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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图书文物浩如烟海，虽然是珠玉和糠杂陈，可是其中蕴藏着祖国文化遗产无数可宝贵的资料。经过历代累次的变乱，书籍多有散失，所谓“书有七厄”，损失是严重的。然经过有心人士的辛勤搜辑，仍能在祖国历史上发生了异彩，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不过要有人把他整理出来。
在1935年间，蒋帮政府曾以“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名义，以备战为名，把这些古物书籍在伦敦展览，回国之后运到广西，后来又运送到台湾。解放前夕，蒋帮政府又把北京、南京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宋、元善本以及富有资料性的书籍档册大批输送到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郑振铎先生曾写有《古物何日归来》一文登载在《大公报》上，也未能发生很大效力。解放以来，根据国家政策，整理了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又经过郑振铎、徐森玉、赵万里诸位先生从港、澳爱国人士手中购回来珍本秘刊，如宋本《前汉书》、孤本宋刊唐代诗人《张承吉集》(现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宋石经》等书。自土改以后，在徽州发现了大批的家谱，地契，小说版画以及明代的通俗读物，日用的百科全书(象《居家必备》、《万事不求人》之类书籍)，四川巴县地方档册，江苏苏，松各地的“叫歇碑”，都是崭新的资料。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陈一伙以及“四人帮”大量摧毁祖国文物，抄掠全国各地方私人的藏书，甚至各地方县立图书馆的藏书，以“破四旧”为名，送到造纸厂里去造“还魂纸”，可以说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场空前浩劫。但是各地的群众和图书馆中的有心人士，从造纸厂中出价拣收抢救了一部分，把它蓄藏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实现周总理生前关于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指示，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下，编辑工作已迅速开展起来。有心人士所拣收回来的图书也成为编辑善本书目所依靠的一个部分。如果将来台湾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祖国的文物图书得以散而复聚，那将更发生光彩。我这次有机会到江浙各地去采访阅读了各地图书馆的藏书。当然，象沈阳故宫所藏的满文老档及各种档册，日本占领时期满铁的图书，以及最近山西发现古本书籍，陕西西安发现大量的周、秦、汉、魏的砖瓦石刻，敦煌的壁画和晋唐手写的经卷和遗物，也还应该去访问一下。现在，我不揣固陋，本着“古为今用”的方针，提供出来一个线索，就我到南京、杨州、苏州、杭州、上海、宁波、常熟和成都八处，调查图书馆的藏书的实况、藏书的内容，以及各馆藏书在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上提供资料所起的作用，分别条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南京图书馆藏书。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都建立于清朝末年，来源很早，所藏图书基础极为雄厚。早在清朝末年，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的藏书都收集到该馆中。馆址在南京龙蟠里，叫做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征先生曾编有馆藏宋元佳本《山书影》和《书目》，并影印了大量的文史图书。蒋帮政府改名为中央图书馆，解放后定名为南京图书馆。馆藏图书五百万册，善本书约两万部。蒋帮政府统治时期运到台湾去的宋、元以来善本书籍共有十三万册。目前存在朝天宫的书籍有八十万册，从解放以来，就没有动过。该馆善本书籍补充的来源，就是没收了汉奸陈群所办泽存书库的书籍，现在颐和路收藏线装善本书籍的分馆，就是泽存书库的旧址。在土改期间，苏南文管会收辑了大批书籍，都归到该馆。文化大革命以后，明清史学家朱希祖先生所藏研究明清史尤其是南明史的重要史籍文集也归到该馆中收藏。该馆所收的宋、元佳本书籍既然运送到台湾，可是自解放以来新收进了东南各地的文献，自从元、明以来的典籍，尤其是南明野史，以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杂史笔记。所藏的史迹资料种类尤为繁多，较胜于前。近代史研究所罗尔纲同志曾据以编成《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在中华书局出版。还有明清时代未刻过的诗文集，朱希祖所藏研究明末清初的史乘象明张岱《石匮书》前后集为凤嬉堂稿本，陈再生《启祯遗诗选》，吴钟峦《十愿斋集》(清康熙初刻本)，彭孙贻《流寇志》等，为研究明史及明末清初历史和明末农民起义的最重要资料。现在该馆正在赶快编出目录，整理爬梳，供科学研究的应用。
