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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尔的机会，我来到开启中国近代史第一页的虎门。印象最深的不是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奋起历时23天、将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全部销毁的销烟池；不是穿鼻洋北武山脚威武屹立的鸦片战争古战场；不是人影幢幢的黄河服装市场，而是一尊雕像。这尊雕像是一个农夫左手端着一个红薯，右手提着两个红薯，仿佛向我们款款走来。旁边有两个字“陈益”。我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恨不能立即“打开”雕像旁的石雕“书”。原来我时时念记着的红薯（又称番薯）竟然是我眼前这个“农夫”冒着生死传播的。我的血一下子涌了上来，我的喉里似乎被什么塞着噎了下来，我似乎被人点了穴位，全身无力，在这座雕像前瘫了下来，深深地跪了下去。
时间，把我们带到了明朝。1582年（明万历十年），一个东莞人走进了邻国安南（今越南），他就是陈益。这个陈益，别看他不是一个仕途学子，也不是豪富殷商，但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用今天的话说，也有一定的出身背景。爷爷陈志敬，经学精粹，德义堪嘉；为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后授官浔州通判，公正廉明；任官广西，“平土酋，靖内乱，收失地，抚百姓”，声威远播；署南宁同知，德重政隆；晚年致仕归里退而不休，走四乡，访民情，揭苛政，斥酷吏，秉笔修书致上，为地方盐民废除苛捐什役奔走请命；曾任南宁同知，相当于今天的市长助理。这个助理大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任上政绩卓越，退休后荣归故里，好打抱不平，敢于为民上疏请命，后来乡人为他建立“抗疏”纪念亭。父亲陈廷对也是非常了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曾在海寇劫掠乡村时，冒死组织乡民抵御，将海寇打得个落花流水不敢再犯，自此虎门让人称为太平。你想想，一个人的壮举赢得了地方的世代平安，其功绩自然了得，被尊为乡贤。陈廷对也因此名震莞邑，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其兄陈履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中举，隆庆五年（1571）名登进士榜，先后出任湖北蒲圻县令、苏州任海防同知、户部员外郎，在广西副使任上退仕归乡。回到虎门后成立了凤冈书院研习诗学，吟咏不辍，有《悬榻斋集》风行于世。
受这样一种家风熏陶，陈益更是恪守家训，恭勤俭守，不尚浮华，关心民瘼，乐善好施。他也学着前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各地考察民情。
明朝，风雨飘摇，但那种活泼前进的态势无不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先知先觉的虎门人，凭借着航海的便利和语言的相近，出番安南（越南）做生意的越来越多。据史料记载，在明万历年间，在安南的虎门人就有50多户，他们通过航运到越南行商，生意越做越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也引进了很多越南商品。当时就有一条被命名的太平街（虎门的别称），这条街做生意的似乎都是虎门人，或与虎门做生意的人，生意越做越旺，成为当地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连当地的达官贵人，尤其是酋长竞相奉迎，凡太平街有重大活动，酋长都会抽时间参加。
安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虎门的乡亲在那里打拼的状况到底如何？这些无疑成为正准备状元“考试”的陈益一个重要的“调研”课题。时间在1580年（明万历八年），陈益一个世伯从安南经商回来，听说陈益想到安南去，也顾不上休整，便让陈益收拾行李，即时动身，登舟泛海，前往安南的“太平街”。
甫到安南，陈益就深入到乡亲们的商行考察。出生书香世家，风流倜傥、儒雅气息十足的陈益，走在“太平街”倒有点鹤立鸡群，加上有“土豪”陪同，让当地酋长刮目相看。安南“太平街”的酋长应该是一个懂得招商引资的领导，他一定对中国儒家文化了熟于心吧。看着太平街土豪陪同富少，千般热情，召集了太平街有影响力的商人，设宴“太平街”最大一家唐山酒楼，来了一个“招商恳亲会”，为陈益洗尘接风。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宴会，划开了一段历史。或血淋淋雨滴滴，或彪炳千秋。项羽的鸿门宴，将公元前206年农民起义历史进行了改写。宋太祖赵匡胤上位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等一班高级将领，在963年（乾德元年）春，几杯老酒，释去兵权……而虎门人陈益在安南的这次宴会，却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席间，十几道菜式一一端了上来。许是舟车劳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陈益也没有半点胃口，迟迟没有下筷子。唯独一盘红扑扑、软滑滑、香喷喷、甜滋滋的菜，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陈益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面对这道菜，他连忙举起筷子品尝，顿觉甘甜可口。忙问这是什么东西？酋长十分神秘地说：这可是安南的宝贝，是一个不可外传的神赐之物，取其状而名曰“红薯”。
