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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影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艺熔新时代，爱播人世间——“艺术点亮生活”慈善义拍在沪举行，二胡演奏家马晓晖、歌唱家王维倩等文艺界人士及慈善人士纷纷助阵。不过此次义拍活动上，最耀眼的是旅奥画家陆志德，他把今年4月在澳大利亚举办的“花语莲香——一带一路新作展”的20余件作品以及他所珍藏的韩敏画作等全部捐出，最终筹集到善款109万余元，用于资助四川甘孜等边远地区儿童学习，帮助当地聋哑儿童、自闭症儿童、眼疾患者等恢复健康。总有一些人问他，怎么想到用艺术形式来传播公益？如果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或许就解开了这些疑问。来听他的自述——
1955年我出生于上海，那时爸爸在兰州。3岁时，我随妈妈从上海市区回到家乡崇明堡镇。妈妈总是边织着毛衣边一脸温和地望着在一旁嬉戏的我。她给了我几支画笔、几张纸，对我说，你可以骑一会木马，画一会画，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在母亲温暖的目光里，画画的种子在我心中种下。我6岁时，妈妈去了兰州爸爸那边，我回到市区跟着外婆生活，直到外婆去世。那年我11岁，忽然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幸好居委会、邻居们都很照顾我，我成了一个里弄里的孩子。
儿时我特别调皮。犹记12岁时与3个小伙伴出去玩，偷偷坐上火车，不料火车开到了闵行。天黑了，没有车也没有船，我们四个人“胆大包天”，居然横渡了黄浦江，中途一个小伙伴体力不支，幸好在相互帮助下，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游到了对岸。这可把家长们吓坏了，我的同伴一边被家人责骂，一边被拥簇着回家，只剩下饥肠辘辘的我和孤单的影子。这时，一个居委会邻居，平时我叫她黄妈妈，特地端了一碗饭给我。那一刻我发誓不能再贪玩了，要专心画画了。
18岁那年，我被分配到第一纺织机械厂，去了锅炉房。这个很少人问津的地方，成了我的习画小天地，工作之余，我常常练笔。之后到了粉碎“四人帮”时期，厂里每个车间都要画宣传画，支部书记把任务派给了我。忽然有了用武之地，我激动难抑，只用了两天时间画了四十幅漫画，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工会觉得我是个人才，就调我去做宣传干事，之后推荐我去厂里的工人俱乐部，那里专门培养工人画家。那时有很多知识分子、画家下工厂体验生活，也到工人俱乐部来帮助工会干事提高绘画水平。在这里我碰到了刘旦宅老师。他非常和善，我时常去拜访他。刘老师不仅教我画画，还送我书、送我画，常常让我去他家吃饭，甚至还会偷偷塞给我一两斤全国粮票。我便攒着，攒到有十斤全国粮票时，就兑换了一只老母鸡，提着去看他，他很感动。通过刘老师，我还认识了陆俨少、应野平老师，都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我陪同他们一起外出游览山水，他们饶有兴致地观山，却并不当场作画。我有些好奇，他们便告诉我，好的山水画抒胸臆、重意境，先悟而后得，由悟而生往往工妙。
1988年，全国又出现一股出国大潮。那时我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展望》编辑部当美术编辑，研究所跟日本一些学校有交流，也促使我产生留学日本的想法。通过同事帮忙，我拿到了一封录取通知书，但学费需要自理。我利用业余时间，編了两本书，又接了布置橱窗的外活，几乎卖了全部家当后，终于怀揣着1万元以及刘旦宅老师为我题词的山水画和一批自己的画作，只身去了日本。
我先去上日本的国际语言学校，上午上学，下午打工，因为要付昂贵的学费。我曾搬过钢管、挖过沟，这可谓是我一生当中最苦的时间，但也为我赢得了宝贵的空间。拿到劳务费后，我赶紧在校外租了一个房间，虽然非常局促，但我总算有了一个安静的、可独立思考的空间。一次，在马路上，我看到一块废弃的门板，捡到宝贝似的欣喜地扛回了家。白天木板成了“画板”，我在上面酣畅淋漓地挥墨；晚上就成了“天花板”，我在下面酣然入睡。
之后我找到了一份在银行里清扫的工作。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银行社长，他告诉我，这里可以办画展，但他只能给我1万，赞助我给画配框，画若卖掉，钱都归我。这真是“天下掉馅饼”的好事。画展展出期间，社长还请了20多个忠实客户观展。最终，我卖掉了三幅画，赚了四十多万日币，这更让我坚定了绘画的道路，这是梦想，也是生存之路。迎来这次转机后，更多机会接踵而来。经一个朋友介绍，我从东京坐四个小时火车到郊外的滑雪场、高尔夫球场打工。那边的老板也是惜才之人，协助我办了三次画展，让我改善了生活条件。
有了一定能力后，我开始游历欧洲各国，拓宽视野。1987年，我在奥地利街头看到很多画家在给游客画肖像，队伍排得很长。我感受到了浓郁的艺术气息，这里对艺术家很宽容。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这样一个念头：这便是我一直寻觅的理想中的栖息之地。于是我放弃了朋友推荐的更适宜安居的城市，携全家定居奥地利。
