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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0日下午，在老干部局两位同志的带领下，我们一行5人来到古城南路50栋，采访了93岁的抗战老兵余昌和。听说我们要来，老人亲自走到家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1.75米的他，背不驼，腰板挺直、步伐稳健、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一提到抗战的那段经历，他就娓娓道来。
“1937年冬，地主烧了我家的房子，父母被地主逼死了，15岁的我给地主放牛，受尽剥削。没依没靠，就想当兵。正好高敬廷率领的红28军路过我们村，我向部队的同志提出参军。但部队嫌我小，不要我，我就冒着大雪跟着部队行军3天。看我这么坚持，部队首长就破例收留了我。可我没想到，舅舅追到部队，连拉带拽硬要我跟他回家。我拗不过他，就回了家。回家后，国民党来招兵，我的一个远房哥哥在这个部队当师长，好多人都当了国军。但我没动心，还想着当官兵平等的红军。一天，乘舅舅外出，我又偷着跑回了原部队。后来，部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二师，我在二师七团的一个连队当战士。”
“我之所以要当兵，就因为我恨透了日本鬼子。他们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我所在的安徽皖东舒城地区200多里没有人烟。从1941年至1945年，安徽、江苏当地的8个县，15岁至55岁男人都参了军，村里只剩下儿童妇女，那时的苦你们都想象不到。那时，男人当兵，女人种粮、做军鞋、抬担架。
“从1938年开始，我先后参加过蒋家河口战斗、舒城伏击战、棋盘岭战斗、半塔保卫战等战役，参加过打国民党顽固派和反扫荡等大小十多次战役。蒋家河口战斗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我们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还早一个月。舒城伏击战，打死日军60余名，活捉11人。我们将活捉的11名日军，上交给了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部队，这次战斗我们部队战亡30多人。半塔保卫战增援津浦路东，击溃韩德勤部常备十旅，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当时，日军的军事素质虽然很高，但他们也很教条。拼刺刀时，为了显摆他们的水平高，都将子弹退膛。我们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不吃亏，都是三个人一组，背靠背，互相保护，实在拼不过了就开枪。因表现好，我从连队调到了机关。
“1939年冬天，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村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皖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我为刘少奇站过岗。由于表现出色，1941年，19岁的我，经班长梁振中介绍，秘密入党。
“当时，部队之间的通信主要靠传令兵。由传令兵将首长指示、作战命令通过步行传达到部队。当传令兵需要“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勇敢沉着、机动灵活、身体健康”五个条件。贫农出身又是党员的我，凭着1.75米的个子，荣幸地当上了首长的传令兵。我跟着首长，保护首长，负责首长与其他部队传递情报。有时情报紧急，我肩背步枪，一小时要跑三四十里。一次，穿便衣送信，我不能戴佩枪，只能带上两个‘香瓜’手榴弹。路上，我尽量绕着敌人走，穿山沟，走无人区，但还是遇到了敌人的便衣巡查。我就做好万一被捕就吃下信件的准备，并与敌人同归于尽。看到敌人的作派，为了与敌周旋，我也叼着烟卷，大摇大摆地从敌人身边走过。
“1941年，徐海东师长因肺病在盱眙县小王庄边养病边指挥战斗。我四次去他家，两次传令，两次送信。他和爱人没架子，待我如亲人。他爱人曾两次专门为我做饭，为我打洗脚水，使我深受感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138师、171师、52师）、日军、伪军对我们一个师进行一次次攻击。我师死伤严重，被他们包围，没粮食没药，伤兵的伤口处都生蛆，吃野菜、野草，很艰苦。弹药就更少了。每次打小仗，步枪就发3?5发子弹，机枪就发50发子弹;打大仗，步枪不超过20发子弹，机枪不超过80发。每次打仗都不能随便开枪，必须瞄准了再打。那时，没有工资，能填饱肚子都是奢望，但我们就是凭着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过好日子的信念，吃大苦，耐大劳，随时准备牺牲。
