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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省、市、区文物部门为配合临淄城区基建工程建设，在齐故城以南的临淄城区及周边先后抢救性发掘3万余座汉代墓葬，墓葬出土的大量文物，为研究两汉时期临淄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汉代墓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临淄;汉代;墓葬
1 临淄概述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姜太公（吕尚）受封齐地，建立齐国。在太公制定“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发展策略的指导下，到西周晚期临淄已逐渐发展成经济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战国时期，齐国更加强盛，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由此可见，临淄在战国时期已成为中国古代最繁荣的城市。临淄历史悠久，是国内知名的文物大区，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临淄作为中国古代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大都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省、市、区文物部门为配合临淄城区基建工程建设，在齐故城以南的临淄城区及周边先后抢救性发掘了3万余座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为研究两汉时期临淄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汉代墓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秦汉时期临淄的经济仍然十分发达，汉定天下后，汉高祖六年（前201），刘邦的庶长子刘肥首封临淄，为汉代齐国的第一代齐王，初辖胶东等70余城，其后西汉七王先后都治临淄。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改临淄为齐陵县。公元25年，刘秀灭王莽，复名临淄，再建齐王国。自哀王刘章先后六王都治临淄。汉代的十三位齐王均以临淄为首府，《汉书》记载：“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汉代临淄经济依然十分繁荣。魏晋以后临淄或为郡所或为县治，相沿未变，虽然政治地位逐渐衰退，但手工业相当发达，特别是附近有丰富铜铁矿源的铁山，长期以来一直是山东及北方地区冶铜炼铁的经济中心。
2 汉代时期临淄大中型贵族墓葬形制特征
整个汉代保留了战国时期两座墓葬平行并列、方向一致、夫妻并穴合葬的埋葬习俗。西汉早期的贵族墓葬大体上保留了战国晚期平面呈中字形的墓葬形制（大武西汉齐王墓），主室平面近方形，为竖穴土坑，墓室和墓道设有多级台阶，大体上与战国晚期中字形墓葬形制一致。西汉中期部分甲字形墓葬的墓道转化为长方形竖穴式，墓室底部不再挖置椁室，而是直接安放在底部的台面上。新出现从山顶向下开凿、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石坑的洞室墓。东汉时期墓葬形制发生了巨大改变，砖室墓逐渐成为主流，墓室均用砖构筑，墓葬一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组成，墓道为斜坡状，有的在墓道里端的一侧设置耳室。甬道平面一般为长方形，拱形顶，前有砖墙将甬道封住，后设置墓门进入前室，墓门有砖券墓门或石墓门两种。前室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在墓壁的一侧或两侧设置单耳室或双耳室，每座墓葬耳室的位置也不同。后室与前室有门道相通，后室一般为长方形，有的用砖墙间隔成两个并列的后室，特别是上层贵族修筑的大型砖室墓，不但规模大，而且还有环绕后室的回廊，结构复杂。这一时期的墓葬早年均遭严重盗扰，从残存情况看，墓底一般为错缝斜对角平铺，铺砖二至四层，大型贵族墓达八层，墙体采用二顺一丁错缝平铺、侧立垒砌等。墓顶基本无存，从残迹象看，应为拱形券顶。特别是上层贵族构建的墓室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完全模仿墓主生前居住的府第建造，反映出统治阶级“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西汉中小型贵族墓与东汉时期贵族墓随葬的器物多放置于墓室内，部分大型贵族墓葬器物坑设置于墓室之外，属于外葬椁。西汉早期上层贵族基本保留了战国时期随葬陶礼器、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漆木器和装饰品等习俗，但器物的组合形式在观念上不断变化。西汉时期陶礼器组合中不见战国时期的陶鬲、簋、豆、盖豆、笾、敦等器物，新增了钫、甑、釜、瓮等器物，西汉中期以后铜礼器在墓内较为少见。东汉时期保留了西汉时期原有的组合，新出现了魁、奁、尊等器物。整个汉代的随葬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东汉时期出现绿釉器和红陶，灰陶器物上多见朱红彩绘纹饰。整个西汉时期贵族墓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乐器和车马器，但均为微型明器。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内随葬的兵器沿用了战国时期的习俗，也增加了弩机、木弓等具杀伤力的兵器，另外铍、殳、矛、戟、镞等铁制兵器得到广泛使用。