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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座楼，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告诉别人，你走进了孩子的内心，那么这个深度是多少，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发起鸿基金之前，陈伟鸿即知道这是个不能丈量得失的工作。但是，“它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说，“所以不用去在乎别人衡量我做了多少，我用自己的尺子来量。”
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主持人，他面对的都是商界精英，而鸿基金帮扶的主要人群，是留守在一些叫不上名的村里的孩子。这个群体，在中国据称有6100万，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这种反差没让你觉得，算了，我帮不了这些孩子，反而会让你觉得存在一种可能，成为连接这两极的力量。”
鸿基金开始运作时，重庆力帆的董事长尹明善见到陈伟鸿，问他账上有多少钱。“我们都是小打小闹，自己拿点钱。”陈伟鸿被问得不好意思，自己放大了一些，“可能有十几万吧。”
“这怎么能够？”尹明善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明天我就让秘书给你们打五十万。”第二天，鸿基金收到了第一笔大额捐赠。此前陈伟鸿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找人要钱，觉得做慈善，发自内心就好，不要难为别人，“钱到账那刻就觉得，幸福感爆棚。”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企业家和留守儿童之间牵起的一条线，“我可以借助企业家的力量来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
5年来，爱的背包、微笑1+1助学、爱的夏令营、公益学院—鸿基金以多种方式关怀着留守儿童，并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帮助这个群体。陈伟鸿充分利用了主持人或者说公众人物拥有的优势—注意力效应，却亦在同时受困于时间之限。
从鸿基金的第一个项目“爱的背包”开始，“几乎全天候待命”，陈伟鸿无法很好地计划哪一天工作哪一天休息。“本来计划好明天去安徽，突然间可能就来了一个录像，而另一边下乡的所有准备工作又全都做好了。”
他惟有付出更多别人看不到的努力，“有时也会为时间不够用而抓狂。”
所幸家人从未有所抱怨。几年下来，全家人都成了鸿基金的志愿者。
走到孩子中间，蹲下来
一个闭塞的环境里，突然多出很多新鲜的面孔。
内蒙古，敖汉旗，敖音乌苏小学。
鸿基金的志愿者给孩子们讲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预测今天下雨明天刮风……
有个孩子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希望爸爸妈妈那里阳光灿烂，不要下雨。
对留守儿童群体而言，比起物质贫困，陈伟鸿认为，孤僻与压抑才是他们成长的最大障碍。他决定从孩子的心灵帮扶入手，“希望他们知道世界的不公可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要以一种非常善良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这个是我们在情感帮扶过程当中的诉求。”
在成立鸿基金之前，陈伟鸿和很多央视主持人一样，屡受慈善机构之邀为公益站台。做得久了，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不是凭我们在城市的写字楼里闭门造车，想象着留守儿童缺一件衣服或者缺一本书，”他想要把慈善做得更深入。
“不求大也不求快，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真正走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的感情需求。”
在云南，他和孩子们一起上课、吃饭，陪他们玩游戏，蹲下来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自己的愿望……
“爸爸妈妈多久没回来了？”他问。
原来漾着笑容的孩子脸上顿时闪过尴尬、失落等复杂的表情。在太多孩子的脸上，陈伟鸿看到了和年纪不相符的情绪表达。“根本不用问为什么会难过，大家都知道，何必去二次伤害呢？”
孩子们习惯了等不来父母的电话，习惯了慢慢淡忘父母的样子，习惯了把分享的冲动压下去……
“反而这种习惯更加刺痛你，他们本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拥有更多亲情的呵护，但这些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陈伟鸿觉得，习惯其实是对现实的回避，更多的感情被藏进了孩子心里。
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开始跟着他参加慈善活动了。
陈伟鸿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弥合哪怕一点社会的不平等，让这里的孩子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一点。
