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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符号是艺术家在作品中表达思想观念与情感等文化信息的载体,而人类的整个文化世界就是相互制约的范型化的符号系统。通过符号系统,人类不仅能表达存在的事物,而且也能表达非在(虚拟)的征象。苏珊·朗格把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是受结构制约表现外界概念的论述性符号,另—种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情绪意味的显示性符号。她指出:“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通过艺术符号的构建,可以阐释某种社会文化特性或艺术精神,符号的抽象性也能够将物象提升到抽象高度,使欣赏者获得感受和思考的自由维度。造型艺术符号在拥有一般艺术符号的属性之外,尚需通过线条、色彩、形体等为其所特有的语言要素予以表达。
在雕塑创作中,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雕塑家而言,是否具有创建符号的文化自觉意识,能否恰到好处地发现和运用与其文化观念和情感需求相匹配的符号,不仅代表着个人文化修养和艺术境界之成熟,也是决定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好的雕塑作品之所以起到震撼人心或规谏世风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符号的驾驭能力。一个符号,可以是雕塑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一个时代艺术精神和社会风貌的缩写。古往今来伟大的雕塑家皆通过顿悟或苦修而识得符号语言个中三昧并将其奉为圭臬:古希腊雕塑的符号密码被温克尔曼解读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简短几字道出了玄机——将象按照理想化的语言符号凝缩,并使之呈现静态的外观(虽然这种静态或许包含着强烈的内在冲动)。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夸张了男女裸露体魄而接近样式主义的符号语言,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英雄(哪怕是悲剧的)的气度和理想的升华。到了近代,雕塑家强化了个性化的符号征象。作为现代雕塑的领军人物的罗丹,对于雕塑符号的运用游刃有余。以其写实和意象化合而成的语言,创建了他独特的艺术符号,其中渗透出的浪漫气质打动了所有的观众。亨利·摩尔则把复杂的人形凝缩成高度几何化的符号,同时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孔洞(负空间)符号不同于实体的空间美学价值,从而使其作品拥有了亘古通今,超越时空与文化的象征意蕴。贾科梅蒂创造出丧失了体形特征、抽筋剥骨式的抽象人形符号,营造出存在主义不可接近的距离感,表达了人生荒原的深刻哲理。
由上可知,雕塑符号语言的提炼非常重要。艺术符号是由现实符号转化生成的,它作为艺术体验的对象而存在,保留现实符号的能指,但更重要的是产生了新的所指。综观当代中国雕塑,存在着雕塑语言符号滥用的严重误区,即新的能指的缺失,这一点在大型城市雕塑的表现中尤为明显:当雕塑从架上走下来,演变成一种环境艺术,它应作为城市或区域的象征语汇,在公共空间中起到一定的影响力。艺术家也应该从自我表现中走出来,在雕塑符号的设计理念上,充分体现社会化、人性化的原则,在运用某些符号的时候,应当顾及大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考虑是否会产生交流和共享的可能性,他们在解码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误差。事实却是,社会给予雕塑家独立思考的空间太小:我们的城市到处放置着材质、色彩相同、符号语言一模一样的雕塑,仿佛是同一件雕塑被复制了很多份,出现在不同的空间中,与城市形象毫不相关,无非是一个个冷漠的、缺乏生命力的呆板形象而已,根本无法打动人,更不值得驻足观看。这种简单挪用符号语言的做法,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不说,既是对雕塑家创造能力的扼杀,也是对公众审美能力的亵渎,使得城市雕塑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与理想范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整合力变得遥不可及。
艺术符号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其本身意义需要艺术家和观众的双向动态建构。以城市雕塑为例,对于雕塑符号的一味抄袭或滥用,无疑会造成大众的审美疲劳,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城市雕塑理应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围绕着它形成一种向心力,但目前的决策权往往落在政府官员和投资者的手中,这就难免成为标榜政绩的长官意志和投资者个人意愿的实施点。雕塑家被动去迎合早已被设计好的理念(有些甚至是庸俗不堪的形象),公众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去接受自己生存空间中新的产物。事实上,公众是最具发言权的,他们在设计中的缺席将会导致作品公共性的缺失。