西汉早期贵族墓继续使用真车马陪葬，但车马殉葬的数量大幅减少。西汉中期以后用陶车马替代，随葬的人物俑和动物俑形体较大，新出现了灶、井、猪圈、粮仓、寝房、戏楼等模型。东汉时期，陶制明器更加盛行，增加了风车碓磨、厩、案等多种模型。由此可以看出，时代越晚陶制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也反映统治阶级在随葬观念上的变化。西汉前期讲究厚葬，多将生前实用器随葬。西汉中晚期以后的思想观念有了改变，追求享乐，将生前生活居住场所、器具实物制成模型，以供墓主带入地下享用。西汉中小型墓葬与战国小型墓相比，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变化上更为明显。临淄地区考古发掘的大中型墓葬中，比较有代表的有大武西汉齐王墓、稷山汉墓、山王墓地三处。
3 汉代时期临淄小型墓葬形制特征
临淄地区考古发掘的汉代小型墓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墓穴都比较深，一般深6～10米不等，有的深达18米，单从这一点可以推测临淄地区在汉代时期的地下水位非常深。二是绝大部分竖穴土坑墓的墓壁光滑平整，墓壁有明显的加工痕迹，痕迹宽而扁平，呈“V”形及横向组合而成，相当规整。三是墓葬聚集一块，并列成排，据推测大多数为家族墓地。四是墓内随葬的器物比较单一，一般为1～2件，有一部分墓葬无随葬品，随葬器物主要有陶壶、陶罐、陶罍、铜镜、铜戈、铜剑、铁剑、铜带钩、货币等，大多随葬陶壶、陶罐、铜带钩和铜镜，泥质彩绘陶壶大多出土于汉代竖穴土坑积石墓。五是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有生土二层台。六是墓穴比较深，大多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都有脚窝，脚窝形状基本分为三角形、梯形和半圆形三种。脚窝一般位于墓葬两角，两角对称，少数位于墓壁中央，两面对称，个别大的四角对称。西汉初期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习俗，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小型墓葬仍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石椁墓、双人合葬墓和洞室墓继续流行，但已不多见，新出现了砖椁墓。西汉中期又出现了大型的空心砖墓、瓮棺墓。西汉晚期砖椁墓发展成为砖室墓，并流行于东汉时期。整个两汉时期基本为两座墓葬并列或数座墓葬有规律排列在一起，以异穴合葬为主，仅极个别为同穴合葬墓。木质葬具基本为木棺，墓主葬式与战国时期基本一致，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仰身屈肢葬，新出现了下肢向两侧外凸呈菱形及下肢弯曲较甚的蜷屈葬。
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分化現象日益严重，西汉中晚期以后，特别到了东汉时期，一些豪强地主、富商大贾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不顾周以来的礼法，逾制、僭越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导致两汉墓葬形制及埋葬制度复杂、混乱、多变的一个原因。另外两汉时期的山东地区虽处于全国的统一中，但由于社会发展本身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也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差异，墓葬形制的复杂多变也是这种差异的反映。考古发掘的东汉时期小型墓葬大多为砖室墓，盗扰普遍比较严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9年发掘的临淄医疗中心墓地。随葬器物的摆放基本沿用了战国时期的习俗，将随葬器物放置于二层台、壁龛内、棺外脚端或脚端的器物箱内，常见墓葬的壁龛内或木箱内随葬禽兽类动物。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与战国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墓内多随葬一组鼎、豆、壶等陶礼器，两汉时期竖穴土坑墓随葬的陶礼器较少，并且器类单一，以陶壶、陶罐为主，一般每墓随葬1～2件，二者很少共出。砖室墓多盗扰严重，葬具数量、形制及墓主的葬式不清。其他形制的墓葬基本都有木质葬具，从残存板灰痕迹看，多为一棺，个别为一棺一椁，棺的具体结构不明，但一般头端大于脚端。墓主头向多向北，向东者次之，南向和西向数量较少。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两手放于躯干两侧，下肢伸直。少量下肢弯曲，为仰身屈肢葬。有的下肢向两侧弯曲外凸，外凸较甚者呈菱形，也有下肢弯曲较甚的蜷屈葬。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内随葬的器物增加了耳杯、钵、案、盘等祭奠器。在棺内随葬铜镜、钱币、带钩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现象流行于整个两汉时期，考古发掘的3万余座汉代墓葬中，仅铜镜一项就出土6100余面，铜镜作为临淄地区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数量十分可观。
4 余论
山东临淄地区汉代墓葬考古发掘数量多，种类丰富，大中型贵族墓葬结构复杂，随葬器物多，小型墓葬以土坑墓数量最多，分布地域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考古资料为两汉时期墓葬研究奠定了基础，对推动临淄地区乃至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对齐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必将起到积极影响。