如果跟随别人做公益不能达到自己心里对于系统和专业的目标，那么，何不自己发起一个项目？
但是，做公益是一件很需要专业性的事情。
陈伟鸿在《对话》节目中曾经和比尔·盖茨、巴菲特交流过这个问题，交流最终都指向“专业性”这三个字，“比尔·盖茨自己也并没有做这个慈善基金的管理，他有专业的团队，按照不同的领域做专业的细分。”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陈伟鸿携手另外两个创始人共同发起了鸿基金。
2013年5月27日，鸿基金在北京启动了关爱留守儿童成长计划之“爱的背包”项目，王小丫、李梓萌、梦桐、谢颖颖、姚雪松、月亮姐姐等主持人和“童话大王”郑渊洁都来助力。
每月，7万封鸿基金家书
在云南的一个村子里，陈伟鸿遇到过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小女孩有一件宝贝，看起来皱巴巴的，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她时常把它紧紧地抱着，生怕弄坏了。她告诉陈伟鸿，那是父母的照片。
回京之后陈伟鸿就想，孩子到底缺什么。
很多留守儿童跟那个小女孩一样，同父母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两三年前，甚至更久。父母的样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慢慢变得模糊、陌生，如果把父母寄给他们的照片或者分别前的合影留存在一个精美的相册里，亲情这两个字就会变得更可触及。陈伟鸿由是在“爱的背包”项目里加入了一个父母相册。
背包从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带反光条的书包，里面除了相册，还有孩子必备的学习用具、书、手电筒、雨披以及24个贴好邮票的信封。
最初，陈伟鸿想找企业赞助手机以方便孩子们和父母联系，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山区的信号比较差，我们自己打电话都很困难。”他说。
在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节目时，陈伟鸿了解到，中国的邮政系统是最能深入到基层各个角落的唯一网络。这意味着，对很多深山里的孩子来说，收到父母的信比接到电话的成功率更高。 由此，在爱的背包里，陈伟鸿放置了24个贴好邮票的信封，保证孩子和父母间每月通信。陈伟鸿希望它可以成为培养孩子和父母互相关怀和表达的拓展教育。
在这个项目里，鸿基金还发展了留守儿童校长联盟，校长们要督促孩子们写信。孩子们每次在信里替家长多放一个信封一张邮票，由校长指派老师收集、定期寄出。
“我们在北京买个邮票，可能也得费一番思量找邮局，打工者更是如此。”陈伟鸿说，给孩子的父母备好信封邮票，可以方便父母给孩子回信，他不希望自己发起的项目因为做起来麻烦而流于形式。
5年里，陈伟鸿多次带领团队和志愿者去留守儿童聚集区回访，孩子们会拿出一叠叠父母的回信给他们看。“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份可以珍藏的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信件，陈伟鸿特别欣慰。
根据鸿基金提供的数据，如今，每月有7万多封鸿基金家书在城乡之间传递，为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搭建起一座亲情沟通的桥梁，缓解了孩子们的“亲情饥渴”。
在对“爱的背包”去过的村庄进行回访的过程中，鸿基金又拓展出“微笑1+1助学”、爱的夏令营、公益学院等内容。
2013年7月10日，陈伟鸿带着鸿基金的工作人员在青海化隆县考察时，偶然得知当地孩子们的父母基本都在北京工作。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把孩子们带到父母工作的城市，既给孩子一个拓展视野的机会，还能在春节以外让他们和父母多见上一面，让他们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体谅父母的苦衷。留守儿童夏令营自此萌发。
一周后，第一届留守儿童夏令营在北京举行，陈伟鸿和团队一起设计了一场亲情晚会，让孩子们的父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孩子们相见。
“有的家长真的很激动，抱着孩子眼泪流下来都不知道，但也有父母，对孩子挺冷漠的，可能有原因，比如说有了二胎，所有的重点都在小的（孩子）身上，但也有家长确实不太会表达。”
这件事刺痛了陈伟鸿。他希望把“爱的背包”做得更成熟、完善，于是开始着手拓展留守儿童父母情感启蒙的相关项目，“看看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和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截至目前，“爱的背包”足迹遍及24个省，仅2016年上半年便有40000个爱的背包发放到留守儿童的手中。
陈伟鸿说，数字是冷冰冰的，但可以触摸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火热的心。“他们会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包括他们的父母，包括我们这样的陌生人。”他说，“你持续给予一个人爱或帮助，他便会以更加温暖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
