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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审视、重现这段多种情感交织、多种因素共处、多条线索共存的历史，可以发现，抗日战争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引发了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化。一方面，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另一方面，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抵抗与工业建设、国防发展的现代化走向，汇合为一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义性、进步性、革命性巨潮。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极其深远，历史大势由此造成。
日本侵华破坏巨大，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1894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吞噬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积累起来的现代化成果，东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沦入战火戛然而止，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严重滞碍作用，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倒退约半个世纪之久。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经过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面的层层演进，至1936年，现代化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2/5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劫掠了75%的中国工商业。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仅上海一地，“计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无锡、南京的工厂被毁64%-80%。武汉三镇的工厂约有12%被毁，损失约为1667万元。华资工厂所受损失总额不少于7.5亿元（战前法币币值），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无论是在国统区、敌后根据地，还是在沦陷区，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战时体制、战争需求而展开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如1936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44.6亿斤原粮，抗战时期下降为年均2390亿斤，减少了15%；1937年，棉花产量最大的苏、冀、豫、鲁、鄂、陕、川、晋、浙9省，因沦为战区而同比减产500万担～800万担，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更分别减少了50%、40%、50%和70%；战前，华东地区的茶叶年均产量105万担，占全国茶叶产量31%，而战时年均产量仅为63万担，减少约40%。生丝、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减产更严重。战时，日本共占领中国铁路12000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
巨大的破坏力是战争的特性之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在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强力控制后，整个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加重了中国近代产业结构的失衡，农业和交通运输等在很长时间内都在进行恢复、调整和重建，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
通过战时迁徙，中国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期而至
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重心西移。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大后方；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战时的国统区主要包括西南、西北诸省，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重点地区则是四川、云南、贵阳、湘西等地。虽然中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在国土沦陷、东部发达地区被敌占领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发建设西部经济对于支撑抗战、建设国家意义重大。战时，西南、西北诸省以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次第开放。西南地区具有滇缅路、中印空中运输线等战时国际交通线，农业较西北发达，人口众多，重庆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对外贸易口岸，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
由此，西部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仓促启动。作为大后方，西南地区接纳了大批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形成了新的工业基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维持了西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增长，为前线提供了军火、粮食和其他必要的物资。以此为契机，西南、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不期而至。这些省份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此时，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运输线路，开始大规模出现在西南、西北地区。1938年10月后，内迁工厂带动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1939年，7省共有工厂419家，1941年升至1306家。1943年再增到1376家。内迁的各类企业，将先进技术带入大后方，内迁的许多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或与军工有关，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迁入的大批高校及高素质知识群体，对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移风易俗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就西北社会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前，和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地处大陆深处的西北社会依然是死水一潭，经济结构仍然是以传统的农牧经济格局为主。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到抗日战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论是民间人士还是国民政府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北，先后组织了诸如西北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团、西北建设考察团、西北教育考察团等。通过考察，在西北地区建立工业中心，遂为各方所重视。“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加之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工厂内迁，使西北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1943年统计，关中有棉纺织厂106家，总资本达3437万元（法币），动力达3641马力，分别占战时中国的43%、49%和51%，关中发展为中国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这说明，抗战给西北社会带来了诸多现代化的因素，促进了西北社会经济变迁，加快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
全民族抵抗侵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准备了坚实基础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甲午战败后的维新派已开始大声呼吁，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军事、政治、科技和教育号召达到“保国保种”这一目的。1901年，梁启超正式提出“民族主义”这一名词，其源于西方又针对中国现实。因此，从源头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即缘于日本对中国生存产生威胁这一大背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全社会的民族国家思想逐渐同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此时，终于汇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民族解放思想的潮流。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观察，正如毛泽东所言，“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一次深刻的民众动员和社会发动，对封闭落后、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广大民众中，逐步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国家统一、发展和富强的强烈愿望。《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生动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些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和全国民众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新气象。首先，1938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体现了全国各党派力量团结抗战和国民党开放民主的初步意愿。1939年9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及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多项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保证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改革政治，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等，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10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00多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应邀参加，并成为发起人之一。宪政问题进一步引起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以“三三制”原则建设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普遍享有选举权，甚至是采用“掷豆子”等方法，依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使得村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凡满十八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权。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三制”政权在调节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团结各爱国阶层，动员和组织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再次，中共于1944年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成为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纲领，标志中国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限于当时形势没有实现，但它成功构建和预设了其后的中国民主政治基本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关系，奠定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历史基础，成为其后政治协商会议及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先导。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
大国地位的确立，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战，制约了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促成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还没有实现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和强大，但是它开始改变积贫积弱、被列强侵略、宰割的形象，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尊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世界性大国，开始了独立平等的外交。
