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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后汉书》列于“二十四史”“前四史”，是毛泽东终生喜读的著作，对于汉代几位有名的帝王，他也多有精彩评述。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位）。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
汉武帝在位长达54年之久，其间却又因连年用兵、大兴土木、苛税重重、迷信神仙等原因，使朝政元气大伤。至其晚年，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偏多，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从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1956年2月他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早年时毛泽东曾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薄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但文帝、景帝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谈话的内容，说：“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书》记载，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他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两次谈话时，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汉宣帝）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说光武，敢以数万敌百万
东汉王朝（后汉）历十二帝，延续近200年。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还启发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本身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份。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他是唯一的有“太学生”身份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在宛人李通所谓“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煽动下起兵于舂陵。初时兵力只有七八千人，不得不联合并依附于绿林军。次年刘玄的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
公元23年6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军40余万，企图一举消灭围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王邑、王寻自恃兵多将广，不听劝告，决定先攻破昆阳，再进攻宛城。大敌当前，刘秀毫无惧色，他建议由王凤、王常留守昆阳城中，自己则亲率十三骑出城调集援兵。不久，刘秀从长陵等地率步、骑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他自将步骑千余与王邑、王寻部鏖战，斩首数十级。汉军士气大振，王莽军则大乱，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这个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为了说明两军交战，弱势的一方，必须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道理，指出：“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列举了中外战争史上一系列弱军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而战胜强大对手的典型战例，其中又举出了“新汉昆阳之战”这一战例。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对梁武帝名将韦睿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把刘秀摆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前头，可见毛泽东对刘秀杰出军事才能的由衷赞许。
毛泽东早年就对刘秀的事迹很感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便有“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的记载。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又借用刘秀给大将军岑彭信中“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的典故，说明人的欲壑难填。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稿，信手拈来一段史料：“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身于南阳一带。”短短一篇新闻稿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阐明了南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突出了我军占领南阳的重大战略意义。
對刘秀，毛泽东在早年的读书笔记中曾称赞其有“三最”：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还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摘自《党史博采》）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位）。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
汉武帝在位长达54年之久，其间却又因连年用兵、大兴土木、苛税重重、迷信神仙等原因，使朝政元气大伤。至其晚年，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偏多，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从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1956年2月他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早年时毛泽东曾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薄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但文帝、景帝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谈话的内容，说：“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书》记载，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他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两次谈话时，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汉宣帝）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说光武，敢以数万敌百万
东汉王朝（后汉）历十二帝，延续近200年。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还启发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本身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份。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他是唯一的有“太学生”身份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在宛人李通所谓“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煽动下起兵于舂陵。初时兵力只有七八千人，不得不联合并依附于绿林军。次年刘玄的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
公元23年6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军40余万，企图一举消灭围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王邑、王寻自恃兵多将广，不听劝告，决定先攻破昆阳，再进攻宛城。大敌当前，刘秀毫无惧色，他建议由王凤、王常留守昆阳城中，自己则亲率十三骑出城调集援兵。不久，刘秀从长陵等地率步、骑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他自将步骑千余与王邑、王寻部鏖战，斩首数十级。汉军士气大振，王莽军则大乱，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这个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为了说明两军交战，弱势的一方，必须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道理，指出：“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列举了中外战争史上一系列弱军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而战胜强大对手的典型战例，其中又举出了“新汉昆阳之战”这一战例。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对梁武帝名将韦睿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把刘秀摆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前头，可见毛泽东对刘秀杰出军事才能的由衷赞许。
毛泽东早年就对刘秀的事迹很感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便有“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的记载。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又借用刘秀给大将军岑彭信中“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的典故，说明人的欲壑难填。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稿，信手拈来一段史料：“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身于南阳一带。”短短一篇新闻稿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阐明了南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突出了我军占领南阳的重大战略意义。
對刘秀，毛泽东在早年的读书笔记中曾称赞其有“三最”：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还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