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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接管台湾之后，由于长期执行高压政策所积累的矛盾，使得国民党党外势力形成对它强大的抗争和挑战，特别是“江南案”、“陈文成案”、“林义雄案”等一系列政治命案发生之后，国民党政府更是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批评指责，甚至受到美国禁售武器的警告。到了1985年前后，台湾的政权已经整体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为了应对政权危机，遂决定采取重大开放措施，解除戒严令、“党禁”，以改善政治环境于1986年9月允许成立了民进党，随后于1988年元旦解除“报禁”。报业生态环境开始了又一次的巨大变化。
从有限竞争到无限竞争
“报禁”解除之后，台湾报业进入高速扩张时期。在1987年的时候，台湾地区登记的报纸只有31家左右，1988年是122家，到了1990年猛增到206家。
虽然有多达200多家的报社在台湾地区展开经营，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大报凭借已经拥有的资源优势先声夺人。“《联合报》在1987年开建台中、高雄两处印刷厂，并在1988年3月《联合晚报》创刊的时候，在全省南、中、北三地印刷。……购进了美国海力斯彩色平板转轮印刷机4部，时速达到12万份。《中国时报》则以2100万美元购买设备，配套设备金额高达1亿元。（本文没有特殊说明，均指新台币。）并于1988年2月启用台中、高雄两处印刷厂。”“甚至《中央日报》在刚刚盖完新大楼之后财务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咬牙以5．7亿元购进新机器。”①其他如《自立早报》、国民党党营《中华日报》、台中军营《台湾日报》、高雄省营《台湾新闻报》都各自在添置设备上增添数亿元投资。
这些大报不仅延续了“报禁”之前已有的人脉和地缘优势并得以实现资本的增厚，同时还利用开放的环境扩大自己的报系，以图争取更多的读者群。《中国时报》成立了《中时晚报》，《联合报》成立了《联合晚报》，《自立晚报》则成立了《自立早报》等。通过扩大报系，增设印刷厂，缩短读者见报时间，以及花样繁多的行销手段（如买报纸送茶叶蛋之类的活动）等，展开了从原来的有限竞争到无限竞争的过渡。《自立早报》开印首日的数量就达到了17万份，开创了台湾早报市场的新记录。
在无限竞争的环境中，对于大报逐渐形成的行业机会不平等，台湾报人寄希望于“报业工会”，希望工会能够倡议各家报纸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一个市场守则，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虽然在各方努力下，认可了把报纸张数和报纸售价结合起来的办法（即三大张八元，四大张十元，五大张十至十一元，六大张十一至十二元，以六大张为限），但由于狭窄市场中的激烈竞争，很快，报纸的张数和售价就不再受协议约束，各家报纸为了生存、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纷纷展开了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这使得一些地方报纸市场不断缩水，甚至关门，而一些大报系里的报纸原有的市场份额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晚报市场，解禁前是由《自立晚报》、《大华晚报》和《民族晚报》等报纸主宰，各自市场辖区明确，竞争有限；解禁后，《中时晚报》和《联合晚报》参与进来，就使得“解禁”前晚报市场所拥有的市场优势在“解禁”后不再存在。《中时晚报》以新闻的新、快、多和低售价而迅速抢占了大量的读者市场，很快，《大华晚报》和《民族晚报》就被挤出晚报市场，《自立晚报》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终于在2001年10月宣布停刊，尽管反复周折数月之后又曾复刊，但仅仅坚持了不到半年时间，依然宣布关门。
无限竞争的结果就是强者更强，弱者出局，于是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时、联合、自由三大报系。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这个时候报纸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单的文化经营和消息报道竞争，报纸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经营策略、营销策略、管理水平等都成了报纸是否能在市场当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在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报纸的优胜劣汰已经成为管理经营和资本运作比赛的结果。
从资源竞争到资本竞争