关键词：临淄;汉代;墓葬
1 临淄概述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姜太公（吕尚）受封齐地，建立齐国。在太公制定“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发展策略的指导下，到西周晚期临淄已逐渐发展成经济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战国时期，齐国更加强盛，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由此可见，临淄在战国时期已成为中国古代最繁荣的城市。临淄历史悠久，是国内知名的文物大区，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临淄作为中国古代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大都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省、市、区文物部门为配合临淄城区基建工程建设，在齐故城以南的临淄城区及周边先后抢救性发掘了3万余座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为研究两汉时期临淄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汉代墓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秦汉时期临淄的经济仍然十分发达，汉定天下后，汉高祖六年（前201），刘邦的庶长子刘肥首封临淄，为汉代齐国的第一代齐王，初辖胶东等70余城，其后西汉七王先后都治临淄。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改临淄为齐陵县。公元25年，刘秀灭王莽，复名临淄，再建齐王国。自哀王刘章先后六王都治临淄。汉代的十三位齐王均以临淄为首府，《汉书》记载：“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汉代临淄经济依然十分繁荣。魏晋以后临淄或为郡所或为县治，相沿未变，虽然政治地位逐渐衰退，但手工业相当发达，特别是附近有丰富铜铁矿源的铁山，长期以来一直是山东及北方地区冶铜炼铁的经济中心。
2 汉代时期临淄大中型贵族墓葬形制特征
整个汉代保留了战国时期两座墓葬平行并列、方向一致、夫妻并穴合葬的埋葬习俗。西汉早期的贵族墓葬大体上保留了战国晚期平面呈中字形的墓葬形制（大武西汉齐王墓），主室平面近方形，为竖穴土坑，墓室和墓道设有多级台阶，大体上与战国晚期中字形墓葬形制一致。西汉中期部分甲字形墓葬的墓道转化为长方形竖穴式，墓室底部不再挖置椁室，而是直接安放在底部的台面上。新出现从山顶向下开凿、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石坑的洞室墓。东汉时期墓葬形制发生了巨大改变，砖室墓逐渐成为主流，墓室均用砖构筑，墓葬一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组成，墓道为斜坡状，有的在墓道里端的一侧设置耳室。甬道平面一般为长方形，拱形顶，前有砖墙将甬道封住，后设置墓门进入前室，墓门有砖券墓门或石墓门两种。前室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在墓壁的一侧或两侧设置单耳室或双耳室，每座墓葬耳室的位置也不同。后室与前室有门道相通，后室一般为长方形，有的用砖墙间隔成两个并列的后室，特别是上层贵族修筑的大型砖室墓，不但规模大，而且还有环绕后室的回廊，结构复杂。这一时期的墓葬早年均遭严重盗扰，从残存情况看，墓底一般为错缝斜对角平铺，铺砖二至四层，大型贵族墓达八层，墙体采用二顺一丁错缝平铺、侧立垒砌等。墓顶基本无存，从残迹象看，应为拱形券顶。特别是上层贵族构建的墓室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完全模仿墓主生前居住的府第建造，反映出统治阶级“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西汉中小型贵族墓与东汉时期贵族墓随葬的器物多放置于墓室内，部分大型贵族墓葬器物坑设置于墓室之外，属于外葬椁。西汉早期上层贵族基本保留了战国时期随葬陶礼器、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漆木器和装饰品等习俗，但器物的组合形式在观念上不断变化。西汉时期陶礼器组合中不见战国时期的陶鬲、簋、豆、盖豆、笾、敦等器物，新增了钫、甑、釜、瓮等器物，西汉中期以后铜礼器在墓内较为少见。东汉时期保留了西汉时期原有的组合，新出现了魁、奁、尊等器物。整个汉代的随葬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东汉时期出现绿釉器和红陶，灰陶器物上多见朱红彩绘纹饰。整个西汉时期贵族墓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乐器和车马器，但均为微型明器。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内随葬的兵器沿用了战国时期的习俗，也增加了弩机、木弓等具杀伤力的兵器，另外铍、殳、矛、戟、镞等铁制兵器得到广泛使用。西汉早期贵族墓继续使用真车马陪葬，但车马殉葬的数量大幅减少。西汉中期以后用陶车马替代，随葬的人物俑和动物俑形体较大，新出现了灶、井、猪圈、粮仓、寝房、戏楼等模型。东汉时期，陶制明器更加盛行，增加了风车碓磨、厩、案等多种模型。由此可以看出，时代越晚陶制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也反映统治阶级在随葬观念上的变化。西汉前期讲究厚葬，多将生前实用器随葬。西汉中晚期以后的思想观念有了改变，追求享乐，将生前生活居住场所、器具实物制成模型，以供墓主带入地下享用。西汉中小型墓葬与战国小型墓相比，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变化上更为明显。临淄地区考古发掘的大中型墓葬中，比较有代表的有大武西汉齐王墓、稷山汉墓、山王墓地三处。