二、杨州图书馆。维扬与苏杭并称，为东南人文繁盛之区。杨州马氏(曰)的玲珑山馆，为清康熙乾隆间文史学家万鹗、全祖望、杭世骏等讨论学问的地方，流传有《邗江雅集诗选》，久已盛称于世。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维扬、苏杭经济文化的繁荣，已被上海取而代之。如今谈东南江浙文化的，多谈到苏南，而很少涉及到苏北。象明末清初的文史学家宋曹、黄云、吴嘉纪、吴敬梓的遗著，流传的就较少。但调查苏南、江浙的文献就应该访问苏北盐城、山阳、海州一带的文物，可惜我没有能够去，深以为憾。就是以式微的杨州城而论，我参观了杨州图书馆，馆中所藏的线装和平装书籍共有十一万册，善本书约五百多种。馆藏的善本书籍，有《续清文献通考》著者刘锦藻的藏书，刘氏在清朝曾做过内阁中书的职位，颇得到内阁大库的藏书，多以出售，余留下来书籍归到该馆，仍不乏善本。我翻阅了该馆的藏书目录，见其中有明李言恭著《青莲阁集》十卷，明万历二十年刻本。李言恭还著有《日本考》(有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影印本)，他的文集极为罕见，记述日本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来往的禁约和阅件，为研究明代中日交通的重要资料。又有清高邮王心谌著《缶林文集》二卷稿本，心谌为颜李学派北平王源的同宗兄弟，是书记载宋季、明末遗事甚详，尤其记明末新乐小侯刘文炳的事迹颇多，与地理学家刘献廷所著的《广阳杂记》极有关系。还有清乾隆年间的禁书，仅流传下来的孤本，如清郑庆纂《休园志》八卷，是乾隆年间绘图写刻，用白纸精印。由这部书中可以看见杨州园林原来的面貌，为考求杨州园林建筑必须参考的。杨州古旧书店聚集了清末聚学轩、嘉叶堂、积学斋、宁波张氏四明丛书的木刻版片，复制和传钞了罕见的书籍，亦有可观。
三、苏州图书馆。苏州藏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苏州图书馆；一个是苏州文物保管会，即苏州博物馆。如今单说苏州图书馆的藏书，共有六十余万册，线装书二十万册。馆藏的善本书分为两种：一种是馆中的善本书，约一千八百余种；一种是够得上全国重视标准的善本书一千一百余种。苏、松是在我国文化上有名之区，自明清以来，没有受到过大的损坏。可是在太平军兴以后，清朝政府守苏州的李统领为了抵御太平军进入苏州城，退出之前，放了一把大火，把虎丘七里山塘繁盛之区悉化为灰烬，所以在道光前后所刻的书籍，如讲苏州工艺美术的顾禄著《桐桥倚录》仅成了孤本；道光、咸丰时间所刻的书，流传的都很少。其次是到解放以后，“四人帮”摧残各地文物，苏州也不能例外，苏州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象旧书店中黄老师傅以及叶瑞宝等等同志到造纸厂中检查书物，当时市价线装书是七分钱一斤，他们以四分钱抢救出来明汲古阁毛氏影钞宋蜀大字本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孝经、论语言义》等三种，字大悦目，纸张雪白干净，用绛色洒金绢面装订，精美绝伦，不但是一部艺术品，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的典籍。同时还抢救出来清徐达源编纂的《吴郡甫里人物考》十五卷稿本，《吴郡甫里诗编》十二卷稿本，是研究苏州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还有明安福胡永成编《香泉志》，是明嘉靖十七年刻本。这是宋代诗人秦少游在香泉写的诗词，为《淮海集》中所未收，是研究宋代文学的珍品。还有记载十六世纪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事迹的明高一志述《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明崇祯二年武林超性堂刻本。经过这些同志苦心孤诣保存了这些珍贵的书籍，当时苏州的“四人帮”余党说他们保护四旧，甚至要加以揪斗。现在这些是苏州图书馆镇库之宝。这几年来，在苏州旧书店收进的有宋建阳精刻本的《杜陵诗史》十六卷，宋嘉定五年章贡郡垒刻本宋洪迈《容斋随笔》初二笔各十六卷。这些书安然无恙保存在苏州图书馆里。同时在这动荡时期，还锻炼了奋发有为的整理古典文献的中年人才。
四、浙江图书馆。馆址设在湖滨孤山山坡上，久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著名于世。藏书约二百多万册，线装书一百万册，善本书七千种。解放后，图书主要的来源，为刘氏嘉叶堂藏残余的书籍，收归馆内，仍保存在南溽，作为分馆。馆中刘慎旌等同志勤于搜辑浙江地方文献，如清罗以智著《诗苑雅谈》四卷稿本，明末来集之的《倘湖手稿》二十二编稿本。又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同志到浙江各地去采购书籍，如绍兴祁氏淡生堂和远山堂抄藏的书籍。祁彪佳一生的著述，文集、日记、奏稿、揭帖，均是当时的实物，约四、五十种，为研究明清史和江南奴仆暴动的重要史迹，今分藏于北京、南京各图书馆，尤以浙江图书馆所藏为主。其次还有清平步青的手稿多种，约五十多册。我在浙馆看到的书籍，以清湖州郑元庆著的《湖录》稿本，仅存《经籍志》部分一厚册，其中著录明茅元仪编《全唐诗》一千二百卷的目录，超出了清杨州诗局刻的《全唐诗》，为研究唐代文学必须参考之书。清代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岩著《离垢集》先后二集的稿本，这是讲述清代美术书画家的重要文献。还有清代学者管庭芬编《海隅遗珠录》不分卷稿本，为记述浙江海昌地方的乡土历史。尤其我所注意的是清代余姚黄澄量编纂《今文类体》一百三十八厚册，原稿本。