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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这一群来自国民党永明舰起义的官兵，有幸参加了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
“处理品”变成“活宝贝”
永明号的前身是美国海军ＡＭ２７３号扫雷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在西太平洋海域参加对日作战，特别是在协助盟国收复南洋群岛的登陆战斗中，为登陆舰队扫清航道，排除了日本侵略军布下的大量水雷。
日本投降后，这一类型的舰艇作为逾龄舰只退出现役，成为停泊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的“处理品”。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由吴淞口撤退到台湾。为了长期经营台湾，保持海上优势，他想扩充已经元气大伤的海军舰队。在菲律宾之行中，他意外地看中了这十来艘退役舰，于是国民党外交官摇尾乞怜于华盛顿，美国当局也慨而慷之答应移交给台湾当局。后来命名为永明号的舰艇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权充拖轮，穿越巴士海峡，把这批舰艇一艘艘地拖回了左营军港。就像一个即将输光老本的赌徒想孤注一掷，这一批“处理品”顿时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活宝贝”，而被投入永无获胜希望的内战赌注之中。
遣乡愁酒绿灯红夜
左营军港座落在台湾西南、高雄稍北的地方。它东面背靠半屏山，西面朝向台湾海峡，港口外面不远的西北方向有一座千百年来傲然屹立的礁岛。
提起半屏山，人们不会忘记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祖国东南有座山，半在大陆半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了，青山团圆人团圆。
永明号上有１００多名官兵，绝大多数家在大陆。永明号被蒋介石收编后，他们跟大陆的父兄妻儿音信隔绝，只能梦里相见，背井离乡之苦，牵肠挂肚，纵倾左营港滔滔的海水，也冲不走官兵们心头无限的思乡愁!只有个别的幸运者，利用港澳或海外亲友的住址作中转站，才能和家庭恢复联系。每逢节假日，有那么一群舞迷，涉足台南舞厅，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任摇摆舞腐蚀自己的灵魂；也有那么一伙酒鬼，徘徊高雄酒吧间，觥筹交错，喝得酩酊大醉，让杯中物刺激自己的神经!
在纸醉金迷、畸形发展的台湾社会，去台人员普遍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处世心态，其中“醉生”者有之，“梦死”者亦有之。
但是，永明号上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士也大有人在。
永明号上的一般舰员都是抗战胜利后满腔热血投考海校的，希望用学到的舰艇技术报效国家，哪知自己却搭上了贼船；不少水兵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守候在收音机旁，谛听来自大陆的播音，探寻新生的出路。
反迫害官兵谋起义
１９４９年夏末的一个恐怖之夜。午夜１２点，舰上警报器突然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全舰官兵都被惊醒并赶到上甲板紧急集合，首先由舰长点名，与此同时，水兵住舱被突击搜查。少顷，从列队里叫出几个水兵，被海军总司令部派来的特工人员挟持而去——据说他们有“匪特”嫌疑。其实这几个水兵不过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平时爱说几句公道话罢了。就这样，无辜者被送到与世隔绝的火烧岛(现名绿岛)，关进了集中营。去了那里的人，十之八九是没有生还的。
这一突发事件激起了部分官兵内心深处抗暴的狂涛!
一天，在轮机舱里，准尉军官陈立辉(退休前任江苏高淳农机修造厂工程师)满脸愁容地面对几个朝夕相处的苏北同乡，有意进行心理试探：今天不明不白地抓走了他们，说不定明天后天要抓我们，这日子真是难熬呵!