在雕塑符号的创造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雕塑家去关注。首先要在立足于反思当代文化生态的同时,切入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筛选和汲取。中国古代雕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雕塑传统之一(其余两大传统为古埃及,希腊的西方雕塑传统和古波斯、印度的雕塑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雕塑风格都由独特的符号语言组成,它们呈现出特定的指向性:如在商代的青铜雕像中,饕餮纹、龙凤纹和云雷纹的交织,主纹、地纹的变换,线性符号与形体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宗教观念和情感想象凝成一种狞厉抽象的风格,暗喻某种超世间的神秘力量;以汉代霍去病墓为代表的陵墓雕塑,石形和雕刻手法高度符号化,塑法简洁刀法明快,以虚当实地营造出雄浑写意的风格,这无疑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化;佛教雕塑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对西域佛教造像符号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了兼具神圣化和世俗化的风格,拉近了对佛国世界的幻想距离……
根据雕塑符号所揭示的意义,可以挖掘潜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审美特征。既然民族的审美理想能够形成具有民族性的成熟符号语言,那么雕塑家更应摒弃符号语言随意堆积的恶习,反思当代雕塑转型期的不适应症状,不再制造已经引起审美疲劳的诸如“红孩子…军人像…‘傻笑的人”这样的符号,以免陷入媚俗化的陷阱。雕塑家应承担的责任是依据母体语言,进行符号的变异与创新,创造出体现时代特征、反映当代人文精神面貌和文化品味的雕塑作品。其次,要注重情感的表达。艺术作为符号有一定的前提,它必须是人类情感的投射,是情感在空间、时间中的物化形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更无时不强调“情”,甚至禅宗也说“无情无佛种”。雕塑不是语言的游戏,现代雕塑家应在观念上有更大的突破,遵循情感逻辑去寻觅艺术符号,创造个性化的艺术样式。再次,可在材质等方面做文章。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在雕塑材质上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各种新材料和新工艺层出不穷,现代雕塑家应根据雕塑形态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材料,并充分利用材质肌理以强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雕塑符号不应是连篇累牍令人憎恶的重复而僵化的模式,一种以不变应万变批量的商品标签,而应当是随着艺术家情感体验、自然感悟、社会认知,文化判断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拥有着生命活力的象征性标志。
在雕塑创作中,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雕塑家而言,是否具有创建符号的文化自觉意识,能否恰到好处地发现和运用与其文化观念和情感需求相匹配的符号,不仅代表着个人文化修养和艺术境界之成熟,也是决定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好的雕塑作品之所以起到震撼人心或规谏世风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符号的驾驭能力。一个符号,可以是雕塑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一个时代艺术精神和社会风貌的缩写。古往今来伟大的雕塑家皆通过顿悟或苦修而识得符号语言个中三昧并将其奉为圭臬:古希腊雕塑的符号密码被温克尔曼解读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简短几字道出了玄机——将象按照理想化的语言符号凝缩,并使之呈现静态的外观(虽然这种静态或许包含着强烈的内在冲动)。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夸张了男女裸露体魄而接近样式主义的符号语言,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英雄(哪怕是悲剧的)的气度和理想的升华。到了近代,雕塑家强化了个性化的符号征象。作为现代雕塑的领军人物的罗丹,对于雕塑符号的运用游刃有余。以其写实和意象化合而成的语言,创建了他独特的艺术符号,其中渗透出的浪漫气质打动了所有的观众。亨利·摩尔则把复杂的人形凝缩成高度几何化的符号,同时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孔洞(负空间)符号不同于实体的空间美学价值,从而使其作品拥有了亘古通今,超越时空与文化的象征意蕴。贾科梅蒂创造出丧失了体形特征、抽筋剥骨式的抽象人形符号,营造出存在主义不可接近的距离感,表达了人生荒原的深刻哲理。