在“报禁”解除之前，各报纸的主要角色是“官媒”，报道内容以官方的新闻消息为主，这样就形成了谁与官方联系紧密，谁就能获得更具报道价值的内容的格局。当然，“报禁”解除之后，官方对于信息的垄断局面并没有特别的改变，但由于政治派系的增加，各报纸获取资讯的来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报纸之间的竞争并不完全依赖市场博弈规则。为了能够拥有雄厚的发展力量，各个报纸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靠山”。事实上是，越是大报，就越是与当时的台湾政治派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某一大报往往是某一政治团体言论发表的工具。因为报系在市场竞争中和政治派系在权力角逐中，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获得支持力量。
当然在彼此的竞争当中，报纸之间也会默契合作来抵抗外来竞争压力。像《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台湾日报》与《自由时报》，都在某些程度上存在过一定合作，以彼此呼应蓝绿营之间的斗争。这样就打破了过去一家或几家报纸独大的言论局面，形成了多元的格局。
但在斗争与分化中，台湾的政治权力团体已经与金融寡头紧密联系在一起，报纸寻求政治权力支持的同时也会获得大财团的支持。因为台湾的大财团为了获得商业利益，往往又是政权集团的赞助人。这就不难理解一些报社老板在蓝绿方面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会鲜明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不仅社论的发表，甚至于新闻、消息乃至照片的选择都可以轻易看出报纸的蓝绿立场。其他如新闻标题采用特殊字体来衬托所站立场的政治权威人物等，不胜枚举。
这样一来，报业已经不再是报人和知识分子独有的媒体，房地产业、银行业等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纷纷投向报业，这就造成了报业经营与过去的很大不同。在这方面，《自由时报》体现了典型的资本竞争特征。
《自由时报》由联邦集团创办，以联邦建设、联邦投信、联邦期货、联邦整染、联邦银行为支撑。从1988年以后，迅速成长为与中时、联合并肩的三大报之一，《自由时报》长期实行“高额赠品”与“免费赠阅”的营销策略，1992年的奖品价值高达1．6亿元，其中包括6000两黄金、20部奔驰轿车，“创下台湾有史以来单一赠品金额的最高记录”。②1993年促销金额又进一步上升到2亿元，1994年则高达5亿元。不仅如此，报纸在重要道路和重要地区实施赠阅活动。赠阅活动高峰时期，达到了几乎只要有门牌号码就送报的情况，赠送比例高达30％。这种不惜成本的市场扩张，最终使《自由时报》的市场占有率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其他对手远远甩在后面，而与中时、联合这些大报并驾齐驱。
《自由时报》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并非由于报社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如果说“解禁”之前报纸的经营主要依靠报业本身的常年利润积累来维系发展，那么当大财团加入以后，由于报业实行多元化经营，报纸本身作为商品出售所能获得的利润在整个报业利润当中已经变成了很小的部分。所以，它的胜利除了在政治上获得李登辉政治团队的支持外，大财团在背后不断地强大资本输血才是更关键的因素。
由于报业生存环境对于资本的依赖不断加剧，使得报纸本身比起以前来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1995年台北曾发生过统一企业食品被“千面人”投毒的事件，当时《中时晚报》抢得独家并于头版大篇幅刊登与报道，③导致公众的恐慌情绪，影响了统一食品的销售，统一企业总部遂下令台湾全省每一家“7—11”（台湾统一企业连锁超市店名）将《中时晚报》撤放到超市报架的最下面，三个月时间不得与读者见面，同时进行广告预算控制，最终导致《中时晚报》的销路和收入严重受损，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不得已，《中时晚报》的董事长带着报社人员到统一企业道歉才算了事。同样性质的事件，《联合报》因报道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的负面新闻而导致其下令将刊登在联合报系的所有长荣公司的广告撤掉，并禁止《联合报》在长荣航空公司的航班中出现，一个月时间下来，《联合报》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也不得不向“衣食父母”道歉。
