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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3年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日渐丰富，在实现宏观结构调整功能的同时，也引发了对金融机构风险影响的热议。本文在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检验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时变影响。研究表明：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优于价格型;定向降准在短期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显著，而SLF和PSL在中长期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显著;近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抑制效应优于执行初期。因此，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同时，为有效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的产生，货币当局应从“健全中央银行与市场沟通机制，拓宽多部门金融监管渠道”与“优化政策组合与执行节奏，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发展”两方面共同发力。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风险;TVP-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0）09-0003-10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09.001
一、引言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货币政策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表明货币政策将依据经济形势灵活调节，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针对性。细数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2014年以来，为应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环境的变化，我国中央银行在适应“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和运用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促进信贷资金向特定领域转移，达到灵活调控的目的。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有效补充。
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领域，可能引发的金融机构风险及其监管，同样是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时关注的重要因素。然而，信贷资金在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传递中，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金融机构的决策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使中央银行的政策宽松意愿与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产生冲突。长期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机构对短期融资的过度依赖，使得信贷风险转化为流动性风险，从而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可见，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现调控目标时是否会增加金融机构风险？以及通过何种传导渠道产生影响？厘清这些问题对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系统地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依据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及运用情况，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运用TVP-VAR模型进行时变脉冲响应分析，以全面考察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并对中央银行如何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本质及研究动态
凯恩斯与货币主义达成以泰勒规则为核心的“新共识”理论框架，提出实施“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认可利率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巨大潜力（罗志如等，1989）[1]。但弗里德曼则认为“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实证证明中央银行运用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实现调控目标，并有效控制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情况（布莱恩，1984）[2]。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发现传统货币政策应对信贷紧缩和利率下限约束存在局限性，各国中央银行相继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陷（Andrews等，2008;Fleming等，2010）[3，4]。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国家执行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货币政策，与“大水漫灌”模式不同，强调对特定地区、领域及行业提供政策扶持（付俊文和赵红，2008）[5]。
由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学界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体现在比较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列举发达经济体出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剖析其运行机制和模式（Baumeister和Benati，2010;Bauer和Neely，2014;Churm等，2015）[6，7，8];同时在对比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后，杨春蕾（2017）[9]指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如定向降准、SLF、MLF、TLF和SLO等，均有效引导资金在小微企业、三农和“双创”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使用。其次体现在传导渠道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的决策，包括信贷渠道、信号渠道、价格渠道等（Cúrdia等，2011;Albertazzi等，2016）[10，11];胡育蓉和范从来（2017）[12]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存在帮助资金投放的导流渠道和控制资金流向的截流渠道，一是引导货币资金流向易遭受融资困境的新兴产业和落后行业，二是阻截货币资金流向僵尸企业实现市场清理机制。最后是实施效果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资产价格波动、稳定市场利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Joyce等，2012;Swanson，2016;Hanisch和Max，2017）[13，14，15];彭俞超和方意（2016）[16]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在应对不同的外生冲击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均能对信贷结构调整和优化起到积极作用;余振等（2016）[17]通过事件分析法与潘敏和刘姗（2018）[18]使用时间序列EGARCH模型得出类似结论，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降低信贷市场利率、抑制其波动率方面效果显著。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学者深刻认识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2009）[19]发布报告称，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金融系统在一定因素作用下不能正常运行，导致金融服务大规模失灵，从而危及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Billio等（2010）[20]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与金融机构的不稳定、信息不对称、监管松懈等问题息息相关。于是，为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系的构建，学者们逐渐将重心转移至金融机构层面带来的风险问题。Hollo 等（2012）[21]在构建欧盟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系时，给金融机构层面的指标赋予更高权重，进而在风险预警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国学者在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也侧重于运用金融机构维度指标构建综合指数，研究成果包括陶玲和朱迎（2016）[22]、屈剑峰（2020）[23]等。由此可见，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風险的重要途径。 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在逆周期调整方面力度持续加码，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效果逐渐显现。金融机构不仅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部门，更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中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和调整会影响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数量，从而改变其贷款决策。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对货币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Borio和Zhu，2008）[24]，当预期未来可能出现流动性短缺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上升，金融机构会进一步调整资产配置和贷款决策（Taylor和Williams，2009）[25]。因此，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金融机构风险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