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天，我与同伴一起逛超市，正说着上海话时，突然一位老者拍拍我说，阿拉也会讲上海闲话，大饼、油条、荡马路……奇妙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因上海话“牵线”，我与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邂逅、相识。海因茨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儿时曾随父母一起在上海度过了8年的避难生活。他说，正是因为上海的接纳，才使他们一家免遭纳粹的屠杀，所以一看到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就感到分外亲切。在海因茨的邀请下，一有时间我便参加维也纳犹太难民俱乐部，老人们热情地帮我提高德语，让我尽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我则教他们说一些上海话，与他们一起沉浸于对上海的回忆中。在那里，我又有幸结识了埃尔恩斯特·福古斯，他是奥地利非常有名的艺术家，还拥有一个私人美术馆。当我第一次受邀去美术馆参观时，福古斯向我展示了两抽斗的信与图片。原来福古斯5岁时，他父亲来到上海避难，一待就待了14年。每个礼拜福古斯都会回两封信给父亲，所以他从小知道上海。他真诚地对我说，你是上海来的画家，这是你我的缘分，我收你为学生，我一定会帮你，因为上海给了我父亲一个避风港，上海的善良与包容帮助了犹太难民。 福古斯老师主攻油画，他有一个理念：要把自己的思想、哲理性的思考融入画的色彩、用光里，激起观众心中的涟漪。这让我很受启发。他还告诉我，一个画家画历史的话，可以沉淀下来，历史是可以留下来的。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画犹太难民题材。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
1999年，我开始收集相关材料。每年我会回到上海，去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等地收集素材。同时，很多犹太朋友都来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花了2年时间做了大量收集工作后，我开始用绘画语言艺术地再现这些故事，我用的是笔尖很细的钢笔，融合西方画法和中国画技法，画得尽可能精致、到位。为了把画背后的故事交代清楚，我请教了相关专家，不断调整画面。
一些朋友曾问我，犹太难民题材费时又费力，作品的尺度也都很小，怎么走市场？其实在打定主意画这个题材时，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个主题的创作，是为了完成老师的一个心愿，也是对帮助过我的犹太朋友的一种感恩，更是想记录下一段犹太人当年在中国以及在上海生活的历史记忆。
2002年，我的画展“犹太人在中国”先后在维也纳市政厅和上海城市规划馆成功举办。以色列总统特地写了封表扬信，说我做了件好事情。2015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画展“犹太难民在上海”在上海市政协江海厅举行。10月14日，《犹太难民与上海》系列丛书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向世界各国嘉宾展现犹太人与上海人互帮互助的故事以及深厚的情谊。我的“用画作讲中国故事”的形式，得到文化部领导表扬。2016年，经文化部推荐，我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七周年的国庆招待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今年，我的画作《特殊党员》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讲中国故事”第五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并参加巡展。《特殊党员》讲述的是奥地利的犹太医生罗生特的故事。罗生特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在陈毅的推荐下，经上级党组织同意，罗生特作为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
如今，我曾采访过的一百多位犹太人年纪都大了，很多人都故去了。欣慰的是，我把他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用手中的画笔讲述犹太难民在中国的故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也是我的一份荣幸。
不在异国居住，无法深知何为故乡。从上海到日本，后定居欧洲，我一路漂泊一路感悟，一路画一路展，离家越远，对上海的思念越深切。每每成功与失意，欣喜与忧虑，儿时的故乡——上海便会浮现在我眼前。我的上海，我将以什么回报你？唯以我的画笔寄托思念。
每年国庆节，很多维也纳华侨会穿起美丽的旗袍，让我想起我的妈妈。儿时的记忆中微风将妈妈的旗袍轻柔地吹起，就如她脸上温柔的笑靥。福古斯老师也曾拿出一沓其父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不少照片的主角是穿着旗袍的上海摩登女郎，这些都激起我深深的乡愁。于是，我花了整整2年时间画了“上海滩摩登”系列。创作中，我把连环画、月份牌的技法与西方油画中的色彩有机结合。我画的不仅是美丽多姿的旗袍女郎，更是眼波流转、巧笑倩兮背后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以及旧上海光怪陆离的往事，这些都蕴藏在每幅画作的不同背景中。德国驻沪总领事夫人、汉学家凯茜对我的旗袍画非常感兴趣，欣然为每一幅画配上文字。