由上可知,雕塑符号语言的提炼非常重要。艺术符号是由现实符号转化生成的,它作为艺术体验的对象而存在,保留现实符号的能指,但更重要的是产生了新的所指。综观当代中国雕塑,存在着雕塑语言符号滥用的严重误区,即新的能指的缺失,这一点在大型城市雕塑的表现中尤为明显:当雕塑从架上走下来,演变成一种环境艺术,它应作为城市或区域的象征语汇,在公共空间中起到一定的影响力。艺术家也应该从自我表现中走出来,在雕塑符号的设计理念上,充分体现社会化、人性化的原则,在运用某些符号的时候,应当顾及大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考虑是否会产生交流和共享的可能性,他们在解码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误差。事实却是,社会给予雕塑家独立思考的空间太小:我们的城市到处放置着材质、色彩相同、符号语言一模一样的雕塑,仿佛是同一件雕塑被复制了很多份,出现在不同的空间中,与城市形象毫不相关,无非是一个个冷漠的、缺乏生命力的呆板形象而已,根本无法打动人,更不值得驻足观看。这种简单挪用符号语言的做法,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不说,既是对雕塑家创造能力的扼杀,也是对公众审美能力的亵渎,使得城市雕塑为社会树立良好风尚与理想范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整合力变得遥不可及。
艺术符号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其本身意义需要艺术家和观众的双向动态建构。以城市雕塑为例,对于雕塑符号的一味抄袭或滥用,无疑会造成大众的审美疲劳,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城市雕塑理应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围绕着它形成一种向心力,但目前的决策权往往落在政府官员和投资者的手中,这就难免成为标榜政绩的长官意志和投资者个人意愿的实施点。雕塑家被动去迎合早已被设计好的理念(有些甚至是庸俗不堪的形象),公众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去接受自己生存空间中新的产物。事实上,公众是最具发言权的,他们在设计中的缺席将会导致作品公共性的缺失。
在雕塑符号的创造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雕塑家去关注。首先要在立足于反思当代文化生态的同时,切入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筛选和汲取。中国古代雕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雕塑传统之一(其余两大传统为古埃及,希腊的西方雕塑传统和古波斯、印度的雕塑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雕塑风格都由独特的符号语言组成,它们呈现出特定的指向性:如在商代的青铜雕像中,饕餮纹、龙凤纹和云雷纹的交织,主纹、地纹的变换,线性符号与形体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宗教观念和情感想象凝成一种狞厉抽象的风格,暗喻某种超世间的神秘力量;以汉代霍去病墓为代表的陵墓雕塑,石形和雕刻手法高度符号化,塑法简洁刀法明快,以虚当实地营造出雄浑写意的风格,这无疑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化;佛教雕塑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对西域佛教造像符号进行改造,逐渐形成了兼具神圣化和世俗化的风格,拉近了对佛国世界的幻想距离……
根据雕塑符号所揭示的意义,可以挖掘潜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审美特征。既然民族的审美理想能够形成具有民族性的成熟符号语言,那么雕塑家更应摒弃符号语言随意堆积的恶习,反思当代雕塑转型期的不适应症状,不再制造已经引起审美疲劳的诸如“红孩子…军人像…‘傻笑的人”这样的符号,以免陷入媚俗化的陷阱。雕塑家应承担的责任是依据母体语言,进行符号的变异与创新,创造出体现时代特征、反映当代人文精神面貌和文化品味的雕塑作品。其次,要注重情感的表达。艺术作为符号有一定的前提,它必须是人类情感的投射,是情感在空间、时间中的物化形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更无时不强调“情”,甚至禅宗也说“无情无佛种”。雕塑不是语言的游戏,现代雕塑家应在观念上有更大的突破,遵循情感逻辑去寻觅艺术符号,创造个性化的艺术样式。再次,可在材质等方面做文章。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在雕塑材质上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各种新材料和新工艺层出不穷,现代雕塑家应根据雕塑形态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材料,并充分利用材质肌理以强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雕塑符号不应是连篇累牍令人憎恶的重复而僵化的模式,一种以不变应万变批量的商品标签,而应当是随着艺术家情感体验、自然感悟、社会认知,文化判断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拥有着生命活力的象征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