他马上遇到了反响强烈的“知音”：
“黎明前夜更黑暗，我们快要熬到天亮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要和他们对着干!”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铤而走险，我们开军舰去投奔光明。”
……
就这样，以抓人事件为契机，永明号一个自发的起义组织秘密地建立起来了。从一开始，它就被涂上了一层很浓的乡土“保护色”。核心成员是苏北淮安的几个同乡：有年纪最大的２４岁的轮机军士长陈立辉、轮机军士苏云飞及曾留学英国的张绍白、信号军士袁光庭和枪帆班长高炳文等。其他如航海、枪帆等部门也陆续发展了一批一般的成员，都是绝对可靠的同志。其中一个年仅１６岁的杨渡(近年去世，生前任广州《珠江》杂志社总编，后定居美国，任“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等职)，是舰长的勤务兵，堪称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舰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能及时地通风报信。因职务之便，他还掌握有各舰级军官舱房的钥匙，军官们的手枪，无异是自己的囊中物。
起义组织内部很快地进行了分工和部署：有的监视反动军官，有的截获电台密码，有的夺取枪支弹药，有的物色发展对象……
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即将展开!
处险境战士受考验
１９４８年秋，我在左营海校新兵大队的时候，因订购、传阅曾被反动派封闭过的《时与文》、《观察》等杂志，被视为“危险分子”并受过教官的警告处分。因有“前科”，所以在那个恐怖之夜，我确是提心吊胆。天哪!我住舱橱柜里，除杂志外，还珍藏着用《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写的书)等书封皮包夹的进步书籍，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吴玉章的《中国史话》以及《新哲学大纲》等共产党理论家的著作，一旦被查出来，那将会惹下杀身之祸。我赶紧趁第二天凌晨，别人还未起床，就把那些心爱的书刊化整为零地转移走了。
因我和杨渡都爱好进步文学，经常交流书刊，彼此志趣相投，由他推荐，我这个年方１７岁，湖北籍的枪帆兵也加入了起义组织，我又介绍了湖北武汉的高振辉、汪汉清等同乡同学加盟。我后来参加了起草文稿和宣传报道活动。
有一次，我趁修舰之机，暗地里将副炮上的炮栓盖丢进了大海；还有一次，我把炮位上的防空照明灯也捣毁了，由于干得隐蔽，枪炮官也未查究出来，我才略感发泄了心头之恨。直到起义之后，偶尔提及此事，也曾当过枪帆兵的王德成(退休前在上海交电家电商业〈集团〉公司工作)还说：我们原先总是怀疑谁在舰上搞破坏，原来是你呀!
要发动舰艇起义，是冒很大风险的，几件严酷的事实，更使人触目惊心：
——“叛舰重庆号炸毁于渤海湾葫芦岛港内”(１９４９年３月上海《新闻日报》标题)
——“叛舰长治号在镇江江面被我空军炸沉”(１９４９年９月台北《中央日报》标题)
还有美颂号在海上起义中途失败，以舰长毛却非等为首的同志被押回台湾惨遭枪杀的消息，尤其令人震惊!
有鉴于此，起义核心人员及时地分析了局势：自从渡江之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前进，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共产党政权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我们与其跟着国民党苟延残喘，倒不如举起义旗，海上倒戈，实现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夙愿。反动派越是接近灭亡，越要进行垂死的挣扎，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并且进一步指出，除了舰长、副长、舰务官等少数顽固的上层分子外，一般军官在国共之间是持中立态度而且还是可以争取的；士兵当中，家在大陆、思乡心切，同情共产党的占大多数，是我们可靠的群众基础，也是我们起义成功的有利条件……
是跟着国民党这条破船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可耻地沉没，还是追随重庆号爱国官兵在革命胜利的高潮中光荣地起义?现在已是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毅然地选择了后者。
舰失控漂流东沙岛
永明号身长８０米，排水量１６００吨，最高航速为每小时２０海里，满员编制１３０人，上甲板有７６毫米主炮；左右舷有两门４０毫米双联装机关炮；还配备有８挺机枪、炮火指挥仪以及反潜的声纳等先进设备；雷达天线全天候旋转扫描，警戒海面；入夜，探照灯射出万丈寒光。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随即，不仅苏联、东欧各国纷纷和新中国建交，而且传闻英国也将和蒋帮断交转而承认新中国。这消息尤其使人振奋!１３日，永明号接到命令：驰援厦门，第二天傍晚启航。起义核心人员当即紧急磋商并决定：夜航加强戒备，明晨发动起义。约经过１０小时的续航，即将渡过台湾海峡，大、小金门岛已遥遥在望。战友们心里怦怦直跳，胸中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为了尽快得到解放军的接应，准备在舰只停航时，由陈立辉指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措施：先夺取枪支，对付几个反动家伙，再抢占所有要害部门，封锁电台及官兵住舱，同时展开宣传攻势，通过扩音器宣读《告全舰官兵书》，冒险驾舰起义。并按事先由华东海军情报处驻香港的策反小组与福州驻军约好的暗号，把军舰开进距闽北解放区最近的港口。不料，正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轮机出了故障，顿时舰只失控，主机的排气管断断续续地喷出几股浓烟，像一个垂危的病人，咳嗽几声之后，也就断了气。起义人员见错失良机，个个心急如焚，想主动抢修，又怕露出破绽。正在为难之际，麦克风里传来了舰长的喊话：弟兄们，凡是能够修复主机的，奖赏银洋５００元，并且不论官兵均连升三级。起义官兵响应号召，参加抢修，舰长还表扬他们修理战舰，“效忠党国”哩!
