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不久，一名老人要求年轻女子让座遭拒后，老人强行将该女子从座位上挤开，并做出动作、扬言要殴打对方。大部分网友指责老人不遵守公共规则，“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的说辞再次被提及。
这是一幕鲜活的道德与规则的冲突，却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一套为老弱病残让座的规则，究竟谁是规则破坏者，仍然是值得公众讨论的话题。
数千年前孟子早有言曰“不以规则，不能成方圆”，如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以身试法者出现，他们不分男女老少，涵盖各个阶层，每一次舆论都会将关注点投到规则意识的话题上。
2017年随着“最严交规”的实行，中国式过马路以及背后的规则意识缺乏成为一时舆论热点;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引起各界对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等破坏规矩的行为以及代价进行反思……
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一些观念和做法成了新的流行，看似规则立起来，其实是把规则毁掉了。我们的意识与行为，有时不自觉地进入了规则误区。
规则和富裕与否有关？
对于当下一些不守规则的现象，一种“乐观、豁达”的观点称，“咱们改革开放40年，这方面肯定是不能着急”。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一个社会规则意识的强弱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经济越发达、越富裕的地方就越守规则，越不发达、越穷的地方就越不守规则。
且不说孔子的“礼失而求诸野”，就是当下要说农村的规则比城市里少，恐怕很多人不会同意。农村由于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违反规则受到的道德谴责比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更强，所以规则保留得更多、遵循规则相对更普遍。
“安贫乐道;恬于进趣。”这是《后汉书》对东汉贤臣韦彪的评价。中国传统士大夫安于贫穷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准则和道德风尚，对国人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成为不少人的道德律令和生活实践。而个别僭越规则而“富起来”的人，恰恰才是规则的破坏者。
富裕能够促进文明程度提升，但富裕并不必然代表文明;富裕能够促进规则进化，但富裕并不必然带来规则意识。是否遵守规则、是否有规则意识，说到底还是一种精神的东西，而非物质。
规则是管出来的？
随着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违反规则的社会谴责减少，为养成遵守规则的意识，政府或者组织的管理越来越被强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不少地方组织制定大同小异的村规民约，并用村两委的权力来保证其实行。“这么乱，也没人管一管”，成了一些地方的口头禅。
作家马家辉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他在北京机场等车，烟瘾发了，想找抽烟区，那个时候天很暗，没找到，就不管了，拿着烟就抽。有一个扫烟蒂的人过来，很有礼貌地说：先生，那边有抽烟区，可以到那边。马家辉承认，礼貌让他感到耻辱，迅速灭了烟蒂。假如对方很凶地对他说：抽烟过去那边！他觉得下回他还是会在那里抽。
守规矩是一个学习的行为。学习的基础是什么呢？尊重，你被尊重，你才懂得尊重别人。规则最终能否被接受、能否被遵守，靠的还是内心的自我约束，不管这种约束是耻感、道德感还是利益。外力的“管”也只有通过内在的这种约束才能有效。
都不遵守的规则就不是规则？
英国社会学家凯特·福斯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她想体验一下插队，然而伦敦人排队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得她退缩了。在中国则不然——因为大家都在插队。许多出格的违规行为，可能都是披上了从众的“保护色”。
如果社会只强调集体主义，忽略个体意识，将个体牢牢地限制在整体上，讲究服从，个体就容易迷失，丧失对于规则或者更高层次的信仰守望，于是，身边的、主流的言行，便成了个体的参考。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阐述了这样的社会心理，当公众以群体存在时，这个群体以及群体中的个人，都会变得情绪化、无异议，呈现出“低智商”的特征。
当绝大多数人都在闯红灯时，红灯存在的意义与代表的规则已经不存在了，你是否应该跟着闯红灯？别人不遵守规则，能否成为自己不遵守规则的理由？一条不被大多数人遵守的规则还是不是规则？
根据常识且从原则上说，别人不遵守规则不能成为自己不遵守规则的理由。但是，常识还会提出问题的另一方面：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人总有现实利益。如果不遵守规则的人总是得便宜，遵守规则的人总是吃亏，那么，还有多少人愿意遵守规则？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重要常识性问题。
对于规则制定者来说，这意味着，如果制定规则须有实效，不仅要管小人物，亦要管大人物。无一例外，无人例外。如果规则只是管部分人，那么失去约束力和权威性的不止是规则本身，还有规则的制定者。
道德比法治重要？
不少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行人闯红灯是违法行为，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事不大”，哪怕有交警在旁边盯着，闯红灯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的惩罚性措施缺失，导致人们一直认为闯红灯这类“小违规”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从古至今，我们的道德典籍汗牛充栋，道德谈多了，效果怎么样？
胡适曾说：“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沿着人类思维和行为去探索，不难发现，唯“规则至上”未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同样，道德谈得最多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因为法律根本废了、不起作用了，只能大谈道德嘛。
人类社会需要秩序，维系这个秩序的，一是剛性规则，二是柔性道德。二者如何相互补充作用，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大命题。
“高规则社会”一定好？
不守规则、规则不健全的“低规则社会”不值得提倡，那是否意味着规则完备的“高规则社会”就一定是美好的呢？未必。
规则越多，社会组织越健全，但过多的规则还有可能伤害到社会、组织的活力，导致一个组织或者社会僵化。
宋明理学为当时社会运行提供了一套非常完备、甚至可以说严苛的运行规则，这样的社会在鲁迅读来就是两个字“吃人”。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则就是筋和骨，有了明确的规则，才能框定人们的行动边界。在羡慕日本等国家守规则的表现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的社会活力并不抢眼。必要的规则不能少，但制定过多的规则也需要谨慎。“低规则社会”过于原始、草莽，但事无巨细的“高规则社会”同样值得警惕。