红薯？仿佛在冥冥间两个字眼跳入眼帘。红薯？他又一次向酋长问及红薯的生长情况。酋长说，红薯是一种极易生长的农作物，落地生根，数月后根须变薯，可以佐食，也可以充饥，是安南神来之物，可以说是国宝，不得逾越关防。
尽管安南对红薯百般神化，以防外传，但此时的酋长忽略了陈益微妙的心理变化。陈益看着盘中的红薯，不停地念叨着，“可以佐食，可以充饥”。这圆溜溜的家伙摆在盘子里，清甜可口，食之肚子立刻感到除却了饥饿感，精神倍增，岂止可以充饥？完全可以成为主食。
大凡干大事业者，想着的是天下，并不是眼前的杯光烛影。熟读史书的陈益知道，粮食对于中国的重要。中国从公元元年人口达到6000万之后， 1500年间，即使是幅员辽阔、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中国人口再也没有达到或超过6000万。原因是饥荒的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一场场动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比比皆是。北方大量的饥民向南挺进，而虎门沿海一带旱涝无常，常闹饥荒，那儿多山，若在山上旷地种植红薯，则可以救荒……陈益仿佛看到几年来自己家熬粥为灾民充饥的情形。如果将红薯引到家乡栽种，岂不是解决了人们的果腹问题？
陈益的脑子里又一次闪现着盘子里的红薯。安南与虎门水土相近，气候变化不大，这样的农作物，为何虎门不可种？如果将红薯种带回家乡，试种成功，就可以替换水稻，解决老百姓的肚子问题，那该是一项多么大的功德呀。
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上天在冥冥之中会有一种安排。正当陈益苦思如何将红薯偷运回试种时，一个同乡急匆匆地来到席间，说有乡亲在耕作时被蛇咬伤，生命危在旦夕。陈益眼睛一亮，真是天公保佑，治蛇伤是他家祖传，自己袋子里还有一小瓶的蛇伤药。他为有机会救治老乡高兴，更是庆幸有机会去乡间了解红薯的耕作情况，借机运送薯种回乡。 来到老乡家，陈益为老乡一番清洗伤口，敷上蛇药后，老乡的伤口立刻消肿，但要根治的话，必须要一味新鲜的“铜钱草”。这种草药清凉去火败毒，生长在路边山坡，如果在虎门的话，陈益闭着眼睛都会找到，但刚到安南，陈益两眼一抹黑，于是请求酋长准予他到附近的山头上寻找这味草药。酋长见陈益仁心善行，医术高明，又是一个大老板，没有想到陈益想借此机会去乡间了解红薯耕作，也就没有对陈益有太多的禁忌，允许他到“禁地”寻找治疗蛇伤的药物。
陈益得到去田间寻药的允许后，忘乎所以走向田垄。突见面前的山头田垄披翠泛绿般挂着满丛蔓藤，几个老农正在藤下拔草。这是什么作物？陈益一阵发惊，猜测是否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红薯，一问倒真是红薯园，那满山遍野的蔓藤就是红薯藤。
陈益的心一下子像灌了蜜一样甘甜，身体像有了万有引力，急忙赶到田头，一边帮老农拔草，一边笑嘻嘻地问红薯的耕种情况，老农始终一言不发。
红薯是安南国的神圣之物，国中有规定，红薯不可外传，就连红薯的生长习性、种植方法等，亦不可随意告诉外族之人。那老农瞧着大汗淋漓的陈益，见他穿着儒雅，毫无本族蛮风，更听出他的口音不似本地人，哪里敢透露半分！老农只埋头苦干，装作没听见陈益的发问。
陈益见状，也不焦急，反正他此趟随行安南，尚有些时日，当务之急是先给他的老乡寻找“铜钱草”解去蛇毒。于是，陈益就以“铜钱草”为引，试图消去老农的戒心。
老农见陈益为他除草，心里早存感激，听得陈益急找“铜钱草”，当然热心相告，陈益依言寻到“铜钱草”，便欲回去给他老乡解毒。再次路过老农的红薯园，陈益依依不舍地回望了数眼，又见红薯园有数亩之宽，这老农如此年纪，若他一人除完整个红薯园的杂草，辛苦自不当说。于是，陈益决定为他老乡解完毒后就来为老农除草。
等陈益为老乡解去蛇毒，红日当头，想着那青藤蔓延的红薯园，陈益粗略扒了口饭，就匆忙赶往红薯园。到时，老农已回家午休。陈益脸上洋溢起一片欢喜，立刻除鞋卷袖，下园拔草，这一拔就拔到了大半晌，年轻力壮的陈益也除去了红薯园三分之一的杂草。
老农来到红薯园中，见大半杂草都莫名其妙地被拔除，心中惊异，询问附近的老农，却无人知晓原因。查探之下，发现竟是问他“铜钱草”的陈益，惊愕之外，老农便问陈益缘由。陈益再次向老农问及红薯的习性、种植等种种事项。
此时，老农为陈益的热忱所感，又想陈益只是听又没有拿笔墨记下，即便他能记下红薯的一些习性，也不定能记得完整。于是没有再隐瞒，指了指田垄示意陈益坐下休息，并对他说，红薯这种根茎植物，不像麦子和大豆那样把果实顶在头上，也不像玉米和芝麻那样挂在腰间，让人一目了然，心里踏实。红薯是把果实深埋地下，留下藤蔓和叶子，在土地上牵扯缠搅，把田野遮得密不透风；红薯不问土地的肥瘦，只要将藤插入地里就会结果。老农把红薯的栽种、生长习性、管理程序，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讲了出来。
只是，老农不知，对红薯一见钟情的陈益此时就像熟记他心爱的美人一样，一点一滴地将红薯的相关属性、种植技巧、注意事项等等都默记于心，刻进他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从此，这片青翠的蔓藤，从这片宽若亩余的红薯园一路蔓延，铺长到他那辽阔的胸怀中，为他布下了一块崭新布景，不曾落下一粒尘埃。
红薯，红薯，也从那一刻起，长成陈益灵魂的一部分，在那里结根成薯，再也挥之不去。
掌握了种植红薯的技巧，陈益在安南的日子就开始过得心急如焚，因为他日夜苦思冥想都找不到将红薯运回国中的时机。
