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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到2012年，每年夏天都有一次考试牵动着整个中国城乡，35年来年年如此。但是，当我们向海外受众，尤其那些社会、文化背景迥异的读者，年复一年地讲述一场考试如何让全社会总动员、如何“花样”频出之外，总觉得应该寻找些突破——迅速发展的大国与“第一考”，在三十五年间的互动总有着微妙而有趣的变化。社会大背景下人们心态、选择的变化，一定也透视出这个国家的变化。
外媒从“高考”看什么
既然我们的读者群体主要在海外，从外媒的目光所向反观近在身边的高考也许能得到最直接的答案，或者是方向性指引，从而投其所好，传其所需，才能达到好的传播和采用效果。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于6月7日开始，香港《明报》和法新社就此发表文章，对高考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
《明报》称，虽然4年以来中国内地高考考生人数不断下滑，但高考经济却一年比一年热。报道指出，高考经济今年四月起即在全国升温，由此不仅导致药店各类保健品的销售量暴增，宾馆“高考房”预定吃香，寺庙香火旺盛，考后旅游线路预售生意红火，甚至引发文具股、高校股、以及一些名字吉利的股票等所谓“高考概念股”股价飙升。
法新社则报道了中国学生应对高考各出奇招，为了考生能有更出色的发挥，家长们不惜花费金钱确保孩子能在两天的考试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报道称，很多宾馆为考生推出了房号吉利、风水好，但价格离谱的房间。很多家长还花重金雇佣高学历的“高考保姆”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此外，美国之音网站报道了高考的重大意义，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登出了中国高考防作弊措施严密的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也注意到政府在高考中绞尽脑汁与作弊者“斗法”。
有外媒写“网友称高考成本35年翻数万倍，补课费营养费猛增”，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一些外媒则捕捉到了网上热议的“考生迟到被拒高考，母亲下跪求情遭拒”等考试之外值得社会思考的话题。
细细看来，其实这些现象绝大多数都不是外媒记者刻意从“角落”里费尽心思挖出来的，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比较起来我们在报道角度、素材筛选上存在差异。这差异所在，就是值得学习和思考的突破口。
不变的记忆，变化的高考
在高考面前，中国人命运和选择的变化，也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如同春节被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年度集中迁徙”，高考是刻在太多中国人心里的共同记忆：作为80后，父辈中很多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标志性年代的亲历者。随后，高考“独木桥”承托起改变人生命运，尤其是农村学子跳出“农门”的全家期待。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录取比例连年提升，也未能动摇高考作为“第一考”的地位。
“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是在1977年的冬天，大家连一全套中学课本都凑不齐，就报名了。考场就是在北大荒的知青点，写着写着钢笔都冻住了……”一位父辈曾经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成千上万不知出路何在的年轻人被“瞬间点亮”。
他回忆起，“不懂该报啥大学，也感觉不出考得有没有把握，只要能考上，什么大学都行啊。当时报志愿，感觉学习不错就互相出主意挑最有名的，直接报北大清华；没啥把握就报个看得懂做啥的学校，挑个有感觉的专业。”
那支“冻住的钢笔”和“只要是大学就行”的模糊而坚定的信念，改变了父辈那代人的命运，成了他们不同人生的分水岭，也从那时起印在了记者心里。
时至今日，社会变了，高考也变得不再是那个时候的高考了，而笔者则有机会记录下这种变化：
2012年6月7日至8日，中国915万名考生在各地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4年来，报考人数下降140万，高考录取率呈上升趋势。
有统计显示；从2008年起，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连续4年保持20%以上增长速度，2011年达到34万的历史高点，其中近一半人赴外攻读本科。
此时，我们向海外讲述的高考也该适时呈现出这些变化。跳出高中生出国热、弃学创业、职业教育为高考生提供“务实”选择等高考新现象，新华社对外部与分社记者合作策划采写出《求学多元新选择挑战中国“第一考”》等稿件，力图捕捉记录下中国人在高考选择中的微妙变化，以及由此释放出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的信号。