开放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报纸对资本的深度依赖，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报纸被利益团体控制，从而沦为利益集团的喉舌。一个媒体，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它具有为公众说话的能力。但“报禁”解除之后，很多报纸为了生存，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品质，不能为民请命，不能成为社会的公器。
从“质报”竞争到“眼球”竞争
有强大资本和强势政治权力团体的支撑，报纸的生活似乎应该是“衣食”有“着落”了。然而，在全面市场化的竞争环境当中，真正握有的市场份额才是饭碗的来源。所以报纸在改变自身形态以适应市场竞争的同时，又不得不向“订阅率”这个“万恶之源”看齐。这使得传统报纸全面失守报业曾经的精神旗帜。在追寻读者眼球的指导原则下，报纸将大量的报道放在了挖掘小市民的个人隐私上。报纸进一步发生了量报（以挖掘隐私和小道消息，娱乐大众为主要目标）和质报（以报道公共事务为主要的内容，）的争论与分化。
2003年5月2日，香港壹传媒的《苹果日报》进入台湾，台湾报纸面对的竞争就更为激烈，一方面要面对日益强大的电子媒体的入侵，另一方面还要迎战西方小报的“膻、色、新”新闻的激烈挑战。这使得本来已经精疲力竭的报业更是雪上加霜。2005年10月，《中时晚报》宣布停刊，显示了传统报业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危机，传统“官媒”报纸感觉到，先前所具有的优越感离他们已经渐行渐远。
《自由时报》的问世，迫使台湾报业向政治团体和大财团代言人的角色明显分化，《壹周刊》和《苹果日报》的“逼宫”则将台湾报业进一步向追求订阅率、追求眼球效应的角色推动了一大步。这些刊物风格完全模仿西方小报，大量充斥凶杀、色情、犯罪以及其他一些日常普通市民的生活琐事报道。同时，这些报刊拥有庞大的资金实力和新颖的营销手段，很容易占领读者市场。这个时候，面对市场份额的萎缩，台湾报纸只好开始“苹果化”了。
“官媒”意识下的台湾报纸，因为是知识精英群聚的地方，应该说还是拥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性格。但它的思维规则是编辑决定读者阅读内容。而“苹果”报纸则是让读者有了更多想要阅读的内容。“苹果”报纸从阅读者的角度出发，思考报纸的内容，某个编辑为了使报纸的内容更加适合读者的需求，会不惜零距离接触市场阅读者，以征求其对报纸的意见，这是传统“官媒”报纸做不到的，长期以来养成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只习惯于指导读者，而不习惯追随读者。
《苹果日报》的报道短小精悍，贴近生活，在市场环境下，这使得传统大报动辄上千字的文字报道在市民面前失去了竞争力。《苹果日报》号称的“报道第一现场”的速度往往连警察都只能跟在后面，这种紧贴市场的风格也是传统报纸不容易做到的，传统报纸往往由于是与政治寡头、金融寡头联系紧密，官方新闻资源丰富，但却与市民的真实生活相距甚远。
市场化面前，媒介要能生存下去，就必须选择正确的适合自己的细分化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同样面对美国国务卿对我国台海两岸关系发表《美日联合声明 促两岸和平对话》的干涉性言论，《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由于不能摆脱“官媒”的思维习惯，纷纷选择头版头条或重要位置进行报道的时候（三大报于2005年2月20日报道），而《苹果日报》却根据2月冬季感冒多发季节，从社会民众最关心的生活事件出发而选择了《感冒并发重症 多童险丧命》的头条报道，感受的孰亲孰远、销量的孰好孰坏不言而喻。《苹果日报》的这种策略既避开了无谓的拼杀，又赢得了市场，它的并非简单迎合中小市民“膻、色、新”的“胃口”的胜利其实是值得报人予以更多思考的。所以当我们在反观报业的发展路线时，固然可以从指导者的角度去批判曾经被指导过的群体，但当我们从这个群体讨饭吃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认真面对他们传递过来的批判。
报纸其实并没有失去发展方向，如何就“确立自己在领导公共议题方面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是台湾传统报纸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因为“质报”是可以扛得起社会公益旗帜的，这样的报纸应该是既不同于《苹果日报》，也不应该同于网络。不过，面对咄咄逼人的“苹果”攻势，传统大报为了维护既有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开始逐步尝试改革，报道一些“苹果风格”的消息，但这样做，却又使得他们面临双重风险：既不容易赢得新读者，还有可能失去老读者。但这样的环境又只能迫使传统报纸疲于应付短期竞争，而且“质报”所必须拥有的大量人才以及系统性建设工程，又会增加报纸的经营成本，降低财团的利润。这使得传统台湾报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窘境，传统报纸本身所能承担的领导公共议题的力量，会否因为应战眼前的生存需要而被消解掉呢？
注释：