机会永远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一日，他在街上溜达，见一群安南人正在敲鼓、奏乐，鼓声清纯，余音袅袅。这工艺精巧、青铜光洁的鼓，就是安南人的铜鼓。现在广西还流行着这样的鼓，每年在广西都要举行一次铜鼓节，铜鼓做工一个比一个精致。它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圣物，少数民族以此“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早在唐代就有诗人许浑有诗云：“绿水暖青[艹][频]，湘潭万里春。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避雨松枫岸，看云杨柳津。长安一杯酒，座上有归人。”“铜鼓—赛—江神”，陈益默默地念叨着这首意味深长的诗，忽然一个激灵让他连连拍头——这不是唐人早告诉过我们用铜鼓装好红薯，渡海回家？
恍然大悟，原来上天早就将陈益苦苦寻思的红薯运输方式写进诗里，任由陈益这个担大任者去理解。主意已定，他来到鼓厂，精制了几面铜鼓，在鼓底设有夹层，然后将购买来的番薯塞在夹层，告别世伯，独自归国。
那天，天公作美，海面波平浪静，归舟风顺帆扬，陈益正敲击铜鼓，站在船头想起吕定的那首《浴日亭和苏学士韵》：“危亭突兀倚青山，坐对扶桑碧海湾。紫雾欲生龙伯庙，洪涛先涌虎门关。光摇宇宙花生眼，影动阑干酒上颜。遥望蓬莱宫阙晓，一轮飞挂碧云间。”他一时想不起吕定这首诗是不是在虎门写的，但“洪涛先涌虎门关”，让他想起家乡，想起自己来到安南近两年的日子，想起今天将要带着一种神圣的粮食作物回到家乡，那漫山遍野的红薯藤；想起乡亲们脸上发着光，荡着笑，将满地的藤蔓清理得干干净净，将埋藏一个夏秋的秘密一垄一垄、一棵一棵从泥土之下刨挖了出来；想着一串又一串一个又一个红薯，带着甜，带着泥土的清香，齐刷刷地呈现在自己的跟前；他甚至看到酥红的面皮和硕大红薯，张着嘴向他发出甜美的微笑。他坐在船头，望着彼岸的家乡，欣喜地击打着铜鼓，再一次唱起许浑对铜鼓的歌吟。
正在高兴之余，忽见两艘官船如箭疾发步步靠近，原来是酋长接到陈益私带红薯过境的密报紧追而来，扬旗示检。
猝然之间，历史仿佛在南海上空凝固了，望着急起直追的官船，那面“示检旗”映红了南海。陈益敛了敛神，目光如炬地凝视着那面铜鼓，他心底倏忽之间再次掠过那一张一张因贫寒饥饿而瘦削凹陷的脸，双手不由自主地将铜鼓紧抱入怀。他仿佛看到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此时此刻紧张地盯着他，盯着他怀中的那面铜鼓，还有铜鼓里的红薯。那挂着检旗的安南船只正在逼近，他快要疯了，一旦被追上，不但铜鼓里的红薯运不回国，就连万千国人果腹的希望也将破灭。他抱紧铜鼓，紧咬牙关，仅存的理智告诉他，冷静，只有冷静才可战胜一切。当他的目光落在船边的船桨上，陈益脑门一亮：拼了！ 他与船员的存亡在此一拼，还有千千万万国人的希望也在此一拼！
陈益一个箭步，抄起船桨，在阳光下举起了一道闪亮的光。这道闪亮的光，早已告诉自己，也告诉船长和所有的船员，即便是死，也要将保命的红薯运回到家乡。
他指着铜鼓，告诉所有的船员，这里藏有一种能够延续中国人生命的粮食——红薯的种子，这些红薯如试种成功，将解决家乡父老乡亲的肚子问题。如果今天突围不成功，我们一道将被安南打入黑笼，再也不会见到家乡亲人朋友。
话不多，句句都透过海边的阳光。他目光坚定地望着中国海，望着海边的故乡，望着正在向他招手微笑的父老乡亲。然后，大喝一声：“起！”
在海里画了一条弧线。
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一把桨上的力量深深地刻进了中国历史书里，时刻被后人缅怀着。
待酋长赶到时，陈益的船只已到公海，安南关防无可奈何地看着陈益的船只在公海里扬起风帆，看着陈益站在船头擂起了铜鼓，只得望海兴叹。
陈益顺利地将红薯种运回家乡，开始功载千秋的伟业。
陈益携鼓夹薯回到故里，欣喜若狂，默默地记着安南老农说的话，着手在庭院的花坞里试种。
作为在安南像神一样对待的红薯，一下子被陈益带到家乡，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邻村有一个卢姓人家，这家人早与土匪勾结，因陈益的父亲好打抱不平，一直怀恨在心。他见陈益带回“怪物”，知道报仇的机会来了，便串同官府，上告陈益蒙混关防，私自从异邦偷带“妖物”回乡，蛊惑民众，传播“妖术”。
“妖术”，这在明代是不得了的事。明初白莲教主唐赛儿使用妖术“剪纸为兵”，“莒州贼董彦杲等聚众两千余人，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杀其从者，势甚猖獗”，“永乐十八年二月，蒲台妖妇林三妻唐赛儿作乱”，从而震惊朝野。卢氏状告陈益带回妖物，并佐以铜鼓进行“滋妖”，说得有板有眼。莞府即时来到陈府搜查，因花坞摆得整齐，巡捕也不敢在进士陈履家造次，无功而退，只得将陈益拘捕。一向光明磊落、在虎门享有盛誉的陈氏，根本没有想到出生入死带回救命红薯，竟然遭到牢狱之灾，是可忍孰不可忍！虎门乡民举行了大型游行活动，他们一边来到衙门，为陈益击鼓鸣冤，一边修书赴京知会其兄陈履。陈履接悉来信，莫名惊诧，作为携带“妖物”回国理当治罪，但知弟者莫不是为兄也，他知道陈益之举一定有自己的个人见解，不可盲目处置。适值有姓史的同僚奉命巡按东粤，便修书托词复查此案。后经史某查证，重新升堂，陈益裁定无罪释放。而卢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串谋诬害贤良不算，为霸乡里，作恶一方，勾结匪帮，被依法定罪。从此，乡关锄霸，村民安宁。
如果说，陈益家的花坞是一个试管，将红薯这个胚胎试验成功的话，那么陈氏的祖墓地虎门小捷山就是中国第一块种植红薯的地方。
吃了官司的陈益，无罪释放之后就打算回乡一心一意种植和钻研红薯。不久，他便在祖父莲峰公墓右侧置地35亩，“招佃植薯”。陈益力压众议，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来买下了这35亩地种红薯，这事曾一度成为乡中民众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当他在薯地中来回拔草施肥，看着薯藤抽芽长叶，藤蔓结薯，就宛如照看他最心爱的孩子，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家一样满心成就。更让他满怀成就的是，他的忙碌不是为他一人而忙，而是为千千万万饥肠辘辘的乡民，为世世代代因饥饿而困迫的华夏国民。所以，他也不是简单地种薯，简单地收获，他看着那35亩红薯一朝一夕地成长，也用笔墨细致明晰地记录着红薯生长的一点一滴。当那一园红薯藤沉淀结薯，他笔下记录的册子也累积如山。待红薯到了收获的季节，陈益望园抚册，眉目含笑，这日夜的相处，这朝夕的摸索，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薯种植的方法与技巧。他想，终于到了为那些他一心牵系的乡民造福的时候了。
