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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中的不确定因素
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自2008年底触底以来,显现出十分强劲的复苏趋势,表明中国政府实行的一揽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从目前趋势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从应对危机走向持续复苏的关键时期,要巩固前一阶段的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就必须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中长期的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型上。
(一)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较为单一
无论从投资还是消费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的,而最具增长活力的民间资本启动速度较慢,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虽然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长33.65%,但其中国有企业投资占43%,除去房地产投资和外商投资后,来自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比不到25%。政府主导型投资可以在应对危机、迅速弥补需求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财源所限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容易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和后劲不足,及时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从政府需求转向市场需求,成为决定下一阶段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之一。
从消费的角度看,今年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5.0%,实际增长16.6%,处于历史高位水平。但是,其中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消费性支出占了60%以上,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名义同比增长仅8.6%,民间消费不足成为制约扩大的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人民银行问卷调查显示,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一季度大幅下降19.9个百分点,为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更加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
(二)资产泡沫风险逐步积累
目前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复苏和上涨,既有经济基本面显著复苏的驱动,也有信贷高速投放带动的流动性驱动的因素。从资产市场价格和资金流动的趋势看,中国资产市场泡沫化的倾向正在显现。
首先,从信贷投放和货币供给量来看,当前的各项指标增速已经达到 10年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上半年银行的信贷投放已经高达7.37万亿元,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看,预计今年信贷投放估计可能会达到10万亿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迅速恢复市场预期、促进投资快速增长、为企业发展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了良好的资金环境的同时,也使经济主体对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升预期增加,推动资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其次,在经济复苏前期,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需要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在低利率和低通胀的预期下,社会闲置资金更倾向于流动性较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第三,当前,各地政府为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成立了种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并通过这些投融资平台大量筹集资金。在对应金融危机中,这些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信贷扩张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负债的偿还往往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在负债偿还的压力下,驱使地方政府具有抬高土地价格的倾向,这将进一步助推土地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房地产的泡沫。
(三)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正在集聚
从长期趋势看,货币供给的过度增长最终必然带动物价的上升。受基期因素和统计方法的影响,尽管从同比数据角度来看通胀压力并不明显,但是从环比角度看,通胀的压力正在集聚。预计到2009年底,CPI和PPI都会陆续先后由负转正。二季度PPI环比逐月上涨,随着房地产市场和工业的不断增长,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将推动PPI的反转速度。对于CPI来说,资产价格上涨形成的财富效应将刺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而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将最终传递到消费市场上。此外,自然灾害的增加也将在短期内快速推高农产品的价格。
从国际上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通胀的压力更为敏感,预计2009年底,印尼、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可能会重新上升到5%甚至更高的水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二季度,尽管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51.7%和51.6%,但比上季度分别上涨38.1%和31.9%,伦敦金属交易所铜和铝现货平均价格也比上季度分别上涨35.8%和9.3%。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企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逐步传到新兴市场,对物价的上升构成压力。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对于这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相对高一些,但是,可能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并不能低估。
在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强烈冲击,已经暴露了中国原有的过分依赖出口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当前一系列保增长的政策本身并不能代替促进民生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对于缓解过度宽松政策的压力,以及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下一步的政策聚焦点应当在保增长、促民生和调结构中寻找可持续增长的平衡点,具体来说:从短期来看,要在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下进行政策微调,加强对流动性的引导,将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上来;从长期来看,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政府主导的需求转换到市场驱动的需求上来,把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转换到依赖内需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上来。
第一,微调货币政策,防范资产市场泡沫过度化。适度规模的资产价格上涨对于提升企业及消费者信心、促进经济复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资产价格泡沫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其破灭后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打击巨大。目前看来,虽然中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没有走向全面复苏的情况下,不宜采取过于猛烈的紧缩性措施,货币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微调,采取加强窗口指导、市场监管、增加土地供给、严防信贷资金入市等多种手段稳定房地产和股市价格,并为逐步退出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好铺垫。同时,要优化贷款结构,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对“三农”、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
第二,放松管制,把更多的流动性引入实体经济。目前由于流动性很充足,行业管制又限制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部门的投资机会,所以富裕的流动性只能流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使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因此,在目前宏观经济已开始逐步走稳、资产泡沫还没有明显形成的时期,在政策上更有必要不断放松对行政性垄断行业和服务业的管制,刺激民间投资,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政府型驱动引导到市场型驱动上来,将流动性合理引导到实体经济上来。
第三,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将资金合理投放到有效率的企业和部门,而且可以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从中国目前信贷投放来看,包括此次4万亿财政投资在内的主要投融资活动,都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微乎其微,导致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过高,整个融资结构的不匹配加剧。因此,要大力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加快推出创业板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放松对私募、PE、风险投资等融资模式的管制,降低企业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配置效力。
第四,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过剩产能的消化。在外需市场萎缩和大规模信贷投放的作用下,我国部分产业已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在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大趋势下,除了通过扩大内需积极消耗过剩产能外,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十分有必要。首先,逐步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银行信贷管理能力,运用金融杠杆优化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合理引导资金投向新技术、新能源等低碳经济产业;其次,引导信贷资金向服务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倾斜,这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而且对于提高资金效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民间消费水平。从保持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而言,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尤其是民间消费需求是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消费需求的提升,核心在于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提高,这就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从根本上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和信心,为经济增长注入实质性的动力,减轻对投资、出口和资源的过度依赖。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自2008年底触底以来,显现出十分强劲的复苏趋势,表明中国政府实行的一揽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从目前趋势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从应对危机走向持续复苏的关键时期,要巩固前一阶段的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就必须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中长期的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型上。
