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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西山宴游记》居柳宗元“永州八记”之首,其中“颓然而醉”之“颓然”,是易为人所忽视的问题。从字面看,“颓然而醉”的意思就是“醉倒”,然而,何以“颓然”却值得斟酌玩味。柳宗元的“颓然”,究竟是怎样的情态,其“西山宴游”中的心境又如何呢?
一、“怪特”的焦点如何得来
宴游而“颓然”,在于西山的“怪特”,这是宴游的焦点。“高山”“深林”“回溪”“幽泉”“怪石”,“凡是州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说的是游历的对象。“日”,每天。每天带着一帮人,上山入林,以为穷尽“异态”,叙写的是频率。从时间维度看,“无远不到”的涉猎,每天漫游的频繁,却“未始”有西山般的“怪特”。
于空间而言,柳宗元选择了两个视角,一为法华西亭远眺,一为西山峰巅俯临。“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所作西亭,“其高且广”,在此观赏山水有天高地僻之奇(《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指异”西山之“始”,即在这视野“旷焉茫焉”的法华西亭。和上述时间维度一样,作者采用了借宾定主的衬托手法。同样,作者在文中几乎没有直接摹写西山的形势,而是烘云托月以“培塿”来凸显西山的“特立”。“穷山之高而止”,登临西山之巅,山下“数州之土壤”,或“岈然”深邃,或“洼然”低凹,高下之势尽在眼底;“尺寸千里”“莫得遁隐”,视野不可谓不阔大。“若垤若穴”,蝼蚁般渺小;“攒蹙累积”,局促拘谨:包括前所谓“异态”在内的永州山水,在西山脚下蜕为庸常。
俯临使“怪特”得以聚焦,那么俯临仅仅是“穷山之高而止”的基本空间使然吗?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有“突怒偃蹇”“争为奇状”的怪石(《钴潭西小丘记》),有“颠委势峻,荡击益暴”的激流(《钴潭记》),也有令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清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些奇异的景象,固然有其现实的客观性,但更有作者主观视点能动性的作用,或者说是由主观视点出发而建构的一个个心理空间整合后产生的艺术效果。俯临也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视点。且看如何俯临。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作者登上西山之巅。
关于“箕踞”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史记·高祖本纪》:
郦食其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
“踞”,伸开两腿而坐,因其形像箕畚,故称“箕踞”。沛公“踞”见郦生,虽无拘无束不拘小节,但待人则显得傲慢无礼。太史公以典型的细节,写出了沛公“意豁如”的性格特点。
此时柳公的“箕踞”,亦无拘无束,“意豁如也”。只不过刘邦式的傲慢无礼,表现在柳宗元身上,则是阮籍“箕踞啸歌”般的放诞不羁和超脱世俗的兀傲。置身山巅,暂时挣脱了世俗困扰,柳宗元性格中傲岸的成分得以外显,以兀傲的态度俯临,山下的一切自然局促而渺小。
二、“冷热”的色调如何调配
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写得奇寒,然而胡应麟却以“闹”评之。“绝”“灭”饰以“千”“万”,足见“寒”之寥廓;“孤”“独”于冷峭中又添了许多寂寥。无边的寒荒,冷寂彻骨!在绝灭的虚静中,孤寂的渔翁不畏严寒,笃守着人格尊严,彰显着不屈的灵魂。笃守和不屈,需要何等的生命强力!这样的冷峭中涌动着一腔热血,满怀着古道热肠,极冷的色调中有热的情怀。
与之相反,“西山宴游”写得极热,却显得颇冷。
“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三字短句,迫促急切,乐游且热衷于山水游历之态毕现,但迫切中又似乎有点一旦进入余者则不管不顾的意味。故而,“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一醉方休。且“意有所极,梦亦同趣”,然则“意”为何“梦”又为何呢?罪臣“恒惴栗”的内心恐惧是重要的因素,乃至梦中都难以挣脱。谪居五年四遭火灾,瘴气加之郁闷,罹患“痞疾”,三十多岁的盛年,却“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何况相依为命的母亲到永州半年即病逝。也正是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致信京中亲戚故旧求援,“唯欲为量移官,差轻罪累”(《与李翰林建书》),其情凄恻。“意”,由一个个事件构成的心理空间叠加整合而成,输出而入“梦”。由此观之,不管不顾乃至决绝地投入,恰是现实世界诸多凄苦有忧难忘的表现,极热而极冷。