在又闷又热的机舱里，抢修小组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主机仍然不听使唤，最后才“诊断”出这并不是一般的小毛病，需要“住院”动大手术才能修复，永明号就在海上随波逐流任其漂泊了。不巧，海上刮起了１０级台风，一时狂飙呼啸，怒涛汹涌，舰身横摇近４０度，甲板上站不住人，军舰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在这九死一生时，舰上发电向基地求援，但得到的答复竟是：马参谋长午睡未醒，不敢惊动。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怒不可遏。过了两天，台湾派出一条太字号舰，想把永明舰拖回，终因风浪太大，对方自顾不暇，丢了永明号迳自跑回台湾了。又过了两天，舰上用无线电发出了“ＳＯＳ”的国际呼救信号，这时军舰已经漂流到了离香港不远的东沙群岛海域。第二天港英当局派出一条英国拖船将永明舰拖至香港，系泊于维多利亚海峡１３号浮筒。
抵香港他乡遇故知
国民党驻港办事处的官员登舰，想稳定情绪，笼络人心，对我们假惺惺地表示慰劳，同时又赤裸裸地拖加压力，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
也有好心的说客上船向我们进言：留在香港生活多好!凭你们的一技之长，只要到海员工会登个记，就可以到外国海船上当水手，不仅待遇优厚，又能周游列国，这免费旅游的职业，别人还求之不得哩!
起义核心人员研究认为：环境变了，需要改变斗争策略。正在这时，一位仪态大方、风度潇洒、身着西服的青年，乘一艘画舫靠舰，自称是南洋华侨，陪伴他的是一位装束入时、雍容华贵的少妇，他俩要求会晤阔别多年的乡亲陈立辉。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吴良达(化名甘志明，离休前任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国际事业公司项目经理兼工程师)，原为国民党海军广东护渔总队军艇大亻车 ，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在香港经我军地下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了华东海军情报处驻香港“６２８”策反工作小组，为策反起义有功人员。
吴良达不失时机地向陈立辉传达了党的指示：立即离舰起义，北上解放区，至于舰只归属问题，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力争不让它再度落到台湾手里。接着，陈立辉把一份绝密材料——有３１人签名的《永明舰官兵起义宣言》郑重地递交给这位党的使者。
这份《起义宣言》开宗明义写道：
“我们一群国民党永明舰上的官兵，现在庄严宣布脱离台湾蒋帮，举行起义；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功自赎。”
“我们不能容忍反动派把我们作为它进行内战的资本，为了维护他们四大家族的既得利益，而把全国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政权基础，是建筑在暴力的统治上面，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为彻底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感谢重庆号、长治号以及第二舰队的先驱，在他们正义行动的启发下，加速了我们的觉醒，时机虽嫌过迟，悔悟犹未为晚。我们恳切地忠告目前尚在台湾的反动派羁绊之下的国民党海军官兵们，下定决心，当机立断，高举义旗，光荣归来。”
弃军舰起义回祖国
决策既定，我们积极准备行动。与此同时，反动舰长接到密令，除了在舷梯口布置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值更外，又在舱面加派两名荷枪实弹的哨兵巡逻，以防不测。
这一天午夜时分，值更人员正在交接班，根据起义首领事先的部署，枪帆班长临时调整了值更名次，把接班的都换上了“自己人”。我们还在泊位附近张罗了几艘供摆渡用的小型船艇，３１名起义官兵迅速、安全地陆续撤离军舰。登岸之后，就到香港一处指定的联络点会合。至此，一场不流血的特殊战斗胜利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轮船由香港渡海到九龙，直奔尖沙咀火车站，再乘火车奔向刚刚解放的深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我们宣告起义成功。