“1942年是抗日相持最艰难的日子，那个夏天特别热，我从津浦路东走到津浦路西传递紧急命令，连跑带颠走了100多里，渴了就像牛饮一样喝凉水。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回到部队就浑身难受，上气不接下气，连脓带血吐了一大摊。卫生员给试表，发烧38度，经过检查是肺跑“炸”了。难受得我躺了一个多星期，由于喘气困难，每天只能喝米汤，后来喝稀饭。一次坚壁清野，碰上了一位老大爷。在了解了我的病情后，给了我一个偏方，就是用菠菜、大蒜、藕捣烂和米一起煮粥，没一个月就吃好了。在这期间，部队精兵简政，许多人因身体等原因被裁掉。但我因表现好，指导员王广生就说：这么好的一个战士要死就死在部队吧！
“1943年7月，师长徐海东、副师长罗炳辉带领部队在安徽省定远县安营，日军将县城包围。整个部队在师长的带领下冒死突围，突围出的战士一晚上跑了180里，在战纪岗的一片高粱地休整。打了胜仗的日军正好经过，怒火在胸的我们又连续作战，与日军开战，消灭日本鬼子一个团，鼓舞了士气。
“当了6年传令兵，我的革命斗争经验不断丰富，在当好传令兵的同时，我还担任了侦察敌情的任务。一次，首长交给我探听鬼子虚实的任务。我戴上礼帽，穿上长衫，背着盒子炮，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敌占区。看到一个鬼子进了一家理发馆，我也随后跟进。为了让敌人说话，我乘鬼子上厕所的机会，做理发员工作，让他想办法让鬼子说话。理发员在理发时，故意将他的头皮理破一个小口子，“你他妈给我剃破了，老子枪毙了你。”说完，就要掏枪。“我一听，不是鬼子是伪军，就在他走出理发馆回军营路上的僻静处，用枪顶着他的腰眼，并缴了他的枪。他回头一看我比他高多半头，就放弃了抵抗的念头，向我说出了实情。原来，日本鬼子因中国和太平洋战争多线作战兵力不足，就采取鬼子和伪军混编的战术。一个班就配一名鬼子当班长，其他11个人是伪军。为了解敌人的数量，我又装成了送菜的农民，来到敌人的伙房，通过看饮事员做饭时淘多少米，判断敌人大约是一个团。为了验证是否是一个团，我又在敌营外向老乡打听敌人有多少人出操，有什么武器。虽然，我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但我的战友就不这么幸运了。在一次侦察敌情时，被敌人抓住开了膛。现在，一提起这事我就惋惜不已。
“1945年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组织日伪军一万多兵力向津浦路西大举进攻，同时向路东大扫荡。罗炳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总结敌人的优点和我军的缺点，采用‘梅花点式纠缠战术’与敌周旋，‘梅花构成的分布’就是：部队宿营按三角形摆布，指挥机关在中心，敌袭击任何一部，指挥中心都可命令机动出击，相互呼应，使对方优势火力难以发挥作用，减少我方伤亡。‘梅花桩’式的布阵，对对方实施多点打击，当敌进至‘梅花桩’阵地时，从侧面、两面、三面同时向敌开火，以至用手榴弹、刺刀、大刀杀敌。‘梅花点式纠缠术’用于敌强我弱，梅花点式便于部队疏散隐蔽，易于袭敌。在实施夜袭中，事前准备好梯子、绳子、火药、汽油、柴草实施火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巧胜敌。若对方数路进攻，可避强击弱，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不能打大仗就打小仗，兜圈子与对方纠缠，一点一点把它吃掉。
“这次战役，新四军以劣势装备毙伤日伪军5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罗炳辉创造的‘梅花桩’打法多次以少胜多，战绩卓著，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装备支持。作为这支部队的一员，我很自豪。
“抗战八年，最高兴的事就是1945年鬼子投降。当时，鬼子收缩在据点里很少出来，他们的士兵尽是少年。因此，我和战友们在议论：小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当部队传达鬼子投降的消息，我高兴得和战友们将庆祝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夜没睡着觉。我就想，鬼子投降了，我们该有好日子过了。”