也许这还只是“始得”前的心理感受。西山之游的“犹不欲归”颇值得玩味。“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是“不欲归”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天地境界的阔大,也有内心舒展、自在而无拘束的洒脱,所谓“心凝形释”也。即此,“颓然”则可视为放荡不羁、舒展自适貌。“犹”,连接“暮色”已至的时间与“无所见”的空间,“归”在所必然;“欲”,主观愿望的底层是必须归的客观现实。“不欲归”,却只能回复到“觉而起,起而归”的过往。“惴栗”之“恒”,不会因“始得”而断裂。据此整合而成的心理空间自然很难说会是欢愉乃至昂扬的。
再看“箕踞”。将“数州之土壤”,至于“衽席之下”,对脚下虽“不欲归”却必须归的现实世界的藐视并不亚于刘邦对郦食其的傲慢,只不过以兀傲的态度对待客体,固然显示了主体生命的强力,但须以强力的姿态迎接,对手的力量亦不容忽视。胡应麟称《江雪》“闹”,恰恰是因为人格的坚守、理想的追求与孤独寂寥间的纠结格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张力。“箕踞”,正是这种张力的体现,因而,“颓然”应该还有凄伤的味道。
三、“挣扎”的灵魂如何清洗
中国的士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他们在生命的历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天下与如何对待自己。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也。老子也说过:“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遭逢党祸,不必等“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诏颁下,痛苦也好,屈辱也罢,柳宗元必须冷静下来,清洗自己的灵魂:“我”是谁?“我”何以自处?《江雪》《渔翁》就表现了作者在灵魂清洗中的思考,后世大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赤壁赋》,也借山水进行着自我清洗。
柳宗元在永州写了大量游历吟咏山水的诗文,但对山水的喜爱却是有限度的。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写道:
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肢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元和十年,柳宗元在《囚山赋》中发出“积十年莫吾省”的怨叹与“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的浩问。山成了囚禁之地,在柳宗元的心理空间中,对山更多的是怨尤。此时“永州八记”包括被称为“九记”的《游黄溪记》皆已完成。
与柳宗元笔下的诸多永州山水一样,西山的“怪特”奇崛是“我”柳宗元首先发现的。它被弃置僻地无人知晓与“我”被贬蒙辱而无人理解是一致的;它“特立”超拔与“箕踞”兀傲的“我”是相通的。西山,不类培塿,与颢气俱,与造物者游,卓然不群,自成高格,如此人格化的“西山”,是“我”柳宗元的写照。在对山水的发现中,“我”发现了自己,体察到作为“人”的地位与尊严。作者在叙记山水中清洗着自己的灵魂。
但既然说到“清洗”,就不会没有难以涤荡的“层积”。宋人晁补之这样评论《囚山赋》:“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阱也,故赋《囚山》。”《江雪》之“闹”,有“山林”“朝市”的纠结,“始得”的特立、“贤而辱于此”的幽怨、“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的自嘲,难掩对“朝市”的企盼。这便是士人心中的天下,也是在屈辱与苦难中不肯降心辱志而努力挣扎着的灵魂的显现。重入“朝市”的努力与追求——入世之心,在山林自然中进行与实践——出世其形。“箕踞”的“我”、独钓的渔夫、欸乃中的渔翁,叠印的是挣扎着的灵魂在清洗过程中的不同幕段。再贬柳州,柳宗元兴办学校、释放奴婢,完成了灵魂的清洗,这是后话。