每年回国期间，上海的日新月异让我印象深刻，也激起了我的创作冲动。于是，我又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上海、未来上海的作品。2002年，我回上海办了一个 “老上海、新上海、未来上海”系列画展，并把8幅“未来上海”主题画捐给了上海城市规划馆。
2006年，我决定回国。2009年将家搬进宝山罗店，并在美兰湖旁设立了艺术工作室。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希望能为百年世博，为上海的品牌宣传出份力。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資料，用半年时间创作了长达13米的《世博上海图》，既强调合理性，又讲究画面的艺术性、富有美感。此画曾亮相世博会联合国馆。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了很多贵人，他们无私地伸出了援手，照亮了我的艺术之路，因此当我有所成就时，也非常乐意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做点身体力行的好事、善事。艺术家留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安心行我路，不问江湖事”，但为了公益事业，我愿意积极“入世”，鼎力承担社会责任。
今年4月，在举办艺熔新时代，爱播人世间——“艺术点亮生活”慈善义拍前，我特地去了一趟四川甘孜，送去一些物资，并教当地的小朋友们画画。他们没有绘画基础，但都很有悟性。对于画家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但对这些孩子而言，可能会有很大影响。这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我能做的还有很多。“艺术点亮生活”慈善义拍活动上，除了自己的画作，我还捐出自己收藏的一些作品，包括上海著名画家韩敏创作的《白族姑娘》，这也是我收藏了40年的心爱作品。老先生当年的馈赠在当下发挥了作用，我想这是老先生乐于见到的。这也是我对于“活在当下”这个流行语的理解。每年我都会参加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蓝天下的至爱”活动，我也资助过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当下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百年来，上海经历了太多沧桑，有着数不尽、说不完的悲欢离合，因此我的绘画生涯中，“上海”是永远的主题。我会继续犹太难民题材的创作，我还计划把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拍成电影。“海派旗袍”主题创作中，我将融入更多的时代性，让更多海外人士了解上海女人的美，熟悉中国故事。
画，是艺术，也是心声；是一种缘分，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公益的道路我会一直走下去，不断用艺术点亮生活。
从里弄里的孩子到留学日本的青年画家
1955年我出生于上海，那时爸爸在兰州。3岁时，我随妈妈从上海市区回到家乡崇明堡镇。妈妈总是边织着毛衣边一脸温和地望着在一旁嬉戏的我。她给了我几支画笔、几张纸，对我说，你可以骑一会木马，画一会画，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在母亲温暖的目光里，画画的种子在我心中种下。我6岁时，妈妈去了兰州爸爸那边，我回到市区跟着外婆生活，直到外婆去世。那年我11岁，忽然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幸好居委会、邻居们都很照顾我，我成了一个里弄里的孩子。
儿时我特别调皮。犹记12岁时与3个小伙伴出去玩，偷偷坐上火车，不料火车开到了闵行。天黑了，没有车也没有船，我们四个人“胆大包天”，居然横渡了黄浦江，中途一个小伙伴体力不支，幸好在相互帮助下，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游到了对岸。这可把家长们吓坏了，我的同伴一边被家人责骂，一边被拥簇着回家，只剩下饥肠辘辘的我和孤单的影子。这时，一个居委会邻居，平时我叫她黄妈妈，特地端了一碗饭给我。那一刻我发誓不能再贪玩了，要专心画画了。
18岁那年，我被分配到第一纺织机械厂，去了锅炉房。这个很少人问津的地方，成了我的习画小天地，工作之余，我常常练笔。之后到了粉碎“四人帮”时期，厂里每个车间都要画宣传画，支部书记把任务派给了我。忽然有了用武之地，我激动难抑，只用了两天时间画了四十幅漫画，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工会觉得我是个人才，就调我去做宣传干事，之后推荐我去厂里的工人俱乐部，那里专门培养工人画家。那时有很多知识分子、画家下工厂体验生活，也到工人俱乐部来帮助工会干事提高绘画水平。在这里我碰到了刘旦宅老师。他非常和善，我时常去拜访他。刘老师不仅教我画画，还送我书、送我画，常常让我去他家吃饭，甚至还会偷偷塞给我一两斤全国粮票。我便攒着，攒到有十斤全国粮票时，就兑换了一只老母鸡，提着去看他，他很感动。通过刘老师，我还认识了陆俨少、应野平老师，都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我陪同他们一起外出游览山水，他们饶有兴致地观山，却并不当场作画。我有些好奇，他们便告诉我，好的山水画抒胸臆、重意境，先悟而后得，由悟而生往往工妙。