3 汉代时期临淄小型墓葬形制特征
临淄地区考古发掘的汉代小型墓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墓穴都比较深，一般深6～10米不等，有的深达18米，单从这一点可以推测临淄地区在汉代时期的地下水位非常深。二是绝大部分竖穴土坑墓的墓壁光滑平整，墓壁有明显的加工痕迹，痕迹宽而扁平，呈“V”形及横向组合而成，相当规整。三是墓葬聚集一块，并列成排，据推测大多数为家族墓地。四是墓内随葬的器物比较单一，一般为1～2件，有一部分墓葬无随葬品，随葬器物主要有陶壶、陶罐、陶罍、铜镜、铜戈、铜剑、铁剑、铜带钩、货币等，大多随葬陶壶、陶罐、铜带钩和铜镜，泥质彩绘陶壶大多出土于汉代竖穴土坑积石墓。五是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有生土二层台。六是墓穴比较深，大多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都有脚窝，脚窝形状基本分为三角形、梯形和半圆形三种。脚窝一般位于墓葬两角，两角对称，少数位于墓壁中央，两面对称，个别大的四角对称。西汉初期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习俗，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小型墓葬仍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石椁墓、双人合葬墓和洞室墓继续流行，但已不多见，新出现了砖椁墓。西汉中期又出现了大型的空心砖墓、瓮棺墓。西汉晚期砖椁墓发展成为砖室墓，并流行于东汉时期。整个两汉时期基本为两座墓葬并列或数座墓葬有规律排列在一起，以异穴合葬为主，仅极个别为同穴合葬墓。木质葬具基本为木棺，墓主葬式与战国时期基本一致，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仰身屈肢葬，新出现了下肢向两侧外凸呈菱形及下肢弯曲较甚的蜷屈葬。
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分化現象日益严重，西汉中晚期以后，特别到了东汉时期，一些豪强地主、富商大贾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不顾周以来的礼法，逾制、僭越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导致两汉墓葬形制及埋葬制度复杂、混乱、多变的一个原因。另外两汉时期的山东地区虽处于全国的统一中，但由于社会发展本身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也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差异，墓葬形制的复杂多变也是这种差异的反映。考古发掘的东汉时期小型墓葬大多为砖室墓，盗扰普遍比较严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9年发掘的临淄医疗中心墓地。随葬器物的摆放基本沿用了战国时期的习俗，将随葬器物放置于二层台、壁龛内、棺外脚端或脚端的器物箱内，常见墓葬的壁龛内或木箱内随葬禽兽类动物。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与战国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墓内多随葬一组鼎、豆、壶等陶礼器，两汉时期竖穴土坑墓随葬的陶礼器较少，并且器类单一，以陶壶、陶罐为主，一般每墓随葬1～2件，二者很少共出。砖室墓多盗扰严重，葬具数量、形制及墓主的葬式不清。其他形制的墓葬基本都有木质葬具，从残存板灰痕迹看，多为一棺，个别为一棺一椁，棺的具体结构不明，但一般头端大于脚端。墓主头向多向北，向东者次之，南向和西向数量较少。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两手放于躯干两侧，下肢伸直。少量下肢弯曲，为仰身屈肢葬。有的下肢向两侧弯曲外凸，外凸较甚者呈菱形，也有下肢弯曲较甚的蜷屈葬。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内随葬的器物增加了耳杯、钵、案、盘等祭奠器。在棺内随葬铜镜、钱币、带钩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现象流行于整个两汉时期，考古发掘的3万余座汉代墓葬中，仅铜镜一项就出土6100余面，铜镜作为临淄地区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数量十分可观。
4 余论
山东临淄地区汉代墓葬考古发掘数量多，种类丰富，大中型贵族墓葬结构复杂，随葬器物多，小型墓葬以土坑墓数量最多，分布地域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考古资料为两汉时期墓葬研究奠定了基础，对推动临淄地区乃至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对齐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必将起到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