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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过今日紫金山的人，既会因它的雄伟秀丽而陶醉，也会被它无数的历史遗迹所吸引，其中，散落在紫金山山间大大小小的碉堡，一直吸引着广大游客的眼球，引起人们的好奇。
这些是1930年代南京悲壮的抗日战事的遗留文物，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这类抗战碉堡，不仅紫金山有，南京四周的许多地方也有。它们是南京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些抗战碉堡的了解与研究太少了。
2018年，南京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资深成员黄宝荣（网名“北山隐士”），以记录团内部资料的形式，出了一本全面记录与研究南京抗战碉堡的书——《南京碉堡》。他本是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处退休职工，满怀爱国热情，以八年多的时间，放弃休息，受苦受累，跋山涉水，费尽心血，跑遍了南京城内外山山水水，所拍摄的1937年12月悲壮的南京保卫战的重要历史遗物——约210座碉堡的照片及其说明与研究。这是一本史学价值很高的抗战历史照片集，这是一本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书。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进攻南京的日本“华中方面军”，有8个师团、24万之众。除了在南京外围作战的部队，最后直接打到南京城下的日军，也有5个师团和众多配属部队，达18万人之多。调动的坦克、装甲车，多达300多辆，几乎将整个“华中方面军”的装甲力量全部调到南京前线。另有日本的海军与航空兵配合。中国守军仅约10万人，多是经匆匆整补的残破之师，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远远落后于日军。南京保卫战完全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殊死战。中国军民和中国政府为了保卫中国的首都、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不顾敌强我弱，拒绝屈服和投降，英勇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共打死打伤日军26 000多人。而从12月5日到12月12日的南京保卫战，血战7日，毙伤日军8000多人，其中可以确认姓名的日军中尉以上军官有27名。依据职务划分，联队长1名、大队长5名、代理大队长2名、中队长17名、联队本部军官2名;依据军衔划分，大佐1名、少佐5名、大尉13名、中尉8名。按照日军的相关规定，这些毙命日军军官的军衔，在其战死后都自动升一级。南京保卫战的战果，与此后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等消灭的日军人数相比，不相上下。
南京保卫战继淞沪抗战后，再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缓了日军的进攻步伐，掩护从淞沪战场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后撤到皖浙赣地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抗战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将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向长江流域，引进持久战的泥坑。而南京保卫战的作战与突围，为中国此后的长期抗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紧接而来的徐州、武汉等会战的作战部署和胜利突围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更重要的是，南京保卫战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和不屈斗志。中国守军官兵在艰苦的条件下，无畏战斗，浴血沙场，激战到下达撤退令的最后一刻。整个南京保卫战中，仅殉国的现役将军就有约10名，加上牺牲后追授的，一共牺牲17名少将以上军官，团、营以下的军官与士兵死伤则不计其数。
当然，南京保卫战如此快速而悲壮地失败，也应认真总结与汲取教训。
我们应该重视南京保卫战，除了查阅与研究当时的档案、报刊、亲历者的回忆录等以外，还要到当年南京保卫战的战场，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对当年守卫南京发挥重要作用的碉堡、战壕、掩体、坑道等战场遗址与遗物，尤其要进行调查与研究。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势所必然，甚至迫在眉睫，中日必有一战。1932年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于是，从那时开始，南京国民政府抓紧时间，从多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对日备战。
1932年1月，国民政府将原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南京汉口路，除中国教官外，解聘该校的全部日本教官，换上德国教官。
国民政府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接受蒋百里等学者的意见，根据敌强我弱与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等特点，秘密制订未来对日作战的持久战战略计划，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国防地理部署设想，就是以南方为主线，以西南、西北为抗战大后方，以四川为抗战基地。国民政府根据上述国防地理部署设想，积极组织实施国防建设。1932年12月，在参谋本部下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1935年易为杨杰），统筹与实施全国的国防工事。1933年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由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等20余人参加的秘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与参谋本部联合组织成立“警卫执行部”，运筹对日备战，规划、部署与指导各地的国防工事建设。
华北地区，以济南、保定为国防第一线，兖州、安阳为第二线，在北平、天津以及太原、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加紧筹建国防设施，其中以黄河一线为防守重点。从1935年起，蒋介石令洛阳军分校校长祝绍周督修黄河河防工事，称之为“河防长城”。东南地区，以无锡、江阴（锡澄）为国防线。在南京、武汉、徐州、开封、杭州等地及沿海要地建筑强固工事。延筑陇海线、浙赣线、粤汉线等战略铁路和重要公路。