我们采访到多名“弃考”的学生、家长、留学中介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校方、学生。其中，包括亲历1978年高考的母亲，为女儿选择出国留学“走一条不同的路”，“让她从千篇一律的高考重压下走出来”。也包括出于就业压力考虑而选择报考职业教育的“现实派”。
从他们的故事中透视中国高考生源下降新现象，解读和剖析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中，
人们对高考的心态变化，通过多元化社会流动途径折射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同时，报道中也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学生“通过一次考试改变命运”的高考之路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呼吁更优质、多元的教育资源给予倾斜，让整篇稿件更为平衡和客观。
在另外一篇稿件中，我们则选取了今年高考中的有争议的热门人物：第16次参加高考的“高考帝”，大学毕业卖煎饼的“煎饼哥”，以及拒绝参加高考、一心弃学创业的重庆科学小天才。从这个角度观察高考，则试图通过将拼力挤进与一心逃离的看似背离的选择，剖析当代中国人对“大学”态度的坚守与嬗变，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培养“精英”路线走向提升大众素养转变。
从“gaokao（高考）”说起
在对外英文的稿件写作中，我们尝试了在标题和导语以及文中部分地采用“gaokao”来代替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NCEE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虽然后者更为规范标准、清晰明了，但似乎又不如“gaokao”足以彰显出这场考试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在外媒的报道中也发现了有直接使用“gaokao”一词的情况，或许中国的“高考”，已经像某些生动的中国词汇一样直接从拼音融入洋话之中。
寻路高考，是一次有意思的对外报道探索：让那些年复一年注定不断重复的话题，更有新意、更有意义地出现，在把故事讲生动的时候，也试图捕捉一下为什么这种现象和故事会出现在此时的中国。
高考如此，对春节、大熊猫、兵马俑等有中国特色的报道题材，以及西藏、青藏高原、宗教、民族、生态环境等海外长期关注的“热点”报道也有相似之处：在不变中找寻变的踪迹，在变化中探究原因，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报道不限于就事论事，原地打转。
高考过去35年了，我们爱或不爱，想与不想，它都在那里，而且在可见的未来，这样一个从标准化程度上仍无可替代的考试会继续在那里。我们注定要一直寻找和记录它的成长和变化。
（作者来自新华社对外部）
外媒从“高考”看什么
既然我们的读者群体主要在海外，从外媒的目光所向反观近在身边的高考也许能得到最直接的答案，或者是方向性指引，从而投其所好，传其所需，才能达到好的传播和采用效果。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于6月7日开始，香港《明报》和法新社就此发表文章，对高考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
《明报》称，虽然4年以来中国内地高考考生人数不断下滑，但高考经济却一年比一年热。报道指出，高考经济今年四月起即在全国升温，由此不仅导致药店各类保健品的销售量暴增，宾馆“高考房”预定吃香，寺庙香火旺盛，考后旅游线路预售生意红火，甚至引发文具股、高校股、以及一些名字吉利的股票等所谓“高考概念股”股价飙升。
法新社则报道了中国学生应对高考各出奇招，为了考生能有更出色的发挥，家长们不惜花费金钱确保孩子能在两天的考试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报道称，很多宾馆为考生推出了房号吉利、风水好，但价格离谱的房间。很多家长还花重金雇佣高学历的“高考保姆”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此外，美国之音网站报道了高考的重大意义，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登出了中国高考防作弊措施严密的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也注意到政府在高考中绞尽脑汁与作弊者“斗法”。
有外媒写“网友称高考成本35年翻数万倍，补课费营养费猛增”，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一些外媒则捕捉到了网上热议的“考生迟到被拒高考，母亲下跪求情遭拒”等考试之外值得社会思考的话题。
细细看来，其实这些现象绝大多数都不是外媒记者刻意从“角落”里费尽心思挖出来的，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比较起来我们在报道角度、素材筛选上存在差异。这差异所在，就是值得学习和思考的突破口。
不变的记忆，变化的高考