话分两头，当反动舰长在天亮之后得知部分官兵弃舰起义的消息，顿时大惊失色，大发雷霆，除了向台湾海军总部用无线电报告舰上发生的“叛逃”事件并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外，又驰电台湾海军驻港办事处救援，请急调密探特务在港九地区对我们进行追踪绑架，当敌特赶到尖沙咀火车站时，我们已乘车北上，告别香港了。
通过地下党组织，我们向香港新闻传媒公开发表了《起义宣言》。同时发出了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列车抵达终点站罗湖车站时，广州市军管会沙深宝分会的首长刘汝琛等已先迎候在那里。我们紧握着解放军同志一双双热情的手，久久舍不得放开，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要向他们倾吐千言万语。
诉不尽的满怀衷情啊，汇成了一曲党的颂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战友们的心声和着歌曲的旋律，飞出了深圳湾，在祖国的东南海空回荡。
深圳山头，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碧空里迎风招展；祖国啊慈爱的母亲，今天我们终于投入了您的怀抱!
……
在加入了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之后，我们又继续行军北上，旋即调入了南京海军学校学习。随后，我们在香港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华东海军部队，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长江之滨，我们又一次应邀出席了盛会，并受到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将军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
“处理品”变成“活宝贝”
永明号的前身是美国海军ＡＭ２７３号扫雷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在西太平洋海域参加对日作战，特别是在协助盟国收复南洋群岛的登陆战斗中，为登陆舰队扫清航道，排除了日本侵略军布下的大量水雷。
日本投降后，这一类型的舰艇作为逾龄舰只退出现役，成为停泊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的“处理品”。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由吴淞口撤退到台湾。为了长期经营台湾，保持海上优势，他想扩充已经元气大伤的海军舰队。在菲律宾之行中，他意外地看中了这十来艘退役舰，于是国民党外交官摇尾乞怜于华盛顿，美国当局也慨而慷之答应移交给台湾当局。后来命名为永明号的舰艇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权充拖轮，穿越巴士海峡，把这批舰艇一艘艘地拖回了左营军港。就像一个即将输光老本的赌徒想孤注一掷，这一批“处理品”顿时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活宝贝”，而被投入永无获胜希望的内战赌注之中。
遣乡愁酒绿灯红夜
左营军港座落在台湾西南、高雄稍北的地方。它东面背靠半屏山，西面朝向台湾海峡，港口外面不远的西北方向有一座千百年来傲然屹立的礁岛。
提起半屏山，人们不会忘记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祖国东南有座山，半在大陆半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了，青山团圆人团圆。
永明号上有１００多名官兵，绝大多数家在大陆。永明号被蒋介石收编后，他们跟大陆的父兄妻儿音信隔绝，只能梦里相见，背井离乡之苦，牵肠挂肚，纵倾左营港滔滔的海水，也冲不走官兵们心头无限的思乡愁!只有个别的幸运者，利用港澳或海外亲友的住址作中转站，才能和家庭恢复联系。每逢节假日，有那么一群舞迷，涉足台南舞厅，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任摇摆舞腐蚀自己的灵魂；也有那么一伙酒鬼，徘徊高雄酒吧间，觥筹交错，喝得酩酊大醉，让杯中物刺激自己的神经!
