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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颁发的抗日纪念勋章，以及抗战离休干部座谈会时的照片
在江苏徐州，记者见到了年近90岁的徐州市检察院原科长、抗战老人刘洪章。谈吐文雅、性情温和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得刘洪章的身上具有常人没有的精神气质。作为一名有着近70年党龄的他，历史的沧桑使他对于“信仰”的理解尤为透彻，他说：“别人的党费都是按季度缴纳，我是按年缴纳，我怕自己突然走了，没来得及缴。”
刘洪章的家是六七十年代的小居室，狭窄的屋内摆放着几张旧桌子，木板床上摊着一床军绿色的床铺。因为之前租的房子不租给他们了，所以刚刚搬了过来，房间里还能看得见几个临时装衣服、生活物件用的袋子。刘老拿出了“有不少老同志都已经走了。”指着照片，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峥嵘岁月，保家卫国
如果说整个近代中国风雨飘摇，那么70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那场灾难更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饱受创伤。也正是那个时代，铸就了时人无可逃避的责任——抗战。1942年，抗日战争正逢艰难时刻，刘洪章参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
他告诉记者，当时救国会的装备很差，没有武器，平时需要的粮食和装备都是自己解决，民兵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打鸟的枪，刘洪章和其他民兵一样每人只配备两颗手榴弹。“用过鸟枪、扔过手榴弹、埋过地雷”，这是刘洪章对于那段特殊年代最为简洁的概括。
“他们烧了我的房子，抢劫我们村民，杀了我的亲人，我就得报仇。”刘洪章说，除了当时学校教育要抗战救国外，“报仇”对于不少中国人的刺激很大。日军在占领区进行大扫荡的时候，“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三光政策，那确实……”采访中，刘老对于当年的情景不忍细说，讲述当时中国人所经历的灾难时，他停顿了。
刘洪章所在的村子100多户房屋被烧成火海，“当时整个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土墙以及用茅草铺成的房顶，一遇见火基本上都烧光了”，日本人拿着火把挨家挨户烧，等到日军走了后，刘洪章就和村民们参与灭火。因为有些房屋扑救及时，所以房子的木材可以二次使用，后来只要看见哪家的房屋木料有烧过的痕迹，就知道那是用被日军烧过的木材盖起来的。
曾经当过村民兵班长的刘洪章回忆说，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他们班会经常接到上级的任务，侦察、放哨、抓汉奸是常有的事。他告诉记者，有的人是真汉奸，有的人则是为了掩护老百姓，装扮成汉奸与日军周旋。
为了掌握一小股日军的基本情况，刘洪章时常自己带干粮在公路两旁、高粱地里蹲守，有的时候趴在地里呆一整天，直到下一个人来换。“当时蹲守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上面接的是谁的班，下面交班的是谁都有记录的，回来后须将侦察掌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
刘洪章回忆，一般情况下上面让蹲守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日军过往，日军的据点也并不是每个村都有，只是设在镇上或者重要的道路处，他们只要在据点之间的道路边侦察就可以，“日军徒步路过时候排着队，通过他们排成纵队的数量，就能算出这股日军有多少人。”打仗的时候，日军会有一车一车的装备经过，扫荡的时候，就会有日军指挥官带着小股部队鱼贯而过。
对于刘洪章而言，最危险的就是深入敌人据点，他回忆自己曾经乔装农民混进日军的据点。那是在他们村附近约七公里处的孙受镇（为当时莱西县政府所在地），东侧有个山，为了保护沿边公路的畅通，日军在山上设置了岗楼。因为日本人要抓人帮他们修碉堡，搬运粮食等，所以刘洪章趁机混了进去，从而了解日军驻扎的据点有多少人，带了多少装备，驻地的防卫是怎么布置的，等等。对于混进碉堡这样的经历，刘洪章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一旦身份暴露那就没命了，有的邻村的民兵被抓住了就再也没回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洪章因为在青年救国会中抗战表现积极，一年后，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参加了革命。
投身革命，血雨腥风