在高考面前，中国人命运和选择的变化，也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如同春节被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年度集中迁徙”，高考是刻在太多中国人心里的共同记忆：作为80后，父辈中很多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标志性年代的亲历者。随后，高考“独木桥”承托起改变人生命运，尤其是农村学子跳出“农门”的全家期待。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录取比例连年提升，也未能动摇高考作为“第一考”的地位。
“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是在1977年的冬天，大家连一全套中学课本都凑不齐，就报名了。考场就是在北大荒的知青点，写着写着钢笔都冻住了……”一位父辈曾经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成千上万不知出路何在的年轻人被“瞬间点亮”。
他回忆起，“不懂该报啥大学，也感觉不出考得有没有把握，只要能考上，什么大学都行啊。当时报志愿，感觉学习不错就互相出主意挑最有名的，直接报北大清华；没啥把握就报个看得懂做啥的学校，挑个有感觉的专业。”
那支“冻住的钢笔”和“只要是大学就行”的模糊而坚定的信念，改变了父辈那代人的命运，成了他们不同人生的分水岭，也从那时起印在了记者心里。
时至今日，社会变了，高考也变得不再是那个时候的高考了，而笔者则有机会记录下这种变化：
2012年6月7日至8日，中国915万名考生在各地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4年来，报考人数下降140万，高考录取率呈上升趋势。
有统计显示；从2008年起，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连续4年保持20%以上增长速度，2011年达到34万的历史高点，其中近一半人赴外攻读本科。
此时，我们向海外讲述的高考也该适时呈现出这些变化。跳出高中生出国热、弃学创业、职业教育为高考生提供“务实”选择等高考新现象，新华社对外部与分社记者合作策划采写出《求学多元新选择挑战中国“第一考”》等稿件，力图捕捉记录下中国人在高考选择中的微妙变化，以及由此释放出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的信号。
我们采访到多名“弃考”的学生、家长、留学中介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校方、学生。其中，包括亲历1978年高考的母亲，为女儿选择出国留学“走一条不同的路”，“让她从千篇一律的高考重压下走出来”。也包括出于就业压力考虑而选择报考职业教育的“现实派”。
从他们的故事中透视中国高考生源下降新现象，解读和剖析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中，
人们对高考的心态变化，通过多元化社会流动途径折射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同时，报道中也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学生“通过一次考试改变命运”的高考之路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呼吁更优质、多元的教育资源给予倾斜，让整篇稿件更为平衡和客观。
在另外一篇稿件中，我们则选取了今年高考中的有争议的热门人物：第16次参加高考的“高考帝”，大学毕业卖煎饼的“煎饼哥”，以及拒绝参加高考、一心弃学创业的重庆科学小天才。从这个角度观察高考，则试图通过将拼力挤进与一心逃离的看似背离的选择，剖析当代中国人对“大学”态度的坚守与嬗变，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培养“精英”路线走向提升大众素养转变。
从“gaokao（高考）”说起
在对外英文的稿件写作中，我们尝试了在标题和导语以及文中部分地采用“gaokao”来代替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NCEE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虽然后者更为规范标准、清晰明了，但似乎又不如“gaokao”足以彰显出这场考试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在外媒的报道中也发现了有直接使用“gaokao”一词的情况，或许中国的“高考”，已经像某些生动的中国词汇一样直接从拼音融入洋话之中。
寻路高考，是一次有意思的对外报道探索：让那些年复一年注定不断重复的话题，更有新意、更有意义地出现，在把故事讲生动的时候，也试图捕捉一下为什么这种现象和故事会出现在此时的中国。
高考如此，对春节、大熊猫、兵马俑等有中国特色的报道题材，以及西藏、青藏高原、宗教、民族、生态环境等海外长期关注的“热点”报道也有相似之处：在不变中找寻变的踪迹，在变化中探究原因，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报道不限于就事论事，原地打转。
高考过去35年了，我们爱或不爱，想与不想，它都在那里，而且在可见的未来，这样一个从标准化程度上仍无可替代的考试会继续在那里。我们注定要一直寻找和记录它的成长和变化。
（作者来自新华社对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