黄氏是余姚的藏书家，编有《五桂楼书目》。这部书是效法黄宗羲《明文海》的体例而编纂的。他选辑明代诗文集和奏议等书，用原来的明代刻本，把它剪裁下来，分门别类把它编整起来，汇录成编。就保存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这一点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余姚僻在山区，很少受到兵燹，此书一直保存到解放初期尚没有损毁。在一九五五年浙江图书馆请杭州大学张慕骞副教授到余姚取出了这部书籍，存到图书馆里。一九七二年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同志到杭州访书，才发现这是一部稀有的好书。我建议社会科学院是应该复制一部的。该馆尚藏有晚清沈曾植所藏汉、魏以来旧拓碑刻，以及浙中赵之谦、魏家孙、傅以礼手校的碑版，也是置之高阁，行将糜烂，都应该加以整理。
五、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的藏书。天一阁是明嘉靖年间宁波范钦所创立的，是距今四百五十多年前，世界闻名的藏书楼，也可以说是一座私家设立的图书馆。范氏的藏书，不是收藏宋元的珍本名刻，而是收藏有明一代的典册书籍，象明代的地方志书、诏令、制诰、登科录、邸报各项文件，以及明代杂史和诗文集，又收藏明代新拓的汉、魏以来碑刻拓片。屡经变乱，遗失的很多。据近人冯贞群先生所编印的《鄞县范氏天一阁劫余书目》四卷，留存下来的不过四分之一。至于他和丰坊合刻的《神龙本兰亭序》，以及所藏碑刻拓片，如整张的四明本《汉华山碑》拓片，已经是海内外的孤本，稀有的奇珍。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当地文教局又收藏了冯贞群所捐献黄宗羲、全祖望诸家的著述，又没收了律师朱赞卿所藏号称万斯同著的《明史稿》以及其他罕见的珍本秘籍。据目前统计，天一阁所藏的书籍共有一万三千多卷，四千多种。如果扩充起来，可以开辟为研究浙东学派和研究浙东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其中图书，就我见到的有明蓝丝格抄本《三才广志》二百八十三卷残存卷二六九到二九○，是有明一代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有汲古阁毛氏影宋抄的宋丁度著《集韵》十卷，是研究语言文字必要的书籍。又如明蓝丝格抄本《明永乐圣政记》三册，是研究明代靖难之役直接的资料。其他的嘉靖刻本《郭勋招供》和《刘东山招供》，这与历史研究所所藏明白棉纸蓝丝格抄本谢贲著《后鉴录》，记载了明正德间农民起义赵疯子(名燧)的招供同样，为研究明代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可是天一阁所藏的明代抄本图书，久经虫蛀霉损，务必赶快把它修补，不然就要化做蝴蝶飞了。
六、常熟县图书馆。常熟是东南文化之区，也是一个将开放的城市。图书馆设立在石梅的山坡上，风景颇为幽美。是一个县立的图书馆，藏书约二十万册。其中清朝人文集有一千多种，讲常熟地方文献之书颇多。在清末民初有一位徐兆玮，是前清的翰林，家居读书，专治明末清初的史事，手抄乡邦掌故如翟式耜、钱谦益、柳如是的遗事等，种类很多，约三百多种。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编印《明季稗史》、《荆驼逸史》等明末的野史。在辛亥旧民主革命前夕，颇多有心人士如孙静庵著《明遗民录》，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沃丘仲子著《近代名人传》，以及蔡东蕃所编《甘二史演义》，在近代史学史上应该占一个地位。常熟原设有工艺美术厂，现改名为常熟画苑，培养了一批青年书画家，复制古代文物，印刷雕刻均颇为精美。最近在常熟罟里铁琴铜剑楼旧址发现了大批瞿氏所藏两汉以来的铜印五、六百枚。瞿镛曾编有《集古印存》。目前该画院正在复制，用印泥打印原来的印章，绸面锦装，装订的极为美观，是可以向国内外作文化交流的。
七、上海图书馆。最后我要谈的是上海图书馆，解放以来汇合了上海合众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等八个图书馆的藏书而形成的，是我国东南最大的图书馆。藏善本书的目录共有十厚册，著名的善本要比南京图书馆增多一倍，馆长顾廷龙先生懂得版本目录之学，熟于东南乡土文献，编制目录极有条理，保护书籍尤为矜慎，是各馆可以取法的。馆藏的目录，我曾翻阅一过。古书珍本而外，尤其是明清的野史稗乘，清鸦片战争前后的日记、杂记有数百种之多。这些零圭断羽散失极易，都是珍贵的资料，我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都可把它纂辑起来编成资料汇编。就我走马观花也得到一个概念。我所注意的，如馆藏的南宋刻本宋张金兹编《皇朝仕学规范》四十卷，中有残缺，雕刻极为精美，取“学而优则仕”之意，举古人嘉言懿行，作为鉴诫；也保存颇多的唐、宋以来人物遗事。但是由这种书行世以后，就发展而为明末王仕茂所编的《仕学悬镜》。他把有明一代的讼狱、理财户口、丁役各种形式及行之既久而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都详细地罗列出来，不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可以说是当时做官的途径。其次是清南浔镇人张鉴著《蝇须馆丛话》五十二卷稿本，是一部记述明末清初以迄乾、嘉文人遗事尤其是清代文字狱的重要资料。还有上海古籍书店库藏的张怡著黄虞稷校订的《玉光剑气集》稿本三十厚册。在清初孔云亭谱《桃花庙》，就去访问号称白云老人的张怡，询问明末清初的遗事。此书负胜名已久，人们认为久已失传，最近又发现于世。以上两书，我盼望赶快把它整理印行。