1988年，全国又出现一股出国大潮。那时我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展望》编辑部当美术编辑，研究所跟日本一些学校有交流，也促使我产生留学日本的想法。通过同事帮忙，我拿到了一封录取通知书，但学费需要自理。我利用业余时间，編了两本书，又接了布置橱窗的外活，几乎卖了全部家当后，终于怀揣着1万元以及刘旦宅老师为我题词的山水画和一批自己的画作，只身去了日本。
我先去上日本的国际语言学校，上午上学，下午打工，因为要付昂贵的学费。我曾搬过钢管、挖过沟，这可谓是我一生当中最苦的时间，但也为我赢得了宝贵的空间。拿到劳务费后，我赶紧在校外租了一个房间，虽然非常局促，但我总算有了一个安静的、可独立思考的空间。一次，在马路上，我看到一块废弃的门板，捡到宝贝似的欣喜地扛回了家。白天木板成了“画板”，我在上面酣畅淋漓地挥墨；晚上就成了“天花板”，我在下面酣然入睡。
之后我找到了一份在银行里清扫的工作。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银行社长，他告诉我，这里可以办画展，但他只能给我1万，赞助我给画配框，画若卖掉，钱都归我。这真是“天下掉馅饼”的好事。画展展出期间，社长还请了20多个忠实客户观展。最终，我卖掉了三幅画，赚了四十多万日币，这更让我坚定了绘画的道路，这是梦想，也是生存之路。迎来这次转机后，更多机会接踵而来。经一个朋友介绍，我从东京坐四个小时火车到郊外的滑雪场、高尔夫球场打工。那边的老板也是惜才之人，协助我办了三次画展，让我改善了生活条件。
有了一定能力后，我开始游历欧洲各国，拓宽视野。1987年，我在奥地利街头看到很多画家在给游客画肖像，队伍排得很长。我感受到了浓郁的艺术气息，这里对艺术家很宽容。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这样一个念头：这便是我一直寻觅的理想中的栖息之地。于是我放弃了朋友推荐的更适宜安居的城市，携全家定居奥地利。
犹太难民题材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
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天，我与同伴一起逛超市，正说着上海话时，突然一位老者拍拍我说，阿拉也会讲上海闲话，大饼、油条、荡马路……奇妙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因上海话“牵线”，我与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邂逅、相识。海因茨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儿时曾随父母一起在上海度过了8年的避难生活。他说，正是因为上海的接纳，才使他们一家免遭纳粹的屠杀，所以一看到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就感到分外亲切。在海因茨的邀请下，一有时间我便参加维也纳犹太难民俱乐部，老人们热情地帮我提高德语，让我尽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我则教他们说一些上海话，与他们一起沉浸于对上海的回忆中。在那里，我又有幸结识了埃尔恩斯特·福古斯，他是奥地利非常有名的艺术家，还拥有一个私人美术馆。当我第一次受邀去美术馆参观时，福古斯向我展示了两抽斗的信与图片。原来福古斯5岁时，他父亲来到上海避难，一待就待了14年。每个礼拜福古斯都会回两封信给父亲，所以他从小知道上海。他真诚地对我说，你是上海来的画家，这是你我的缘分，我收你为学生，我一定会帮你，因为上海给了我父亲一个避风港，上海的善良与包容帮助了犹太难民。 福古斯老师主攻油画，他有一个理念：要把自己的思想、哲理性的思考融入画的色彩、用光里，激起观众心中的涟漪。这让我很受启发。他还告诉我，一个画家画历史的话，可以沉淀下来，历史是可以留下来的。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画犹太难民题材。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
1999年，我开始收集相关材料。每年我会回到上海，去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等地收集素材。同时，很多犹太朋友都来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花了2年时间做了大量收集工作后，我开始用绘画语言艺术地再现这些故事，我用的是笔尖很细的钢笔，融合西方画法和中国画技法，画得尽可能精致、到位。为了把画背后的故事交代清楚，我请教了相关专家，不断调整画面。
一些朋友曾问我，犹太难民题材费时又费力，作品的尺度也都很小，怎么走市场？其实在打定主意画这个题材时，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个主题的创作，是为了完成老师的一个心愿，也是对帮助过我的犹太朋友的一种感恩，更是想记录下一段犹太人当年在中国以及在上海生活的历史记忆。