这是一幕鲜活的道德与规则的冲突，却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一套为老弱病残让座的规则，究竟谁是规则破坏者，仍然是值得公众讨论的话题。
数千年前孟子早有言曰“不以规则，不能成方圆”，如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以身试法者出现，他们不分男女老少，涵盖各个阶层，每一次舆论都会将关注点投到规则意识的话题上。
2017年随着“最严交规”的实行，中国式过马路以及背后的规则意识缺乏成为一时舆论热点;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引起各界对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等破坏规矩的行为以及代价进行反思……
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一些观念和做法成了新的流行，看似规则立起来，其实是把规则毁掉了。我们的意识与行为，有时不自觉地进入了规则误区。
规则和富裕与否有关？
对于当下一些不守规则的现象，一种“乐观、豁达”的观点称，“咱们改革开放40年，这方面肯定是不能着急”。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一个社会规则意识的强弱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经济越发达、越富裕的地方就越守规则，越不发达、越穷的地方就越不守规则。
且不说孔子的“礼失而求诸野”，就是当下要说农村的规则比城市里少，恐怕很多人不会同意。农村由于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违反规则受到的道德谴责比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更强，所以规则保留得更多、遵循规则相对更普遍。
“安贫乐道;恬于进趣。”这是《后汉书》对东汉贤臣韦彪的评价。中国传统士大夫安于贫穷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准则和道德风尚，对国人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成为不少人的道德律令和生活实践。而个别僭越规则而“富起来”的人，恰恰才是规则的破坏者。
富裕能够促进文明程度提升，但富裕并不必然代表文明;富裕能够促进规则进化，但富裕并不必然带来规则意识。是否遵守规则、是否有规则意识，说到底还是一种精神的东西，而非物质。
规则是管出来的？
随着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违反规则的社会谴责减少，为养成遵守规则的意识，政府或者组织的管理越来越被强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不少地方组织制定大同小异的村规民约，并用村两委的权力来保证其实行。“这么乱，也没人管一管”，成了一些地方的口头禅。
作家马家辉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他在北京机场等车，烟瘾发了，想找抽烟区，那个时候天很暗，没找到，就不管了，拿着烟就抽。有一个扫烟蒂的人过来，很有礼貌地说：先生，那边有抽烟区，可以到那边。马家辉承认，礼貌让他感到耻辱，迅速灭了烟蒂。假如对方很凶地对他说：抽烟过去那边！他觉得下回他还是会在那里抽。
守规矩是一个学习的行为。学习的基础是什么呢？尊重，你被尊重，你才懂得尊重别人。规则最终能否被接受、能否被遵守，靠的还是内心的自我约束，不管这种约束是耻感、道德感还是利益。外力的“管”也只有通过内在的这种约束才能有效。
都不遵守的规则就不是规则？
英国社会学家凯特·福斯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她想体验一下插队，然而伦敦人排队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得她退缩了。在中国则不然——因为大家都在插队。许多出格的违规行为，可能都是披上了从众的“保护色”。
如果社会只强调集体主义，忽略个体意识，将个体牢牢地限制在整体上，讲究服从，个体就容易迷失，丧失对于规则或者更高层次的信仰守望，于是，身边的、主流的言行，便成了个体的参考。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阐述了这样的社会心理，当公众以群体存在时，这个群体以及群体中的个人，都会变得情绪化、无异议，呈现出“低智商”的特征。
当绝大多数人都在闯红灯时，红灯存在的意义与代表的规则已经不存在了，你是否应该跟着闯红灯？别人不遵守规则，能否成为自己不遵守规则的理由？一条不被大多数人遵守的规则还是不是规则？
根据常识且从原则上说，别人不遵守规则不能成为自己不遵守规则的理由。但是，常识还会提出问题的另一方面：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人总有现实利益。如果不遵守规则的人总是得便宜，遵守规则的人总是吃亏，那么，还有多少人愿意遵守规则？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重要常识性问题。
对于规则制定者来说，这意味着，如果制定规则须有实效，不仅要管小人物，亦要管大人物。无一例外，无人例外。如果规则只是管部分人，那么失去约束力和权威性的不止是规则本身，还有规则的制定者。
道德比法治重要？
不少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行人闯红灯是违法行为，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事不大”，哪怕有交警在旁边盯着，闯红灯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的惩罚性措施缺失，导致人们一直认为闯红灯这类“小违规”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从古至今，我们的道德典籍汗牛充栋，道德谈多了，效果怎么样？
胡适曾说：“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沿着人类思维和行为去探索，不难发现，唯“规则至上”未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同样，道德谈得最多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因为法律根本废了、不起作用了，只能大谈道德嘛。
人类社会需要秩序，维系这个秩序的，一是剛性规则，二是柔性道德。二者如何相互补充作用，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大命题。
“高规则社会”一定好？
不守规则、规则不健全的“低规则社会”不值得提倡，那是否意味着规则完备的“高规则社会”就一定是美好的呢？未必。
规则越多，社会组织越健全，但过多的规则还有可能伤害到社会、组织的活力，导致一个组织或者社会僵化。
宋明理学为当时社会运行提供了一套非常完备、甚至可以说严苛的运行规则，这样的社会在鲁迅读来就是两个字“吃人”。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则就是筋和骨，有了明确的规则，才能框定人们的行动边界。在羡慕日本等国家守规则的表现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的社会活力并不抢眼。必要的规则不能少，但制定过多的规则也需要谨慎。“低规则社会”过于原始、草莽，但事无巨细的“高规则社会”同样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