乘坐国外航班时，陈伟鸿常会遇到乘务人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募捐，“拿出十块钱也是一种慈善，也是让你内心变得温暖，让别人变得幸福的一种力量。”
鸿基金也接收到很多笔小额捐款，于陈伟鸿而言，“这比一下子收到一千万、两千万可能还要高兴，”他说，“因为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真的跟别人发生了共鸣，他们信任你。”
2016年9月20日，陈伟鸿受邀回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和学生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一个学生跟他说，自己2015年去甘肃支教，偶遇鸿基金发放爱的背包，便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之前陈伟鸿一直不想对鸿基金进行过多宣传，他相信鸿基金做的事情最终会被认可，但在母校巧遇自己的志愿者还是让他感到惊讶，他发现自己的力量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些人。
走进一颗心的深度
陈伟鸿现在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向公众介绍鸿基金，但更多时候，他希望宣传的是鸿基金救助的群体，他希望那群孩子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如果有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无论他们是否与鸿基金同行，陈伟鸿觉得都不重要，“而是说唤起了你内心本来的那颗种子，让它突然间发芽了，这就够了，也不枉费我们几年来的这份辛苦。”
录制《对话》节目时，陈伟鸿发现有很多创业者来到现场，把《对话》当做一个课堂，他思忖，是否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更集中的学习方式？不久，鸿基金启动公益学院项目，不仅教授商业知识，也传递公益理念。
“可能，企业家在这里不断学习提升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改善一个山村的环境，甚至去改变一代人的命运。”陈伟鸿说。
他想过一个问题，“建一座楼，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告诉别人，你走进了孩子的内心，那么这个深度是多少，是没有办法测量的。”他的答案是，“我用自己的尺子来量，我是不是为这件事情尽心尽力了，这就足矣。”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上课时，老师请陈伟鸿和大家就公益主题做交流。有人问他，“公众人物做公益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吗？”他半开玩笑回应，“公众人物每天成为被公众关注的对象是挺累的一件事，我怎么会再多增加这方面的烦恼呢？”
发起鸿基金之前，陈伟鸿即知道这是个不能丈量得失的工作。但是，“它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说，“所以不用去在乎别人衡量我做了多少，我用自己的尺子来量。”
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主持人，他面对的都是商界精英，而鸿基金帮扶的主要人群，是留守在一些叫不上名的村里的孩子。这个群体，在中国据称有6100万，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这种反差没让你觉得，算了，我帮不了这些孩子，反而会让你觉得存在一种可能，成为连接这两极的力量。”
鸿基金开始运作时，重庆力帆的董事长尹明善见到陈伟鸿，问他账上有多少钱。“我们都是小打小闹，自己拿点钱。”陈伟鸿被问得不好意思，自己放大了一些，“可能有十几万吧。”
“这怎么能够？”尹明善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明天我就让秘书给你们打五十万。”第二天，鸿基金收到了第一笔大额捐赠。此前陈伟鸿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找人要钱，觉得做慈善，发自内心就好，不要难为别人，“钱到账那刻就觉得，幸福感爆棚。”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企业家和留守儿童之间牵起的一条线，“我可以借助企业家的力量来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
5年来，爱的背包、微笑1+1助学、爱的夏令营、公益学院—鸿基金以多种方式关怀着留守儿童，并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帮助这个群体。陈伟鸿充分利用了主持人或者说公众人物拥有的优势—注意力效应，却亦在同时受困于时间之限。
从鸿基金的第一个项目“爱的背包”开始，“几乎全天候待命”，陈伟鸿无法很好地计划哪一天工作哪一天休息。“本来计划好明天去安徽，突然间可能就来了一个录像，而另一边下乡的所有准备工作又全都做好了。”
他惟有付出更多别人看不到的努力，“有时也会为时间不够用而抓狂。”
所幸家人从未有所抱怨。几年下来，全家人都成了鸿基金的志愿者。
走到孩子中间，蹲下来
一个闭塞的环境里，突然多出很多新鲜的面孔。
内蒙古，敖汉旗，敖音乌苏小学。
鸿基金的志愿者给孩子们讲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预测今天下雨明天刮风……
