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在2016年2月20日《法制日报》撰文指出：《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印发实施，向国人展示了中央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信心、决心以及具体措施。意见中最受关注的是：对那些“只生不养”的父母，在出现问题时将被追责。许多网友认为：这样的规定是政府又把责任推还给了那些外出务工的父母。甚至有网友质疑，是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户籍制度及绑架在上面的福利制度存在问题，才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出现，罪不在父母；“既生又养”对于许多外出务工者而言，可能都是天大的难题，强制要求的话，只能导致或者父母回到农村老家，或者把孩子带到大城市一起去打拼。
　　上述网友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存在对政府政策的误读。政府对“只生不养”父母的追责，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具体来说，一是追责只发生在出现问题尤其是严重问题或严重后果时；二是追责不只是有道德上的理由，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留守儿童的问题，制度因素、社会因素都不可回避。但只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而不关注父母应有的责任，是一种矫情的态度。事事怪体制，事事寄希望于长久的改革，往往容易忽略个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概言之，解决6000万留守儿童问题，父母之责从来都不应该缺位，而且其他因素也不应成为父母逃脱责任的挡箭牌。
　　高校更名必须规范
　　肖纲领在2016年2月22日《浙江教育报》撰文指出：高校究竟该不该更名，这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话题。据统计，近6年来，我国共有472所大学更名，占高校总数的23%；还有学者研究指出，1981年至2010年间，全国高校校名“存活率”仅为21%；即使是教育部日前公示的“2016年拟批准设置的39所高等学校名单”，其中更名大学也高达14所。可见，对于高校更名的各种讨论并没有阻挡住一些高校更名的热情和冲动。所以，对于高校更名，公众的关注点不能止于“要不要”，要进一步追问“怎么办”。
　　客观地讲，高校“更名潮”的出现，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高校自身的发展诉求不无关系。一方面，政府基于教育整盘棋的统筹规划，对高等院校重新布局，尤其是合并重组，并非新鲜事；另一方面，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我国高等院校的名称与其办学规模直接关联，是叫“学院”还是“大学”，是单科性大学还是综合性大学，关乎学校的社会声誉。说“校如其名”并不为过，而且不同发展水平的高等院校，其所享受到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也差异巨大，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这两大因素直接刺激了一些非知名以及地处地级市和位置偏远的院校更名的需求。
　　“无规矩不成方圆。”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同类型高校的合并、升格及与此而来的高校更名仍将是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规范更名程序。有关部门既要对高校更名的办学条件、价值取向、细化程序等予以明确规定，也应该加强自身工作的民主化程度，完善各项审批程序。只有合法、合理，实现多元参与，高校更名才能减少过程的混乱。
　　教育微信群大有可为
　　李志欣在2016年2月23日中国教育新闻网撰文指出：对于群主来说，教育群、教师群一般有如下几种功能：一是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实践项目，让更多的人认同并参与到他的项目中来；二是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欲借微信群发放通知，扩大宣传面，以获得更多效益；三是想寻找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排除在僵化教育体制下的孤独感，发泄自己的愤懑情感；四是真正聚集一些有学习力、有相同志趣的人，寻求各方力量、资源和机会，携手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等。对于群员来说，参与这些教育微信群一般有如下几种心态：一是享受被他人关注邀请的快乐；二是寻找自己的知音；三是寻找可借鉴的经验，实现自己专业发展的蜕变；四是聚焦一个专题，寻求同伴的支持和帮助；五是想领略他地、他人的现状与精神风貌等，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玩微信群的人，有普通老师、有专业研究人员、有学生、有家长、有教育行政人员、有媒体人，他们跨单位、跨地域，甚至跨国籍。不过，教育微信群把人们的情感距离拉近了，资源得到共享，自己的理念和成果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自己的发展和成长也不再仅仅依赖体制内的人和机构。在“互联网 ”时代，教师以自我需求为导向、自主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自觉发展为动力源泉的“自专业”时代已经来临，并且势如破竹。如果这个群体真能有一种勇气和智慧实现“自专业”成长，敢于突破学校体制的框架，大胆追逐自己的教育梦想，不断开拓提升的空间，这未尝不是好事。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及时重视这种现象，对新形势下的教师群体进行科学有效地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