在纸醉金迷、畸形发展的台湾社会，去台人员普遍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处世心态，其中“醉生”者有之，“梦死”者亦有之。
但是，永明号上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士也大有人在。
永明号上的一般舰员都是抗战胜利后满腔热血投考海校的，希望用学到的舰艇技术报效国家，哪知自己却搭上了贼船；不少水兵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守候在收音机旁，谛听来自大陆的播音，探寻新生的出路。
反迫害官兵谋起义
１９４９年夏末的一个恐怖之夜。午夜１２点，舰上警报器突然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全舰官兵都被惊醒并赶到上甲板紧急集合，首先由舰长点名，与此同时，水兵住舱被突击搜查。少顷，从列队里叫出几个水兵，被海军总司令部派来的特工人员挟持而去——据说他们有“匪特”嫌疑。其实这几个水兵不过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平时爱说几句公道话罢了。就这样，无辜者被送到与世隔绝的火烧岛(现名绿岛)，关进了集中营。去了那里的人，十之八九是没有生还的。
这一突发事件激起了部分官兵内心深处抗暴的狂涛!
一天，在轮机舱里，准尉军官陈立辉(退休前任江苏高淳农机修造厂工程师)满脸愁容地面对几个朝夕相处的苏北同乡，有意进行心理试探：今天不明不白地抓走了他们，说不定明天后天要抓我们，这日子真是难熬呵!
他马上遇到了反响强烈的“知音”：
“黎明前夜更黑暗，我们快要熬到天亮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要和他们对着干!”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铤而走险，我们开军舰去投奔光明。”
……
就这样，以抓人事件为契机，永明号一个自发的起义组织秘密地建立起来了。从一开始，它就被涂上了一层很浓的乡土“保护色”。核心成员是苏北淮安的几个同乡：有年纪最大的２４岁的轮机军士长陈立辉、轮机军士苏云飞及曾留学英国的张绍白、信号军士袁光庭和枪帆班长高炳文等。其他如航海、枪帆等部门也陆续发展了一批一般的成员，都是绝对可靠的同志。其中一个年仅１６岁的杨渡(近年去世，生前任广州《珠江》杂志社总编，后定居美国，任“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等职)，是舰长的勤务兵，堪称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舰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能及时地通风报信。因职务之便，他还掌握有各舰级军官舱房的钥匙，军官们的手枪，无异是自己的囊中物。
起义组织内部很快地进行了分工和部署：有的监视反动军官，有的截获电台密码，有的夺取枪支弹药，有的物色发展对象……
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即将展开!
处险境战士受考验
１９４８年秋，我在左营海校新兵大队的时候，因订购、传阅曾被反动派封闭过的《时与文》、《观察》等杂志，被视为“危险分子”并受过教官的警告处分。因有“前科”，所以在那个恐怖之夜，我确是提心吊胆。天哪!我住舱橱柜里，除杂志外，还珍藏着用《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写的书)等书封皮包夹的进步书籍，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吴玉章的《中国史话》以及《新哲学大纲》等共产党理论家的著作，一旦被查出来，那将会惹下杀身之祸。我赶紧趁第二天凌晨，别人还未起床，就把那些心爱的书刊化整为零地转移走了。
因我和杨渡都爱好进步文学，经常交流书刊，彼此志趣相投，由他推荐，我这个年方１７岁，湖北籍的枪帆兵也加入了起义组织，我又介绍了湖北武汉的高振辉、汪汉清等同乡同学加盟。我后来参加了起草文稿和宣传报道活动。
有一次，我趁修舰之机，暗地里将副炮上的炮栓盖丢进了大海；还有一次，我把炮位上的防空照明灯也捣毁了，由于干得隐蔽，枪炮官也未查究出来，我才略感发泄了心头之恨。直到起义之后，偶尔提及此事，也曾当过枪帆兵的王德成(退休前在上海交电家电商业〈集团〉公司工作)还说：我们原先总是怀疑谁在舰上搞破坏，原来是你呀!
