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历史重叙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民国和“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其文学价值更不可小觑，再叙历史无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通过梳理重叙文本的思想脉络，对其历史、现状和缺失进行了深层次解析，导致现代性部分性遮蔽和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除了时间因素的局限，还有主、客观等因素的制约。新世纪语境下，面对现代性逐步暴露出的重重危机或后果，强化反思性重叙旨在弥补缺失、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致使现代性更合目的性地向前发展，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历史重叙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重叙;现代性;反思性;启蒙;颠覆;机缘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49-07
重叙、反思与机缘相辅相成又是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将三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利用文学手段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写作动机，注定了对历史同一阶段的叙事不是一次性行为，每一次重叙都与其历史和现状紧密相连，了解其缺失才能更好地完成重叙或再重叙。借助光的反射原理引申为一种不同于直接认识的间接认识就是反思，它是一个过程，也是从把握外在本质到把握内在本质的过渡，掌控好这个过程或过渡反思与重叙才能完美结合。机缘的释义除了机会和缘分，还有试验、冒险或掌握的时机的意思，与重叙绑在一起就出现了是否值得的问题，也就是对重叙或再重叙的价值评估。历史发展总是在抗拒与矛盾中呈现出阶段性的突破，文学叙事之于历史和现实是映照也是一种鉴戒，面对抗拒与矛盾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反思的力量会促使作家完成理性思考，可只有掌握好机缘才会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重叙或再重叙的文学价值。
重叙一词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要是探讨历史叙事就有了界定的必要，至少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区分。学界在论述历史叙事时大多标明××叙事，民国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契机，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也不足为奇，可民国叙事在概念意义上就有笼统或宽泛的嫌疑。以辛亥年为起点，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的文学都应该算作民国叙事，也就是民国时期的作家对“当下”的书写，具有第一次叙述的特征。建国后的作家们依旧钟情于民国叙事，从“十七年文学”到“文革小说”，以至于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就是到了新世纪依旧有人愿意书写民国，如此就出现了叙事时间的时间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借助民国某一时段作为叙事时间，继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就应该是重叙，却必须还有个界定，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事情或事件，要是当时的作家们尚未叙述或被忽略，建国后的作家们叙述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叙事。事实上，民国叙事之于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来说大多是重叙文本，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以及新世纪语境下的“十七年”及“文革”重叙的比例也占有不小的份额。关系到重叙的定义，问题提出之后便有了争论的必要和可能，好在只是作为下文论述的铺垫，也就有了非学术意义上的界定。
一、重叙的历史与现状
任何历史重叙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关，“十七年”文学也不例外，革命性叙事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稳固社会制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历史的肯定和褒奖。民国作为中国革命重要事件的发生环境，对其叙述或重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 无论是社会结构， 还是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等）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 是这段历史的总态势和总特点。”[1]“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书写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篇章，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依旧具有经典的品质，作家们出于社会意识中心的局限，再是一体化文化机制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民国重叙充满红色激情，“文革”时期非理性民国重叙秉承的还是红色文学主题，可之后就出现了杂色，也难怪有人说民国是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1980年代以后，寻根文学开始关注现代性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形成一股以反思为特征的文学思潮，意识到伤痕文学对现代性的隐匿，又面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危机或后果，大张旗鼓地反思意在于“冲突和弥合”中实施自我疗愈，还试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使人们找到疗救‘现代病’的良方。”[2]这一时段的民国重叙极力干预传统文化，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有意突出“根”的价值，也表达了让中国文化迅速与世界融合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补充，在儒道释的传统遭到质疑甚至否定的历史语境下，他们探寻着另一条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同[2]至于之后的新历史小说，以颠覆、消解和解构为手段，摈弃僵化、呆板的主题，抱着求新的愿望和态度重叙民国，却必须注入西方现代思想，秉承新历史主义，以消解、对抗的姿态形成一股反“十七年文学”的新的文学思潮，其思想之现代、手法之新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自建国至21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民国重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难能可贵的艺术探寻价值，可1980年代以后，“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几乎与民国重叙并驾齐驱，对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其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伤痕文学是“文革”结束之后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与刚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有关，哀痛和诉求应该是最初的创作动机，对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提升了文学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时段极其绚丽的艺术奇葩，“从审美取向上看，伤痕小说以其强烈的批判性、暴露性、悲剧性开启了现实主义复归的潮流。”[3]总的来说伤痕文学除了浓郁的悲剧意识，恢复文学本真，也就是人的文学同样具有颠覆的效果，尤其是对一个时代的否认在历史重叙中达到了极其震撼的深度，也使紧跟上来的反思文学树立起重叙的信心！重叙是对历史的反刍，反刍作为一种生理現象或物理行为只是个简单的再咀嚼过程，引申为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也就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上升到文学层次，且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学思潮其意义的确不同凡响。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和怀疑是反思的精髓，注定了反思文学对“十七年”及“文革”重叙是一次带有深度发掘特征的跨越，较之于伤痕文学，除了洞察苦难与创伤的历史动因，还赋予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吸收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启蒙思想，对历史和现实给予深切关注，尤其是对国家命运和国家利益的思考提升了文学内涵和作品的价值。另外，寻根文学对“十七年”及“文革”等时期的重叙也不可小觑，极力探寻民族文化，开启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先河！至于新世纪语境下的历史重叙，通过对重叙资源的深度发掘，映照或鉴戒的水平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且受到了学界和文学界的一致好评，也说明历史之于现实永远都有再深度发掘的可能和必要。 二、重叙中的遮蔽与反思性干预的缺失
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可圈可点的根源，缺失或者说在历史重叙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与自我意识、时代局限紧密相连。成就往往掩盖缺失，可缺失的暴露必定与时代更迭有极大的关联，“十七年的民国叙事借助‘史传’、‘诗骚’传统文学资源，建立起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景;‘文革’時代的小说，继承了十七年的主题先行，并加以扩大，造成叙事目的对形象含混性的彻底排斥挤压，使英雄的纯粹性、历史的逻辑性达到了非理性的荒谬程度，成为非理性地描写历史的理性过程……”[4]这段评述准确地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却只是针对政治环境和作家掌控社会中心话语权之后出现的弊端，学界和文艺界似乎都无意中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启蒙现代性对现代性进行强制性解构，致使“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对现代性部分性遮蔽或偏离，造成愈加“纯粹化”的历史假象才导致概念意义上的缺失。