进一步地，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方面，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传导表现在估值效应、追逐收益效应、杠杆效应等机制上。扩张性货币政策使企业抵押品价值上升，在多种风险定价模型计算下，金融机构风险感知能力降低、风险偏好上升（Adrian和Shin，2009）[26];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打破金融机构无风险收益与风险收益的平衡，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金融机构会加大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引发机构经营风险上升（Peydro和Maddaloni，2010）[27];金融机构有固定或顺周期杠杆率目标，当前杠杆率监管水平不高，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变化均会对金融机构杠杆率产生冲击（张强等，2013）[28]。实证检验方面，Altunbas 等（2009）[29]利用全球上市银行数据库，通过GMM方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并非完全中立，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冒险行为;周丹（2018）[30]构建PVAR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发现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效果不同，该效果还受银行自身规模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周晶和陶士贵（2019）[31]使用系统GMM证明了银行风险承担是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银行利润效率的中介变量，即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意愿进而影响银行利润效率，并建议中央银行应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提高货币政策调节的有效性。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学者们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内涵、传导机制、实施效果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奠定了丰富理论基础。然而，对金融机构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研究明显不足，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商业银行层面，缺乏对金融机构系统性、整体性的探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鲜有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动态调整的视角。因此，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通过理论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结合使用TVP-VAR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风险的动态关系，更为完整地考察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1. 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目标。宏观调控目标需要通过中介变量和复杂的传导渠道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并作用于调节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有别于传统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调节流动性问题，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经济体系中各种结构性问题。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设计并实施于经济危机时期，以缓解信用紧缩、提振市场，属于被动行为，而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属于主动调控，强调对经济矛盾精准施策。所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目标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短板拉长”目标，即通过激励效应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流向政策扶持领域，以缓解弱势地区、短板行业的融资困境，例如对三农、小微企业、节能环保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二是“长板压短”目标，即通过抑制效应调整资金流向，降低产能过剩、高债务杠杆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例如对高消耗、高排放、产能过剩等劣质企业的资金支持，倒逼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2.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分析。当前，中央银行正在积极推行创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应对国内流动性总量盈余和结构短缺并存的情况，其中主要有定向降准、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不同工具作用实体经济领域的操作方式不尽相同。本文仅分析操作较为频繁、数据披露相对完整的四种工具的运用情况。
（1）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LF），2013年1月设立，目的是对金融机构提供1—3个月的信贷支持，由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发起申请，以质押方式发放。SLF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支持，提高短期利率的平稳性，增强金融机构防范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2）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2014年9月设立，与SLF操作模式相似，期限分为3个月、6个月或1年，且只适用于符合国家审慎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一方面，MLF属于中央银行发放的定向资金，可以为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提供长期稳定的大额信贷资金，降低其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MLF使用期限較长，可以有效避免金融机构的短期和长期行为，还能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
（3）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2014年4月设立，以质押的方式为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3—5年期限的长期信贷支持。与SLF、MLF均由金融机构自主发起申请不同，PSL是以中央银行为发起主体，依据市场运行情况向金融机构在政府特定项目上提供流动性支持，如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同时在PSL发行过程中，中央银行持续调整利率水平，以便更好地引导中期利率水平，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4）定向降准工具，2014年4月设立，属于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的基础上更注重结构性和指向性的“精准滴灌”，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中央银行使用定向降准工具对短板领域贷款达到一定规模的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准备金，以引导市场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
图1为中央银行发行SLF、MLF和PSL的规模。总体上，结构性货币政策规模不断扩大，SLF、MLF和PSL三种工具与基础货币余额之比在2017年达到20%，2018年9月达到最高点约27.3%，充分体现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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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VP-VAR Model
He Jian/Zhu Lin/Zheng Zhiyong
（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Xinjiang China）
Abstract：China's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too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since 2013. While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macro structural adjustment，it has also triggere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 risk impac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isk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is paper uses TVP-VAR model to test the time-varying impact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has a better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n the price type;the directional red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short term，while SLF and PSL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in recent years，th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has a better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n the initial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risk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le achieving the goal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monetary authorit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in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central bank and the market，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multi sect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optimizing the comb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hythm of policies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Key Words：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financial institution risk，TVP-VAR model