要发动舰艇起义，是冒很大风险的，几件严酷的事实，更使人触目惊心：
——“叛舰重庆号炸毁于渤海湾葫芦岛港内”(１９４９年３月上海《新闻日报》标题)
——“叛舰长治号在镇江江面被我空军炸沉”(１９４９年９月台北《中央日报》标题)
还有美颂号在海上起义中途失败，以舰长毛却非等为首的同志被押回台湾惨遭枪杀的消息，尤其令人震惊!
有鉴于此，起义核心人员及时地分析了局势：自从渡江之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前进，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共产党政权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我们与其跟着国民党苟延残喘，倒不如举起义旗，海上倒戈，实现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夙愿。反动派越是接近灭亡，越要进行垂死的挣扎，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并且进一步指出，除了舰长、副长、舰务官等少数顽固的上层分子外，一般军官在国共之间是持中立态度而且还是可以争取的；士兵当中，家在大陆、思乡心切，同情共产党的占大多数，是我们可靠的群众基础，也是我们起义成功的有利条件……
是跟着国民党这条破船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可耻地沉没，还是追随重庆号爱国官兵在革命胜利的高潮中光荣地起义?现在已是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毅然地选择了后者。
舰失控漂流东沙岛
永明号身长８０米，排水量１６００吨，最高航速为每小时２０海里，满员编制１３０人，上甲板有７６毫米主炮；左右舷有两门４０毫米双联装机关炮；还配备有８挺机枪、炮火指挥仪以及反潜的声纳等先进设备；雷达天线全天候旋转扫描，警戒海面；入夜，探照灯射出万丈寒光。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随即，不仅苏联、东欧各国纷纷和新中国建交，而且传闻英国也将和蒋帮断交转而承认新中国。这消息尤其使人振奋!１３日，永明号接到命令：驰援厦门，第二天傍晚启航。起义核心人员当即紧急磋商并决定：夜航加强戒备，明晨发动起义。约经过１０小时的续航，即将渡过台湾海峡，大、小金门岛已遥遥在望。战友们心里怦怦直跳，胸中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为了尽快得到解放军的接应，准备在舰只停航时，由陈立辉指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措施：先夺取枪支，对付几个反动家伙，再抢占所有要害部门，封锁电台及官兵住舱，同时展开宣传攻势，通过扩音器宣读《告全舰官兵书》，冒险驾舰起义。并按事先由华东海军情报处驻香港的策反小组与福州驻军约好的暗号，把军舰开进距闽北解放区最近的港口。不料，正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轮机出了故障，顿时舰只失控，主机的排气管断断续续地喷出几股浓烟，像一个垂危的病人，咳嗽几声之后，也就断了气。起义人员见错失良机，个个心急如焚，想主动抢修，又怕露出破绽。正在为难之际，麦克风里传来了舰长的喊话：弟兄们，凡是能够修复主机的，奖赏银洋５００元，并且不论官兵均连升三级。起义官兵响应号召，参加抢修，舰长还表扬他们修理战舰，“效忠党国”哩!
在又闷又热的机舱里，抢修小组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主机仍然不听使唤，最后才“诊断”出这并不是一般的小毛病，需要“住院”动大手术才能修复，永明号就在海上随波逐流任其漂泊了。不巧，海上刮起了１０级台风，一时狂飙呼啸，怒涛汹涌，舰身横摇近４０度，甲板上站不住人，军舰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在这九死一生时，舰上发电向基地求援，但得到的答复竟是：马参谋长午睡未醒，不敢惊动。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怒不可遏。过了两天，台湾派出一条太字号舰，想把永明舰拖回，终因风浪太大，对方自顾不暇，丢了永明号迳自跑回台湾了。又过了两天，舰上用无线电发出了“ＳＯＳ”的国际呼救信号，这时军舰已经漂流到了离香港不远的东沙群岛海域。第二天港英当局派出一条英国拖船将永明舰拖至香港，系泊于维多利亚海峡１３号浮筒。
抵香港他乡遇故知
国民党驻港办事处的官员登舰，想稳定情绪，笼络人心，对我们假惺惺地表示慰劳，同时又赤裸裸地拖加压力，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
也有好心的说客上船向我们进言：留在香港生活多好!凭你们的一技之长，只要到海员工会登个记，就可以到外国海船上当水手，不仅待遇优厚，又能周游列国，这免费旅游的职业，别人还求之不得哩!