“‘五四’产生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启蒙现代性， 而启蒙现代性则包括个性启蒙现代性和政治启蒙现代性， 前者指向个体、内心， 追求个性解放、人文关怀和自由平等， 对象直指知识分子; 后者指向社会、民族和国家， 追求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对象直指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5]二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6]可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后者在那个特定时期仅仅是前者的历史衍生物，而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同[6]“五四”之后，随着国家民族独立统一思想逐渐普及或被认知，“个性启蒙现代性也成为了远逝的背影，突出的只是民族政治的上下求索。”同[5]如此以来，恰好为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之间的让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认知达到融合的目的是最理想也是最终的整合，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加速了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之间的让渡，之于现代性的整体概念来说，却不具备完全消解或替代的意义。个性启蒙现代性的转变意味着现代性这个概念越来越具有可多层次解读的可能，“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化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和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7]左翼作家的努力意在突出政治启蒙现代性的重要性，海派作家则借助民国都市那个平台，以日常消费为切入口对诸多现代行为予以西方性想象，如此以来，现代性就又派生出一个重要的分支。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社会学证明，城市是现代性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其实“韦伯想要证明的是，城市不仅作为多元要素之一参与建构了各个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还为这些多元要素得以共同塑造现代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物理空间。”[8]城市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无疑丰富了现代性这个概念，与个性启蒙现代性有相同之处，也存有差异，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城市现代性与政治启蒙现代性之间注定存有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直到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才彻底消除，可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只能逐步处于隐匿状态。“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中，所谓的现代性表述具有单纯指向的性质，以致于完全被政治化、革命化，期待达到绝对“纯粹化”的目的，被遮蔽的也就是依托都市空间发展起来的城市现代性，却真实也活跃地存在于民国和建国初期的都市文化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以降，由于海派作家与左翼派作家们持有完全不同的文学创作立场，致使城市现代性突出地反映在新感觉派的文学作品里，“基于这种日常消费性的世界主义风格的想象，新感觉派赋予上海以工业的、暴力的、男性的西方都市色彩……将对上海的消费性经验转化为国际资本主义欲望与物质的冒险经历，其大量描写的性征服、竞技、烈酒、恐怖、高大建筑、异国冒险等，带上了西方人的物质经验与冒险经历，一切都在国际性消费生活的意义上符号化。”[9]符号化的结果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将生活彻底“艺术化”，以致于海派作家们积极地在文本中“将上海生活置于一个平面化的瞬间状态，避免对上海城市历史与东方性深度内容的深究，以造成对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国际性都会并无差异的理解。”同[9]说起来的确有浮夸之嫌，却没有影响城市现代性在民国都市文化语境下极度发挥、发展。建国后出于对资本家的温和态度，使城市现代性延续到“文革”前夕，不同的语境下会表现不同的状态，却反映其真实存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10]物质只是现代性的表征，表达了民国城市现代性延续后的境遇，“文革”开始后处于完全隐匿状态是政治启蒙现代性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果。与城市现代性对应的该是乡村现代性，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受到环境、经济、认知等因素的制约，再是乡村与都市之间存有距离和传播途径上的差异，致使政治启蒙现代性得到强大的传播和发展空间，有文学评论者才直言：“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现代性的，”[11]其中的现代性应该是政治启蒙现代性，也恰好说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对城市现代性的遮蔽。处于城厢和经济发达区域的乡镇对现代性（包括城市现代性和政治启蒙现代性）具有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也因此形成了富有个性和地域性的乡村现代性，如此以来，所谓的“现代性”在民国重叙中表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五四’启蒙者开始了个性启蒙梦之旅，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启蒙任务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身上，因此从‘五四’到新中国，个性启蒙现代性逐渐让渡于政治启蒙现代性。”[12]这种逐步让渡的过程也意味着民国终结之后，政治启蒙现代性能够顺利地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上升到文学层面，彰显革命理想就成了不能背离的主题，激情地遮蔽了一切能释放被遮蔽的现代性的渠道和场所，其中就包括城市现代性和非革命性的乡村现代性，即便在场也完全以扭曲的丑恶形象生成反面教材。不能否认，城市现代性具有萎靡、浮华、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弊端，却有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经济和文化发展等;乡村现代性除了对城市现代性的吸纳，还不排斥政治启蒙现代性的传播，只是现代性的影响是一种非单纯性的表现才显得不那么纯粹，可作为能局部性地影响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不容忽视，文化启蒙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经济建设活动，都是与现代性的传播和践行分不开的……如此以来，民国时期的现代性就拥有极其丰富的内涵，那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中理应对其予以正面或公正地书写，遗憾的是，重叙中的缺席或纯革命性的表现造成了对现代性部分性遮蔽或偏离，通过文字显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民国，所谓的反思就更无法提起了。 现代性自1980年代完全发展起来后，寻根文学也应运而生，却是在冲突与弥合中祈求自我疗愈，对“文化”和“根”的追寻，之于文学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他们往往采用世俗的价值观念去表现超越世俗的审美精神，这些都使‘寻根’陷入了重重困境，也使他们遭到了诸多评论者的质疑与批评。他们所倡导的浪漫的、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学创作最终只是一个虚拟的‘神话’。”[13]不否认寻根文学一开始就有意开掘主题的深度、拓宽题材的广度，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用艺术的目光极力探寻民国，这个时期的民国重叙较之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小说”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成果有目共睹，其影响也是深远的，“20世纪80年代，在‘后发现代性’的中国，对西方文化危机和现代性话语‘破产’的认知已经构成中国人文视野的重要方面，这决定了寻根话语对‘世界’的想象不可能如五四新文学那般乐观和坚定，‘世界’的面目已日益显露复杂性，而对民族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整理正是对这个面孔嗳昧的‘世界’的回应和对策——寻根话语在新的‘世界‘和‘西方’意识的格局中，确立了对‘传统’和‘民族’的重新体认。”[14]这段评述准确地把握了寻根文学的创作思路和思想脉络，却没有充分地揭示其最终退场的根本缘由，暧昧和妥协致使具有反思特质的新一轮文学思潮的反思力度出现了先天性虚亏，“现代性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以及认同的程度不同。”[15]认同程度加上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状态或后果，合理与否是对其加以改造或反思的现实依据，寻根文学对现代性予以反思的态度没错，对现代性的发展后果缺乏准确估量也在情理之中，二十世纪末期接受现代性的能力和程度究竟尚處于发展阶段，却成了寻根文学致命的缺陷，尤其在秉承的基础上建构民国重叙文本时，以反“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历史叙事或重叙为基调，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被遮蔽的现代性之于民众生存非革命化的影响，也使历史重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五四文学”的翻版或延续，关键是对民国时期的现代性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却为再介入民国重叙提供了历史性的参照或鉴戒。
寻根文学的反思勇气和信心是值得称赞的，现代性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后起文学思潮理应很好地传承，可惜，当寻根文学退场之后，随即登场的新历史小说干脆放弃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只是将其作为参照以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1990年代以后，民国题材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重叙资源，对现代性的反思却让位于被现代性支配下的欲望化叙事。新历史小说以颠覆、戏谑和诡异的艺术手段为民国重叙注入了新的生机，却将“十七年文学”的斗争史改写成一部部欲望史，“其对历史理性的怀疑和对偶然性的极端强调也有利地影响了小说的选择机制和结构形式……最终的后果是对十七年文学民国叙事的全面解构”。[16]新历史小说的颠覆和消解源自对西方文学艺术思想的吸纳和利用，颠覆和消解的冲动却与其受现代性的影响或支配有关，也难怪从客观、真实的艺术世界走向主观、欲望化的私人花园。欲望化书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可书写者对现代性依旧保持着乐观、向前看的姿态，对现代性后果估量不足或根本不予以关照，除了客观因素，更主要的是现代性演变成一种单纯的叙事动因之后，所谓的反思便被同时激发的创作冲动消解了。