八、四川省图书馆。七九年三月下旬，我趁着到成都开史学规划会之便，曾到四川省图书馆去看书。成都是西南文化荟萃之乡，就是在清末也出现了如廖季平、宋芸子、赵尧生等不少人才。在解放初期，蒙文通先生曾做过馆长，搜辑了不少的地方文献。这次承馆中沙铭璞同志盛情招待，出示了颇多的好书，如明嘉靖元年成都刘大昌刻白棉纸印本晋常璩《华阳国志》，是海内罕见珍秘之本。清张澍著《蜀典》稿本，也是研究西南文献必要之书。佚名著《五马先生纪年》，记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入川之事。彭延庆著《当阳县避难记》，记清嘉庆初年川陕楚三省教军起义之事。赵熙手写本《赵尧生日记》，为有关蜀中文献之书。我将在江浙采访阅读之书与成都所见到的书，择其要者，每种略作题识，说明其内容和使用的价值，以供读者的参考，并请加以指正。
我这次访书，有下列几点的感触：
一、宋元佳本，明刻毛钞，在清代以前的人士，本来认为是珍贵的文物，赏鉴的资料。可是自从清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之后，钳制了人民的思想，于是明末清初顾、黄、王提倡民主思想的学风，随之消歇，一般人士就投身于钻牛角尖式的考据之学了。做考据之学，必须有依据。因之黄丕烈的鉴别宋、元版本，做题跋，顾千里的校正文字，鲍廷博的钞录，均是珍贵的资料。我的知友赵万里同志说：黄、顾熟于鉴别版本，有其真知灼见，经他们鉴定以后，就好比打了一张保票，使人深信不疑。起初我不甚相信，这次我看了苏州顾鹤逸的藏书，其中如宋本《骆宾王集》、《唐摭言》等书，就是江都秦恩复石研斋和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所刻精校诸书的底本。又如天一阁所藏顾千里批校《仪礼疏》，就是苏州江阆源校刊《影宋景德本仪礼疏》五十卷所作校勘识语的底本。有这样精确的善本，再经过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父子，受了欧洲形而上学逻辑学的影响，精益求精，考证确凿有据，于是就形成了清朝考据学的学风。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出了个龚自珍，承其外祖段玉裁的家学，发挥而光大之，学风才有了新的趋向和变动。由这几本宋、元本就看出来作考据学的根据和学风的丕变，不是无因而然的。
二、自辛亥旧民主革命前，章炳麟、黄侃诸先生在日本首印张煌言《张苍水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书，终于推翻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权，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遂成为一时的风气。随后又有人注意到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事迹，蔚成专门的学问，但研究的资料还不能够说完全的充足。如清彭而述著《读史亭诗文集》，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年刻本，记述李定国在云贵湘对清兵的四次大战，维持了永历小朝廷的半壁天下。不有史料，又何以征信？至于研究清初顾、黄、王诸家的学术思想史的著述那就更多了。可是写清代学术史，诸家的著作但写顾、黄、王等的学术思想，很少涉及他们的学派和他们的社会渊源和历史背景。这就象光见树木不见树林的样子。侯外庐同志首先提出方以智为卓越唯物思想家，确有卓见，是值得佩服的。我这次访书，看到方氏一门家学的著述。如方以智的三个儿子，皆有学问，他的中子方中履著有《古今释疑》十八卷，清康熙间刻本，畅述天文算术科学技术以及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学说；他的学生揭宣，著有《揭子宣集》和《璇玑遗述》等四种；他的妹夫孙克咸著有《肄雅堂集》；他来往的朋友萧士玮，著有《春浮园杂录》。而方氏本人，与讲述历史地理、坐而言可以起而行的易堂九子邱邦士等人极有关系，足以补方氏学派的未备。我认为研究明末清初的事迹，须注意三点：1、明末清初的史实，尤其农民起义的资料，似还未备。北方的农民起义较有大量的文献，可是关于江南农民起义，以及奴仆暴动、抗租运动，我在浙江仅见到如“乌龙会”、“白头军”等已有片断的资料，搜辑的还嫌不够。2、明末清初的学风，当时的爱国志士和学术思想家，似有待于搜访。如边疆地理方面梁份著《西陲今略》、顾炎武著《惧谦录》等书，必须加以探讨。又如明末清初学人的诗文集，未刊的很多，寂寞无闻的还有。如福建谢耳伯的诗文集，郑成功手下的谋士卢若腾、王忠孝，天地会创始者陈永华的遗集钞本向有流传，亟应加以整理印行。3、明末清初的文学诗词具有爱国的思想和超逸豪迈的特色，经过清人选辑的明末文学家的诗文，已经是隐讳很多，就是卓尔堪《四百家遗民诗》已经失去当时作家悠然天真和慷慨激昂的本色。惟有明末清初当时作家选明末人的诗词，如邓汉仪的《诗观》、周亮工《赖古堂文选》、陈济生选《启祯遗诗》、黄传祖选《扶轮集》，不下有二三十种之多，还可以见到明末遗民激昂之气的本来面目。这些书都刻于清顺治和康熙初年文网尚未严密之时，到乾隆时列为禁书，因之流传的就很少。