翌日，他便在村中贴榜招聘乡民挖薯，而挖薯的报酬就是每人可得红薯数担，另外还加教授挖薯的乡民种植红薯。乡民起初并不愿前往，可一些乡民经过陈益的红薯园，看到陈益这一园红薯丰收，足以解决村人一载的饥困，乡民便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众口相传，人人羡慕不已，纷纷报名参加。陈益于薯园间与乡民一同挖薯，并趁机向乡民传授种薯的心得，乡民无不虔诚细听，铭记入心。
看着陈益在红薯园间对着乡民把薯细说的模样，我想，陈益他不但是一位心系村民疾苦的好心人，更是一位智者，因为智慧的人才善于“授人以渔”。
乡民收获了红薯回家之后，也开始按照陈益教导的方法广种红薯，疑问之处便亲自到陈益住处请陈益前往指导。经过陈益的亲身指导以及乡民一季的努力劳作，乡民丰收颇盛，人人笑语相庆，丰收之日更以薯或蒸或炒或制成薯饼，送到陈益住处酬谢陈益，陈益推却不了，尽皆笑颜相纳。随即，陈益家乡种植红薯解决温饱饥困的消息，也渐渐在周边乡村间传扬开来，并越传越远，到最后遍及全国。因为红薯是番国引进的，后人便将红薯称为“番薯”， 成为当时人们重要的口粮之一。
史料曾记载，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陈益临终前写下遗书告诉后人，他亡后即将他葬于薯园，并且每年春秋二祭都用番薯拜祭他。“（陈益）遗嘱岁祀以薯荐食”（《凤冈陈氏族谱》）。想着陈益这临终的遗言，我心为之一震，并为陈益至死牵挂他的红薯而热泪盈眶！陈益，牵挂着的是人们，哪怕是死，也想着给百姓果腹的食品。
400多年前我国最早大规模引种番薯的地方，就在这块土地上“嗣后播放种天南”，到明末清初，东莞已出现以产番薯著名的乡村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卷二有载：“篁村（今东莞南城区，与虎门接壤）、河田（今厚街镇河田村，地近虎门小捷）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
明朝是一个特别开放的朝代，单说郑和七下西洋，直接促进了福州海外移民。“明永乐时，福州人赴麻刺国者，有姓阮、芮、朴、樊、郝等。往多年，番妇生子，定之返国”（《闽都记》）。弃儒经商的陈振龙，随众商人乘船往吕宋（今菲律宾群岛）经商，看到当地漫山遍野都长着红薯，在乘船回国时，用重金买下了几尺薯藤，缠在缆绳上，涂上泥巴，带回家乡种植。就在他归乡的那一年，福建发生大饥荒，陈振龙让儿子把薯种献给福建巡抚，建议推广种植。其第五代孙子陈世元，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甘薯的专著《金薯传习录》，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广东省电白人林怀兰也从安南行医时带回薯种，推广种植。有人说是先从吕宋传入泉州或漳州，然后向北推广到莆田、福清、长乐的，说法不一。当时福建人侨居吕宋的很多，传入当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传入后发展很快，明朝末年福建成为最著名的甘薯产区，在福州每斤不值一文钱，无论贫富都能吃到。历史学家杨宝霖曾就此作了考证，明代陈经纶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呈福建巡抚金学曾的《献番薯禀帖》说：缘纶父（陈振龙）久在东夷吕宋，深知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授法则，由舟而归，犹幸本年五月中开棹，七日抵厦门。（清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据此，建福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比陈益晚11年。毫无疑问，陈益是带回红薯种的第一人，小捷是中国第一块播种红薯的地方。当然，陈振龙也罢，林怀兰也罢，陈益也罢，他们都是中国人的福音，他们敢于牺牲自我，冒着杀头的危险，从番国引回红薯种，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红薯的种植，逐渐推广开来，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间，红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全国红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年产量折原粮达3000万吨，占世界红薯总产量的80%。
时光绵长得让人晕眩，陈益、陈振龙、林怀兰，及像他们一样有胆有识的华夏儿女的梦就越发瑰丽诱人，他们与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一样，耐得住时间的检阅，又令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慢慢咀嚼。对于陈振龙，历史上都有很好的记载，早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为其建有“先薯亭”，福建长乐县还建有“陈振龙纪念堂”；广东电白县为纪念林怀兰和守隘关将而建“番薯林公庙”。至于陈益，除了在虎门公园树立这座雕像，供人们瞻仰外，东莞正在规划建设陈益纪念馆。
