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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在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的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私事一律不准用公车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向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您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就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痛恨不正之风
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没有再去看看他……
摘自《老人报》2009.8.26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的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私事一律不准用公车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向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您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就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痛恨不正之风
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没有再去看看他……
摘自《老人报》2009.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