①②陈飞宝：《当代台湾传媒》，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64页。
③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目击者双月刊，1999－5－252008－7－12．http／／atj．yam．org．tw／mw1126．htm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编校：郑艳
从有限竞争到无限竞争
“报禁”解除之后，台湾报业进入高速扩张时期。在1987年的时候，台湾地区登记的报纸只有31家左右，1988年是122家，到了1990年猛增到206家。
虽然有多达200多家的报社在台湾地区展开经营，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大报凭借已经拥有的资源优势先声夺人。“《联合报》在1987年开建台中、高雄两处印刷厂，并在1988年3月《联合晚报》创刊的时候，在全省南、中、北三地印刷。……购进了美国海力斯彩色平板转轮印刷机4部，时速达到12万份。《中国时报》则以2100万美元购买设备，配套设备金额高达1亿元。（本文没有特殊说明，均指新台币。）并于1988年2月启用台中、高雄两处印刷厂。”“甚至《中央日报》在刚刚盖完新大楼之后财务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咬牙以5．7亿元购进新机器。”①其他如《自立早报》、国民党党营《中华日报》、台中军营《台湾日报》、高雄省营《台湾新闻报》都各自在添置设备上增添数亿元投资。
这些大报不仅延续了“报禁”之前已有的人脉和地缘优势并得以实现资本的增厚，同时还利用开放的环境扩大自己的报系，以图争取更多的读者群。《中国时报》成立了《中时晚报》，《联合报》成立了《联合晚报》，《自立晚报》则成立了《自立早报》等。通过扩大报系，增设印刷厂，缩短读者见报时间，以及花样繁多的行销手段（如买报纸送茶叶蛋之类的活动）等，展开了从原来的有限竞争到无限竞争的过渡。《自立早报》开印首日的数量就达到了17万份，开创了台湾早报市场的新记录。
在无限竞争的环境中，对于大报逐渐形成的行业机会不平等，台湾报人寄希望于“报业工会”，希望工会能够倡议各家报纸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一个市场守则，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虽然在各方努力下，认可了把报纸张数和报纸售价结合起来的办法（即三大张八元，四大张十元，五大张十至十一元，六大张十一至十二元，以六大张为限），但由于狭窄市场中的激烈竞争，很快，报纸的张数和售价就不再受协议约束，各家报纸为了生存、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纷纷展开了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这使得一些地方报纸市场不断缩水，甚至关门，而一些大报系里的报纸原有的市场份额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晚报市场，解禁前是由《自立晚报》、《大华晚报》和《民族晚报》等报纸主宰，各自市场辖区明确，竞争有限；解禁后，《中时晚报》和《联合晚报》参与进来，就使得“解禁”前晚报市场所拥有的市场优势在“解禁”后不再存在。《中时晚报》以新闻的新、快、多和低售价而迅速抢占了大量的读者市场，很快，《大华晚报》和《民族晚报》就被挤出晚报市场，《自立晚报》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终于在2001年10月宣布停刊，尽管反复周折数月之后又曾复刊，但仅仅坚持了不到半年时间，依然宣布关门。
无限竞争的结果就是强者更强，弱者出局，于是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时、联合、自由三大报系。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这个时候报纸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单的文化经营和消息报道竞争，报纸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经营策略、营销策略、管理水平等都成了报纸是否能在市场当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在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报纸的优胜劣汰已经成为管理经营和资本运作比赛的结果。
从资源竞争到资本竞争