新世纪语境下，家族叙事是继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再度兴起的文学思潮，之于历史重叙，尤其是民国重叙丰富了历史的想象，也提升了文学内涵，却对现代性的切入依旧停留在表层。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微组织形式，新文化运动中反家族势力是重中之重，“封建性”和“私有性”致使其成就了新文化语境下最纠结的痼疾，可思想启蒙家的竭力批判和否定只是思想武装，用革命的手段予以彻底消除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也成了现代文学和“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或叙事的主调，却无法逃避高调叙事的泥淖。新世纪家族叙事采用多维度秉承的文学手段，以审视的目光对家族予以“复杂化”书写，也恰好映照出叙事客体本身所具备的非单纯化的性质，可由于极力运行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双重轨迹，致使“家族与民族、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循环、偶然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眷恋与决绝等等，不无矛盾地汇聚在新世纪的家族历史叙述中，没有哪一种‘声音’的叙述可以成为引领潮流的主调。”[17]这种“声音”的繁杂或缺失，固然有其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原因，可对“现代与传统”的审视依旧以“五四”文化启蒙为基点，不说没有挣脱由家族与革命形成的陈旧的叙事链，面对现代性在新世纪语境下派生出来的种种困惑或困境，只能于历史中寻找某种契合，其暧昧的态度与寻根文学有相似之处，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才致使重叙与反思出现人为性的断裂。
从以上解析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激情、寻根文学的暧昧、新历史小说的颠覆和诡异，以及新世纪语境下家族叙事的断裂，造就了众多风格迥异的民国重叙文本，却没能形成完整也完美的反思性批判体系，现代性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意识形态贯穿民国始终，重叙与反思并存才能使其在对抗和矛盾中充满张力。现代性在不同语境下呈现的后果也大不相同，除了时间因素的制约，还有客观和主观意识上的契合或被迫，遮蔽引发的不完整叙事，以及对其后果估量不足，导致缺席和对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的忽视，致使重叙与反思发生人为性的断裂。新世纪语境下，现代性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强化反思性民国重叙也就有了预料之中的机缘和必然。
民国重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占有重要的地位，可单一的叙事不可能让文学百花园里万紫千红，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文学资源的丰厚和创作热情的高涨，众多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释放出异常瑰丽的光彩。重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段，作家们的艺术目光自然而然地介入了历史的时空，“文革”结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伤痕文学。“十七年”和“文革”时段是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期，那些标志性事件就成了伤痕文学重要的重叙资源，可伤痕文学在取得文学地位和普遍关注后很快陷入两难境地，过分地凸显矛盾性似乎还不是重叙的硬伤，隐匿现代性才使其失去了深度反思的品质，“正是处于多重相互抵触和排斥的紧张关系里，伤痕小说无法真正通达辩证扬弃之途，当启蒙实践遭到抵消和压抑之后，矛盾性恰恰成为伤痕小说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8]现代性在伤痕文学里的缺席或隐匿有其固有的根源，却又究竟是历史重叙中的缺失。政治启蒙现代性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期间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之于现代性来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被遮蔽的在经历政权更迭之后并没有消失，其真实的半隐匿或隐匿状态反映出那一时段的社会矛盾，却没有保持绝对静止的状态，尴尬与冲动也只能于压抑和纠结中显现，文学层面上的缺失就又是不得不说的遗憾。 反思文学较之于伤痕文学其重叙资源的广度要大得多，不只是局限于“文革”叙事，连“十七年”都没有忽略，在反思历史和政治性灾难时提升了文学的深度，这种深度与广度的关照依旧是质的飞跃，却过度强化政治诉求，使重叙陷入难以破解的僵局。至于现代性，反思文学秉承的依旧是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性启蒙思想，重叙“十七年”及“文革”时极力探寻个体生命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尤其是在婚姻和感情上，再现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的矛盾冲突深化了主题思想，却造成另一种深度和力度上的缺失，正是难以摆脱局限性的结果，也反映出反思文学从一开始就有基础不牢的潜在性危机。反思文学反思的态度是积极的，程度上也是进步的，较之于五四时期的文学，却是原地踏步或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一次回归！要是过分地指责反思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问题的确有些牵强，可缺失毕竟不能掩盖，这就是事实！
与反思文学一样，寻根文学的重叙资源同样是宽广的也是精致的，反思现代性在民国重叙中体现了一种态度，重叙“十七年”和“文革”时依旧予以了关照。同样兴盛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从解放初期到“文革”结束那个时段是不可丢弃的，现实中的现代性出现令人忧虑的后果，关照乡土、发掘民族之根就成了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主题，何况，反思文学早就觉察到政治启蒙现代性不能替代内容丰富的现代性，摈弃和还原才能更好地影响民众的生存质量，如此以来，历史性的转折自然会影响每一个介入寻根文学的作家，却不能不关照现代性出现的后果，那就远离都市，用文字建构一个符合人类天性的健康的精神世界，秉承的却依旧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精神，不过，从五四时期某些作家反现代性，到寻根派反思现代性究竟是进步，可文学的终极目的依旧是在无奈中于乡土上寻找精神慰藉，这一点恰好说明寻根派作家的暧昧态度或表达了冲突与弥合的微妙关系。寻根派作家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对国民劣根性也予以了深度关注，可批评与反思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受，与反思的背离由于批评态度的强烈，离反思的初衷就越来越远，说是反思现代性，倒不如说是反思传统性，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翻版或版本升级。反思究竟是一种态度，却又难以摆脱主观意识和时间因素的局限，寻根文学被打上暧昧的标签自然就难以更改了。
20世纪末，现代性带来的焦虑和困惑激发了作家们书写乡土的热情，这是继寻根文学退潮之后，又一轮现实主义复归的文学思潮，其中不乏历史重叙文本，尤其是对“十七年”及“文革”的寓言化历史重叙，被称为经典颇受文学评论者青睐的确有可圈可点的文学建树，却过度地强调回归与自然的契合造成“反现代性”的假象，可“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也正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否定辩证法上。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更好的社会向往的理想乌托邦，它不断的反衬出现存世界的黑暗和不公正，激励人们对美好的新世界的追求。”[19]这段话成功地消解了“反现代性”的假象，也予以寓言化历史重叙公正的评价。基于1990年代初期的文化语境，这种审美现代性的蕴含在历史重叙文本中与寻根文学是一种呼应，却是以一种不同的姿态于传统和现代中寻找契合或自我疗愈，“最终显露出与现实、与农民、与未来的隔膜，这层隔膜与其说是一种批判性的距离，不如说是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偏见。”[20]学术意义上的争议恰好说明重叙者在建构文本时，现代性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呈现出极其激烈的矛盾性和一时难以消解的复杂性，究其根源必须对其进行深层次、历史性地发掘，“‘中国传统’的复杂，在于中国‘先天’地处于现代性功能圈文化实践的‘后发地位’与文化空间‘边缘位置’，这使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对传统的认知和确定都属于‘双层运作’方式，即‘反现代性意义’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的传统并存、互相渗透，这种‘他者’影响的复杂状况是不自觉的，并深刻表达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中。”[21]如此以来，作家必须在“革命叙事、启蒙叙事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传统/现代之间的关系上时常陷入‘建构宏大叙事’的雄心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冲动与悖论之中。”同[21]至于建构与解构之间的矛盾，无外乎时间的局限性致使作家对现代性的认知出现偏差，现代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也极其复杂的概念，予以痛的同时，也让人们快乐着，这种先天性的悖论或矛盾，意味着反思现代性这项工作永远都不会停止，可所有的工作都是方向性的纠正，使现代性这个摩天轮能顺畅地给予人们更多的快慰！作家建构重叙文本或反思现代性时极端化地分裂传统与现代，试图找到一个直接也便捷的解决办法，与自然百分之百地融合、达到彻底规避现代性的美好愿望，遗憾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极端化表现似乎能消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可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冲突，不会由于人为制造的“此消彼长”而缓解或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递进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那重叙的缺失也就自然出现了，反思和摈弃之间构成了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于现代性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可建构文本时的清醒意识又凸显在文本中，最终只能陷入乌托邦式的自慰！其实，所谓的“缺失”不能抛开时间意义上的考量，此时和彼时会出现概念、意义和程度上的差异，现代性与“缺失”共享的时间也会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所出现的后果便呈递进式的趋势发生或发展，随着矛盾或冲突的加劇或后果的严重化，迫使作家重启理性思维，以更好地介入历史重叙或再重叙，抛弃乌托邦式的幻想，以映照和鉴戒的文学手段，极力干预“后发现代性”社会，期待在对抗与矛盾中贴近完美地彰显现代性的张力！