综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空前的破坏，打断了正在缓慢启动着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仓促启动了西部地区现代化；另一方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进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点。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
日本侵华破坏巨大，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1894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吞噬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积累起来的现代化成果，东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沦入战火戛然而止，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严重滞碍作用，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倒退约半个世纪之久。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经过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面的层层演进，至1936年，现代化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2/5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劫掠了75%的中国工商业。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仅上海一地，“计被害工厂约2270余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无锡、南京的工厂被毁64%-80%。武汉三镇的工厂约有12%被毁，损失约为1667万元。华资工厂所受损失总额不少于7.5亿元（战前法币币值），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无论是在国统区、敌后根据地，还是在沦陷区，经济建设都是围绕着战时体制、战争需求而展开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如1936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44.6亿斤原粮，抗战时期下降为年均2390亿斤，减少了15%；1937年，棉花产量最大的苏、冀、豫、鲁、鄂、陕、川、晋、浙9省，因沦为战区而同比减产500万担～800万担，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更分别减少了50%、40%、50%和70%；战前，华东地区的茶叶年均产量105万担，占全国茶叶产量31%，而战时年均产量仅为63万担，减少约40%。生丝、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减产更严重。战时，日本共占领中国铁路12000公里，占关内铁路总里程的92%。
巨大的破坏力是战争的特性之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在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强力控制后，整个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加重了中国近代产业结构的失衡，农业和交通运输等在很长时间内都在进行恢复、调整和重建，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
通过战时迁徙，中国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期而至
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重心西移。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大后方；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战时的国统区主要包括西南、西北诸省，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重点地区则是四川、云南、贵阳、湘西等地。虽然中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在国土沦陷、东部发达地区被敌占领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发建设西部经济对于支撑抗战、建设国家意义重大。战时，西南、西北诸省以先西南后西北的顺序次第开放。西南地区具有滇缅路、中印空中运输线等战时国际交通线，农业较西北发达，人口众多，重庆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对外贸易口岸，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为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
由此，西部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仓促启动。作为大后方，西南地区接纳了大批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形成了新的工业基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维持了西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增长，为前线提供了军火、粮食和其他必要的物资。以此为契机，西南、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不期而至。这些省份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共有工厂234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此时，近代化的工业与交通运输线路，开始大规模出现在西南、西北地区。1938年10月后，内迁工厂带动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1939年，7省共有工厂419家，1941年升至1306家。1943年再增到1376家。内迁的各类企业，将先进技术带入大后方，内迁的许多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或与军工有关，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迁入的大批高校及高素质知识群体，对西南地区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移风易俗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就西北社会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前，和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地处大陆深处的西北社会依然是死水一潭，经济结构仍然是以传统的农牧经济格局为主。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到抗日战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论是民间人士还是国民政府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北，先后组织了诸如西北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团、西北建设考察团、西北教育考察团等。通过考察，在西北地区建立工业中心，遂为各方所重视。“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加之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工厂内迁，使西北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1943年统计，关中有棉纺织厂106家，总资本达3437万元（法币），动力达3641马力，分别占战时中国的43%、49%和51%，关中发展为中国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这说明，抗战给西北社会带来了诸多现代化的因素，促进了西北社会经济变迁，加快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
全民族抵抗侵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准备了坚实基础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甲午战败后的维新派已开始大声呼吁，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军事、政治、科技和教育号召达到“保国保种”这一目的。1901年，梁启超正式提出“民族主义”这一名词，其源于西方又针对中国现实。因此，从源头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即缘于日本对中国生存产生威胁这一大背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全社会的民族国家思想逐渐同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此时，终于汇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民族解放思想的潮流。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观察，正如毛泽东所言，“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是一次深刻的民众动员和社会发动，对封闭落后、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广大民众中，逐步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国家统一、发展和富强的强烈愿望。《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生动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些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和全国民众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新气象。首先，1938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体现了全国各党派力量团结抗战和国民党开放民主的初步意愿。1939年9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及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多项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保证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改革政治，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等，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10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00多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应邀参加，并成为发起人之一。宪政问题进一步引起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以“三三制”原则建设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普遍享有选举权，甚至是采用“掷豆子”等方法，依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使得村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凡满十八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权。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三制”政权在调节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团结各爱国阶层，动员和组织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再次，中共于1944年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成为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纲领，标志中国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限于当时形势没有实现，但它成功构建和预设了其后的中国民主政治基本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关系，奠定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历史基础，成为其后政治协商会议及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先导。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
大国地位的确立，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战，制约了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促成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高。虽然还没有实现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和强大，但是它开始改变积贫积弱、被列强侵略、宰割的形象，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尊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世界性大国，开始了独立平等的外交。
综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空前的破坏，打断了正在缓慢启动着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仓促启动了西部地区现代化；另一方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进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点。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