我隐隐地听到一阵激昂的锣鼓响起来了——是铜鼓声。今天，我站在小捷山头，远处的虎门港潮声激涌，当年陈益出海的渡口已有虎门大桥飞架，当年的小市场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城市。而看着正收获的红薯时，那一个个香脆的、甘甜的红薯，那一垄垄含香的土地，不由自主地重温陈益在安南的目光，心也回到那久远的神秘里，和他们一道飞翔——
或许这就是我们对陈益、对中国第一块种植红薯的土地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张颐雯
时间，把我们带到了明朝。1582年（明万历十年），一个东莞人走进了邻国安南（今越南），他就是陈益。这个陈益，别看他不是一个仕途学子，也不是豪富殷商，但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用今天的话说，也有一定的出身背景。爷爷陈志敬，经学精粹，德义堪嘉；为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后授官浔州通判，公正廉明；任官广西，“平土酋，靖内乱，收失地，抚百姓”，声威远播；署南宁同知，德重政隆；晚年致仕归里退而不休，走四乡，访民情，揭苛政，斥酷吏，秉笔修书致上，为地方盐民废除苛捐什役奔走请命；曾任南宁同知，相当于今天的市长助理。这个助理大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任上政绩卓越，退休后荣归故里，好打抱不平，敢于为民上疏请命，后来乡人为他建立“抗疏”纪念亭。父亲陈廷对也是非常了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曾在海寇劫掠乡村时，冒死组织乡民抵御，将海寇打得个落花流水不敢再犯，自此虎门让人称为太平。你想想，一个人的壮举赢得了地方的世代平安，其功绩自然了得，被尊为乡贤。陈廷对也因此名震莞邑，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其兄陈履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中举，隆庆五年（1571）名登进士榜，先后出任湖北蒲圻县令、苏州任海防同知、户部员外郎，在广西副使任上退仕归乡。回到虎门后成立了凤冈书院研习诗学，吟咏不辍，有《悬榻斋集》风行于世。
受这样一种家风熏陶，陈益更是恪守家训，恭勤俭守，不尚浮华，关心民瘼，乐善好施。他也学着前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各地考察民情。
明朝，风雨飘摇，但那种活泼前进的态势无不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先知先觉的虎门人，凭借着航海的便利和语言的相近，出番安南（越南）做生意的越来越多。据史料记载，在明万历年间，在安南的虎门人就有50多户，他们通过航运到越南行商，生意越做越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也引进了很多越南商品。当时就有一条被命名的太平街（虎门的别称），这条街做生意的似乎都是虎门人，或与虎门做生意的人，生意越做越旺，成为当地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连当地的达官贵人，尤其是酋长竞相奉迎，凡太平街有重大活动，酋长都会抽时间参加。
安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虎门的乡亲在那里打拼的状况到底如何？这些无疑成为正准备状元“考试”的陈益一个重要的“调研”课题。时间在1580年（明万历八年），陈益一个世伯从安南经商回来，听说陈益想到安南去，也顾不上休整，便让陈益收拾行李，即时动身，登舟泛海，前往安南的“太平街”。
甫到安南，陈益就深入到乡亲们的商行考察。出生书香世家，风流倜傥、儒雅气息十足的陈益，走在“太平街”倒有点鹤立鸡群，加上有“土豪”陪同，让当地酋长刮目相看。安南“太平街”的酋长应该是一个懂得招商引资的领导，他一定对中国儒家文化了熟于心吧。看着太平街土豪陪同富少，千般热情，召集了太平街有影响力的商人，设宴“太平街”最大一家唐山酒楼，来了一个“招商恳亲会”，为陈益洗尘接风。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宴会，划开了一段历史。或血淋淋雨滴滴，或彪炳千秋。项羽的鸿门宴，将公元前206年农民起义历史进行了改写。宋太祖赵匡胤上位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等一班高级将领，在963年（乾德元年）春，几杯老酒，释去兵权……而虎门人陈益在安南的这次宴会，却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席间，十几道菜式一一端了上来。许是舟车劳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陈益也没有半点胃口，迟迟没有下筷子。唯独一盘红扑扑、软滑滑、香喷喷、甜滋滋的菜，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陈益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面对这道菜，他连忙举起筷子品尝，顿觉甘甜可口。忙问这是什么东西？酋长十分神秘地说：这可是安南的宝贝，是一个不可外传的神赐之物，取其状而名曰“红薯”。
红薯？仿佛在冥冥间两个字眼跳入眼帘。红薯？他又一次向酋长问及红薯的生长情况。酋长说，红薯是一种极易生长的农作物，落地生根，数月后根须变薯，可以佐食，也可以充饥，是安南神来之物，可以说是国宝，不得逾越关防。
尽管安南对红薯百般神化，以防外传，但此时的酋长忽略了陈益微妙的心理变化。陈益看着盘中的红薯，不停地念叨着，“可以佐食，可以充饥”。这圆溜溜的家伙摆在盘子里，清甜可口，食之肚子立刻感到除却了饥饿感，精神倍增，岂止可以充饥？完全可以成为主食。