有论者说，现代性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一条精神脉络，可新世纪语境下的历史重叙，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依旧缺席就该引起高度注意了。新世纪语境下的“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再度兴起“可归结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相互碰撞，是历史与美学的双重焦虑的叙事表达。”[22]介入重叙的作家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重叙途径，“政治与性”、“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以此揭示‘文革’发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和变态心理原因，批判‘文革’极权主义弊害，揭露其给中国乡村带来的深重苦难，对农民的基本人性和乡村人伦关系的扭曲和戕害。”同[22]文学叙述被经典化也意味着一种叙述方式的终结，文贵出新是每一个作家都不能丢弃的文学法宝，过度地凸显叙事的政治性无疑会落入俗套，还原极权政治背景下的世俗日常，以不同的文学视角反映民众的生存苦难，的确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其实，这种所谓的“去政治化”重叙是不彻底的，转移了文学视角，却依旧刻意否认政治启蒙现代性，对政治化背景下的国民性予以了“五四式”的批判，于权力结构网中再现充满压抑和苦痛的众生相，可每个人都可能是权力游戏中的标靶和射手，滑稽中充斥着荒诞、正经中又难以遮掩戏谑，最终落入伤痕文学和新历史小说的窠臼，也忽视了现代性（主要是被遮蔽的）对民众生存的影响，致使出现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缺席也是必然。“这一百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唯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23]遗憾的是，人们至今依旧期待着那个最终的、能够解决精神困境的叙述。新世纪语境下的某些作家还热衷于民国重叙，怀旧情绪致使主观意识上的偏离，运作跨时代重叙文本时竟然出现“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现代性缺席的误判，“对于一心追踪民国现代性的作者而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文革’意味着商品经济历史的压抑和阻断，是现代性缺席与空白的历史”[24]，其中所说的“缺席”和“空白”指的依旧是政治启蒙现代性。其实，政治启蒙现代性本身就属于启蒙现代性的范畴，只是过分地强调集体意识才忽视了理性本身就是体现现代性的张力所在，这也是造成“缺席”和“空白”的根本缘由。事实上政治启蒙现代性在建国后至“文革”结束期间，从来都没有缺席，“社会主义体制虽然打造出千篇一律的单调性，但没有考虑到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都同样是中国现代性经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5]可惜，政治启蒙现代性中的“现代性”被有意或无意删除或遮蔽，政治苦难叙事就成了此类题材的共同特征，加上难以舍弃的怀旧情结高调作用着重叙文本，只能接受带有缺陷的结果。除了政治启蒙现代性，被遮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顽固存在的意识形态，时刻都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断或终结之于现代性反思都是应该高度注意的缺失，可所谓的缺失不只是对现代性的态度问题，有意或无意中的忽视或被遗忘，致使重叙或再重叙与反思失去一次次绝妙结合的机缘才是最大的缺憾！ 伤痕文学的隐匿、反思文学的回归、寻根文学的暧昧，以及新世纪语境下历史重叙时的遮蔽，致使诸多“十七年”及“文革”重叙文本中，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甚至出现缺席的误判。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完成让渡之后，现代性被强制性解构，导致部分性遮蔽才出现缺席的假象。处于某一特定时期，被遮蔽的现代性与政治启蒙现代性之间注定存有天然对立的矛盾关系，却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只能以非静止的状态隐匿起来。隐匿不等于消失，忽视或被遗忘致使重叙与反思发生人为性裂断，就是在文本中显现，或极端化地分裂传统与现代或于历史和虚无中祈求自我疗愈。现代性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进入鼎盛期，种种后果的凸显也暴露出重重危机，反思性重叙或再重叙的机缘便自然生成了。
三、反思性重叙的机缘和价值
完成了重叙的解释，紧接着就是反思性重叙这个概念了，汉字的魔力不只是在于功能的强大，每一次组合都不是随心所欲，组合后的文字要超越前者，必须潜藏着破解历史与现实的思想和对集合思想的把握与运用。重叙和反思性重叙在概念意义上都不具备独创的品质，可运用目的和方法的独特化、个性化致使其完成映照或鉴戒后同样是一种超越的表现。反思与人类的行为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行为目的、方式、方法、结果，以及环境、时间和过程都是回头审视的资源。当反思再次成为文学的重要手段，重叙的价值也就有了超越的可能，却必须引出另一组文字组合——机缘与价值。
机缘与价值具有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价值的体现却是重叙与机缘完美结合的结果。现代性遭遇的机缘是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现代性与晚清的衰落和民国的兴起有直接关联，都是时间意义上的界定，将时间上升为机缘，反思和重叙就有了契合的可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是晚清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成败功过自有评说，却是现代性在民国时期得以发展的坚实基础。现代性包容了太多的理性思维，之于民国时期的现代性来说，与当时的国情、民众的认知能力和现代化发展程度紧密相连，经历了社会动荡和一次次政权更迭，始终呈局部性蔓延的态势绵延到民国终结，却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叙事资源。“五四”时期的作家们，抓住了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派生出来的机缘，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当下”，叙事的同时总是禁不住地蓦然回首，看到的还是满眼的苍凉，向前看、继续写下去的意志便愈加坚定了，倒是有人反其道而行，却是以反现代性或秉承审美现代性的姿态出场，试图以美丽、淳朴的乡土对抗纸醉金迷的都市，留下的只是幽美与缺憾并存的纸上乌托邦。民国终结之后，新时代的作家们依旧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当下”或介入民国重叙，被遮蔽的现代性却难逃缺席的命运，机缘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之于重叙来说是一次浪费也造成了反思的缺席。“文革”结束之后，意味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遭受过苦痛的作家们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缘，却只是迫不及待地完成了“忆苦思甜”式的重叙。紧接着就是现代性带来的困扰或困境，可希冀与焦虑或忧思的纠缠，致使寻根文学又不得不表现出具有中庸意味的暧昧，重叙与反思便打了折扣，却为现代性提供了足够的“文学发展空间”，也难怪新历史小说作家干脆将现代性化成强烈的、单纯的叙事动因，新世纪之后的历史重叙中出现忽略或遗忘就顺理成章了，反思现代性之于重叙不能不说是对机缘的又一次浪费！
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之于机缘、重叙和反思来说，过度地强调忽视或浪费显然有牵强之嫌，可对新世纪语境下的缺失就不能无动于衷了，也为介入反思性重叙或再重叙创造了不错的机缘。卢梭、黑格尔和众多哲人们早就对现代性表现出相当理智的自识与反思，尤其是黑格尔，“虽然不是现代时期第一位哲学家，但却是第一个使现代性成为问题的人。”（哈貝马斯语）现代性是一个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颠覆不破，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毫不犹豫地向着纵深发展，面对现代性出现的重重危机或后果，哲人们反思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解决的办法，安东尼·吉登斯早在世纪之交就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学说，还“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这种提法的意义和能否实现自然该另当别论，之于文学意义上的历史重叙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价值，再干预、再重构或在想象就必不可少。暴力，尤其是现代暴力，在二十世纪早就有了充分体现，战争的阴影至今却还迟迟不去。时间迈过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核和核战争经常被人提及，也是威胁人类安全最危险的破坏性因子，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经济增长体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公式化的论述准确地概括出现代性发展到极致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后果。当现代性暴露出狰狞的面孔之后，地球上只能剩下一个“昆虫和青草的王国”，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还进一步断言，“是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核威胁、恐怖主义只不过是群体暴力的表现，个体暴力也为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增添了焦虑的因子，彷徨、信任危机和道德缺失……如此种种都为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历史重叙或再重叙创造了不容错过的机缘。
现代性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精神脉络，重叙和反思遭遇不可错失的机缘之后，面对缺失就不能无动于衷了。发轫于民国时期的现代性改变了一部分民众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又利用政治启蒙现代性对民众的反思性认知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造，所遗留的问题就演变成社会矛盾，也是历史重叙的珍贵资源，以现代性为切入口，对历史进行反思性重叙或再重叙就有了基础性保障。作家可以提供映照或鉴戒的重叙文本，却不能左右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能在机缘和反思的辅佐下，通过历史重叙或再重叙完成对现实的干预，尤其是强化反思性重叙无疑会提升反思的力度和程度，致使现代性更加合目的性地向前发展，这就是重叙或再重叙的终极目的也是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极其特点》，《文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2]周沙：《寻根文学：现代性追寻中的反思与批判》 [3]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下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7）
[4]任现品：《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试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P165-166
[5]龚奎林：《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170
[7]张鸿声：《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8]闫克文：《城市：现代性的途径之一》，《读书》2014年第6期
[9]张鸿声：《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10]潘玮琳：《文革前民族资本家生活优渥》东方早报 [微博] 2015-08-24 09：27
[11]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170.