收稿日期：2020-05-23 修回日期：2020-05-3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向实效应研究”（71863031）;石河子大学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金融服务新疆实体经济发展的能效研究”（ZZZC201843A）。
作者简介：何剑，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祝林，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郑智勇，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管理。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风险;TVP-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0）09-0003-10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09.001
一、引言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货币政策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表明货币政策将依据经济形势灵活调节，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针对性。细数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2014年以来，为应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环境的变化，我国中央银行在适应“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和运用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促进信贷资金向特定领域转移，达到灵活调控的目的。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有效补充。
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领域，可能引发的金融机构风险及其监管，同样是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时关注的重要因素。然而，信贷资金在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传递中，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金融机构的决策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使中央银行的政策宽松意愿与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产生冲突。长期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机构对短期融资的过度依赖，使得信贷风险转化为流动性风险，从而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可见，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现调控目标时是否会增加金融机构风险？以及通过何种传导渠道产生影响？厘清这些问题对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系统地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依据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及运用情况，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运用TVP-VAR模型进行时变脉冲响应分析，以全面考察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并对中央银行如何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本质及研究动态
凯恩斯与货币主义达成以泰勒规则为核心的“新共识”理论框架，提出实施“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认可利率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巨大潜力（罗志如等，1989）[1]。但弗里德曼则认为“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实证证明中央银行运用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实现调控目标，并有效控制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情况（布莱恩，1984）[2]。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发现传统货币政策应对信贷紧缩和利率下限约束存在局限性，各国中央银行相继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陷（Andrews等，2008;Fleming等，2010）[3，4]。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国家执行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货币政策，与“大水漫灌”模式不同，强调对特定地区、领域及行业提供政策扶持（付俊文和赵红，2008）[5]。
由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学界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体现在比较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列举发达经济体出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剖析其运行机制和模式（Baumeister和Benati，2010;Bauer和Neely，2014;Churm等，2015）[6，7，8];同时在对比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后，杨春蕾（2017）[9]指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如定向降准、SLF、MLF、TLF和SLO等，均有效引导资金在小微企业、三农和“双创”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使用。其次体现在传导渠道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的决策，包括信贷渠道、信号渠道、价格渠道等（Cúrdia等，2011;Albertazzi等，2016）[10，11];胡育蓉和范从来（2017）[12]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存在帮助资金投放的导流渠道和控制资金流向的截流渠道，一是引导货币资金流向易遭受融资困境的新兴产业和落后行业，二是阻截货币资金流向僵尸企业实现市场清理机制。最后是实施效果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资产价格波动、稳定市场利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Joyce等，2012;Swanson，2016;Hanisch和Max，2017）[13，14，15];彭俞超和方意（2016）[16]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在应对不同的外生冲击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均能对信贷结构调整和优化起到积极作用;余振等（2016）[17]通过事件分析法与潘敏和刘姗（2018）[18]使用时间序列EGARCH模型得出类似结论，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降低信贷市场利率、抑制其波动率方面效果显著。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学者深刻认识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2009）[19]发布报告称，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金融系统在一定因素作用下不能正常运行，导致金融服务大规模失灵，从而危及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Billio等（2010）[20]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与金融机构的不稳定、信息不对称、监管松懈等问题息息相关。于是，为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系的构建，学者们逐渐将重心转移至金融机构层面带来的风险问题。Hollo 等（2012）[21]在构建欧盟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系时，给金融机构层面的指标赋予更高权重，进而在风险预警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国学者在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也侧重于运用金融机构维度指标构建综合指数，研究成果包括陶玲和朱迎（2016）[22]、屈剑峰（2020）[23]等。由此可见，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風险的重要途径。 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在逆周期调整方面力度持续加码，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效果逐渐显现。金融机构不仅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部门，更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中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和调整会影响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数量，从而改变其贷款决策。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对货币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Borio和Zhu，2008）[24]，当预期未来可能出现流动性短缺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上升，金融机构会进一步调整资产配置和贷款决策（Taylor和Williams，2009）[25]。因此，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金融机构风险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