三、清朝统治者对于被征服的明朝的统一中国的政治、军事、疆域的雄伟事迹，主要是毁灭和隐蔽起来；对于清朝祖先发迹的事实，诸多忌讳，或语焉不详。当时人士又怵于“史祸”，噤口不敢言清朝的史事。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外患频仍，人人思奋发有为，于是出现了钱仪吉、龚自珍、魏源、徐松诸家，不但谈古，也要谈今，才敢谈清朝的史事。因之，我们要研究，只有从清代人写的野史、杂记、地方志、乡村镇志，和清代人文集中求之。现在各图书馆中收藏了不少的这种图书，正有待于搜访。这次我发现各图书馆中，尤其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着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的历史和清末民初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史实，和进步人士学术思想的著述，尤应该加以注意和整理，公诸于世。
四、科学的发明出于迷信，化学的产生就萌芽于道家的炼丹术。所以鲁迅先生对于晋葛洪著的《抱朴子》极为注意。近中国科学院由于调查天象地震的资料，在素来为人所不注意而认为荒谬迷信的书籍，如清初孙之著的《二申野录》书中就发现了记载灾异、地震，写的比较具体的现象和事实，就有二百九十多条。这次我翻阅各馆的藏书，就有记载科学技术的。如制造火器，使用水法，机轮的转动，美洲新大陆传来的甘薯、花生、包谷、马铃薯的移植和架接的方法，都是为我们研究科学技术的参考。还有许多工艺美术的作品，如顾禄《桐桥倚录》等类的记载，体现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我这次到江浙访书，遇见各单位的同志，有去探访天象地震的材料的，有去访问地方剧种民歌民谣的，都能各取所需，欢欣而去。以我薄弱孤陋的见识，搜辑和记录了些有关文史哲和科学技术的材料，还是遗漏很多的。
五、有关编写善本书目的一些看法。遵循着周总理生前编善本书目的指示，经过各图书馆负责同志的清查，可以看出(一)我国所藏的善本重要资料，共存在有多少部可以供人阅览。如明卢熊编的《苏州府志》，目前存在的可能有四部。(二)某个作家的著述分散藏在各图书馆里，如明末祁彪佳的著述和远山堂钞本的珍贵资料分散藏在北京、南京、浙江各图书馆中，有书目可查，就可以供读者的利用。(三)图书的祖本和已佚的书籍。如有位同志询问，刘勰《文心雕龙》究否有宋刊的祖本。又现在山西应县宋代木塔中发现宋刻《李氏蒙求》，为海内稀见的珍本。还有辽金经卷及其他文物。那末安知宋薛居正纂修《旧五代史》，是否仍存在于天壤间？真是企予望之。
六、编善本书目，主要明了善本书的版本卷数，书籍的来源，刻工和刻书的地点，流传的多少。但是还要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的根源。如清陈梦雷著《闲止书堂集钞》是一部难得到的书籍，但必须知道陈梦雷是清康熙间纂修《古今图书集成》的著者，与现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极有关系，那末就可以知道重印《闲止书堂集》的重要性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管见，不一定对，提供出来聊供读者的参考。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写于北京，七月二十日重为改定。
在1935年间，蒋帮政府曾以“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名义，以备战为名，把这些古物书籍在伦敦展览，回国之后运到广西，后来又运送到台湾。解放前夕，蒋帮政府又把北京、南京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宋、元善本以及富有资料性的书籍档册大批输送到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郑振铎先生曾写有《古物何日归来》一文登载在《大公报》上，也未能发生很大效力。解放以来，根据国家政策，整理了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又经过郑振铎、徐森玉、赵万里诸位先生从港、澳爱国人士手中购回来珍本秘刊，如宋本《前汉书》、孤本宋刊唐代诗人《张承吉集》(现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宋石经》等书。自土改以后，在徽州发现了大批的家谱，地契，小说版画以及明代的通俗读物，日用的百科全书(象《居家必备》、《万事不求人》之类书籍)，四川巴县地方档册，江苏苏，松各地的“叫歇碑”，都是崭新的资料。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陈一伙以及“四人帮”大量摧毁祖国文物，抄掠全国各地方私人的藏书，甚至各地方县立图书馆的藏书，以“破四旧”为名，送到造纸厂里去造“还魂纸”，可以说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场空前浩劫。但是各地的群众和图书馆中的有心人士，从造纸厂中出价拣收抢救了一部分，把它蓄藏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实现周总理生前关于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指示，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下，编辑工作已迅速开展起来。有心人士所拣收回来的图书也成为编辑善本书目所依靠的一个部分。如果将来台湾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祖国的文物图书得以散而复聚，那将更发生光彩。我这次有机会到江浙各地去采访阅读了各地图书馆的藏书。