“莱西，现在叫莱西市，归青岛管了，很多年都没回去了……”刘洪章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自从1948年底解放徐州时来到徐州后，他就再也没回去过，看得出来他已经融入了徐州，一口地道的徐州话让人怎么也不会将他与胶东联系起来了。故乡莱西对于他来说只活在记忆中，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随着内战的持续，青岛郊区的广大农村被解放了，一部分地主、乡绅就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青岛市，后来青岛地区的形势对国民党不利时，這部分人又组成还乡团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回到了农村。“日本鬼子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还乡团清楚，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对于哪家哪户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革命了他们很清楚。”刘洪章说，就是因为自己参加革命，他在莱州的家被还乡团扒了。
“老爷子（指刘洪章的父亲）告诉我，国民党血洗山东的时候，革命家属就不好过了。”刘洪章的老伴儿史慧芳告诉记者，当时家里人口很简单，一个妹妹，一个老爷子，抗日的时候房子被烧了。当时刘洪章入党后，外出参加革命了，所以老爷子经常被还乡团抓起来拷问：“你儿子究竟上哪去了？是不是参加‘八路’了？是共产党员不？”
老爷子受到迫害，以至于后来成了神经病，差点和其他几个参加革命的家属被还乡团活埋。1947年，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胶东战役打到了刘洪章的老家，才躲过一劫，史慧芳说：“当时土已经埋了一半了，被解放军救了。”起初村子里养着老爷子，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得知儿子刘洪章在徐州，就把老爷子送到徐州。
当时住房条件很差，在徐州市委机关工作的史慧芳将公公安排住在机关接待室，“那时候的接待室不像现在，当时仅有几张板凳，白天搞接待，晚上老爷子就在那住着。”
解放战争期间的刘洪章更是危险重重，当时刘洪章在莱西县孙受区委担任文书、宣传委员，1947年，国民党八个师向胶东推进。当时上面要求“共产党员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乡不离乡”，因为不少干部都被还乡团迫害，所以，20来岁的刘洪章组织了民兵和县里的司法班同志共计30多人带着老百姓转移，“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在上空扫射，当时的莱西县成了地狱了。”
在江苏徐州，记者见到了年近90岁的徐州市检察院原科长、抗战老人刘洪章。谈吐文雅、性情温和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得刘洪章的身上具有常人没有的精神气质。作为一名有着近70年党龄的他，历史的沧桑使他对于“信仰”的理解尤为透彻，他说：“别人的党费都是按季度缴纳，我是按年缴纳，我怕自己突然走了，没来得及缴。”
刘洪章的家是六七十年代的小居室，狭窄的屋内摆放着几张旧桌子，木板床上摊着一床军绿色的床铺。因为之前租的房子不租给他们了，所以刚刚搬了过来，房间里还能看得见几个临时装衣服、生活物件用的袋子。刘老拿出了“有不少老同志都已经走了。”指着照片，老人的声音哽咽了。峥嵘岁月，保家卫国
如果说整个近代中国风雨飘摇，那么70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那场灾难更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饱受创伤。也正是那个时代，铸就了时人无可逃避的责任——抗战。1942年，抗日战争正逢艰难时刻，刘洪章参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
他告诉记者，当时救国会的装备很差，没有武器，平时需要的粮食和装备都是自己解决，民兵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打鸟的枪，刘洪章和其他民兵一样每人只配备两颗手榴弹。“用过鸟枪、扔过手榴弹、埋过地雷”，这是刘洪章对于那段特殊年代最为简洁的概括。
“他们烧了我的房子，抢劫我们村民，杀了我的亲人，我就得报仇。”刘洪章说，除了当时学校教育要抗战救国外，“报仇”对于不少中国人的刺激很大。日军在占领区进行大扫荡的时候，“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三光政策，那确实……”采访中，刘老对于当年的情景不忍细说，讲述当时中国人所经历的灾难时，他停顿了。
刘洪章所在的村子100多户房屋被烧成火海，“当时整个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土墙以及用茅草铺成的房顶，一遇见火基本上都烧光了”，日本人拿着火把挨家挨户烧，等到日军走了后，刘洪章就和村民们参与灭火。因为有些房屋扑救及时，所以房子的木材可以二次使用，后来只要看见哪家的房屋木料有烧过的痕迹，就知道那是用被日军烧过的木材盖起来的。