起义核心人员研究认为：环境变了，需要改变斗争策略。正在这时，一位仪态大方、风度潇洒、身着西服的青年，乘一艘画舫靠舰，自称是南洋华侨，陪伴他的是一位装束入时、雍容华贵的少妇，他俩要求会晤阔别多年的乡亲陈立辉。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吴良达(化名甘志明，离休前任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国际事业公司项目经理兼工程师)，原为国民党海军广东护渔总队军艇大亻车 ，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在香港经我军地下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了华东海军情报处驻香港“６２８”策反工作小组，为策反起义有功人员。
吴良达不失时机地向陈立辉传达了党的指示：立即离舰起义，北上解放区，至于舰只归属问题，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力争不让它再度落到台湾手里。接着，陈立辉把一份绝密材料——有３１人签名的《永明舰官兵起义宣言》郑重地递交给这位党的使者。
这份《起义宣言》开宗明义写道：
“我们一群国民党永明舰上的官兵，现在庄严宣布脱离台湾蒋帮，举行起义；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功自赎。”
“我们不能容忍反动派把我们作为它进行内战的资本，为了维护他们四大家族的既得利益，而把全国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政权基础，是建筑在暴力的统治上面，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为彻底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感谢重庆号、长治号以及第二舰队的先驱，在他们正义行动的启发下，加速了我们的觉醒，时机虽嫌过迟，悔悟犹未为晚。我们恳切地忠告目前尚在台湾的反动派羁绊之下的国民党海军官兵们，下定决心，当机立断，高举义旗，光荣归来。”
弃军舰起义回祖国
决策既定，我们积极准备行动。与此同时，反动舰长接到密令，除了在舷梯口布置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值更外，又在舱面加派两名荷枪实弹的哨兵巡逻，以防不测。
这一天午夜时分，值更人员正在交接班，根据起义首领事先的部署，枪帆班长临时调整了值更名次，把接班的都换上了“自己人”。我们还在泊位附近张罗了几艘供摆渡用的小型船艇，３１名起义官兵迅速、安全地陆续撤离军舰。登岸之后，就到香港一处指定的联络点会合。至此，一场不流血的特殊战斗胜利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轮船由香港渡海到九龙，直奔尖沙咀火车站，再乘火车奔向刚刚解放的深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我们宣告起义成功。
话分两头，当反动舰长在天亮之后得知部分官兵弃舰起义的消息，顿时大惊失色，大发雷霆，除了向台湾海军总部用无线电报告舰上发生的“叛逃”事件并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外，又驰电台湾海军驻港办事处救援，请急调密探特务在港九地区对我们进行追踪绑架，当敌特赶到尖沙咀火车站时，我们已乘车北上，告别香港了。
通过地下党组织，我们向香港新闻传媒公开发表了《起义宣言》。同时发出了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列车抵达终点站罗湖车站时，广州市军管会沙深宝分会的首长刘汝琛等已先迎候在那里。我们紧握着解放军同志一双双热情的手，久久舍不得放开，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要向他们倾吐千言万语。
诉不尽的满怀衷情啊，汇成了一曲党的颂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战友们的心声和着歌曲的旋律，飞出了深圳湾，在祖国的东南海空回荡。
深圳山头，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碧空里迎风招展；祖国啊慈爱的母亲，今天我们终于投入了您的怀抱!
……
在加入了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之后，我们又继续行军北上，旋即调入了南京海军学校学习。随后，我们在香港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华东海军部队，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长江之滨，我们又一次应邀出席了盛会，并受到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将军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