当然，象沈阳故宫所藏的满文老档及各种档册，日本占领时期满铁的图书，以及最近山西发现古本书籍，陕西西安发现大量的周、秦、汉、魏的砖瓦石刻，敦煌的壁画和晋唐手写的经卷和遗物，也还应该去访问一下。现在，我不揣固陋，本着“古为今用”的方针，提供出来一个线索，就我到南京、杨州、苏州、杭州、上海、宁波、常熟和成都八处，调查图书馆的藏书的实况、藏书的内容，以及各馆藏书在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上提供资料所起的作用，分别条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南京图书馆藏书。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都建立于清朝末年，来源很早，所藏图书基础极为雄厚。早在清朝末年，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的藏书都收集到该馆中。馆址在南京龙蟠里，叫做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征先生曾编有馆藏宋元佳本《
二、杨州图书馆。维扬与苏杭并称，为东南人文繁盛之区。杨州马氏(曰
三、苏州图书馆。苏州藏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苏州图书馆；一个是苏州文物保管会，即苏州博物馆。如今单说苏州图书馆的藏书，共有六十余万册，线装书二十万册。馆藏的善本书分为两种：一种是馆中的善本书，约一千八百余种；一种是够得上全国重视标准的善本书一千一百余种。苏、松是在我国文化上有名之区，自明清以来，没有受到过大的损坏。可是在太平军兴以后，清朝政府守苏州的李统领为了抵御太平军进入苏州城，退出之前，放了一把大火，把虎丘七里山塘繁盛之区悉化为灰烬，所以在道光前后所刻的书籍，如讲苏州工艺美术的顾禄著《桐桥倚
四、浙江图书馆。馆址设在湖滨孤山山坡上，久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著名于世。藏书约二百多万册，线装书一百万册，善本书七千种。解放后，图书主要的来源，为刘氏嘉叶堂藏残余的书籍，收归馆内，仍保存在南溽，作为分馆。馆中刘慎旌等同志勤于搜辑浙江地方文献，如清罗以智著《诗苑雅谈》四卷稿本，明末来集之的《倘湖手稿》二十二编稿本。又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同志到浙江各地去采购书籍，如绍兴祁氏淡生堂和远山堂抄藏的书籍。祁彪佳一生的著述，文集、日记、奏稿、揭帖，均是当时的实物，约四、五十种，为研究明清史和江南奴仆暴动的重要史迹，今分藏于北京、南京各图书馆，尤以浙江图书馆所藏为主。其次还有清平步青的手稿多种，约五十多册。我在浙馆看到的书籍，以清湖州郑元庆著的《湖录》稿本，仅存《经籍志》部分一厚册，其中著录明茅元仪编《全唐诗》一千二百卷的目录，超出了清杨州诗局刻的《全唐诗》，为研究唐代文学必须参考之书。清代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岩著《离垢集》先后二集的稿本，这是讲述清代美术书画家的重要文献。还有清代学者管庭芬编《海隅遗珠录》不分卷稿本，为记述浙江海昌地方的乡土历史。尤其我所注意的是清代余姚黄澄量编纂《今文类体》一百三十八厚册，原稿本。黄氏是余姚的藏书家，编有《五桂楼书目》。这部书是效法黄宗羲《明文海》的体例而编纂的。他选辑明代诗文集和奏议等书，用原来的明代刻本，把它剪裁下来，分门别类把它编整起来，汇录成编。就保存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这一点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余姚僻在山区，很少受到兵燹，此书一直保存到解放初期尚没有损毁。在一九五五年浙江图书馆请杭州大学张慕骞副教授到余姚取出了这部书籍，存到图书馆里。一九七二年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同志到杭州访书，才发现这是一部稀有的好书。我建议社会科学院是应该复制一部的。该馆尚藏有晚清沈曾植所藏汉、魏以来旧拓碑刻，以及浙中赵之谦、魏家孙、傅以礼手校的碑版，也是置之高阁，行将糜烂，都应该加以整理。
五、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的藏书。天一阁是明嘉靖年间宁波范钦所创立的，是距今四百五十多年前，世界闻名的藏书楼，也可以说是一座私家设立的图书馆。范氏的藏书，不是收藏宋元的珍本名刻，而是收藏有明一代的典册书籍，象明代的地方志书、诏令、制诰、登科录、邸报各项文件，以及明代杂史和诗文集，又收藏明代新拓的汉、魏以来碑刻拓片。屡经变乱，遗失的很多。据近人冯贞群先生所编印的《鄞县范氏天一阁劫余书目》四卷，留存下来的不过四分之一。至于他和丰坊合刻的《神龙本兰亭序》，以及所藏碑刻拓片，如整张的四明本《汉华山碑》拓片，已经是海内外的孤本，稀有的奇珍。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当地文教局又收藏了冯贞群所捐献黄宗羲、全祖望诸家的著述，又没收了律师朱赞卿所藏号称万斯同著的《明史稿》以及其他罕见的珍本秘籍。据目前统计，天一阁所藏的书籍共有一万三千多卷，四千多种。如果扩充起来，可以开辟为研究浙东学派和研究浙东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其中图书，就我见到的有明蓝丝格抄本《三才广志》二百八十三卷残存卷二六九到二九○，是有明一代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有汲古阁毛氏影宋抄的宋丁度著《集韵》十卷，是研究语言文字必要的书籍。又如明蓝丝格抄本《明永乐圣政记》三册，是研究明代靖难之役直接的资料。其他的嘉靖刻本《郭勋招供》和《刘东山招供》，这与历史研究所所藏明白棉纸蓝丝格抄本谢贲著《后鉴录》，记载了明正德间农民起义赵疯子(名燧)的招供同样，为研究明代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可是天一阁所藏的明代抄本图书，久经虫蛀霉损，务必赶快把它修补，不然就要化做蝴蝶飞了。
