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出版社工作的同学给我寄来了一套古诗文注释读本。抚摩着这一本本仍留有淡淡墨香的诗选、文选，心中升腾起一种难言的情愫。学古典文学的我，已很久没有买过也没有读过专业书了。面对着它们，仿佛骤然见到久违的老友，有些激动，有些惭愧。那些苦读古典的日子，那些熟悉的词句、人物和意象汹涌而来，古典的意趣洋溢心头。
　　和当年读大一时一样，我打开了面前这本全新的《诗经》注本，河边那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美丽爱情又呈现在我面前。不管孔子当年是怎样删诗的，从现在留存下来的305首诗中，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开篇之时的朴实和丰厚。那些民族的史诗，那些对现实的讽刺和批评，那些对恋爱婚姻的歌咏，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奠定了中国文学抒情的发展方向。它的精神意趣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份情随境迁的感伤和时空错乱的惘然，让我们至今不能释怀，读一遍就发一遍呆。21世纪初的今天，当许多人经过了20世纪末的颠簸和感情流浪，开始回归家庭、重返婚姻的时候，当他们读到《诗经》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才知道自己心中的渴望不过是重回了古老的民族传统，自己的细胞里原本就没有轻狂放浪的遗传基因啊！而我们曾经割伤的，是几千年来深植于我们民族肌体的一根最温柔、最纤细的血脉。
　　如果说，《诗经》是敦实的，那么，《楚辞》则是绚烂的，《离骚》是其中最杰出的篇章。屈原，这位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楚国大夫，终因不愿随波逐流而遭流放。“离骚”者，司马迁释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解为“离别之忧愁”，反正一腔愁绪是肯定的了。《离骚》令我们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遨游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离骚》丰厚了中国人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强烈感受到了诗人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以及追求真理至死不渝的人格。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个性的诗人，他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早已成为我们共有的民族精神。
　　這两册选本在我手上翻过，我又信手拿过《论语》，从手到心，流过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我读研究生时师从王气中先生研读古代散文，包括《论语》在内的诸子散文是必读之作。王先生说起诸子散文时总是神采飞扬，因为诸子散文诞生的时代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散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诸子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而作为儒家学派代表作的《论语》，对中国人道德伦理和精神意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那样，孔子的所谓“仁”是一种主观的理想人格规范，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对待人生和生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得以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孔子许多娓娓的教导，至今仍启迪和警示着我们。“吾日三省吾身”、“言而有信”、“温良恭俭让”、“朝闻道，夕死可矣” 、“见贤思齐”、“三思而后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等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品格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翻到《唐诗三百首》了。中国是诗的国度。说到古典文学，许多人会首先想到唐诗，想到那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全唐诗》其实收有48900多首诗歌呢，但中国人似乎真正认可的就是这300首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本书不过是清朝一个自由选家随意的选本，但在与我们的生命发生那么深的纠葛之后，它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必然，就是一种不可更易的天赐了。唐诗使中国前所未有地诗化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贺、李商隐们。《全唐诗》给中华民族源自《诗经》的诗性情感又注入了或飘逸，或沉郁，或平易，或奇崛，或幽隐的新质地，使我们诗性的品德更加彰显，即使在困厄中也会寻找诗情，努力“诗意地栖居”，共守着一种情感和使命。
　　那么，宋词给了中国什么？我说，它给了我们或雍容或感伤的美。宋词意象之美，意境之深婉，情感之细腻，呈现出与诗完全不同的特色。它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补充了诗的不足，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另一番享受。莫说是园林煮酒、佳人语羞，莫道是寂寞流连、凄楚泪垂，人生其实也需要从容娴雅，也需要伤春悲秋。宋词唤起的，正是我们多样的情感体验。龙应台在给大学生做的《人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的演讲中，朗诵了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她说，这首词幽渺的意象激起了人们朦胧的感觉，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即提供了另一种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我赞成她的观点。词赋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空灵飘忽之美，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之外有远思，有闲趣，有忧伤，有惆怅，使我们的精神层面愈加深厚。这或许也是一种“生活在别处”？
　　重温古典，就是温习了中华民族种种精神、传统和意趣。学习古典，不仅要学习词句，更要体味那些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明天的精神财富。《诗经》最早叫作《诗三百首》，但汉儒以后的理学家们非要尊之为“经”，使它圣化，赋予其庄严性和绝对性，引导人们去误读。今天，我们当然要还诗三百以本来面目，不必去理会那些被强加的意义。但是，时间又使得对诗三百首一般性的无感情色彩的解读变得不可能。那就是，经过千年时空的窖藏，漫说曾被视作“经”的诗三百篇，就是不曾以“经”的面目出现过的楚辞、唐诗、宋词，甚至那些优秀的古典小说，在今人看来，都是一种“经”了，一种经典，一种蕴含着民族思想、文化、精神、意志、品德的经典。作家、作品，甚至作品中的人物，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载入了历史，成了人们心中的历史。祖先的一切已经那样深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对他们的思想始终怀有一种敬畏感和尊崇感，我们是带着一种圣洁的情感去读他们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容不得对先贤不敬的行为。不是吗？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一味求“新”求“异”，有人曾撰文否定屈原的存在，或诬其开创了中国人的奴性传统，在当时的气候下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新论而大加炒作。而这种荒谬的观点很快就不攻自破，屈原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终究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人民不答应。清代以后，多少人曾续写《红楼梦》，但对宝黛爱情结局的任何改变，人们就是无法接受。只因为，贾宝玉和林黛玉几乎已经作为历史人物存活在人们心中，他们的恋情悲剧代表着民族另一种审美需求。我们在需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庆氛围之外，同样需要宝黛爱情这种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的悲剧情怀；我们在对于欢乐、团圆的审美诉求之外，同样存在着宣泄悲苦和吟咏离情别绪的心理需求。这两种精神需求，既是生活赋予的，也是古典文学造就的；这两种需求，共同塑造着我们民族繁复细腻的心理人生。
　　千年时空的转换，物质文明的发达，已使得我们不少人汲汲于功利和利润，而少了一颗抚摩古典、感受传统的寂静之心。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我们的栖居为住房短缺所困扰。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近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某大学校长用“七月流火”来形容夏天之热，引来学界一片嘘声。该词出自《诗经·豳风·七月》，“火”是指“大火”，是星名，即心宿，每年夏历六月黄昏时候，这星当正南方，也就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过了七月就偏西向下移动了，这就叫作“流”。余冠英先生通俗地译成“七月火星向西沉”，诚然，我们当然不是斤斤于字句的诠释，但假如连字句都解释不清，又如何领会其中的精神？假如连大学校长们都不能沉下心来读一读古典，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又如何去传承？
　　让我们响应龙应台的号召，用我们现代人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去重读那些原典。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打开历史迷宫、开启现代化之门的许多秘笈，就珍藏在古典莽莽的丛林、浩瀚的云海中，我们就能怀着发现的喜悦，更加轻快、更加充满自信地走向历史的明天。
　　（作者系江苏省统计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