曾经当过村民兵班长的刘洪章回忆说，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他们班会经常接到上级的任务，侦察、放哨、抓汉奸是常有的事。他告诉记者，有的人是真汉奸，有的人则是为了掩护老百姓，装扮成汉奸与日军周旋。
为了掌握一小股日军的基本情况，刘洪章时常自己带干粮在公路两旁、高粱地里蹲守，有的时候趴在地里呆一整天，直到下一个人来换。“当时蹲守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上面接的是谁的班，下面交班的是谁都有记录的，回来后须将侦察掌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
刘洪章回忆，一般情况下上面让蹲守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日军过往，日军的据点也并不是每个村都有，只是设在镇上或者重要的道路处，他们只要在据点之间的道路边侦察就可以，“日军徒步路过时候排着队，通过他们排成纵队的数量，就能算出这股日军有多少人。”打仗的时候，日军会有一车一车的装备经过，扫荡的时候，就会有日军指挥官带着小股部队鱼贯而过。
对于刘洪章而言，最危险的就是深入敌人据点，他回忆自己曾经乔装农民混进日军的据点。那是在他们村附近约七公里处的孙受镇（为当时莱西县政府所在地），东侧有个山，为了保护沿边公路的畅通，日军在山上设置了岗楼。因为日本人要抓人帮他们修碉堡，搬运粮食等，所以刘洪章趁机混了进去，从而了解日军驻扎的据点有多少人，带了多少装备，驻地的防卫是怎么布置的，等等。对于混进碉堡这样的经历，刘洪章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一旦身份暴露那就没命了，有的邻村的民兵被抓住了就再也没回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洪章因为在青年救国会中抗战表现积极，一年后，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参加了革命。
投身革命，血雨腥风
“莱西，现在叫莱西市，归青岛管了，很多年都没回去了……”刘洪章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自从1948年底解放徐州时来到徐州后，他就再也没回去过，看得出来他已经融入了徐州，一口地道的徐州话让人怎么也不会将他与胶东联系起来了。故乡莱西对于他来说只活在记忆中，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随着内战的持续，青岛郊区的广大农村被解放了，一部分地主、乡绅就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青岛市，后来青岛地区的形势对国民党不利时，這部分人又组成还乡团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回到了农村。“日本鬼子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还乡团清楚，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对于哪家哪户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革命了他们很清楚。”刘洪章说，就是因为自己参加革命，他在莱州的家被还乡团扒了。
“老爷子（指刘洪章的父亲）告诉我，国民党血洗山东的时候，革命家属就不好过了。”刘洪章的老伴儿史慧芳告诉记者，当时家里人口很简单，一个妹妹，一个老爷子，抗日的时候房子被烧了。当时刘洪章入党后，外出参加革命了，所以老爷子经常被还乡团抓起来拷问：“你儿子究竟上哪去了？是不是参加‘八路’了？是共产党员不？”
老爷子受到迫害，以至于后来成了神经病，差点和其他几个参加革命的家属被还乡团活埋。1947年，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胶东战役打到了刘洪章的老家，才躲过一劫，史慧芳说：“当时土已经埋了一半了，被解放军救了。”起初村子里养着老爷子，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得知儿子刘洪章在徐州，就把老爷子送到徐州。
当时住房条件很差，在徐州市委机关工作的史慧芳将公公安排住在机关接待室，“那时候的接待室不像现在，当时仅有几张板凳，白天搞接待，晚上老爷子就在那住着。”
解放战争期间的刘洪章更是危险重重，当时刘洪章在莱西县孙受区委担任文书、宣传委员，1947年，国民党八个师向胶东推进。当时上面要求“共产党员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乡不离乡”，因为不少干部都被还乡团迫害，所以，20来岁的刘洪章组织了民兵和县里的司法班同志共计30多人带着老百姓转移，“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在上空扫射，当时的莱西县成了地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