回顾八年抗战的经历，余昌和三次强调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胜利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在今天的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革命精神不能丢。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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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冬，地主烧了我家的房子，父母被地主逼死了，15岁的我给地主放牛，受尽剥削。没依没靠，就想当兵。正好高敬廷率领的红28军路过我们村，我向部队的同志提出参军。但部队嫌我小，不要我，我就冒着大雪跟着部队行军3天。看我这么坚持，部队首长就破例收留了我。可我没想到，舅舅追到部队，连拉带拽硬要我跟他回家。我拗不过他，就回了家。回家后，国民党来招兵，我的一个远房哥哥在这个部队当师长，好多人都当了国军。但我没动心，还想着当官兵平等的红军。一天，乘舅舅外出，我又偷着跑回了原部队。后来，部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二师，我在二师七团的一个连队当战士。”
“我之所以要当兵，就因为我恨透了日本鬼子。他们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我所在的安徽皖东舒城地区200多里没有人烟。从1941年至1945年，安徽、江苏当地的8个县，15岁至55岁男人都参了军，村里只剩下儿童妇女，那时的苦你们都想象不到。那时，男人当兵，女人种粮、做军鞋、抬担架。
“从1938年开始，我先后参加过蒋家河口战斗、舒城伏击战、棋盘岭战斗、半塔保卫战等战役，参加过打国民党顽固派和反扫荡等大小十多次战役。蒋家河口战斗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我们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还早一个月。舒城伏击战，打死日军60余名，活捉11人。我们将活捉的11名日军，上交给了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部队，这次战斗我们部队战亡30多人。半塔保卫战增援津浦路东，击溃韩德勤部常备十旅，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当时，日军的军事素质虽然很高，但他们也很教条。拼刺刀时，为了显摆他们的水平高，都将子弹退膛。我们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不吃亏，都是三个人一组，背靠背，互相保护，实在拼不过了就开枪。因表现好，我从连队调到了机关。
“1939年冬天，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村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皖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我为刘少奇站过岗。由于表现出色，1941年，19岁的我，经班长梁振中介绍，秘密入党。
“当时，部队之间的通信主要靠传令兵。由传令兵将首长指示、作战命令通过步行传达到部队。当传令兵需要“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勇敢沉着、机动灵活、身体健康”五个条件。贫农出身又是党员的我，凭着1.75米的个子，荣幸地当上了首长的传令兵。我跟着首长，保护首长，负责首长与其他部队传递情报。有时情报紧急，我肩背步枪，一小时要跑三四十里。一次，穿便衣送信，我不能戴佩枪，只能带上两个‘香瓜’手榴弹。路上，我尽量绕着敌人走，穿山沟，走无人区，但还是遇到了敌人的便衣巡查。我就做好万一被捕就吃下信件的准备，并与敌人同归于尽。看到敌人的作派，为了与敌周旋，我也叼着烟卷，大摇大摆地从敌人身边走过。
“1941年，徐海东师长因肺病在盱眙县小王庄边养病边指挥战斗。我四次去他家，两次传令，两次送信。他和爱人没架子，待我如亲人。他爱人曾两次专门为我做饭，为我打洗脚水，使我深受感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138师、171师、52师）、日军、伪军对我们一个师进行一次次攻击。我师死伤严重，被他们包围，没粮食没药，伤兵的伤口处都生蛆，吃野菜、野草，很艰苦。弹药就更少了。每次打小仗，步枪就发3?5发子弹，机枪就发50发子弹;打大仗，步枪不超过20发子弹，机枪不超过80发。每次打仗都不能随便开枪，必须瞄准了再打。那时，没有工资，能填饱肚子都是奢望，但我们就是凭着要把小日本赶出中国过好日子的信念，吃大苦，耐大劳，随时准备牺牲。