大凡干大事业者，想着的是天下，并不是眼前的杯光烛影。熟读史书的陈益知道，粮食对于中国的重要。中国从公元元年人口达到6000万之后， 1500年间，即使是幅员辽阔、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中国人口再也没有达到或超过6000万。原因是饥荒的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一场场动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比比皆是。北方大量的饥民向南挺进，而虎门沿海一带旱涝无常，常闹饥荒，那儿多山，若在山上旷地种植红薯，则可以救荒……陈益仿佛看到几年来自己家熬粥为灾民充饥的情形。如果将红薯引到家乡栽种，岂不是解决了人们的果腹问题？
陈益的脑子里又一次闪现着盘子里的红薯。安南与虎门水土相近，气候变化不大，这样的农作物，为何虎门不可种？如果将红薯种带回家乡，试种成功，就可以替换水稻，解决老百姓的肚子问题，那该是一项多么大的功德呀。
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上天在冥冥之中会有一种安排。正当陈益苦思如何将红薯偷运回试种时，一个同乡急匆匆地来到席间，说有乡亲在耕作时被蛇咬伤，生命危在旦夕。陈益眼睛一亮，真是天公保佑，治蛇伤是他家祖传，自己袋子里还有一小瓶的蛇伤药。他为有机会救治老乡高兴，更是庆幸有机会去乡间了解红薯的耕作情况，借机运送薯种回乡。 来到老乡家，陈益为老乡一番清洗伤口，敷上蛇药后，老乡的伤口立刻消肿，但要根治的话，必须要一味新鲜的“铜钱草”。这种草药清凉去火败毒，生长在路边山坡，如果在虎门的话，陈益闭着眼睛都会找到，但刚到安南，陈益两眼一抹黑，于是请求酋长准予他到附近的山头上寻找这味草药。酋长见陈益仁心善行，医术高明，又是一个大老板，没有想到陈益想借此机会去乡间了解红薯耕作，也就没有对陈益有太多的禁忌，允许他到“禁地”寻找治疗蛇伤的药物。
陈益得到去田间寻药的允许后，忘乎所以走向田垄。突见面前的山头田垄披翠泛绿般挂着满丛蔓藤，几个老农正在藤下拔草。这是什么作物？陈益一阵发惊，猜测是否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红薯，一问倒真是红薯园，那满山遍野的蔓藤就是红薯藤。
陈益的心一下子像灌了蜜一样甘甜，身体像有了万有引力，急忙赶到田头，一边帮老农拔草，一边笑嘻嘻地问红薯的耕种情况，老农始终一言不发。
红薯是安南国的神圣之物，国中有规定，红薯不可外传，就连红薯的生长习性、种植方法等，亦不可随意告诉外族之人。那老农瞧着大汗淋漓的陈益，见他穿着儒雅，毫无本族蛮风，更听出他的口音不似本地人，哪里敢透露半分！老农只埋头苦干，装作没听见陈益的发问。
陈益见状，也不焦急，反正他此趟随行安南，尚有些时日，当务之急是先给他的老乡寻找“铜钱草”解去蛇毒。于是，陈益就以“铜钱草”为引，试图消去老农的戒心。
老农见陈益为他除草，心里早存感激，听得陈益急找“铜钱草”，当然热心相告，陈益依言寻到“铜钱草”，便欲回去给他老乡解毒。再次路过老农的红薯园，陈益依依不舍地回望了数眼，又见红薯园有数亩之宽，这老农如此年纪，若他一人除完整个红薯园的杂草，辛苦自不当说。于是，陈益决定为他老乡解完毒后就来为老农除草。
等陈益为老乡解去蛇毒，红日当头，想着那青藤蔓延的红薯园，陈益粗略扒了口饭，就匆忙赶往红薯园。到时，老农已回家午休。陈益脸上洋溢起一片欢喜，立刻除鞋卷袖，下园拔草，这一拔就拔到了大半晌，年轻力壮的陈益也除去了红薯园三分之一的杂草。
老农来到红薯园中，见大半杂草都莫名其妙地被拔除，心中惊异，询问附近的老农，却无人知晓原因。查探之下，发现竟是问他“铜钱草”的陈益，惊愕之外，老农便问陈益缘由。陈益再次向老农问及红薯的习性、种植等种种事项。
此时，老农为陈益的热忱所感，又想陈益只是听又没有拿笔墨记下，即便他能记下红薯的一些习性，也不定能记得完整。于是没有再隐瞒，指了指田垄示意陈益坐下休息，并对他说，红薯这种根茎植物，不像麦子和大豆那样把果实顶在头上，也不像玉米和芝麻那样挂在腰间，让人一目了然，心里踏实。红薯是把果实深埋地下，留下藤蔓和叶子，在土地上牵扯缠搅，把田野遮得密不透风；红薯不问土地的肥瘦，只要将藤插入地里就会结果。老农把红薯的栽种、生长习性、管理程序，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讲了出来。
只是，老农不知，对红薯一见钟情的陈益此时就像熟记他心爱的美人一样，一点一滴地将红薯的相关属性、种植技巧、注意事项等等都默记于心，刻进他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从此，这片青翠的蔓藤，从这片宽若亩余的红薯园一路蔓延，铺长到他那辽阔的胸怀中，为他布下了一块崭新布景，不曾落下一粒尘埃。
红薯，红薯，也从那一刻起，长成陈益灵魂的一部分，在那里结根成薯，再也挥之不去。
掌握了种植红薯的技巧，陈益在安南的日子就开始过得心急如焚，因为他日夜苦思冥想都找不到将红薯运回国中的时机。
机会永远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一日，他在街上溜达，见一群安南人正在敲鼓、奏乐，鼓声清纯，余音袅袅。这工艺精巧、青铜光洁的鼓，就是安南人的铜鼓。现在广西还流行着这样的鼓，每年在广西都要举行一次铜鼓节，铜鼓做工一个比一个精致。它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圣物，少数民族以此“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早在唐代就有诗人许浑有诗云：“绿水暖青[艹][频]，湘潭万里春。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避雨松枫岸，看云杨柳津。长安一杯酒，座上有归人。”“铜鼓—赛—江神”，陈益默默地念叨着这首意味深长的诗，忽然一个激灵让他连连拍头——这不是唐人早告诉过我们用铜鼓装好红薯，渡海回家？