[12]龚奎林：《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13]周沙：《寻根文学：现代性追寻中的反思与批判》
[14]林秀琴：《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反思》
[15]高玉：《意义与局限：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6]任现品：《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试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P138-141
[17]李兴阳 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18]首作帝：《论伤痕小说的现代性与矛盾性》，《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9]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J]文学评论 1999（1）
[20]徐宏勋 张懿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想吐寓言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以<九月寓言>为例》
[21]房伟：《另类乌托邦——张炜<九月寓言>的新民族文化想象》
[22]李兴阳 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23]海建：《另一种历史真相——刘醒龙，<圣天门口>研讨会综述》，《文学报》2007年1月25日
[24]王冰冰：《民国现代性的前世今生》，《百家评论》2014年第6期P17
[25]张旭东：《批評的踪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16页
关键词：重叙;现代性;反思性;启蒙;颠覆;机缘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49-07
重叙、反思与机缘相辅相成又是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将三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利用文学手段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写作动机，注定了对历史同一阶段的叙事不是一次性行为，每一次重叙都与其历史和现状紧密相连，了解其缺失才能更好地完成重叙或再重叙。借助光的反射原理引申为一种不同于直接认识的间接认识就是反思，它是一个过程，也是从把握外在本质到把握内在本质的过渡，掌控好这个过程或过渡反思与重叙才能完美结合。机缘的释义除了机会和缘分，还有试验、冒险或掌握的时机的意思，与重叙绑在一起就出现了是否值得的问题，也就是对重叙或再重叙的价值评估。历史发展总是在抗拒与矛盾中呈现出阶段性的突破，文学叙事之于历史和现实是映照也是一种鉴戒，面对抗拒与矛盾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反思的力量会促使作家完成理性思考，可只有掌握好机缘才会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重叙或再重叙的文学价值。
重叙一词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要是探讨历史叙事就有了界定的必要，至少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区分。学界在论述历史叙事时大多标明××叙事，民国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契机，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也不足为奇，可民国叙事在概念意义上就有笼统或宽泛的嫌疑。以辛亥年为起点，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的文学都应该算作民国叙事，也就是民国时期的作家对“当下”的书写，具有第一次叙述的特征。建国后的作家们依旧钟情于民国叙事，从“十七年文学”到“文革小说”，以至于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就是到了新世纪依旧有人愿意书写民国，如此就出现了叙事时间的时间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借助民国某一时段作为叙事时间，继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就应该是重叙，却必须还有个界定，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事情或事件，要是当时的作家们尚未叙述或被忽略，建国后的作家们叙述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叙事。事实上，民国叙事之于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来说大多是重叙文本，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以及新世纪语境下的“十七年”及“文革”重叙的比例也占有不小的份额。关系到重叙的定义，问题提出之后便有了争论的必要和可能，好在只是作为下文论述的铺垫，也就有了非学术意义上的界定。
一、重叙的历史与现状
任何历史重叙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关，“十七年”文学也不例外，革命性叙事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稳固社会制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历史的肯定和褒奖。民国作为中国革命重要事件的发生环境，对其叙述或重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 无论是社会结构， 还是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等）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 是这段历史的总态势和总特点。”[1]“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书写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篇章，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依旧具有经典的品质，作家们出于社会意识中心的局限，再是一体化文化机制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民国重叙充满红色激情，“文革”时期非理性民国重叙秉承的还是红色文学主题，可之后就出现了杂色，也难怪有人说民国是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1980年代以后，寻根文学开始关注现代性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形成一股以反思为特征的文学思潮，意识到伤痕文学对现代性的隐匿，又面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危机或后果，大张旗鼓地反思意在于“冲突和弥合”中实施自我疗愈，还试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使人们找到疗救‘现代病’的良方。”[2]这一时段的民国重叙极力干预传统文化，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有意突出“根”的价值，也表达了让中国文化迅速与世界融合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补充，在儒道释的传统遭到质疑甚至否定的历史语境下，他们探寻着另一条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同[2]至于之后的新历史小说，以颠覆、消解和解构为手段，摈弃僵化、呆板的主题，抱着求新的愿望和态度重叙民国，却必须注入西方现代思想，秉承新历史主义，以消解、对抗的姿态形成一股反“十七年文学”的新的文学思潮，其思想之现代、手法之新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自建国至21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民国重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难能可贵的艺术探寻价值，可1980年代以后，“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几乎与民国重叙并驾齐驱，对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其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伤痕文学是“文革”结束之后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与刚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有关，哀痛和诉求应该是最初的创作动机，对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提升了文学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时段极其绚丽的艺术奇葩，“从审美取向上看，伤痕小说以其强烈的批判性、暴露性、悲剧性开启了现实主义复归的潮流。”[3]总的来说伤痕文学除了浓郁的悲剧意识，恢复文学本真，也就是人的文学同样具有颠覆的效果，尤其是对一个时代的否认在历史重叙中达到了极其震撼的深度，也使紧跟上来的反思文学树立起重叙的信心！重叙是对历史的反刍，反刍作为一种生理現象或物理行为只是个简单的再咀嚼过程，引申为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也就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上升到文学层次，且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学思潮其意义的确不同凡响。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和怀疑是反思的精髓，注定了反思文学对“十七年”及“文革”重叙是一次带有深度发掘特征的跨越，较之于伤痕文学，除了洞察苦难与创伤的历史动因，还赋予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吸收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启蒙思想，对历史和现实给予深切关注，尤其是对国家命运和国家利益的思考提升了文学内涵和作品的价值。另外，寻根文学对“十七年”及“文革”等时期的重叙也不可小觑，极力探寻民族文化，开启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先河！至于新世纪语境下的历史重叙，通过对重叙资源的深度发掘，映照或鉴戒的水平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且受到了学界和文学界的一致好评，也说明历史之于现实永远都有再深度发掘的可能和必要。 二、重叙中的遮蔽与反思性干预的缺失
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可圈可点的根源，缺失或者说在历史重叙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与自我意识、时代局限紧密相连。成就往往掩盖缺失，可缺失的暴露必定与时代更迭有极大的关联，“十七年的民国叙事借助‘史传’、‘诗骚’传统文学资源，建立起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景;‘文革’時代的小说，继承了十七年的主题先行，并加以扩大，造成叙事目的对形象含混性的彻底排斥挤压，使英雄的纯粹性、历史的逻辑性达到了非理性的荒谬程度，成为非理性地描写历史的理性过程……”[4]这段评述准确地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却只是针对政治环境和作家掌控社会中心话语权之后出现的弊端，学界和文艺界似乎都无意中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启蒙现代性对现代性进行强制性解构，致使“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对现代性部分性遮蔽或偏离，造成愈加“纯粹化”的历史假象才导致概念意义上的缺失。
