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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不断系统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日益关注，构建中国经济学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必然性，而且对于准确解读、指导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具有学术性战略作用。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阐述有关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其中对于中国经济学应有的内质规定性、特别是其逻辑起点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建构困境，提出了作者个人的学术观点。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内质规定性；建构困境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3-70-03
一、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成发展与深化运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践行与制度创新。随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入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愈以完善与成熟，愈以科学地促进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而将这一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备化、规范化，构建具有体系化和范式研究性的中国经济学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效能。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学术界逐步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讨与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从理论构成和形成时间上，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经济模式，充分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思想与政策；二是从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探索而形成的理论为主体、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文着重对第二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进行阐述。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性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卓有成效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因此。构建真正体现中国经济体系特征、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经济学体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逻辑更为严密、理论框架更为系统、理论规约更为合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
其次，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建设与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生命力，也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将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称之为“中国奇迹”或“中国现象”，并试图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下解读“中国模式”。因此。中国学者应积极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实现经济学体系的本土化、中国化，这样才能准确地解读中国经济，并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再次，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的系统性构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完备性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的主体，使得教学科研活动缺乏对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学科性研究，这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将隐性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杰出成果，应该而且必须在高校教育中形成标准化的学科门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继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质规定性
首先，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背景。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其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其理论又是实践的先导。那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是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实践创新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化与学科化。它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先行性，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以经实践不断校验的创新理论为内容，实现了实践与理论的融合，从而更具严谨性。
其次，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中国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其中商品货币和金融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率理论等都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第二，中国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核心内容，其中邓小平经济理论起到基础性建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立论点，社会主义本质论亦是中国经济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应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并将引导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发展路径。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真正符合中国经济国情的学科门类，不仅从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将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而且以更为严密的理论逻辑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环节，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不断推进与发展。
再次，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同时更应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深化、二者不断作用融合的产物。因此，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理论逻辑起点、制度逻辑起点和实践逻辑起点。在理论逻辑起点上，中国经济学应以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原理”为基础，同时以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理论为指导。这将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定的基本逻辑起点，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不同。因为“通俗一点说，它的主要任务是‘破’，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则是‘立’，必须在揭露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建设新制度的路径”。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立论点。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应该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制度逻辑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引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中，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同时应是中国经济学有关制度研究和理论规约的核心。
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构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不断总结并将加以系统化、学科化的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践逻辑起点，其核心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历史性实践任务，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不断递进的过程。这是相较于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更是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突破。
第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发展应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性主题。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理论的科学确立与应用，都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国应如何更好的发展。而这一内质规定性同时亦更好地说明中国经济学应是一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融合性学科。
第五，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学要坚持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最为根本的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理论立场与基本方法，同时也要很好的借鉴西方经济学当中科学而有益的合理成分，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经济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六，中国经济学的内容架构。从整体性角度出发，中国经济学应该涵盖两大部分，以时间为界限：一是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继而通过三大改造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突破苏联模式，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的建设模式和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等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制度安排与思想。二是自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邓小平理论为主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继承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学内容架构的主体部分：其可概括为“三大方面、八大理论”。即中国经济学的内容框架安排应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方面进行。其中，“经济制度”方面，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制度，下设所有制结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经济运行”则要从微观与宏观不同的经济运行角度出发，从“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的互动关系出发；“经济发展”则涵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项内容。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明晰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那么，细化的理论内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的观点，应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八个方面。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因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四、中国经济学的建构困境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主要面临两大学术性难题：一是理论建构困境，一是学术力量困境。