六、常熟县图书馆。常熟是东南文化之区，也是一个将开放的城市。图书馆设立在石梅的山坡上，风景颇为幽美。是一个县立的图书馆，藏书约二十万册。其中清朝人文集有一千多种，讲常熟地方文献之书颇多。在清末民初有一位徐兆玮，是前清的翰林，家居读书，专治明末清初的史事，手抄乡邦掌故如翟式耜、钱谦益、柳如是的遗事等，种类很多，约三百多种。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编印《明季稗史》、《荆驼逸史》等明末的野史。在辛亥旧民主革命前夕，颇多有心人士如孙静庵著《明遗民录》，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沃丘仲子著《近代名人传》，以及蔡东蕃所编《甘二史演义》，在近代史学史上应该占一个地位。常熟原设有工艺美术厂，现改名为常熟画苑，培养了一批青年书画家，复制古代文物，印刷雕刻均颇为精美。最近在常熟罟里铁琴铜剑楼旧址发现了大批瞿氏所藏两汉以来的铜印五、六百枚。瞿镛曾编有《集古印存》。目前该画院正在复制，用印泥打印原来的印章，绸面锦装，装订的极为美观，是可以向国内外作文化交流的。
七、上海图书馆。最后我要谈的是上海图书馆，解放以来汇合了上海合众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等八个图书馆的藏书而形成的，是我国东南最大的图书馆。藏善本书的目录共有十厚册，著名的善本要比南京图书馆增多一倍，馆长顾廷龙先生懂得版本目录之学，熟于东南乡土文献，编制目录极有条理，保护书籍尤为矜慎，是各馆可以取法的。馆藏的目录，我曾翻阅一过。古书珍本而外，尤其是明清的野史稗乘，清鸦片战争前后的日记、杂记有数百种之多。这些零圭断羽散失极易，都是珍贵的资料，我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都可把它纂辑起来编成资料汇编。就我走马观花也得到一个概念。我所注意的，如馆藏的南宋刻本宋张金兹编《皇朝仕学规范》四十卷，中有残缺，雕刻极为精美，取“学而优则仕”之意，举古人嘉言懿行，作为鉴诫；也保存颇多的唐、宋以来人物遗事。但是由这种书行世以后，就发展而为明末王仕茂所编的《仕学悬镜》。他把有明一代的讼狱、理财户口、丁役各种形式及行之既久而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都详细地罗列出来，不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可以说是当时做官的途径。其次是清南浔镇人张鉴著《蝇须馆丛话》五十二卷稿本，是一部记述明末清初以迄乾、嘉文人遗事尤其是清代文字狱的重要资料。还有上海古籍书店库藏的张怡著黄虞稷校订的《玉光剑气集》稿本三十厚册。在清初孔云亭谱《桃花庙》，就去访问号称白云老人的张怡，询问明末清初的遗事。此书负胜名已久，人们认为久已失传，最近又发现于世。以上两书，我盼望赶快把它整理印行。
八、四川省图书馆。七九年三月下旬，我趁着到成都开史学规划会之便，曾到四川省图书馆去看书。成都是西南文化荟萃之乡，就是在清末也出现了如廖季平、宋芸子、赵尧生等不少人才。在解放初期，蒙文通先生曾做过馆长，搜辑了不少的地方文献。这次承馆中沙铭璞同志盛情招待，出示了颇多的好书，如明嘉靖元年成都刘大昌刻白棉纸印本晋常璩《华阳国志》，是海内罕见珍秘之本。清张澍著《蜀典》稿本，也是研究西南文献必要之书。佚名著《五马先生纪年》，记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入川之事。彭延庆著《当阳县避难记》，记清嘉庆初年川陕楚三省教军起义之事。赵熙手写本《赵尧生日记》，为有关蜀中文献之书。我将在江浙采访阅读之书与成都所见到的书，择其要者，每种略作题识，说明其内容和使用的价值，以供读者的参考，并请加以指正。
我这次访书，有下列几点的感触：
一、宋元佳本，明刻毛钞，在清代以前的人士，本来认为是珍贵的文物，赏鉴的资料。可是自从清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之后，钳制了人民的思想，于是明末清初顾、黄、王提倡民主思想的学风，随之消歇，一般人士就投身于钻牛角尖式的考据之学了。做考据之学，必须有依据。因之黄丕烈的鉴别宋、元版本，做题跋，顾千里的校正文字，鲍廷博的钞录，均是珍贵的资料。我的知友赵万里同志说：黄、顾熟于鉴别版本，有其真知灼见，经他们鉴定以后，就好比打了一张保票，使人深信不疑。起初我不甚相信，这次我看了苏州顾鹤逸的藏书，其中如宋本《骆宾王集》、《唐摭言》等书，就是江都秦恩复石研斋和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所刻精校诸书的底本。又如天一阁所藏顾千里批校《仪礼疏》，就是苏州江阆源校刊《影宋景德本仪礼疏》五十卷所作校勘识语的底本。有这样精确的善本，再经过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父子，受了欧洲形而上学逻辑学的影响，精益求精，考证确凿有据，于是就形成了清朝考据学的学风。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出了个龚自珍，承其外祖段玉裁的家学，发挥而光大之，学风才有了新的趋向和变动。由这几本宋、元本就看出来作考据学的根据和学风的丕变，不是无因而然的。
