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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武汉占有特殊的位置。在高铁的运行图上，武汉是京沪汉高铁金三角的一角，又是京广高铁的中间点，将来还是沪广汉高铁金三角的一角。这是武汉独特的居中位置决定的，周边城市难以替代。
早在唐宋时，武汉即以商业著称。江夏城(今武汉市武昌)和建康(今南京)、临安(今杭州)并列为南宋三大都会。清中期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已跃居经济作物首位，手工纺织业迅速发展，武汉成为长江、汉江沿岸和两湖地区农副产品的大集散地，汉口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这四大名镇分别是江西景德镇(瓷器)、湖北汉口镇(商业中心)、广东佛山镇(手工业)、河南朱仙镇(版画)。汉口的商业中心地位至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清代吴淇就有诗赞美汉口：
“雄镇曾闻夏口名，河山百战未全更。
竞流汉水趋江水，夹岸吴城对楚城。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梁园思客偏多感，直北苍茫是汴京。”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由沿海侵入湖北，汉口、宜昌、沙市辟为商埠，开办工厂，在汉口等地建立制茶、烟草等加工工业。从此至今，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武汉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全国四大金融中心。
一是武汉的“张之洞时代”。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武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界标。当时张之洞的任务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简称为湖北湖南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湖北和湖南的军民政务。因湖南、湖北两省在明朝时同属湖广省，因此通称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近代化进程明显加快：
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的发展看，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的发展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张之洞督鄂前，武汉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外贸连续42年全国第二。
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创办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武昌纺织丝麻四局等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张之洞也关注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影响到现在三分之二的武汉高校。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武汉已从此成为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地。在如今，武汉的高校规模仍列全国第三。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英国银行之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
第五，铁路等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交通的枢纽地位。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1918年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通车，武汉成为华中最大水陆交通枢纽，内地最大港口。铁路之外，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还很难说是武汉造就了张之洞还是张之洞造就了武汉。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武汉发展的前提。(2)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治鄂期间利用了武汉的地理区位优势，促成了武汉早期的发展。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一直到1889年，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3)制度创新是关键。当时的“湖北新政”就是一次制度创新。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
二是武汉的“孙中山时代”。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没有离开武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对武汉做了充分的展望。其准确度令人称奇：
第一，确定市名。“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做规划时要“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孙中山很早就把武汉誉为“东方芝加哥”，把武汉建成“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第二，武汉应成中国铁路系统之中心。即全国10万英里之铁路，武汉为中央铁路系统，包括有南京汉口线、西安汉口线、北方港汉口线、黄河港汉口线、芝罘汉口线、海州汉口线、新洋港汉口线。
第三，武汉水运乃中国内地之“顶水点”。武汉“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汉口是中国内地“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他主张：“长江两岸从汉口直达海滨，要修筑长堤；对长江水道由下而上要进行系统疏通，无论长江上游还是汉水，均 要加以整治，以便大洋航船无论冬夏皆可直达汉口”。提出要修建长江、汉江大桥或凿通江底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现在武汉已经有了8座长江大桥，6座汉江大桥。
第四，武汉是“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
第五，武汉工业前景广阔。“汉阳已有中国之最大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
第六，“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
第七，最早提出“三峡建坝”，使武汉免遭水患。“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更明确说明在三峡建坝还可发电。近代史研究专家尚明轩说，当时连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这个宏伟的梦想感动了。他写道：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第八，运河计划就是现在“南水北调中线的引江济汉工程”：“其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汉口以上长江航道也须改良，以使浅水船可以直抵四川首府之成都”。
三是武汉的“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其中的8项落户武汉：武钢、青山热电、一冶建设、肉联、长江大桥、武船、武锅、武重。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米七轧机”落户武钢，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引资项目，技术来自于西德和日本。因此，在80年代初，武汉的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相当于现在的广州，是当时最大的省会城市。从2010年的GDP来看，武汉位于中国城市的第13位。由此可见，武汉与沿海城市相比。很有较大的差距。2010年武汉的GDP是上海的33％，北京的40％，广州的52％，深圳的58％，天津的61％。
但是，随着高铁的贯通，武汉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以两个例子为证：
例一：武汉绿地中心。2010年12月8日开建的绿地中心总投资超过400亿，高606米，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的高楼，仅次于迪拜塔、上海中心大厦。建成之后将是集超五星级酒店、高档商场、顶级写字楼和公寓等于一体的超高层城市综合体，将由泰国正大集团、美国万豪酒店集团分别负责高档商场和白金五星级酒店的运营。
例二：2011年5月31日万达集团在武汉宣布：在东湖与沙湖之间，一个550亿项目、在中国商业史上单笔投资最大的武汉中央文化区正朝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目标打造。用地63公顷，两座六星级酒店，一座五星级酒店，九栋甲级写字楼及155万平方米的湖景豪宅。将在2013年完工。
除了这些项目之外，新的区域合作理念又会提升武汉的商业价值。这就是由武汉、长沙、南昌构成的“中三角”。2011年4月底，湖北党政代表团到湖南学习考察。两省高层提出：顺时而为、顺势而为，加大力度共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崛起，迫切需要整合中部城市群资源，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共同构建中部对外开放、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平台，提升中部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打造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在“中三角”中，武汉的重要性与作用得到明确。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武汉占有特殊的位置。在高铁的运行图上，武汉是京沪汉高铁金三角的一角，又是京广高铁的中间点，将来还是沪广汉高铁金三角的一角。这是武汉独特的居中位置决定的，周边城市难以替代。