就理论建构困境而言，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建设工程，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为时代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依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现实基础，关键就在于如何以学术方法确立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脉络。同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多上升为国家政策，因此学术化的表述必须确保其准确性与权威性。
因此，首先要为中国经济学找到应有的分析立场和研究方法，由于中国经济学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应该是一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融合统一，同时鉴于目前对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划分，即前者在于树立价值判断，构建应有的理论形态；后者则是排除价值判断，重在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相关的经济现象分析与预测。那么，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经济国情，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建构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学术立论点。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就应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立场之一。同时，与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先行性形成明显不同的西方经济学，虽立论于一些假设性的约束条件，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采用较为客观地实证研究方法，完成对某一理论的学科构建。其次，就研究范式的建构而言。通常需具备三个要素：明确的理论、科学的论证和时间的检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论证”，核心就是要确立一种怎样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在1971年边际革命之后，开始注重用数学方法规范和论证经济现象，力求用数学表达式来完成对某一经济论题的证明，即所谓的经济学的数学化。西方实证主义者孔德也倡导用观察、实验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关于社会现象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忽视社会性与人文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的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即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在实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吸收数学模型的科学成分并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命题，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与融合，同时也是当前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就学术力量困境而言，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科研力量不足和现有研究中学术界统一认识的缺乏。对于前者，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关注度不足，相较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来讲一直处于边缘化位置，直接造成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力量的削弱。至于后者，意指目前学术界各专家学者在很多方面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过程中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范式应参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体系，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忽视应有的意识形态所构建出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可取的。那么，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过程出发，应该鼓励研究与探索方向的多元化，即以当前处在研究中的不同定位与内容出发、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经济及经济学进行研究。使处于构建中的中国经济学的各个理论都能充分经受实践的检验。换言之，中国经济学应在理论界的“百家争鸣”中得以发展，用各具特色的理论视角完成对中国经济学的全面构建。过分强调所谓的“正统性”忽略“非主流”学术声音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此外，当前无论是本科教学，还是研究生教学阶段，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都应该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必要的交叉，让学生更多的接触到、融合到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中，以此改变学术研究力量薄弱的困境。同时，在学科建设上应适度增设“中国经济”研究方向的相关院系，虽先行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进程，但将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最终形成与发展。
总之，构建真正符合中国经济国情、适合中国学术土壤的中国经济学，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工程建设，自然需要一个审慎的学术构建期。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学很难完成学术定型，必须应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而不断的完善与调整，需要学术界进行不断的努力和多学科学者的交叉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进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内质规定性；建构困境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3-70-03
一、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成发展与深化运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践行与制度创新。随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入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愈以完善与成熟，愈以科学地促进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而将这一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备化、规范化，构建具有体系化和范式研究性的中国经济学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效能。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学术界逐步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讨与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从理论构成和形成时间上，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经济模式，充分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思想与政策；二是从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探索而形成的理论为主体、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文着重对第二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进行阐述。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性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卓有成效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因此。构建真正体现中国经济体系特征、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经济学体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逻辑更为严密、理论框架更为系统、理论规约更为合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
其次，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建设与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生命力，也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将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称之为“中国奇迹”或“中国现象”，并试图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下解读“中国模式”。因此。中国学者应积极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实现经济学体系的本土化、中国化，这样才能准确地解读中国经济，并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再次，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的系统性构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完备性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的主体，使得教学科研活动缺乏对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学科性研究，这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将隐性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杰出成果，应该而且必须在高校教育中形成标准化的学科门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继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质规定性
首先，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背景。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其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其理论又是实践的先导。那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是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实践创新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化与学科化。它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先行性，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以经实践不断校验的创新理论为内容，实现了实践与理论的融合，从而更具严谨性。
其次，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中国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其中商品货币和金融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率理论等都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第二，中国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核心内容，其中邓小平经济理论起到基础性建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立论点，社会主义本质论亦是中国经济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应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并将引导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发展路径。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真正符合中国经济国情的学科门类，不仅从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将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而且以更为严密的理论逻辑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环节，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不断推进与发展。