二、自辛亥旧民主革命前，章炳麟、黄侃诸先生在日本首印张煌言《张苍水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书，终于推翻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权，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遂成为一时的风气。随后又有人注意到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事迹，蔚成专门的学问，但研究的资料还不能够说完全的充足。如清彭而述著《读史亭诗文集》，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年刻本，记述李定国在云贵湘对清兵的四次大战，维持了永历小朝廷的半壁天下。不有史料，又何以征信？至于研究清初顾、黄、王诸家的学术思想史的著述那就更多了。可是写清代学术史，诸家的著作但写顾、黄、王等的学术思想，很少涉及他们的学派和他们的社会渊源和历史背景。这就象光见树木不见树林的样子。侯外庐同志首先提出方以智为卓越唯物思想家，确有卓见，是值得佩服的。我这次访书，看到方氏一门家学的著述。如方以智的三个儿子，皆有学问，他的中子方中履著有《古今释疑》十八卷，清康熙间刻本，畅述天文算术科学技术以及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学说；他的学生揭宣，著有《揭子宣集》和《璇玑遗述》等四种；他的妹夫孙克咸著有《肄雅堂集》；他来往的朋友萧士玮，著有《春浮园杂录》。而方氏本人，与讲述历史地理、坐而言可以起而行的易堂九子邱邦士等人极有关系，足以补方氏学派的未备。我认为研究明末清初的事迹，须注意三点：1、明末清初的史实，尤其农民起义的资料，似还未备。北方的农民起义较有大量的文献，可是关于江南农民起义，以及奴仆暴动、抗租运动，我在浙江仅见到如“乌龙会”、“白头军”等已有片断的资料，搜辑的还嫌不够。2、明末清初的学风，当时的爱国志士和学术思想家，似有待于搜访。如边疆地理方面梁份著《西陲今略》、顾炎武著《惧谦录》等书，必须加以探讨。又如明末清初学人的诗文集，未刊的很多，寂寞无闻的还有。如福建谢耳伯的诗文集，郑成功手下的谋士卢若腾、王忠孝，天地会创始者陈永华的遗集钞本向有流传，亟应加以整理印行。3、明末清初的文学诗词具有爱国的思想和超逸豪迈的特色，经过清人选辑的明末文学家的诗文，已经是隐讳很多，就是卓尔堪《四百家遗民诗》已经失去当时作家悠然天真和慷慨激昂的本色。惟有明末清初当时作家选明末人的诗词，如邓汉仪的《诗观》、周亮工《赖古堂文选》、陈济生选《启祯遗诗》、黄传祖选《扶轮
三、清朝统治者对于被征服的明朝的统一中国的政治、军事、疆域的雄伟事迹，主要是毁灭和隐蔽起来；对于清朝祖先发迹的事实，诸多忌讳，或语焉不详。当时人士又怵于“史祸”，噤口不敢言清朝的史事。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外患频仍，人人思奋发有为，于是出现了钱仪吉、龚自珍、魏源、徐松诸家，不但谈古，也要谈今，才敢谈清朝的史事。因之，我们要研究，只有从清代人写的野史、杂记、地方志、乡村镇志，和清代人文集中求之。现在各图书馆中收藏了不少的这种图书，正有待于搜访。这次我发现各图书馆中，尤其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着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的历史和清末民初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史实，和进步人士学术思想的著述，尤应该加以注意和整理，公诸于世。
四、科学的发明出于迷信，化学的产生就萌芽于道家的炼丹术。所以鲁迅先生对于晋葛洪著的《抱朴子》极为注意。近中国科学院由于调查天象地震的资料，在素来为人所不注意而认为荒谬迷信的书籍，如清初孙之
五、有关编写善本书目的一些看法。遵循着周总理生前编善本书目的指示，经过各图书馆负责同志的清查，可以看出(一)我国所藏的善本重要资料，共存在有多少部可以供人阅览。如明卢熊编的《苏州府志》，目前存在的可能有四部。(二)某个作家的著述分散藏在各图书馆里，如明末祁彪佳的著述和远山堂钞本的珍贵资料分散藏在北京、南京、浙江各图书馆中，有书目可查，就可以供读者的利用。(三)图书的祖本和已佚的书籍。如有位同志询问，刘勰《文心雕龙》究否有宋刊的祖本。又现在山西应县宋代木塔中发现宋刻《李氏蒙求》，为海内稀见的珍本。还有辽金经卷及其他文物。那末安知宋薛居正纂修《旧五代史》，是否仍存在于天壤间？真是企予望之。
六、编善本书目，主要明了善本书的版本卷数，书籍的来源，刻工和刻书的地点，流传的多少。但是还要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的根源。如清陈梦雷著《闲止书堂集钞》是一部难得到的书籍，但必须知道陈梦雷是清康熙间纂修《古今图书集成》的著者，与现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极有关系，那末就可以知道重印《闲止书堂集》的重要性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管见，不一定对，提供出来聊供读者的参考。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写于北京，七月二十日重为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