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的时候,读丰子恺的书,现在依稀记得——
　　丰子恺问儿子,你最喜欢什么,儿子说,最喜欢逃难。丰子恺大为震惊,忙问为什么,儿子回答,一逃难,就能坐上大轮船!
　　这就是一个孩子对于逃难的认知。他无法懂得,逃难,对于成年人,对于正在遭受日军侵略的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现在想,唐山大地震对于我,也是如此。那是1976年7月,我12岁,一位军代表的儿子死里逃生,回到北京,他告诉我们,他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全在唐山罹難,他从此是孤儿了。从他身上,我可以感受到悲伤,但我不相信他的家人真的死了,只是觉得他们尚未归来,而且迟早会归来。
　　不久,我忘记了各种传言,身心被大地震带来的快乐所占据。
　　我们不住在家里了,和另一家人合用一只白色降落伞,尽管两家大人各挂一只大蚊帐,象征性地建起两个临时家庭,但蚊帐毕竟透明而不隔音,我可以天天给我喜欢的女生以及她的两个妹妹讲惊悚故事,享受她们的尖叫声。我发现,我是如此会讲故事,甚至把其他降落伞里的女孩子也吸引来。
　　秋天到了,我们返校了,却不再需要教室。我们从家里带来马扎,随便围坐在大槐树下。这种诗意的方式,使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师发生了明显改变,说是讲课,却更像讲故事。我们都期盼着,再来一些余震,让坐在大槐树下的岁月,过得更长久一些。
　　有一天放学,走在夕阳下的街市,忽听中央电台连续播发通知,说有一条重要消息,即将告诉全国人民,要求所有人认真收听。走到一家菜店附近,一位戴眼镜的阿姨仔细听着远处的广播,惊异地说,好像是毛主席去世了,接着她就哭了。看着大人们在哭,我们也自然地学着哭,忽然想到大地震是领袖辞世的先兆。
　　天气凉了下来,语文老师讲着毛主席的“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很亢奋,频频暗示我们,粉碎了“四人帮”。随后,我们像大人一样笑着,去天安门游行庆祝。我们痛批“四人帮”破坏抗震救灾,学着大人的样子愤怒着,批判张春桥“抹掉一个唐山算什么”的反动思想。
　　冬天到了,几场余震,再次波及北京。我们欢欣鼓舞,再次获得巨大的欢愉。
　　我们数十户人家,住进长长的军用帐篷,南北两大排通铺,各家用蚊帐相隔,几条临时火墙旺旺地烧着,暗绿色的帐篷温暖如春。
　　这是一场成人生活的灾难,却是孩子们的超级大聚会。
　　男孩子无视家庭界限,肆意闯进别人的蚊帐,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误以为共产主义已经提前实现。我呢,世界越乱,我越快乐。大人们都去治理乱世,我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我天天盼望着地震时期不要匆忙过去,一位阿姨生了宝贝,取名“永震”,我觉得非常痛快。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1976年7月,最初72秒钟的剧烈震撼,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导致16万人重残,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不过,这些是我的知识,不是我的记忆。我的记忆,是那些今天想起来羞愧无比的欢乐。
　　长大,意味着心里装得下别人,特别是装得下别人的痛苦。丰子恺的儿子喜欢逃难,我盼着地震,只因为那时我们是孩子,无从想象逃难和地震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川大地震时,那个玩不了网络游戏便恶毒诅咒汶川灾民的东北女孩儿,也因为没有长大,她的快乐,依然不能与更多的人的伤痛相联系。有一天,她会长大,为她个人化的快感而羞愧。
　　 (归雁生摘自《翻阅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