再次，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同时更应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深化、二者不断作用融合的产物。因此，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理论逻辑起点、制度逻辑起点和实践逻辑起点。在理论逻辑起点上，中国经济学应以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原理”为基础，同时以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理论为指导。这将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定的基本逻辑起点，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不同。因为“通俗一点说，它的主要任务是‘破’，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则是‘立’，必须在揭露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建设新制度的路径”。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立论点。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应该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制度逻辑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引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中，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同时应是中国经济学有关制度研究和理论规约的核心。
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构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不断总结并将加以系统化、学科化的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践逻辑起点，其核心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历史性实践任务，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不断递进的过程。这是相较于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更是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突破。
第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发展应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性主题。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理论的科学确立与应用，都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一主题，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国应如何更好的发展。而这一内质规定性同时亦更好地说明中国经济学应是一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融合性学科。
第五，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学要坚持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最为根本的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理论立场与基本方法，同时也要很好的借鉴西方经济学当中科学而有益的合理成分，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经济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六，中国经济学的内容架构。从整体性角度出发，中国经济学应该涵盖两大部分，以时间为界限：一是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继而通过三大改造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突破苏联模式，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的建设模式和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等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制度安排与思想。二是自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邓小平理论为主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继承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学内容架构的主体部分：其可概括为“三大方面、八大理论”。即中国经济学的内容框架安排应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方面进行。其中，“经济制度”方面，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制度，下设所有制结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经济运行”则要从微观与宏观不同的经济运行角度出发，从“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的互动关系出发；“经济发展”则涵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项内容。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明晰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那么，细化的理论内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的观点，应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八个方面。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因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四、中国经济学的建构困境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主要面临两大学术性难题：一是理论建构困境，一是学术力量困境。
就理论建构困境而言，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建设工程，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为时代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依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现实基础，关键就在于如何以学术方法确立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脉络。同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多上升为国家政策，因此学术化的表述必须确保其准确性与权威性。
因此，首先要为中国经济学找到应有的分析立场和研究方法，由于中国经济学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应该是一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融合统一，同时鉴于目前对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划分，即前者在于树立价值判断，构建应有的理论形态；后者则是排除价值判断，重在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相关的经济现象分析与预测。那么，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经济国情，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建构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学术立论点。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就应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立场之一。同时，与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先行性形成明显不同的西方经济学，虽立论于一些假设性的约束条件，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采用较为客观地实证研究方法，完成对某一理论的学科构建。其次，就研究范式的建构而言。通常需具备三个要素：明确的理论、科学的论证和时间的检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论证”，核心就是要确立一种怎样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在1971年边际革命之后，开始注重用数学方法规范和论证经济现象，力求用数学表达式来完成对某一经济论题的证明，即所谓的经济学的数学化。西方实证主义者孔德也倡导用观察、实验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关于社会现象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忽视社会性与人文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曾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的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即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在实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吸收数学模型的科学成分并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命题，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与融合，同时也是当前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就学术力量困境而言，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科研力量不足和现有研究中学术界统一认识的缺乏。对于前者，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关注度不足，相较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来讲一直处于边缘化位置，直接造成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力量的削弱。至于后者，意指目前学术界各专家学者在很多方面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过程中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范式应参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体系，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忽视应有的意识形态所构建出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可取的。那么，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过程出发，应该鼓励研究与探索方向的多元化，即以当前处在研究中的不同定位与内容出发、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经济及经济学进行研究。使处于构建中的中国经济学的各个理论都能充分经受实践的检验。换言之，中国经济学应在理论界的“百家争鸣”中得以发展，用各具特色的理论视角完成对中国经济学的全面构建。过分强调所谓的“正统性”忽略“非主流”学术声音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此外，当前无论是本科教学，还是研究生教学阶段，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都应该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必要的交叉，让学生更多的接触到、融合到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中，以此改变学术研究力量薄弱的困境。同时，在学科建设上应适度增设“中国经济”研究方向的相关院系，虽先行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进程，但将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最终形成与发展。
总之，构建真正符合中国经济国情、适合中国学术土壤的中国经济学，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工程建设，自然需要一个审慎的学术构建期。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学很难完成学术定型，必须应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而不断的完善与调整，需要学术界进行不断的努力和多学科学者的交叉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