在“报禁”解除之前，各报纸的主要角色是“官媒”，报道内容以官方的新闻消息为主，这样就形成了谁与官方联系紧密，谁就能获得更具报道价值的内容的格局。当然，“报禁”解除之后，官方对于信息的垄断局面并没有特别的改变，但由于政治派系的增加，各报纸获取资讯的来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报纸之间的竞争并不完全依赖市场博弈规则。为了能够拥有雄厚的发展力量，各个报纸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靠山”。事实上是，越是大报，就越是与当时的台湾政治派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某一大报往往是某一政治团体言论发表的工具。因为报系在市场竞争中和政治派系在权力角逐中，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获得支持力量。
当然在彼此的竞争当中，报纸之间也会默契合作来抵抗外来竞争压力。像《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台湾日报》与《自由时报》，都在某些程度上存在过一定合作，以彼此呼应蓝绿营之间的斗争。这样就打破了过去一家或几家报纸独大的言论局面，形成了多元的格局。
但在斗争与分化中，台湾的政治权力团体已经与金融寡头紧密联系在一起，报纸寻求政治权力支持的同时也会获得大财团的支持。因为台湾的大财团为了获得商业利益，往往又是政权集团的赞助人。这就不难理解一些报社老板在蓝绿方面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会鲜明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不仅社论的发表，甚至于新闻、消息乃至照片的选择都可以轻易看出报纸的蓝绿立场。其他如新闻标题采用特殊字体来衬托所站立场的政治权威人物等，不胜枚举。
这样一来，报业已经不再是报人和知识分子独有的媒体，房地产业、银行业等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纷纷投向报业，这就造成了报业经营与过去的很大不同。在这方面，《自由时报》体现了典型的资本竞争特征。
《自由时报》由联邦集团创办，以联邦建设、联邦投信、联邦期货、联邦整染、联邦银行为支撑。从1988年以后，迅速成长为与中时、联合并肩的三大报之一，《自由时报》长期实行“高额赠品”与“免费赠阅”的营销策略，1992年的奖品价值高达1．6亿元，其中包括6000两黄金、20部奔驰轿车，“创下台湾有史以来单一赠品金额的最高记录”。②1993年促销金额又进一步上升到2亿元，1994年则高达5亿元。不仅如此，报纸在重要道路和重要地区实施赠阅活动。赠阅活动高峰时期，达到了几乎只要有门牌号码就送报的情况，赠送比例高达30％。这种不惜成本的市场扩张，最终使《自由时报》的市场占有率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其他对手远远甩在后面，而与中时、联合这些大报并驾齐驱。
《自由时报》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并非由于报社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如果说“解禁”之前报纸的经营主要依靠报业本身的常年利润积累来维系发展，那么当大财团加入以后，由于报业实行多元化经营，报纸本身作为商品出售所能获得的利润在整个报业利润当中已经变成了很小的部分。所以，它的胜利除了在政治上获得李登辉政治团队的支持外，大财团在背后不断地强大资本输血才是更关键的因素。
由于报业生存环境对于资本的依赖不断加剧，使得报纸本身比起以前来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1995年台北曾发生过统一企业食品被“千面人”投毒的事件，当时《中时晚报》抢得独家并于头版大篇幅刊登与报道，③导致公众的恐慌情绪，影响了统一食品的销售，统一企业总部遂下令台湾全省每一家“7—11”（台湾统一企业连锁超市店名）将《中时晚报》撤放到超市报架的最下面，三个月时间不得与读者见面，同时进行广告预算控制，最终导致《中时晚报》的销路和收入严重受损，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不得已，《中时晚报》的董事长带着报社人员到统一企业道歉才算了事。同样性质的事件，《联合报》因报道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的负面新闻而导致其下令将刊登在联合报系的所有长荣公司的广告撤掉，并禁止《联合报》在长荣航空公司的航班中出现，一个月时间下来，《联合报》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也不得不向“衣食父母”道歉。
开放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报纸对资本的深度依赖，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报纸被利益团体控制，从而沦为利益集团的喉舌。一个媒体，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它具有为公众说话的能力。但“报禁”解除之后，很多报纸为了生存，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品质，不能为民请命，不能成为社会的公器。
从“质报”竞争到“眼球”竞争