有个孩子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希望爸爸妈妈那里阳光灿烂，不要下雨。
对留守儿童群体而言，比起物质贫困，陈伟鸿认为，孤僻与压抑才是他们成长的最大障碍。他决定从孩子的心灵帮扶入手，“希望他们知道世界的不公可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要以一种非常善良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这个是我们在情感帮扶过程当中的诉求。”
在成立鸿基金之前，陈伟鸿和很多央视主持人一样，屡受慈善机构之邀为公益站台。做得久了，他有了自己的想法，“不是凭我们在城市的写字楼里闭门造车，想象着留守儿童缺一件衣服或者缺一本书，”他想要把慈善做得更深入。
“不求大也不求快，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真正走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的感情需求。”
在云南，他和孩子们一起上课、吃饭，陪他们玩游戏，蹲下来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自己的愿望……
“爸爸妈妈多久没回来了？”他问。
原来漾着笑容的孩子脸上顿时闪过尴尬、失落等复杂的表情。在太多孩子的脸上，陈伟鸿看到了和年纪不相符的情绪表达。“根本不用问为什么会难过，大家都知道，何必去二次伤害呢？”
孩子们习惯了等不来父母的电话，习惯了慢慢淡忘父母的样子，习惯了把分享的冲动压下去……
“反而这种习惯更加刺痛你，他们本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拥有更多亲情的呵护，但这些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陈伟鸿觉得，习惯其实是对现实的回避，更多的感情被藏进了孩子心里。
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开始跟着他参加慈善活动了。
陈伟鸿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弥合哪怕一点社会的不平等，让这里的孩子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一点。
如果跟随别人做公益不能达到自己心里对于系统和专业的目标，那么，何不自己发起一个项目？
但是，做公益是一件很需要专业性的事情。
陈伟鸿在《对话》节目中曾经和比尔·盖茨、巴菲特交流过这个问题，交流最终都指向“专业性”这三个字，“比尔·盖茨自己也并没有做这个慈善基金的管理，他有专业的团队，按照不同的领域做专业的细分。”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陈伟鸿携手另外两个创始人共同发起了鸿基金。
2013年5月27日，鸿基金在北京启动了关爱留守儿童成长计划之“爱的背包”项目，王小丫、李梓萌、梦桐、谢颖颖、姚雪松、月亮姐姐等主持人和“童话大王”郑渊洁都来助力。
每月，7万封鸿基金家书
在云南的一个村子里，陈伟鸿遇到过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小女孩有一件宝贝，看起来皱巴巴的，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她时常把它紧紧地抱着，生怕弄坏了。她告诉陈伟鸿，那是父母的照片。
回京之后陈伟鸿就想，孩子到底缺什么。
很多留守儿童跟那个小女孩一样，同父母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两三年前，甚至更久。父母的样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慢慢变得模糊、陌生，如果把父母寄给他们的照片或者分别前的合影留存在一个精美的相册里，亲情这两个字就会变得更可触及。陈伟鸿由是在“爱的背包”项目里加入了一个父母相册。
背包从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带反光条的书包，里面除了相册，还有孩子必备的学习用具、书、手电筒、雨披以及24个贴好邮票的信封。
最初，陈伟鸿想找企业赞助手机以方便孩子们和父母联系，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山区的信号比较差，我们自己打电话都很困难。”他说。
在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节目时，陈伟鸿了解到，中国的邮政系统是最能深入到基层各个角落的唯一网络。这意味着，对很多深山里的孩子来说，收到父母的信比接到电话的成功率更高。 由此，在爱的背包里，陈伟鸿放置了24个贴好邮票的信封，保证孩子和父母间每月通信。陈伟鸿希望它可以成为培养孩子和父母互相关怀和表达的拓展教育。
在这个项目里，鸿基金还发展了留守儿童校长联盟，校长们要督促孩子们写信。孩子们每次在信里替家长多放一个信封一张邮票，由校长指派老师收集、定期寄出。
“我们在北京买个邮票，可能也得费一番思量找邮局，打工者更是如此。”陈伟鸿说，给孩子的父母备好信封邮票，可以方便父母给孩子回信，他不希望自己发起的项目因为做起来麻烦而流于形式。
5年里，陈伟鸿多次带领团队和志愿者去留守儿童聚集区回访，孩子们会拿出一叠叠父母的回信给他们看。“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份可以珍藏的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信件，陈伟鸿特别欣慰。