心理空间的建构,有语法、语境的作用,也有文化的压力。“始得”而倾倒,“颓然而醉”。傲岸的人格尊严与“特立”的西山“冥合”相融,忘形亦忘情。然而,“僇人”的身份,“恒惴栗”的处境与心境,积淀着挥之不去的“凄伤”,难以“太上忘情”,“颓然”亦是心境。故而,“颓然”是诸多意蕴浑成而至的境界也。
一、“怪特”的焦点如何得来
宴游而“颓然”,在于西山的“怪特”,这是宴游的焦点。“高山”“深林”“回溪”“幽泉”“怪石”,“凡是州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说的是游历的对象。“日”,每天。每天带着一帮人,上山入林,以为穷尽“异态”,叙写的是频率。从时间维度看,“无远不到”的涉猎,每天漫游的频繁,却“未始”有西山般的“怪特”。
于空间而言,柳宗元选择了两个视角,一为法华西亭远眺,一为西山峰巅俯临。“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所作西亭,“其高且广”,在此观赏山水有天高地僻之奇(《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指异”西山之“始”,即在这视野“旷焉茫焉”的法华西亭。和上述时间维度一样,作者采用了借宾定主的衬托手法。同样,作者在文中几乎没有直接摹写西山的形势,而是烘云托月以“培塿”来凸显西山的“特立”。“穷山之高而止”,登临西山之巅,山下“数州之土壤”,或“岈然”深邃,或“洼然”低凹,高下之势尽在眼底;“尺寸千里”“莫得遁隐”,视野不可谓不阔大。“若垤若穴”,蝼蚁般渺小;“攒蹙累积”,局促拘谨:包括前所谓“异态”在内的永州山水,在西山脚下蜕为庸常。
俯临使“怪特”得以聚焦,那么俯临仅仅是“穷山之高而止”的基本空间使然吗?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有“突怒偃蹇”“争为奇状”的怪石(《钴潭西小丘记》),有“颠委势峻,荡击益暴”的激流(《钴潭记》),也有令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清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些奇异的景象,固然有其现实的客观性,但更有作者主观视点能动性的作用,或者说是由主观视点出发而建构的一个个心理空间整合后产生的艺术效果。俯临也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视点。且看如何俯临。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作者登上西山之巅。
关于“箕踞”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史记·高祖本纪》:
郦食其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
“踞”,伸开两腿而坐,因其形像箕畚,故称“箕踞”。沛公“踞”见郦生,虽无拘无束不拘小节,但待人则显得傲慢无礼。太史公以典型的细节,写出了沛公“意豁如”的性格特点。
此时柳公的“箕踞”,亦无拘无束,“意豁如也”。只不过刘邦式的傲慢无礼,表现在柳宗元身上,则是阮籍“箕踞啸歌”般的放诞不羁和超脱世俗的兀傲。置身山巅,暂时挣脱了世俗困扰,柳宗元性格中傲岸的成分得以外显,以兀傲的态度俯临,山下的一切自然局促而渺小。
二、“冷热”的色调如何调配
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写得奇寒,然而胡应麟却以“闹”评之。“绝”“灭”饰以“千”“万”,足见“寒”之寥廓;“孤”“独”于冷峭中又添了许多寂寥。无边的寒荒,冷寂彻骨!在绝灭的虚静中,孤寂的渔翁不畏严寒,笃守着人格尊严,彰显着不屈的灵魂。笃守和不屈,需要何等的生命强力!这样的冷峭中涌动着一腔热血,满怀着古道热肠,极冷的色调中有热的情怀。
与之相反,“西山宴游”写得极热,却显得颇冷。
“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三字短句,迫促急切,乐游且热衷于山水游历之态毕现,但迫切中又似乎有点一旦进入余者则不管不顾的意味。故而,“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一醉方休。且“意有所极,梦亦同趣”,然则“意”为何“梦”又为何呢?罪臣“恒惴栗”的内心恐惧是重要的因素,乃至梦中都难以挣脱。谪居五年四遭火灾,瘴气加之郁闷,罹患“痞疾”,三十多岁的盛年,却“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何况相依为命的母亲到永州半年即病逝。也正是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致信京中亲戚故旧求援,“唯欲为量移官,差轻罪累”(《与李翰林建书》),其情凄恻。“意”,由一个个事件构成的心理空间叠加整合而成,输出而入“梦”。由此观之,不管不顾乃至决绝地投入,恰是现实世界诸多凄苦有忧难忘的表现,极热而极冷。