有强大资本和强势政治权力团体的支撑，报纸的生活似乎应该是“衣食”有“着落”了。然而，在全面市场化的竞争环境当中，真正握有的市场份额才是饭碗的来源。所以报纸在改变自身形态以适应市场竞争的同时，又不得不向“订阅率”这个“万恶之源”看齐。这使得传统报纸全面失守报业曾经的精神旗帜。在追寻读者眼球的指导原则下，报纸将大量的报道放在了挖掘小市民的个人隐私上。报纸进一步发生了量报（以挖掘隐私和小道消息，娱乐大众为主要目标）和质报（以报道公共事务为主要的内容，）的争论与分化。
2003年5月2日，香港壹传媒的《苹果日报》进入台湾，台湾报纸面对的竞争就更为激烈，一方面要面对日益强大的电子媒体的入侵，另一方面还要迎战西方小报的“膻、色、新”新闻的激烈挑战。这使得本来已经精疲力竭的报业更是雪上加霜。2005年10月，《中时晚报》宣布停刊，显示了传统报业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危机，传统“官媒”报纸感觉到，先前所具有的优越感离他们已经渐行渐远。
《自由时报》的问世，迫使台湾报业向政治团体和大财团代言人的角色明显分化，《壹周刊》和《苹果日报》的“逼宫”则将台湾报业进一步向追求订阅率、追求眼球效应的角色推动了一大步。这些刊物风格完全模仿西方小报，大量充斥凶杀、色情、犯罪以及其他一些日常普通市民的生活琐事报道。同时，这些报刊拥有庞大的资金实力和新颖的营销手段，很容易占领读者市场。这个时候，面对市场份额的萎缩，台湾报纸只好开始“苹果化”了。
“官媒”意识下的台湾报纸，因为是知识精英群聚的地方，应该说还是拥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性格。但它的思维规则是编辑决定读者阅读内容。而“苹果”报纸则是让读者有了更多想要阅读的内容。“苹果”报纸从阅读者的角度出发，思考报纸的内容，某个编辑为了使报纸的内容更加适合读者的需求，会不惜零距离接触市场阅读者，以征求其对报纸的意见，这是传统“官媒”报纸做不到的，长期以来养成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只习惯于指导读者，而不习惯追随读者。
《苹果日报》的报道短小精悍，贴近生活，在市场环境下，这使得传统大报动辄上千字的文字报道在市民面前失去了竞争力。《苹果日报》号称的“报道第一现场”的速度往往连警察都只能跟在后面，这种紧贴市场的风格也是传统报纸不容易做到的，传统报纸往往由于是与政治寡头、金融寡头联系紧密，官方新闻资源丰富，但却与市民的真实生活相距甚远。
市场化面前，媒介要能生存下去，就必须选择正确的适合自己的细分化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同样面对美国国务卿对我国台海两岸关系发表《美日联合声明 促两岸和平对话》的干涉性言论，《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由于不能摆脱“官媒”的思维习惯，纷纷选择头版头条或重要位置进行报道的时候（三大报于2005年2月20日报道），而《苹果日报》却根据2月冬季感冒多发季节，从社会民众最关心的生活事件出发而选择了《感冒并发重症 多童险丧命》的头条报道，感受的孰亲孰远、销量的孰好孰坏不言而喻。《苹果日报》的这种策略既避开了无谓的拼杀，又赢得了市场，它的并非简单迎合中小市民“膻、色、新”的“胃口”的胜利其实是值得报人予以更多思考的。所以当我们在反观报业的发展路线时，固然可以从指导者的角度去批判曾经被指导过的群体，但当我们从这个群体讨饭吃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认真面对他们传递过来的批判。
报纸其实并没有失去发展方向，如何就“确立自己在领导公共议题方面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是台湾传统报纸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因为“质报”是可以扛得起社会公益旗帜的，这样的报纸应该是既不同于《苹果日报》，也不应该同于网络。不过，面对咄咄逼人的“苹果”攻势，传统大报为了维护既有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开始逐步尝试改革，报道一些“苹果风格”的消息，但这样做，却又使得他们面临双重风险：既不容易赢得新读者，还有可能失去老读者。但这样的环境又只能迫使传统报纸疲于应付短期竞争，而且“质报”所必须拥有的大量人才以及系统性建设工程，又会增加报纸的经营成本，降低财团的利润。这使得传统台湾报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窘境，传统报纸本身所能承担的领导公共议题的力量，会否因为应战眼前的生存需要而被消解掉呢？
注释：
①②陈飞宝：《当代台湾传媒》，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64页。
③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目击者双月刊，1999－5－252008－7－12．http／／atj．yam．org．tw／mw1126．htm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