恍然大悟，原来上天早就将陈益苦苦寻思的红薯运输方式写进诗里，任由陈益这个担大任者去理解。主意已定，他来到鼓厂，精制了几面铜鼓，在鼓底设有夹层，然后将购买来的番薯塞在夹层，告别世伯，独自归国。
那天，天公作美，海面波平浪静，归舟风顺帆扬，陈益正敲击铜鼓，站在船头想起吕定的那首《浴日亭和苏学士韵》：“危亭突兀倚青山，坐对扶桑碧海湾。紫雾欲生龙伯庙，洪涛先涌虎门关。光摇宇宙花生眼，影动阑干酒上颜。遥望蓬莱宫阙晓，一轮飞挂碧云间。”他一时想不起吕定这首诗是不是在虎门写的，但“洪涛先涌虎门关”，让他想起家乡，想起自己来到安南近两年的日子，想起今天将要带着一种神圣的粮食作物回到家乡，那漫山遍野的红薯藤；想起乡亲们脸上发着光，荡着笑，将满地的藤蔓清理得干干净净，将埋藏一个夏秋的秘密一垄一垄、一棵一棵从泥土之下刨挖了出来；想着一串又一串一个又一个红薯，带着甜，带着泥土的清香，齐刷刷地呈现在自己的跟前；他甚至看到酥红的面皮和硕大红薯，张着嘴向他发出甜美的微笑。他坐在船头，望着彼岸的家乡，欣喜地击打着铜鼓，再一次唱起许浑对铜鼓的歌吟。
正在高兴之余，忽见两艘官船如箭疾发步步靠近，原来是酋长接到陈益私带红薯过境的密报紧追而来，扬旗示检。
猝然之间，历史仿佛在南海上空凝固了，望着急起直追的官船，那面“示检旗”映红了南海。陈益敛了敛神，目光如炬地凝视着那面铜鼓，他心底倏忽之间再次掠过那一张一张因贫寒饥饿而瘦削凹陷的脸，双手不由自主地将铜鼓紧抱入怀。他仿佛看到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此时此刻紧张地盯着他，盯着他怀中的那面铜鼓，还有铜鼓里的红薯。那挂着检旗的安南船只正在逼近，他快要疯了，一旦被追上，不但铜鼓里的红薯运不回国，就连万千国人果腹的希望也将破灭。他抱紧铜鼓，紧咬牙关，仅存的理智告诉他，冷静，只有冷静才可战胜一切。当他的目光落在船边的船桨上，陈益脑门一亮：拼了！ 他与船员的存亡在此一拼，还有千千万万国人的希望也在此一拼！
陈益一个箭步，抄起船桨，在阳光下举起了一道闪亮的光。这道闪亮的光，早已告诉自己，也告诉船长和所有的船员，即便是死，也要将保命的红薯运回到家乡。
他指着铜鼓，告诉所有的船员，这里藏有一种能够延续中国人生命的粮食——红薯的种子，这些红薯如试种成功，将解决家乡父老乡亲的肚子问题。如果今天突围不成功，我们一道将被安南打入黑笼，再也不会见到家乡亲人朋友。
话不多，句句都透过海边的阳光。他目光坚定地望着中国海，望着海边的故乡，望着正在向他招手微笑的父老乡亲。然后，大喝一声：“起！”
在海里画了一条弧线。
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一把桨上的力量深深地刻进了中国历史书里，时刻被后人缅怀着。
待酋长赶到时，陈益的船只已到公海，安南关防无可奈何地看着陈益的船只在公海里扬起风帆，看着陈益站在船头擂起了铜鼓，只得望海兴叹。
陈益顺利地将红薯种运回家乡，开始功载千秋的伟业。
陈益携鼓夹薯回到故里，欣喜若狂，默默地记着安南老农说的话，着手在庭院的花坞里试种。
作为在安南像神一样对待的红薯，一下子被陈益带到家乡，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邻村有一个卢姓人家，这家人早与土匪勾结，因陈益的父亲好打抱不平，一直怀恨在心。他见陈益带回“怪物”，知道报仇的机会来了，便串同官府，上告陈益蒙混关防，私自从异邦偷带“妖物”回乡，蛊惑民众，传播“妖术”。
“妖术”，这在明代是不得了的事。明初白莲教主唐赛儿使用妖术“剪纸为兵”，“莒州贼董彦杲等聚众两千余人，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杀其从者，势甚猖獗”，“永乐十八年二月，蒲台妖妇林三妻唐赛儿作乱”，从而震惊朝野。卢氏状告陈益带回妖物，并佐以铜鼓进行“滋妖”，说得有板有眼。莞府即时来到陈府搜查，因花坞摆得整齐，巡捕也不敢在进士陈履家造次，无功而退，只得将陈益拘捕。一向光明磊落、在虎门享有盛誉的陈氏，根本没有想到出生入死带回救命红薯，竟然遭到牢狱之灾，是可忍孰不可忍！虎门乡民举行了大型游行活动，他们一边来到衙门，为陈益击鼓鸣冤，一边修书赴京知会其兄陈履。陈履接悉来信，莫名惊诧，作为携带“妖物”回国理当治罪，但知弟者莫不是为兄也，他知道陈益之举一定有自己的个人见解，不可盲目处置。适值有姓史的同僚奉命巡按东粤，便修书托词复查此案。后经史某查证，重新升堂，陈益裁定无罪释放。而卢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串谋诬害贤良不算，为霸乡里，作恶一方，勾结匪帮，被依法定罪。从此，乡关锄霸，村民安宁。
如果说，陈益家的花坞是一个试管，将红薯这个胚胎试验成功的话，那么陈氏的祖墓地虎门小捷山就是中国第一块种植红薯的地方。
吃了官司的陈益，无罪释放之后就打算回乡一心一意种植和钻研红薯。不久，他便在祖父莲峰公墓右侧置地35亩，“招佃植薯”。陈益力压众议，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来买下了这35亩地种红薯，这事曾一度成为乡中民众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当他在薯地中来回拔草施肥，看着薯藤抽芽长叶，藤蔓结薯，就宛如照看他最心爱的孩子，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家一样满心成就。更让他满怀成就的是，他的忙碌不是为他一人而忙，而是为千千万万饥肠辘辘的乡民，为世世代代因饥饿而困迫的华夏国民。所以，他也不是简单地种薯，简单地收获，他看着那35亩红薯一朝一夕地成长，也用笔墨细致明晰地记录着红薯生长的一点一滴。当那一园红薯藤沉淀结薯，他笔下记录的册子也累积如山。待红薯到了收获的季节，陈益望园抚册，眉目含笑，这日夜的相处，这朝夕的摸索，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薯种植的方法与技巧。他想，终于到了为那些他一心牵系的乡民造福的时候了。