(一)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较为单一
无论从投资还是消费来看,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的,而最具增长活力的民间资本启动速度较慢,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虽然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长33.65%,但其中国有企业投资占43%,除去房地产投资和外商投资后,来自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比不到25%。政府主导型投资可以在应对危机、迅速弥补需求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财源所限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容易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和后劲不足,及时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从政府需求转向市场需求,成为决定下一阶段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之一。
从消费的角度看,今年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5.0%,实际增长16.6%,处于历史高位水平。但是,其中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消费性支出占了60%以上,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名义同比增长仅8.6%,民间消费不足成为制约扩大的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人民银行问卷调查显示,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一季度大幅下降19.9个百分点,为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更加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
(二)资产泡沫风险逐步积累
目前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复苏和上涨,既有经济基本面显著复苏的驱动,也有信贷高速投放带动的流动性驱动的因素。从资产市场价格和资金流动的趋势看,中国资产市场泡沫化的倾向正在显现。
首先,从信贷投放和货币供给量来看,当前的各项指标增速已经达到 10年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上半年银行的信贷投放已经高达7.37万亿元,如果保持目前的趋势看,预计今年信贷投放估计可能会达到10万亿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迅速恢复市场预期、促进投资快速增长、为企业发展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了良好的资金环境的同时,也使经济主体对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升预期增加,推动资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其次,在经济复苏前期,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需要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在低利率和低通胀的预期下,社会闲置资金更倾向于流动性较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第三,当前,各地政府为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成立了种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并通过这些投融资平台大量筹集资金。在对应金融危机中,这些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信贷扩张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负债的偿还往往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在负债偿还的压力下,驱使地方政府具有抬高土地价格的倾向,这将进一步助推土地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房地产的泡沫。
(三)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正在集聚
从长期趋势看,货币供给的过度增长最终必然带动物价的上升。受基期因素和统计方法的影响,尽管从同比数据角度来看通胀压力并不明显,但是从环比角度看,通胀的压力正在集聚。预计到2009年底,CPI和PPI都会陆续先后由负转正。二季度PPI环比逐月上涨,随着房地产市场和工业的不断增长,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将推动PPI的反转速度。对于CPI来说,资产价格上涨形成的财富效应将刺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而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将最终传递到消费市场上。此外,自然灾害的增加也将在短期内快速推高农产品的价格。
从国际上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通胀的压力更为敏感,预计2009年底,印尼、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可能会重新上升到5%甚至更高的水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二季度,尽管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51.7%和51.6%,但比上季度分别上涨38.1%和31.9%,伦敦金属交易所铜和铝现货平均价格也比上季度分别上涨35.8%和9.3%。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企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逐步传到新兴市场,对物价的上升构成压力。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对于这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相对高一些,但是,可能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并不能低估。
在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强烈冲击,已经暴露了中国原有的过分依赖出口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当前一系列保增长的政策本身并不能代替促进民生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体制创新、结构调整对于缓解过度宽松政策的压力,以及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下一步的政策聚焦点应当在保增长、促民生和调结构中寻找可持续增长的平衡点,具体来说:从短期来看,要在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下进行政策微调,加强对流动性的引导,将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上来;从长期来看,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政府主导的需求转换到市场驱动的需求上来,把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转换到依赖内需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上来。
第一,微调货币政策,防范资产市场泡沫过度化。适度规模的资产价格上涨对于提升企业及消费者信心、促进经济复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资产价格泡沫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其破灭后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打击巨大。目前看来,虽然中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没有走向全面复苏的情况下,不宜采取过于猛烈的紧缩性措施,货币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微调,采取加强窗口指导、市场监管、增加土地供给、严防信贷资金入市等多种手段稳定房地产和股市价格,并为逐步退出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好铺垫。同时,要优化贷款结构,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对“三农”、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
第二,放松管制,把更多的流动性引入实体经济。目前由于流动性很充足,行业管制又限制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部门的投资机会,所以富裕的流动性只能流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使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因此,在目前宏观经济已开始逐步走稳、资产泡沫还没有明显形成的时期,在政策上更有必要不断放松对行政性垄断行业和服务业的管制,刺激民间投资,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政府型驱动引导到市场型驱动上来,将流动性合理引导到实体经济上来。
第三,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将资金合理投放到有效率的企业和部门,而且可以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从中国目前信贷投放来看,包括此次4万亿财政投资在内的主要投融资活动,都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微乎其微,导致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过高,整个融资结构的不匹配加剧。因此,要大力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加快推出创业板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放松对私募、PE、风险投资等融资模式的管制,降低企业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配置效力。
第四,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过剩产能的消化。在外需市场萎缩和大规模信贷投放的作用下,我国部分产业已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在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大趋势下,除了通过扩大内需积极消耗过剩产能外,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十分有必要。首先,逐步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银行信贷管理能力,运用金融杠杆优化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合理引导资金投向新技术、新能源等低碳经济产业;其次,引导信贷资金向服务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倾斜,这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而且对于提高资金效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民间消费水平。从保持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而言,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尤其是民间消费需求是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消费需求的提升,核心在于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提高,这就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从根本上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和信心,为经济增长注入实质性的动力,减轻对投资、出口和资源的过度依赖。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