“‘五四’产生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启蒙现代性， 而启蒙现代性则包括个性启蒙现代性和政治启蒙现代性， 前者指向个体、内心， 追求个性解放、人文关怀和自由平等， 对象直指知识分子; 后者指向社会、民族和国家， 追求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对象直指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5]二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6]可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后者在那个特定时期仅仅是前者的历史衍生物，而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同[6]“五四”之后，随着国家民族独立统一思想逐渐普及或被认知，“个性启蒙现代性也成为了远逝的背影，突出的只是民族政治的上下求索。”同[5]如此以来，恰好为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之间的让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认知达到融合的目的是最理想也是最终的整合，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加速了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之间的让渡，之于现代性的整体概念来说，却不具备完全消解或替代的意义。个性启蒙现代性的转变意味着现代性这个概念越来越具有可多层次解读的可能，“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化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和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7]左翼作家的努力意在突出政治启蒙现代性的重要性，海派作家则借助民国都市那个平台，以日常消费为切入口对诸多现代行为予以西方性想象，如此以来，现代性就又派生出一个重要的分支。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社会学证明，城市是现代性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其实“韦伯想要证明的是，城市不仅作为多元要素之一参与建构了各个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还为这些多元要素得以共同塑造现代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物理空间。”[8]城市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无疑丰富了现代性这个概念，与个性启蒙现代性有相同之处，也存有差异，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城市现代性与政治启蒙现代性之间注定存有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直到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才彻底消除，可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只能逐步处于隐匿状态。“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中，所谓的现代性表述具有单纯指向的性质，以致于完全被政治化、革命化，期待达到绝对“纯粹化”的目的，被遮蔽的也就是依托都市空间发展起来的城市现代性，却真实也活跃地存在于民国和建国初期的都市文化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以降，由于海派作家与左翼派作家们持有完全不同的文学创作立场，致使城市现代性突出地反映在新感觉派的文学作品里，“基于这种日常消费性的世界主义风格的想象，新感觉派赋予上海以工业的、暴力的、男性的西方都市色彩……将对上海的消费性经验转化为国际资本主义欲望与物质的冒险经历，其大量描写的性征服、竞技、烈酒、恐怖、高大建筑、异国冒险等，带上了西方人的物质经验与冒险经历，一切都在国际性消费生活的意义上符号化。”[9]符号化的结果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将生活彻底“艺术化”，以致于海派作家们积极地在文本中“将上海生活置于一个平面化的瞬间状态，避免对上海城市历史与东方性深度内容的深究，以造成对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国际性都会并无差异的理解。”同[9]说起来的确有浮夸之嫌，却没有影响城市现代性在民国都市文化语境下极度发挥、发展。建国后出于对资本家的温和态度，使城市现代性延续到“文革”前夕，不同的语境下会表现不同的状态，却反映其真实存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10]物质只是现代性的表征，表达了民国城市现代性延续后的境遇，“文革”开始后处于完全隐匿状态是政治启蒙现代性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果。与城市现代性对应的该是乡村现代性，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受到环境、经济、认知等因素的制约，再是乡村与都市之间存有距离和传播途径上的差异，致使政治启蒙现代性得到强大的传播和发展空间，有文学评论者才直言：“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现代性的，”[11]其中的现代性应该是政治启蒙现代性，也恰好说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对城市现代性的遮蔽。处于城厢和经济发达区域的乡镇对现代性（包括城市现代性和政治启蒙现代性）具有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也因此形成了富有个性和地域性的乡村现代性，如此以来，所谓的“现代性”在民国重叙中表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五四’启蒙者开始了个性启蒙梦之旅，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启蒙任务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身上，因此从‘五四’到新中国，个性启蒙现代性逐渐让渡于政治启蒙现代性。”[12]这种逐步让渡的过程也意味着民国终结之后，政治启蒙现代性能够顺利地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上升到文学层面，彰显革命理想就成了不能背离的主题，激情地遮蔽了一切能释放被遮蔽的现代性的渠道和场所，其中就包括城市现代性和非革命性的乡村现代性，即便在场也完全以扭曲的丑恶形象生成反面教材。不能否认，城市现代性具有萎靡、浮华、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弊端，却有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经济和文化发展等;乡村现代性除了对城市现代性的吸纳，还不排斥政治启蒙现代性的传播，只是现代性的影响是一种非单纯性的表现才显得不那么纯粹，可作为能局部性地影响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不容忽视，文化启蒙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经济建设活动，都是与现代性的传播和践行分不开的……如此以来，民国时期的现代性就拥有极其丰富的内涵，那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中理应对其予以正面或公正地书写，遗憾的是，重叙中的缺席或纯革命性的表现造成了对现代性部分性遮蔽或偏离，通过文字显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民国，所谓的反思就更无法提起了。 现代性自1980年代完全发展起来后，寻根文学也应运而生，却是在冲突与弥合中祈求自我疗愈，对“文化”和“根”的追寻，之于文学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他们往往采用世俗的价值观念去表现超越世俗的审美精神，这些都使‘寻根’陷入了重重困境，也使他们遭到了诸多评论者的质疑与批评。他们所倡导的浪漫的、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学创作最终只是一个虚拟的‘神话’。”[13]不否认寻根文学一开始就有意开掘主题的深度、拓宽题材的广度，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用艺术的目光极力探寻民国，这个时期的民国重叙较之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小说”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成果有目共睹，其影响也是深远的，“20世纪80年代，在‘后发现代性’的中国，对西方文化危机和现代性话语‘破产’的认知已经构成中国人文视野的重要方面，这决定了寻根话语对‘世界’的想象不可能如五四新文学那般乐观和坚定，‘世界’的面目已日益显露复杂性，而对民族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整理正是对这个面孔嗳昧的‘世界’的回应和对策——寻根话语在新的‘世界‘和‘西方’意识的格局中，确立了对‘传统’和‘民族’的重新体认。”[14]这段评述准确地把握了寻根文学的创作思路和思想脉络，却没有充分地揭示其最终退场的根本缘由，暧昧和妥协致使具有反思特质的新一轮文学思潮的反思力度出现了先天性虚亏，“现代性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以及认同的程度不同。”[15]认同程度加上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状态或后果，合理与否是对其加以改造或反思的现实依据，寻根文学对现代性予以反思的态度没错，对现代性的发展后果缺乏准确估量也在情理之中，二十世纪末期接受现代性的能力和程度究竟尚處于发展阶段，却成了寻根文学致命的缺陷，尤其在秉承的基础上建构民国重叙文本时，以反“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历史叙事或重叙为基调，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被遮蔽的现代性之于民众生存非革命化的影响，也使历史重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五四文学”的翻版或延续，关键是对民国时期的现代性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却为再介入民国重叙提供了历史性的参照或鉴戒。
寻根文学的反思勇气和信心是值得称赞的，现代性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后起文学思潮理应很好地传承，可惜，当寻根文学退场之后，随即登场的新历史小说干脆放弃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只是将其作为参照以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1990年代以后，民国题材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重叙资源，对现代性的反思却让位于被现代性支配下的欲望化叙事。新历史小说以颠覆、戏谑和诡异的艺术手段为民国重叙注入了新的生机，却将“十七年文学”的斗争史改写成一部部欲望史，“其对历史理性的怀疑和对偶然性的极端强调也有利地影响了小说的选择机制和结构形式……最终的后果是对十七年文学民国叙事的全面解构”。[16]新历史小说的颠覆和消解源自对西方文学艺术思想的吸纳和利用，颠覆和消解的冲动却与其受现代性的影响或支配有关，也难怪从客观、真实的艺术世界走向主观、欲望化的私人花园。欲望化书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可书写者对现代性依旧保持着乐观、向前看的姿态，对现代性后果估量不足或根本不予以关照，除了客观因素，更主要的是现代性演变成一种单纯的叙事动因之后，所谓的反思便被同时激发的创作冲动消解了。
新世纪语境下，家族叙事是继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再度兴起的文学思潮，之于历史重叙，尤其是民国重叙丰富了历史的想象，也提升了文学内涵，却对现代性的切入依旧停留在表层。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微组织形式，新文化运动中反家族势力是重中之重，“封建性”和“私有性”致使其成就了新文化语境下最纠结的痼疾，可思想启蒙家的竭力批判和否定只是思想武装，用革命的手段予以彻底消除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也成了现代文学和“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或叙事的主调，却无法逃避高调叙事的泥淖。新世纪家族叙事采用多维度秉承的文学手段，以审视的目光对家族予以“复杂化”书写，也恰好映照出叙事客体本身所具备的非单纯化的性质，可由于极力运行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双重轨迹，致使“家族与民族、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循环、偶然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眷恋与决绝等等，不无矛盾地汇聚在新世纪的家族历史叙述中，没有哪一种‘声音’的叙述可以成为引领潮流的主调。”[17]这种“声音”的繁杂或缺失，固然有其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原因，可对“现代与传统”的审视依旧以“五四”文化启蒙为基点，不说没有挣脱由家族与革命形成的陈旧的叙事链，面对现代性在新世纪语境下派生出来的种种困惑或困境，只能于历史中寻找某种契合，其暧昧的态度与寻根文学有相似之处，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才致使重叙与反思出现人为性的断裂。