2002年，我的画展“犹太人在中国”先后在维也纳市政厅和上海城市规划馆成功举办。以色列总统特地写了封表扬信，说我做了件好事情。2015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画展“犹太难民在上海”在上海市政协江海厅举行。10月14日，《犹太难民与上海》系列丛书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向世界各国嘉宾展现犹太人与上海人互帮互助的故事以及深厚的情谊。我的“用画作讲中国故事”的形式，得到文化部领导表扬。2016年，经文化部推荐，我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七周年的国庆招待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今年，我的画作《特殊党员》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讲中国故事”第五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并参加巡展。《特殊党员》讲述的是奥地利的犹太医生罗生特的故事。罗生特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在陈毅的推荐下，经上级党组织同意，罗生特作为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
如今，我曾采访过的一百多位犹太人年纪都大了，很多人都故去了。欣慰的是，我把他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用手中的画笔讲述犹太难民在中国的故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也是我的一份荣幸。
活在当下，用艺术点亮生活
不在异国居住，无法深知何为故乡。从上海到日本，后定居欧洲，我一路漂泊一路感悟，一路画一路展，离家越远，对上海的思念越深切。每每成功与失意，欣喜与忧虑，儿时的故乡——上海便会浮现在我眼前。我的上海，我将以什么回报你？唯以我的画笔寄托思念。
每年国庆节，很多维也纳华侨会穿起美丽的旗袍，让我想起我的妈妈。儿时的记忆中微风将妈妈的旗袍轻柔地吹起，就如她脸上温柔的笑靥。福古斯老师也曾拿出一沓其父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不少照片的主角是穿着旗袍的上海摩登女郎，这些都激起我深深的乡愁。于是，我花了整整2年时间画了“上海滩摩登”系列。创作中，我把连环画、月份牌的技法与西方油画中的色彩有机结合。我画的不仅是美丽多姿的旗袍女郎，更是眼波流转、巧笑倩兮背后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以及旧上海光怪陆离的往事，这些都蕴藏在每幅画作的不同背景中。德国驻沪总领事夫人、汉学家凯茜对我的旗袍画非常感兴趣，欣然为每一幅画配上文字。
每年回国期间，上海的日新月异让我印象深刻，也激起了我的创作冲动。于是，我又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上海、未来上海的作品。2002年，我回上海办了一个 “老上海、新上海、未来上海”系列画展，并把8幅“未来上海”主题画捐给了上海城市规划馆。
2006年，我决定回国。2009年将家搬进宝山罗店，并在美兰湖旁设立了艺术工作室。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希望能为百年世博，为上海的品牌宣传出份力。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資料，用半年时间创作了长达13米的《世博上海图》，既强调合理性，又讲究画面的艺术性、富有美感。此画曾亮相世博会联合国馆。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了很多贵人，他们无私地伸出了援手，照亮了我的艺术之路，因此当我有所成就时，也非常乐意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做点身体力行的好事、善事。艺术家留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安心行我路，不问江湖事”，但为了公益事业，我愿意积极“入世”，鼎力承担社会责任。
今年4月，在举办艺熔新时代，爱播人世间——“艺术点亮生活”慈善义拍前，我特地去了一趟四川甘孜，送去一些物资，并教当地的小朋友们画画。他们没有绘画基础，但都很有悟性。对于画家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但对这些孩子而言，可能会有很大影响。这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我能做的还有很多。“艺术点亮生活”慈善义拍活动上，除了自己的画作，我还捐出自己收藏的一些作品，包括上海著名画家韩敏创作的《白族姑娘》，这也是我收藏了40年的心爱作品。老先生当年的馈赠在当下发挥了作用，我想这是老先生乐于见到的。这也是我对于“活在当下”这个流行语的理解。每年我都会参加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蓝天下的至爱”活动，我也资助过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当下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百年来，上海经历了太多沧桑，有着数不尽、说不完的悲欢离合，因此我的绘画生涯中，“上海”是永远的主题。我会继续犹太难民题材的创作，我还计划把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拍成电影。“海派旗袍”主题创作中，我将融入更多的时代性，让更多海外人士了解上海女人的美，熟悉中国故事。
画，是艺术，也是心声；是一种缘分，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公益的道路我会一直走下去，不断用艺术点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