“1942年是抗日相持最艰难的日子，那个夏天特别热，我从津浦路东走到津浦路西传递紧急命令，连跑带颠走了100多里，渴了就像牛饮一样喝凉水。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回到部队就浑身难受，上气不接下气，连脓带血吐了一大摊。卫生员给试表，发烧38度，经过检查是肺跑“炸”了。难受得我躺了一个多星期，由于喘气困难，每天只能喝米汤，后来喝稀饭。一次坚壁清野，碰上了一位老大爷。在了解了我的病情后，给了我一个偏方，就是用菠菜、大蒜、藕捣烂和米一起煮粥，没一个月就吃好了。在这期间，部队精兵简政，许多人因身体等原因被裁掉。但我因表现好，指导员王广生就说：这么好的一个战士要死就死在部队吧！
“1943年7月，师长徐海东、副师长罗炳辉带领部队在安徽省定远县安营，日军将县城包围。整个部队在师长的带领下冒死突围，突围出的战士一晚上跑了180里，在战纪岗的一片高粱地休整。打了胜仗的日军正好经过，怒火在胸的我们又连续作战，与日军开战，消灭日本鬼子一个团，鼓舞了士气。
“当了6年传令兵，我的革命斗争经验不断丰富，在当好传令兵的同时，我还担任了侦察敌情的任务。一次，首长交给我探听鬼子虚实的任务。我戴上礼帽，穿上长衫，背着盒子炮，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敌占区。看到一个鬼子进了一家理发馆，我也随后跟进。为了让敌人说话，我乘鬼子上厕所的机会，做理发员工作，让他想办法让鬼子说话。理发员在理发时，故意将他的头皮理破一个小口子，“你他妈给我剃破了，老子枪毙了你。”说完，就要掏枪。“我一听，不是鬼子是伪军，就在他走出理发馆回军营路上的僻静处，用枪顶着他的腰眼，并缴了他的枪。他回头一看我比他高多半头，就放弃了抵抗的念头，向我说出了实情。原来，日本鬼子因中国和太平洋战争多线作战兵力不足，就采取鬼子和伪军混编的战术。一个班就配一名鬼子当班长，其他11个人是伪军。为了解敌人的数量，我又装成了送菜的农民，来到敌人的伙房，通过看饮事员做饭时淘多少米，判断敌人大约是一个团。为了验证是否是一个团，我又在敌营外向老乡打听敌人有多少人出操，有什么武器。虽然，我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但我的战友就不这么幸运了。在一次侦察敌情时，被敌人抓住开了膛。现在，一提起这事我就惋惜不已。
“1945年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组织日伪军一万多兵力向津浦路西大举进攻，同时向路东大扫荡。罗炳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总结敌人的优点和我军的缺点，采用‘梅花点式纠缠战术’与敌周旋，‘梅花构成的分布’就是：部队宿营按三角形摆布，指挥机关在中心，敌袭击任何一部，指挥中心都可命令机动出击，相互呼应，使对方优势火力难以发挥作用，减少我方伤亡。‘梅花桩’式的布阵，对对方实施多点打击，当敌进至‘梅花桩’阵地时，从侧面、两面、三面同时向敌开火，以至用手榴弹、刺刀、大刀杀敌。‘梅花点式纠缠术’用于敌强我弱，梅花点式便于部队疏散隐蔽，易于袭敌。在实施夜袭中，事前准备好梯子、绳子、火药、汽油、柴草实施火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巧胜敌。若对方数路进攻，可避强击弱，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不能打大仗就打小仗，兜圈子与对方纠缠，一点一点把它吃掉。
“这次战役，新四军以劣势装备毙伤日伪军5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罗炳辉创造的‘梅花桩’打法多次以少胜多，战绩卓著，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装备支持。作为这支部队的一员，我很自豪。
“抗战八年，最高兴的事就是1945年鬼子投降。当时，鬼子收缩在据点里很少出来，他们的士兵尽是少年。因此，我和战友们在议论：小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当部队传达鬼子投降的消息，我高兴得和战友们将庆祝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夜没睡着觉。我就想，鬼子投降了，我们该有好日子过了。”
回顾八年抗战的经历，余昌和三次强调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胜利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在今天的和平年代，要居安思危，革命精神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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