也许这还只是“始得”前的心理感受。西山之游的“犹不欲归”颇值得玩味。“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是“不欲归”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天地境界的阔大,也有内心舒展、自在而无拘束的洒脱,所谓“心凝形释”也。即此,“颓然”则可视为放荡不羁、舒展自适貌。“犹”,连接“暮色”已至的时间与“无所见”的空间,“归”在所必然;“欲”,主观愿望的底层是必须归的客观现实。“不欲归”,却只能回复到“觉而起,起而归”的过往。“惴栗”之“恒”,不会因“始得”而断裂。据此整合而成的心理空间自然很难说会是欢愉乃至昂扬的。
再看“箕踞”。将“数州之土壤”,至于“衽席之下”,对脚下虽“不欲归”却必须归的现实世界的藐视并不亚于刘邦对郦食其的傲慢,只不过以兀傲的态度对待客体,固然显示了主体生命的强力,但须以强力的姿态迎接,对手的力量亦不容忽视。胡应麟称《江雪》“闹”,恰恰是因为人格的坚守、理想的追求与孤独寂寥间的纠结格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张力。“箕踞”,正是这种张力的体现,因而,“颓然”应该还有凄伤的味道。
三、“挣扎”的灵魂如何清洗
中国的士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他们在生命的历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天下与如何对待自己。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也。老子也说过:“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遭逢党祸,不必等“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诏颁下,痛苦也好,屈辱也罢,柳宗元必须冷静下来,清洗自己的灵魂:“我”是谁?“我”何以自处?《江雪》《渔翁》就表现了作者在灵魂清洗中的思考,后世大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赤壁赋》,也借山水进行着自我清洗。
柳宗元在永州写了大量游历吟咏山水的诗文,但对山水的喜爱却是有限度的。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写道:
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肢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元和十年,柳宗元在《囚山赋》中发出“积十年莫吾省”的怨叹与“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的浩问。山成了囚禁之地,在柳宗元的心理空间中,对山更多的是怨尤。此时“永州八记”包括被称为“九记”的《游黄溪记》皆已完成。
与柳宗元笔下的诸多永州山水一样,西山的“怪特”奇崛是“我”柳宗元首先发现的。它被弃置僻地无人知晓与“我”被贬蒙辱而无人理解是一致的;它“特立”超拔与“箕踞”兀傲的“我”是相通的。西山,不类培塿,与颢气俱,与造物者游,卓然不群,自成高格,如此人格化的“西山”,是“我”柳宗元的写照。在对山水的发现中,“我”发现了自己,体察到作为“人”的地位与尊严。作者在叙记山水中清洗着自己的灵魂。
但既然说到“清洗”,就不会没有难以涤荡的“层积”。宋人晁补之这样评论《囚山赋》:“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阱也,故赋《囚山》。”《江雪》之“闹”,有“山林”“朝市”的纠结,“始得”的特立、“贤而辱于此”的幽怨、“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的自嘲,难掩对“朝市”的企盼。这便是士人心中的天下,也是在屈辱与苦难中不肯降心辱志而努力挣扎着的灵魂的显现。重入“朝市”的努力与追求——入世之心,在山林自然中进行与实践——出世其形。“箕踞”的“我”、独钓的渔夫、欸乃中的渔翁,叠印的是挣扎着的灵魂在清洗过程中的不同幕段。再贬柳州,柳宗元兴办学校、释放奴婢,完成了灵魂的清洗,这是后话。
心理空间的建构,有语法、语境的作用,也有文化的压力。“始得”而倾倒,“颓然而醉”。傲岸的人格尊严与“特立”的西山“冥合”相融,忘形亦忘情。然而,“僇人”的身份,“恒惴栗”的处境与心境,积淀着挥之不去的“凄伤”,难以“太上忘情”,“颓然”亦是心境。故而,“颓然”是诸多意蕴浑成而至的境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