从以上解析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激情、寻根文学的暧昧、新历史小说的颠覆和诡异，以及新世纪语境下家族叙事的断裂，造就了众多风格迥异的民国重叙文本，却没能形成完整也完美的反思性批判体系，现代性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意识形态贯穿民国始终，重叙与反思并存才能使其在对抗和矛盾中充满张力。现代性在不同语境下呈现的后果也大不相同，除了时间因素的制约，还有客观和主观意识上的契合或被迫，遮蔽引发的不完整叙事，以及对其后果估量不足，导致缺席和对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的忽视，致使重叙与反思发生人为性的断裂。新世纪语境下，现代性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强化反思性民国重叙也就有了预料之中的机缘和必然。
民国重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占有重要的地位，可单一的叙事不可能让文学百花园里万紫千红，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文学资源的丰厚和创作热情的高涨，众多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释放出异常瑰丽的光彩。重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段，作家们的艺术目光自然而然地介入了历史的时空，“文革”结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伤痕文学。“十七年”和“文革”时段是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期，那些标志性事件就成了伤痕文学重要的重叙资源，可伤痕文学在取得文学地位和普遍关注后很快陷入两难境地，过分地凸显矛盾性似乎还不是重叙的硬伤，隐匿现代性才使其失去了深度反思的品质，“正是处于多重相互抵触和排斥的紧张关系里，伤痕小说无法真正通达辩证扬弃之途，当启蒙实践遭到抵消和压抑之后，矛盾性恰恰成为伤痕小说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8]现代性在伤痕文学里的缺席或隐匿有其固有的根源，却又究竟是历史重叙中的缺失。政治启蒙现代性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期间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之于现代性来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被遮蔽的在经历政权更迭之后并没有消失，其真实的半隐匿或隐匿状态反映出那一时段的社会矛盾，却没有保持绝对静止的状态，尴尬与冲动也只能于压抑和纠结中显现，文学层面上的缺失就又是不得不说的遗憾。 反思文学较之于伤痕文学其重叙资源的广度要大得多，不只是局限于“文革”叙事，连“十七年”都没有忽略，在反思历史和政治性灾难时提升了文学的深度，这种深度与广度的关照依旧是质的飞跃，却过度强化政治诉求，使重叙陷入难以破解的僵局。至于现代性，反思文学秉承的依旧是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性启蒙思想，重叙“十七年”及“文革”时极力探寻个体生命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尤其是在婚姻和感情上，再现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的矛盾冲突深化了主题思想，却造成另一种深度和力度上的缺失，正是难以摆脱局限性的结果，也反映出反思文学从一开始就有基础不牢的潜在性危机。反思文学反思的态度是积极的，程度上也是进步的，较之于五四时期的文学，却是原地踏步或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一次回归！要是过分地指责反思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问题的确有些牵强，可缺失毕竟不能掩盖，这就是事实！
与反思文学一样，寻根文学的重叙资源同样是宽广的也是精致的，反思现代性在民国重叙中体现了一种态度，重叙“十七年”和“文革”时依旧予以了关照。同样兴盛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从解放初期到“文革”结束那个时段是不可丢弃的，现实中的现代性出现令人忧虑的后果，关照乡土、发掘民族之根就成了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主题，何况，反思文学早就觉察到政治启蒙现代性不能替代内容丰富的现代性，摈弃和还原才能更好地影响民众的生存质量，如此以来，历史性的转折自然会影响每一个介入寻根文学的作家，却不能不关照现代性出现的后果，那就远离都市，用文字建构一个符合人类天性的健康的精神世界，秉承的却依旧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精神，不过，从五四时期某些作家反现代性，到寻根派反思现代性究竟是进步，可文学的终极目的依旧是在无奈中于乡土上寻找精神慰藉，这一点恰好说明寻根派作家的暧昧态度或表达了冲突与弥合的微妙关系。寻根派作家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对国民劣根性也予以了深度关注，可批评与反思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受，与反思的背离由于批评态度的强烈，离反思的初衷就越来越远，说是反思现代性，倒不如说是反思传统性，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翻版或版本升级。反思究竟是一种态度，却又难以摆脱主观意识和时间因素的局限，寻根文学被打上暧昧的标签自然就难以更改了。
20世纪末，现代性带来的焦虑和困惑激发了作家们书写乡土的热情，这是继寻根文学退潮之后，又一轮现实主义复归的文学思潮，其中不乏历史重叙文本，尤其是对“十七年”及“文革”的寓言化历史重叙，被称为经典颇受文学评论者青睐的确有可圈可点的文学建树，却过度地强调回归与自然的契合造成“反现代性”的假象，可“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也正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否定辩证法上。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更好的社会向往的理想乌托邦，它不断的反衬出现存世界的黑暗和不公正，激励人们对美好的新世界的追求。”[19]这段话成功地消解了“反现代性”的假象，也予以寓言化历史重叙公正的评价。基于1990年代初期的文化语境，这种审美现代性的蕴含在历史重叙文本中与寻根文学是一种呼应，却是以一种不同的姿态于传统和现代中寻找契合或自我疗愈，“最终显露出与现实、与农民、与未来的隔膜，这层隔膜与其说是一种批判性的距离，不如说是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偏见。”[20]学术意义上的争议恰好说明重叙者在建构文本时，现代性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呈现出极其激烈的矛盾性和一时难以消解的复杂性，究其根源必须对其进行深层次、历史性地发掘，“‘中国传统’的复杂，在于中国‘先天’地处于现代性功能圈文化实践的‘后发地位’与文化空间‘边缘位置’，这使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对传统的认知和确定都属于‘双层运作’方式，即‘反现代性意义’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的传统并存、互相渗透，这种‘他者’影响的复杂状况是不自觉的，并深刻表达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中。”[21]如此以来，作家必须在“革命叙事、启蒙叙事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传统/现代之间的关系上时常陷入‘建构宏大叙事’的雄心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冲动与悖论之中。”同[21]至于建构与解构之间的矛盾，无外乎时间的局限性致使作家对现代性的认知出现偏差，现代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也极其复杂的概念，予以痛的同时，也让人们快乐着，这种先天性的悖论或矛盾，意味着反思现代性这项工作永远都不会停止，可所有的工作都是方向性的纠正，使现代性这个摩天轮能顺畅地给予人们更多的快慰！作家建构重叙文本或反思现代性时极端化地分裂传统与现代，试图找到一个直接也便捷的解决办法，与自然百分之百地融合、达到彻底规避现代性的美好愿望，遗憾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极端化表现似乎能消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可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冲突，不会由于人为制造的“此消彼长”而缓解或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递进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那重叙的缺失也就自然出现了，反思和摈弃之间构成了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于现代性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可建构文本时的清醒意识又凸显在文本中，最终只能陷入乌托邦式的自慰！其实，所谓的“缺失”不能抛开时间意义上的考量，此时和彼时会出现概念、意义和程度上的差异，现代性与“缺失”共享的时间也会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所出现的后果便呈递进式的趋势发生或发展，随着矛盾或冲突的加劇或后果的严重化，迫使作家重启理性思维，以更好地介入历史重叙或再重叙，抛弃乌托邦式的幻想，以映照和鉴戒的文学手段，极力干预“后发现代性”社会，期待在对抗与矛盾中贴近完美地彰显现代性的张力！
