜沉舟，索性搬到了汉堡学习歌剧。汉堡的歌剧是意大利和德国音乐的混血儿，既满足了大众的认知水平，又能让贵族感受到正统的意大利歌剧味道。这种两者兼得的魅力对于我来说是无限的，真希望自己能投到这里的音乐灵魂人物凯泽尔（Reinhard Keiser，1674-1739）麾下学习。
　　天不负我，年长我四岁的汉堡富家子弟约翰（Johann Mattheson）和我交上了朋友。在他的引荐下，我成为了凯泽尔先生乐队的第二小提琴。很快，我就晋升为歌剧指挥。约翰对我影响很深，如果没有他，在音乐中墨守陈规的我很难发现自己在旋律上的天分。然而，我们在音乐的表现手法上常有争议。有一次，他请我为他的一部歌剧伴奏，在排练期间为了几个奏法上的小问题，我们争执不休，最后竟上街决斗。我的剑法不如对手，但运气不错——那天拔剑匆忙，没有来得及脱下外套，胸口的一粒纽扣为我挡了致命的一剑！

　　1705年，我先后指挥首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歌剧《阿尔米拉》（Almira）和《尼禄》（Nero），光芒盖过了凯泽尔老师，这让他很是气恼。于是，我离开了汉堡，应美第奇家族之邀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是佛罗伦萨十三至十七世纪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们家的男丁出了多位大主教，女儿在欧洲王室封后，其中最杰出的当属凯瑟琳·德·美第奇（1519-1589），法王亨利二世之妻，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之母。
　　在意大利的四年，我的足迹踏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每到一处，都被王子和红衣主教们奉为上宾。在罗马，我遇见了伟大的小提琴家科雷利（Corelli）和斯卡拉蒂父子——父亲是歌剧大师，儿子是羽管键琴演奏家；在佛罗伦萨，我为费迪南·德·美第奇（Ferdinan De’Medici）献上一部歌剧；在那不勒斯，我沉浸在优雅、迷人的民歌旋律中；在威尼斯，我的歌剧《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夺取了1709-1710年冬季的票房冠军！我被尊称为“萨克森人”（The Saxon），因为他们觉得我作为一个客人，已经在主人引以为豪的游戏——歌剧中称霸。橄榄枝纷至沓来：德国汉诺威宫廷邀请我做宫廷乐师；驻威尼斯的英国大使邀请我游历英伦……
　　我首先接受了汉诺威的任命，成为了汉诺威的宫廷乐师，主要职责是给选帝侯太子妃卡洛琳（Caroline）公主上音乐课。1710年，我回到出生地哈雷看望母亲，又到杜塞尔多夫观看了几部乏味的宫廷歌剧。同年秋天，我第一次造访英国。
　　二十五岁的我，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收到了一份伦敦皇后剧院（Queen’s Theatre）意大利歌剧的约稿。两周后，我的歌剧《里纳尔多》（Rinaldo）一炮走红，我成为了英国音乐界的一颗闪亮明星。
　　回到汉诺威宫廷后，我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努力地学习英语。这几年在意大利的成功证明了我在歌剧创作上的天分，而刚刚开始对意大利歌剧感兴趣的伦敦才是我真正的用武之地。1712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英国，歌剧《泰赛奥》（Teseo）取得了连演十二场的好成绩，我也搬进了英国艺术赞助人、十七岁的伯林顿（Burlington）勋爵的府邸，从此在英国落脚。1713年2月6日，我有幸为安妮女王谱写生日颂歌（ode），得到了女王陛下两百英镑的津贴。
　　1714年，安妮女王无嗣驾崩，因为她生养的十七个王子公主们全部都在童年夭折，英国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uart）的百年统治，她的远亲、我的老雇主汉诺威选帝侯乔治成为大英帝国的王位继承人，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的首任国王——乔治一世。