根据鸿基金提供的数据，如今，每月有7万多封鸿基金家书在城乡之间传递，为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搭建起一座亲情沟通的桥梁，缓解了孩子们的“亲情饥渴”。
在对“爱的背包”去过的村庄进行回访的过程中，鸿基金又拓展出“微笑1+1助学”、爱的夏令营、公益学院等内容。
2013年7月10日，陈伟鸿带着鸿基金的工作人员在青海化隆县考察时，偶然得知当地孩子们的父母基本都在北京工作。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把孩子们带到父母工作的城市，既给孩子一个拓展视野的机会，还能在春节以外让他们和父母多见上一面，让他们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体谅父母的苦衷。留守儿童夏令营自此萌发。
一周后，第一届留守儿童夏令营在北京举行，陈伟鸿和团队一起设计了一场亲情晚会，让孩子们的父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孩子们相见。
“有的家长真的很激动，抱着孩子眼泪流下来都不知道，但也有父母，对孩子挺冷漠的，可能有原因，比如说有了二胎，所有的重点都在小的（孩子）身上，但也有家长确实不太会表达。”
这件事刺痛了陈伟鸿。他希望把“爱的背包”做得更成熟、完善，于是开始着手拓展留守儿童父母情感启蒙的相关项目，“看看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和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截至目前，“爱的背包”足迹遍及24个省，仅2016年上半年便有40000个爱的背包发放到留守儿童的手中。
陈伟鸿说，数字是冷冰冰的，但可以触摸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火热的心。“他们会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包括他们的父母，包括我们这样的陌生人。”他说，“你持续给予一个人爱或帮助，他便会以更加温暖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
乘坐国外航班时，陈伟鸿常会遇到乘务人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募捐，“拿出十块钱也是一种慈善，也是让你内心变得温暖，让别人变得幸福的一种力量。”
鸿基金也接收到很多笔小额捐款，于陈伟鸿而言，“这比一下子收到一千万、两千万可能还要高兴，”他说，“因为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真的跟别人发生了共鸣，他们信任你。”
2016年9月20日，陈伟鸿受邀回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和学生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一个学生跟他说，自己2015年去甘肃支教，偶遇鸿基金发放爱的背包，便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之前陈伟鸿一直不想对鸿基金进行过多宣传，他相信鸿基金做的事情最终会被认可，但在母校巧遇自己的志愿者还是让他感到惊讶，他发现自己的力量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些人。
走进一颗心的深度
陈伟鸿现在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向公众介绍鸿基金，但更多时候，他希望宣传的是鸿基金救助的群体，他希望那群孩子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如果有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无论他们是否与鸿基金同行，陈伟鸿觉得都不重要，“而是说唤起了你内心本来的那颗种子，让它突然间发芽了，这就够了，也不枉费我们几年来的这份辛苦。”
录制《对话》节目时，陈伟鸿发现有很多创业者来到现场，把《对话》当做一个课堂，他思忖，是否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更集中的学习方式？不久，鸿基金启动公益学院项目，不仅教授商业知识，也传递公益理念。
“可能，企业家在这里不断学习提升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改善一个山村的环境，甚至去改变一代人的命运。”陈伟鸿说。
他想过一个问题，“建一座楼，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告诉别人，你走进了孩子的内心，那么这个深度是多少，是没有办法测量的。”他的答案是，“我用自己的尺子来量，我是不是为这件事情尽心尽力了，这就足矣。”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上课时，老师请陈伟鸿和大家就公益主题做交流。有人问他，“公众人物做公益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吗？”他半开玩笑回应，“公众人物每天成为被公众关注的对象是挺累的一件事，我怎么会再多增加这方面的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