进一步地，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方面，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传导表现在估值效应、追逐收益效应、杠杆效应等机制上。扩张性货币政策使企业抵押品价值上升，在多种风险定价模型计算下，金融机构风险感知能力降低、风险偏好上升（Adrian和Shin，2009）[26];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打破金融机构无风险收益与风险收益的平衡，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金融机构会加大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引发机构经营风险上升（Peydro和Maddaloni，2010）[27];金融机构有固定或顺周期杠杆率目标，当前杠杆率监管水平不高，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变化均会对金融机构杠杆率产生冲击（张强等，2013）[28]。实证检验方面，Altunbas 等（2009）[29]利用全球上市银行数据库，通过GMM方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并非完全中立，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冒险行为;周丹（2018）[30]构建PVAR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发现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效果不同，该效果还受银行自身规模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周晶和陶士贵（2019）[31]使用系统GMM证明了银行风险承担是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银行利润效率的中介变量，即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意愿进而影响银行利润效率，并建议中央银行应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提高货币政策调节的有效性。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学者们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内涵、传导机制、实施效果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奠定了丰富理论基础。然而，对金融机构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研究明显不足，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商业银行层面，缺乏对金融机构系统性、整体性的探究。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鲜有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动态调整的视角。因此，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通过理论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结合使用TVP-VAR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风险的动态关系，更为完整地考察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1. 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目标。宏观调控目标需要通过中介变量和复杂的传导渠道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并作用于调节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有别于传统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调节流动性问题，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经济体系中各种结构性问题。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设计并实施于经济危机时期，以缓解信用紧缩、提振市场，属于被动行为，而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属于主动调控，强调对经济矛盾精准施策。所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目标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短板拉长”目标，即通过激励效应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流向政策扶持领域，以缓解弱势地区、短板行业的融资困境，例如对三农、小微企业、节能环保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二是“长板压短”目标，即通过抑制效应调整资金流向，降低产能过剩、高债务杠杆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例如对高消耗、高排放、产能过剩等劣质企业的资金支持，倒逼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2.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分析。当前，中央银行正在积极推行创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应对国内流动性总量盈余和结构短缺并存的情况，其中主要有定向降准、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不同工具作用实体经济领域的操作方式不尽相同。本文仅分析操作较为频繁、数据披露相对完整的四种工具的运用情况。
（1）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LF），2013年1月设立，目的是对金融机构提供1—3个月的信贷支持，由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发起申请，以质押方式发放。SLF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支持，提高短期利率的平稳性，增强金融机构防范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2）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2014年9月设立，与SLF操作模式相似，期限分为3个月、6个月或1年，且只适用于符合国家审慎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一方面，MLF属于中央银行发放的定向资金，可以为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提供长期稳定的大额信贷资金，降低其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MLF使用期限較长，可以有效避免金融机构的短期和长期行为，还能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
（3）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2014年4月设立，以质押的方式为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3—5年期限的长期信贷支持。与SLF、MLF均由金融机构自主发起申请不同，PSL是以中央银行为发起主体，依据市场运行情况向金融机构在政府特定项目上提供流动性支持，如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同时在PSL发行过程中，中央银行持续调整利率水平，以便更好地引导中期利率水平，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4）定向降准工具，2014年4月设立，属于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的基础上更注重结构性和指向性的“精准滴灌”，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中央银行使用定向降准工具对短板领域贷款达到一定规模的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准备金，以引导市场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
图1为中央银行发行SLF、MLF和PSL的规模。总体上，结构性货币政策规模不断扩大，SLF、MLF和PSL三种工具与基础货币余额之比在2017年达到20%，2018年9月达到最高点约27.3%，充分体现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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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VP-VAR Model
He Jian/Zhu Lin/Zheng Zhiyong
（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Xinjiang China）
Abstract：China's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too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since 2013. While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macro structural adjustment，it has also triggere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 risk impac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isk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is paper uses TVP-VAR model to test the time-varying impact of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has a better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n the price type;the directional red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short term，while SLF and PSL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in recent years，th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has a better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n the initial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risk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le achieving the goal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monetary authorit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in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central bank and the market，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multi sect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optimizing the comb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hythm of policies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Key Words：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financial institution risk，TVP-VAR model
收稿日期：2020-05-23 修回日期：2020-05-3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向实效应研究”（71863031）;石河子大学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金融服务新疆实体经济发展的能效研究”（ZZZC201843A）。
作者简介：何剑，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祝林，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郑智勇，男，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