翌日，他便在村中贴榜招聘乡民挖薯，而挖薯的报酬就是每人可得红薯数担，另外还加教授挖薯的乡民种植红薯。乡民起初并不愿前往，可一些乡民经过陈益的红薯园，看到陈益这一园红薯丰收，足以解决村人一载的饥困，乡民便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众口相传，人人羡慕不已，纷纷报名参加。陈益于薯园间与乡民一同挖薯，并趁机向乡民传授种薯的心得，乡民无不虔诚细听，铭记入心。
看着陈益在红薯园间对着乡民把薯细说的模样，我想，陈益他不但是一位心系村民疾苦的好心人，更是一位智者，因为智慧的人才善于“授人以渔”。
乡民收获了红薯回家之后，也开始按照陈益教导的方法广种红薯，疑问之处便亲自到陈益住处请陈益前往指导。经过陈益的亲身指导以及乡民一季的努力劳作，乡民丰收颇盛，人人笑语相庆，丰收之日更以薯或蒸或炒或制成薯饼，送到陈益住处酬谢陈益，陈益推却不了，尽皆笑颜相纳。随即，陈益家乡种植红薯解决温饱饥困的消息，也渐渐在周边乡村间传扬开来，并越传越远，到最后遍及全国。因为红薯是番国引进的，后人便将红薯称为“番薯”， 成为当时人们重要的口粮之一。
史料曾记载，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陈益临终前写下遗书告诉后人，他亡后即将他葬于薯园，并且每年春秋二祭都用番薯拜祭他。“（陈益）遗嘱岁祀以薯荐食”（《凤冈陈氏族谱》）。想着陈益这临终的遗言，我心为之一震，并为陈益至死牵挂他的红薯而热泪盈眶！陈益，牵挂着的是人们，哪怕是死，也想着给百姓果腹的食品。
400多年前我国最早大规模引种番薯的地方，就在这块土地上“嗣后播放种天南”，到明末清初，东莞已出现以产番薯著名的乡村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卷二有载：“篁村（今东莞南城区，与虎门接壤）、河田（今厚街镇河田村，地近虎门小捷）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
明朝是一个特别开放的朝代，单说郑和七下西洋，直接促进了福州海外移民。“明永乐时，福州人赴麻刺国者，有姓阮、芮、朴、樊、郝等。往多年，番妇生子，定之返国”（《闽都记》）。弃儒经商的陈振龙，随众商人乘船往吕宋（今菲律宾群岛）经商，看到当地漫山遍野都长着红薯，在乘船回国时，用重金买下了几尺薯藤，缠在缆绳上，涂上泥巴，带回家乡种植。就在他归乡的那一年，福建发生大饥荒，陈振龙让儿子把薯种献给福建巡抚，建议推广种植。其第五代孙子陈世元，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甘薯的专著《金薯传习录》，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广东省电白人林怀兰也从安南行医时带回薯种，推广种植。有人说是先从吕宋传入泉州或漳州，然后向北推广到莆田、福清、长乐的，说法不一。当时福建人侨居吕宋的很多，传入当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传入后发展很快，明朝末年福建成为最著名的甘薯产区，在福州每斤不值一文钱，无论贫富都能吃到。历史学家杨宝霖曾就此作了考证，明代陈经纶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呈福建巡抚金学曾的《献番薯禀帖》说：缘纶父（陈振龙）久在东夷吕宋，深知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授法则，由舟而归，犹幸本年五月中开棹，七日抵厦门。（清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据此，建福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比陈益晚11年。毫无疑问，陈益是带回红薯种的第一人，小捷是中国第一块播种红薯的地方。当然，陈振龙也罢，林怀兰也罢，陈益也罢，他们都是中国人的福音，他们敢于牺牲自我，冒着杀头的危险，从番国引回红薯种，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红薯的种植，逐渐推广开来，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间，红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全国红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年产量折原粮达3000万吨，占世界红薯总产量的80%。
时光绵长得让人晕眩，陈益、陈振龙、林怀兰，及像他们一样有胆有识的华夏儿女的梦就越发瑰丽诱人，他们与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一样，耐得住时间的检阅，又令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慢慢咀嚼。对于陈振龙，历史上都有很好的记载，早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为其建有“先薯亭”，福建长乐县还建有“陈振龙纪念堂”；广东电白县为纪念林怀兰和守隘关将而建“番薯林公庙”。至于陈益，除了在虎门公园树立这座雕像，供人们瞻仰外，东莞正在规划建设陈益纪念馆。
我隐隐地听到一阵激昂的锣鼓响起来了——是铜鼓声。今天，我站在小捷山头，远处的虎门港潮声激涌，当年陈益出海的渡口已有虎门大桥飞架，当年的小市场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城市。而看着正收获的红薯时，那一个个香脆的、甘甜的红薯，那一垄垄含香的土地，不由自主地重温陈益在安南的目光，心也回到那久远的神秘里，和他们一道飞翔——
或许这就是我们对陈益、对中国第一块种植红薯的土地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