有论者说，现代性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一条精神脉络，可新世纪语境下的历史重叙，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依旧缺席就该引起高度注意了。新世纪语境下的“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再度兴起“可归结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相互碰撞，是历史与美学的双重焦虑的叙事表达。”[22]介入重叙的作家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重叙途径，“政治与性”、“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以此揭示‘文革’发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和变态心理原因，批判‘文革’极权主义弊害，揭露其给中国乡村带来的深重苦难，对农民的基本人性和乡村人伦关系的扭曲和戕害。”同[22]文学叙述被经典化也意味着一种叙述方式的终结，文贵出新是每一个作家都不能丢弃的文学法宝，过度地凸显叙事的政治性无疑会落入俗套，还原极权政治背景下的世俗日常，以不同的文学视角反映民众的生存苦难，的确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其实，这种所谓的“去政治化”重叙是不彻底的，转移了文学视角，却依旧刻意否认政治启蒙现代性，对政治化背景下的国民性予以了“五四式”的批判，于权力结构网中再现充满压抑和苦痛的众生相，可每个人都可能是权力游戏中的标靶和射手，滑稽中充斥着荒诞、正经中又难以遮掩戏谑，最终落入伤痕文学和新历史小说的窠臼，也忽视了现代性（主要是被遮蔽的）对民众生存的影响，致使出现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缺席也是必然。“这一百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唯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23]遗憾的是，人们至今依旧期待着那个最终的、能够解决精神困境的叙述。新世纪语境下的某些作家还热衷于民国重叙，怀旧情绪致使主观意识上的偏离，运作跨时代重叙文本时竟然出现“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现代性缺席的误判，“对于一心追踪民国现代性的作者而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文革’意味着商品经济历史的压抑和阻断，是现代性缺席与空白的历史”[24]，其中所说的“缺席”和“空白”指的依旧是政治启蒙现代性。其实，政治启蒙现代性本身就属于启蒙现代性的范畴，只是过分地强调集体意识才忽视了理性本身就是体现现代性的张力所在，这也是造成“缺席”和“空白”的根本缘由。事实上政治启蒙现代性在建国后至“文革”结束期间，从来都没有缺席，“社会主义体制虽然打造出千篇一律的单调性，但没有考虑到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都同样是中国现代性经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5]可惜，政治启蒙现代性中的“现代性”被有意或无意删除或遮蔽，政治苦难叙事就成了此类题材的共同特征，加上难以舍弃的怀旧情结高调作用着重叙文本，只能接受带有缺陷的结果。除了政治启蒙现代性，被遮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顽固存在的意识形态，时刻都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断或终结之于现代性反思都是应该高度注意的缺失，可所谓的缺失不只是对现代性的态度问题，有意或无意中的忽视或被遗忘，致使重叙或再重叙与反思失去一次次绝妙结合的机缘才是最大的缺憾！ 伤痕文学的隐匿、反思文学的回归、寻根文学的暧昧，以及新世纪语境下历史重叙时的遮蔽，致使诸多“十七年”及“文革”重叙文本中，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甚至出现缺席的误判。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完成让渡之后，现代性被强制性解构，导致部分性遮蔽才出现缺席的假象。处于某一特定时期，被遮蔽的现代性与政治启蒙现代性之间注定存有天然对立的矛盾关系，却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只能以非静止的状态隐匿起来。隐匿不等于消失，忽视或被遗忘致使重叙与反思发生人为性裂断，就是在文本中显现，或极端化地分裂传统与现代或于历史和虚无中祈求自我疗愈。现代性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进入鼎盛期，种种后果的凸显也暴露出重重危机，反思性重叙或再重叙的机缘便自然生成了。
三、反思性重叙的机缘和价值
完成了重叙的解释，紧接着就是反思性重叙这个概念了，汉字的魔力不只是在于功能的强大，每一次组合都不是随心所欲，组合后的文字要超越前者，必须潜藏着破解历史与现实的思想和对集合思想的把握与运用。重叙和反思性重叙在概念意义上都不具备独创的品质，可运用目的和方法的独特化、个性化致使其完成映照或鉴戒后同样是一种超越的表现。反思与人类的行为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行为目的、方式、方法、结果，以及环境、时间和过程都是回头审视的资源。当反思再次成为文学的重要手段，重叙的价值也就有了超越的可能，却必须引出另一组文字组合——机缘与价值。
机缘与价值具有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价值的体现却是重叙与机缘完美结合的结果。现代性遭遇的机缘是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现代性与晚清的衰落和民国的兴起有直接关联，都是时间意义上的界定，将时间上升为机缘，反思和重叙就有了契合的可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是晚清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成败功过自有评说，却是现代性在民国时期得以发展的坚实基础。现代性包容了太多的理性思维，之于民国时期的现代性来说，与当时的国情、民众的认知能力和现代化发展程度紧密相连，经历了社会动荡和一次次政权更迭，始终呈局部性蔓延的态势绵延到民国终结，却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叙事资源。“五四”时期的作家们，抓住了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派生出来的机缘，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当下”，叙事的同时总是禁不住地蓦然回首，看到的还是满眼的苍凉，向前看、继续写下去的意志便愈加坚定了，倒是有人反其道而行，却是以反现代性或秉承审美现代性的姿态出场，试图以美丽、淳朴的乡土对抗纸醉金迷的都市，留下的只是幽美与缺憾并存的纸上乌托邦。民国终结之后，新时代的作家们依旧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当下”或介入民国重叙，被遮蔽的现代性却难逃缺席的命运，机缘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之于重叙来说是一次浪费也造成了反思的缺席。“文革”结束之后，意味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遭受过苦痛的作家们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缘，却只是迫不及待地完成了“忆苦思甜”式的重叙。紧接着就是现代性带来的困扰或困境，可希冀与焦虑或忧思的纠缠，致使寻根文学又不得不表现出具有中庸意味的暧昧，重叙与反思便打了折扣，却为现代性提供了足够的“文学发展空间”，也难怪新历史小说作家干脆将现代性化成强烈的、单纯的叙事动因，新世纪之后的历史重叙中出现忽略或遗忘就顺理成章了，反思现代性之于重叙不能不说是对机缘的又一次浪费！
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之于机缘、重叙和反思来说，过度地强调忽视或浪费显然有牵强之嫌，可对新世纪语境下的缺失就不能无动于衷了，也为介入反思性重叙或再重叙创造了不错的机缘。卢梭、黑格尔和众多哲人们早就对现代性表现出相当理智的自识与反思，尤其是黑格尔，“虽然不是现代时期第一位哲学家，但却是第一个使现代性成为问题的人。”（哈貝马斯语）现代性是一个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颠覆不破，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毫不犹豫地向着纵深发展，面对现代性出现的重重危机或后果，哲人们反思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解决的办法，安东尼·吉登斯早在世纪之交就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学说，还“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这种提法的意义和能否实现自然该另当别论，之于文学意义上的历史重叙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价值，再干预、再重构或在想象就必不可少。暴力，尤其是现代暴力，在二十世纪早就有了充分体现，战争的阴影至今却还迟迟不去。时间迈过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核和核战争经常被人提及，也是威胁人类安全最危险的破坏性因子，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经济增长体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公式化的论述准确地概括出现代性发展到极致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后果。当现代性暴露出狰狞的面孔之后，地球上只能剩下一个“昆虫和青草的王国”，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还进一步断言，“是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核威胁、恐怖主义只不过是群体暴力的表现，个体暴力也为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增添了焦虑的因子，彷徨、信任危机和道德缺失……如此种种都为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历史重叙或再重叙创造了不容错过的机缘。
现代性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精神脉络，重叙和反思遭遇不可错失的机缘之后，面对缺失就不能无动于衷了。发轫于民国时期的现代性改变了一部分民众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又利用政治启蒙现代性对民众的反思性认知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造，所遗留的问题就演变成社会矛盾，也是历史重叙的珍贵资源，以现代性为切入口，对历史进行反思性重叙或再重叙就有了基础性保障。作家可以提供映照或鉴戒的重叙文本，却不能左右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能在机缘和反思的辅佐下，通过历史重叙或再重叙完成对现实的干预，尤其是强化反思性重叙无疑会提升反思的力度和程度，致使现代性更加合目的性地向前发展，这就是重叙或再重叙的终极目的也是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极其特点》，《文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2]周沙：《寻根文学：现代性追寻中的反思与批判》 [3]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下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7）
[4]任现品：《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试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P165-166
[5]龚奎林：《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170
[7]张鸿声：《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8]闫克文：《城市：现代性的途径之一》，《读书》2014年第6期
[9]张鸿声：《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10]潘玮琳：《文革前民族资本家生活优渥》东方早报 [微博] 2015-08-24 09：27
[11]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170.
[12]龚奎林：《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13]周沙：《寻根文学：现代性追寻中的反思与批判》
[14]林秀琴：《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反思》
[15]高玉：《意义与局限：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6]任现品：《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试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P138-141
[17]李兴阳 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18]首作帝：《论伤痕小说的现代性与矛盾性》，《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9]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J]文学评论 1999（1）
[20]徐宏勋 张懿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想吐寓言小说的现代性反思——以<九月寓言>为例》
[21]房伟：《另类乌托邦——张炜<九月寓言>的新民族文化想象》
[22]李兴阳 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23]海建：《另一种历史真相——刘醒龙，<圣天门口>研讨会综述》，《文学报》2007年1月25日
[24]王冰冰：《民国现代性的前世今生》，《百家评论》2014年第6期P17
[25]张旭东：《批評的踪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