　　当年我的不告而别让旧主非常恼火。现在，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逢，我决定在恰当的时机献上一份厚礼来表明我的忠心。在年轻的伯林顿勋爵的热心安排下，1717年6月17日，乔治一世携宫廷贵族登上皇家游艇在泰晤士河巡游。和他们并行的是一艘载有五十名乐师的驳船，演奏我为这次巡游特别谱写的弦乐组曲《水上音乐》。国王、贵族们在音乐的陪衬下迎风缓缓航行，引起了岸上民众的围观和欢呼。国王心情大好，盛赞这套乐曲，并下令反复演奏，直到返驾回宫。从此，我不仅继续领取安妮女王发放的两百英镑佣金，还得到了乔治一世的两百英镑奖赏。另外，威尔士亲王也赏我两百英镑作为他女儿的拜师学费，我成为了英国最富有的音乐家。
　　此后的二十年，我创作了二十多部歌剧、三部清唱剧、六部管风琴协奏曲、为乔治二世的加冕典礼而作的四首加冕圣诗（Coronation Anthem）等。我用管风琴、羽管键琴为自己的歌剧伴奏，在教堂的盛大典礼上演奏，成为和同胞巴赫齐名的管风琴大师，遭遇着来自同行的羡慕和嫉妒、荣耀和诋毁。
　　1720年左右，在英国盛行了十年之久的意大利语歌剧开始衰落。
　　1728年，约翰·盖伊（John Gay）的喜歌剧《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在伦敦创了连演六十二场的记录。此剧采用英语对白，取材于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传统的意大利歌剧相比更接地气——用意大利语演唱的歌剧限制了英国听众的理解，而神话故事、贵族恩怨等等题材也不能引起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趣。通过此剧，作曲家对我的意大利正歌剧作了无情的讽刺——当一群盗贼上台时，响起的音乐竟然是我在十八年前踏上英国领土的成名作《里纳尔多》中的《十字军进行曲》！
　　我这旧日的明星不再闪耀光芒，接连上演的几部歌剧相继遭到失败。最后，曾给我带来无限荣耀和财富的歌剧院竟然被迫关闭。

　　语言是阻挡观众和我的作品之间交流、理解的最大障碍。然而，作为在英国开创意大利正歌剧潮流的泰斗人物，我不愿为了讨好观众而去跟风那些蹩脚的本地作曲家，枉我一世英名。在痛苦焦虑中，我来到了上帝的殿堂，向主祈求指引。祷告中，我得到了启迪，我将用英语创作第一部清唱剧，用英语来赞美上帝！1732年，我写成了第一部英语清唱剧《艾斯塔》（Esther）。
　　由于过度劳累，我在1737年中风偏瘫，昏迷多日。在绝境中，我真诚地祈祷，请求上帝给我力量战胜身体的虚弱，给我智慧创作出空前绝后的颂歌，让他的荣耀流芳百世。经过几个月的温泉治疗，我战胜了偏瘫，重新坐到我心爱的管风琴旁，用赤子之心创作。
　　1742年，我忠实的助手查尔斯（Charles Jennens）从《圣经》为我选了五十六段圣诗，我借上帝所赐的灵感和激情为这部关于基督的诞生、受难、复活的赞美诗谱曲。当这部让我看到天堂的圣乐《弥赛亚》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首演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向英国的告别之作。然而，那空前的成功让英国人擦亮了眼睛，张开双臂再次热情地拥抱我这个年迈的天才。次年在伦敦上演时，英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当第二部分终曲《哈里路亚》奏响时，国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站起来听完了全曲！从此，每当响起《哈里路亚》，全场观众起立。为了维护《弥赛亚》的地位不因过多的演奏而受损，英王下旨每年只在春天演奏一次，且只有我本人才有资格指挥。
　　1750年，在从德国返回伦敦的途中，我在荷兰境内遭遇了一场车祸。从此，我的视力严重衰退。有人介绍著名的眼科医生泰勒（Taylor）为我动手术，但听说我的同龄同胞巴赫就是死在他的手术台上，我对这位医生有些惧怕。不过，最后我还是在1751年请他为我动了手术，虽然视力没有什么起色，至少没有丧命。1753年，我彻底失明，在黑暗中我依然定期在音乐会和教堂弹奏管风琴。
　　1757年，我最后一次演奏《弥赛亚》后，上帝把我召回天堂。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亲友和慈善机构。我的遗体落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算是无上的荣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