早在唐宋时，武汉即以商业著称。江夏城(今武汉市武昌)和建康(今南京)、临安(今杭州)并列为南宋三大都会。清中期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已跃居经济作物首位，手工纺织业迅速发展，武汉成为长江、汉江沿岸和两湖地区农副产品的大集散地，汉口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这四大名镇分别是江西景德镇(瓷器)、湖北汉口镇(商业中心)、广东佛山镇(手工业)、河南朱仙镇(版画)。汉口的商业中心地位至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清代吴淇就有诗赞美汉口：
“雄镇曾闻夏口名，河山百战未全更。
竞流汉水趋江水，夹岸吴城对楚城。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梁园思客偏多感，直北苍茫是汴京。”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由沿海侵入湖北，汉口、宜昌、沙市辟为商埠，开办工厂，在汉口等地建立制茶、烟草等加工工业。从此至今，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武汉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全国四大金融中心。
一是武汉的“张之洞时代”。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武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界标。当时张之洞的任务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简称为湖北湖南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湖北和湖南的军民政务。因湖南、湖北两省在明朝时同属湖广省，因此通称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近代化进程明显加快：
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的发展看，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的发展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张之洞督鄂前，武汉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外贸连续42年全国第二。
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创办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武昌纺织丝麻四局等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张之洞也关注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影响到现在三分之二的武汉高校。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武汉已从此成为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地。在如今，武汉的高校规模仍列全国第三。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英国银行之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
第五，铁路等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交通的枢纽地位。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1918年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通车，武汉成为华中最大水陆交通枢纽，内地最大港口。铁路之外，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还很难说是武汉造就了张之洞还是张之洞造就了武汉。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武汉发展的前提。(2)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治鄂期间利用了武汉的地理区位优势，促成了武汉早期的发展。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一直到1889年，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3)制度创新是关键。当时的“湖北新政”就是一次制度创新。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
二是武汉的“孙中山时代”。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没有离开武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对武汉做了充分的展望。其准确度令人称奇：
第一，确定市名。“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做规划时要“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孙中山很早就把武汉誉为“东方芝加哥”，把武汉建成“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第二，武汉应成中国铁路系统之中心。即全国10万英里之铁路，武汉为中央铁路系统，包括有南京汉口线、西安汉口线、北方港汉口线、黄河港汉口线、芝罘汉口线、海州汉口线、新洋港汉口线。
第三，武汉水运乃中国内地之“顶水点”。武汉“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汉口是中国内地“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他主张：“长江两岸从汉口直达海滨，要修筑长堤；对长江水道由下而上要进行系统疏通，无论长江上游还是汉水，均 要加以整治，以便大洋航船无论冬夏皆可直达汉口”。提出要修建长江、汉江大桥或凿通江底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现在武汉已经有了8座长江大桥，6座汉江大桥。
第四，武汉是“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
第五，武汉工业前景广阔。“汉阳已有中国之最大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
第六，“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
第七，最早提出“三峡建坝”，使武汉免遭水患。“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更明确说明在三峡建坝还可发电。近代史研究专家尚明轩说，当时连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这个宏伟的梦想感动了。他写道：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第八，运河计划就是现在“南水北调中线的引江济汉工程”：“其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汉口以上长江航道也须改良，以使浅水船可以直抵四川首府之成都”。
三是武汉的“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其中的8项落户武汉：武钢、青山热电、一冶建设、肉联、长江大桥、武船、武锅、武重。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米七轧机”落户武钢，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引资项目，技术来自于西德和日本。因此，在80年代初，武汉的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相当于现在的广州，是当时最大的省会城市。从2010年的GDP来看，武汉位于中国城市的第13位。由此可见，武汉与沿海城市相比。很有较大的差距。2010年武汉的GDP是上海的33％，北京的40％，广州的52％，深圳的58％，天津的61％。
但是，随着高铁的贯通，武汉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以两个例子为证：
例一：武汉绿地中心。2010年12月8日开建的绿地中心总投资超过400亿，高606米，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的高楼，仅次于迪拜塔、上海中心大厦。建成之后将是集超五星级酒店、高档商场、顶级写字楼和公寓等于一体的超高层城市综合体，将由泰国正大集团、美国万豪酒店集团分别负责高档商场和白金五星级酒店的运营。
例二：2011年5月31日万达集团在武汉宣布：在东湖与沙湖之间，一个550亿项目、在中国商业史上单笔投资最大的武汉中央文化区正朝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目标打造。用地63公顷，两座六星级酒店，一座五星级酒店，九栋甲级写字楼及155万平方米的湖景豪宅。将在2013年完工。
除了这些项目之外，新的区域合作理念又会提升武汉的商业价值。这就是由武汉、长沙、南昌构成的“中三角”。2011年4月底，湖北党政代表团到湖南学习考察。两省高层提出：顺时而为、顺势而为，加大力度共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崛起，迫切需要整合中部城市群资源，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共同构建中部对外开放、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平台，提升中部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打造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在“中三角”中，武汉的重要性与作用得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