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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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山、赫连简墓志2014年出土于山西太原,于《文物》2019年第5期刊布发掘简报[1]。据《简报》介绍,两方墓志皆由志盖、志石扣合而成。赫连山墓志盖顶有3行阳刻篆书"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57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2竖行,行22字,计471字(图一)。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3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3竖行,行23字,计482字(图二)。《简报》对两方墓志的释录及断句有可商处,今据拓片予以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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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山、赫连简墓志2014年出土于山西太原,于《文物》2019年第5期刊布发掘简报[1]。据《简报》介绍,两方墓志皆由志盖、志石扣合而成。赫连山墓志盖顶有3行阳刻篆书"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57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2竖行,行22字,计471字(图一)。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3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3竖行,行23字,计482字(图二)。《简报》对两方墓志的释录及断句有可商处,今据拓片予以校补。
其他文献
夏商周三代青铜器是郑州博物馆主要馆藏门类之一,郑州博物馆新近修复和整理出了几件夏商青铜器,这些铜器此前未见著录或报道不详,现简要介绍如下。1.网格纹斝1979年春郑州荥阳西史村农民在村南平整土地时发现。斝为圆体,敞口,高颈内收,圆鼓腹,圜底,下承三圆锥状袋足。口沿处略厚,沿上立有两个三棱形短柱。器身一侧有弧形鋬,鋬对侧腰部饰两道凸弦纹,其间夹以网格纹,呈带状分布半周。器身有多处补铆痕迹。口径14.6、高25.8厘米,重1千克(图一~三)。
2005年4~9月,为配合宁常、镇溧高速公路建设,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江苏省句容浮山果园片区抢救性发掘了3处墓群的8座土墩墓。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器物群等遗迹103处,出土各类遗物1100余件;其中仅浮山果园D29就发现墓葬45座,是迄今为止发现墓葬最多的单体土墩墓。相较于以往土墩墓的发掘,本次清理在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收获,为深入研究江南土墩墓及青铜时代江南地区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
石窟位于山西省寿阳县城北20公里的解愁乡阳摩寺村北的阳摩山,地理坐标北纬38°4′50″,东经113°7′(图一)。石窟群位于山体上部的崖壁,海拔1600米,开凿长度约200米,呈东西走向,属亚湿润中低山谷型地质喀斯特(岩溶)地貌,石灰岩质。现存洞窟4个,三佛龛1个,摩崖千佛造像龛6组,分布于崖壁西、中、东三区。西区崖面部分向南突出,摩崖千佛造像1~5组;中区连接段崖面整体退后,开凿6~9号洞窟;东区崖面朝西,摩崖千佛10、11组(图二)。
2019年,洛阳理工学院文物馆收藏了一件传世战国铜鼎,据其铭文内容,可称为"王十一年大梁司寇鼎"。此鼎传为洛阳出土,未见著录。现介绍如下,并对铭文及相关问题略作考述。鼎子口微敛,沿内折,扁圆形深腹,腹上部附有略向外撇的长方形双耳,腹下部内收,圜底,三兽蹄形短足较粗壮。盖隆起呈弧形,上有三环形纽,纽上各有一凸起的乳丁。腹部饰凸弦纹一周。整器呈扁球体状,制作工整,器形浑厚,器身、器盖大部分区域分布浅绿色锈,间有红色锈斑。盖、器外部可见多处垫片,腹下和足部有明显范铸痕迹。口径13、腹径18、通高16.1厘米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位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县马鬃山镇公婆泉村。2016年4~7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石块堆积7处、灰坑20个、房址43座,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玉料等遗物。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布于公元前390~前60年,主要集中于公元前360~前150年。本次发掘为了解当时玉矿的开采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开展遗址聚落分期并揭示各期聚落组成和形态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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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四家子辽金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2013~2014年,在城内中轴线上的一处建筑台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带有墨书文字的瓦片40余件,瓦上的文字书写于绿釉筒瓦内表面,记录了佛教信徒的"施瓦"情况。通过对文字内容的初步研究,可以推断使用这些文字瓦的建筑的性质为佛教寺院,所处年代为辽代晚期,并对施瓦者身份、施瓦缘由、施瓦数量、施瓦时间等当时佛教寺院的佛事活动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充分体现了城四家子城址的宗教影响力,表明其很可能是当时东北地区佛事活动的中心地区。同时,文字瓦中关于中央职官尤其军事部门官员的施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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