制订七年整军计划，加强军队训练建设。购进德国武器装备，在德国顾问的训练指导下，打算至1938年，在中央军里组建成60个德式陆军师。
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设在南京市模范马路与中山北路交界处），掌管和挖掘全国的战略资源，储备战略物资，加强武器生产。
扩建南京、洛阳等兵工厂，加强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八二迫击炮、中正式步枪等轻、重武器的生产。
抓紧空军建设。發动航空爱国捐献，千方百计从各国购进战机。1932年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笕桥航校），培育飞行员。1933年4月，为发展飞机制造业，决定与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及联洲（通陆）公司，合组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厂杭州公司（英文缩写是CAMCO或CAMC），简称“中杭厂”，后又建南昌飞机制造厂、广东韶关飞机厂。 特别重要的是，加强首都南京的防护。
在上海通往南京的长江航道上，早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后，为防范日舰沿长江西上，军政部成立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实施委员会，主办备要塞工事的设计与实施事宜。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着手制订“要塞五年整备计划”。12月，新成立的城塞组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首先对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进行整理。此后，不断加强江阴、镇江、江宁3座江防要塞的建设。其中江宁要塞，在已有旧江防炮台的基础上，从1935年开始，对各炮臺实施了扩建增筑工程，编为龙台（乌龙山和周家山）、虎台（老虎山和幕府山）、狮台（狮子山）、马台（马家山和清凉山）、雨台（雨花台）、富台（富贵山）共6座炮台群，在延绵的临江丘陵上，以大小炮台、碉堡、堑壕组成防线工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乌龙山和周家山炮台群，位于南京东北郊栖霞山地区的临江丘陵上，由11座炮台组成，拥有230毫米、150毫米、120毫米口径的多种要塞炮，可以从山顶直接俯射长江中的敌舰，封锁江面。在乌龙山以西，沿长江再折向南，依次为老虎山和幕府山炮台群、狮子山炮台群、马家山和清凉山炮台群、雨花台炮台群，依次建于南京城以北与以西的临江丘陵上，阻止敌舰近岸与敌军登陆。只有富贵山炮台群，位于南京城东的高地上，监控南京地区的制高点紫金山一线。
在上海通往南京的陆路沿途，从1934年开始，加紧构筑沪杭线（上海到杭州湾）、苏福线（苏州、吴江到常熟福山）和锡澄线（无锡到江阴）三道钢筋混凝土的国防作战工事。
在南京的外围，则从长江南岸的各军事要点，到长江北岸的浦口、浦镇、江浦县城，构筑钢筋混凝土碉堡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
南京防线分为两道：第一道是南京外围的弧形防御线。东北起自长江边的栖霞山、龙潭，向东南延伸至汤山镇、青龙山、淳化镇、湖熟镇、方山、秣陵关、牛首山，再向西至长江边的江宁镇、大胜关，以东南为主要防御方向。第二道是紧邻南京城的复廓弧形防御线。以东北起自长江边的乌龙山、幕府山、杨坊山，向东南延伸至紫金山、麒麟门、河定桥，再向西经雨花台，至长江边的板桥镇，为外廓。以南京城垣为内廓，在高大的城墙上开挖重机枪与平射炮的射孔。形成城内、城外两线阵地互相支援的复廓防线。这两道防线的起点与终点，均依托于长江天堑，与长江以北的江浦、浦镇、浦口防线相连，形成环形要塞。在第一道外围弧形防御线外，还延伸设立了一道警戒线。在南京城内，则以北极阁、鼓楼和清凉山为界，将全城划分为两个守备区。在清凉山、五台山、鼓楼、北极阁、富贵山等制高点，构筑坑道、掩蔽部、指挥所等核心工事。
据有关史料，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前，由城塞组在南京外围与城厢内外，构筑工事265座;由独立工兵第一团在南京东南部，构筑工事223座;由第八十五师在南京的西部、北部长江左岸（即浦口、浦镇地区），构筑工事45座。总共在南京四周完成工事553座。
这样在南京城内外，直至南京的江北浦口、浦镇地区，形成了由碉堡、战壕、掩体、坑道等构成的工事。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碉堡等工事有许多建造得粗糙、马虎，不符合战争要求，但总体上说，它们在南京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若没有这些碉堡等工事，中国守军官兵的伤亡将更大，南京保卫战也不会坚持八、九天之久。特别是江北浦口、浦镇地区守军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团与黔军第一0二师，凭借这些碉堡等工事，有力地阻截包抄的日军达两天两夜，掩护唐生智以下中国守军数万人安全突围，否则中国守军将全军覆没。
经历南京保卫战、为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些碉堡、掩体、坑道等工事遗存，是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见证，是南京历史与中国历史的见证，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
南京保卫战至今已80多年，南京保卫战的这些碉堡、掩体、坑道等工事遗存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常常遭到一些人为的破坏，令人痛心。直到近年，南京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碉堡、掩体、坑道等工事遗存的重要价值，不辞辛劳，进行调查与研究，呼吁政府与社会各方面加以保护与利用。
在这些人群中，南京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的黄宝荣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用八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南京的城内城外，发现并拍摄、记录了现存的遗存碉堡约210座，另外已获得信息、尚未来得及寻访的遗存碉堡约20座。这占到有历史记载的南京地区原有抗战碉堡553座的50%以上。黄宝荣将他发现并拍摄记录的现存的遗存碉堡约210座，分为南京紫金山与城东地区碉堡，南京城南、城西、城中地区碉堡，南京城北地区碉堡，南京栖霞与龙潭地区碉堡，南京浦口与六合地区碉堡，南京城墙上的碉堡，共六个部分。他编写出一本严谨、真实、生动、图文并茂、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与教育意义的书籍《南京碉堡》。
黄宝荣的调查与拍摄是十分艰苦甚至危险的。在2017年10月间，我曾与他以及其他研究者一道去江北浦口、浦镇地区，调查拍摄当年中国守军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团与黔军第一0二师所使用的碉堡等工事。黄宝荣凭查阅到的史料记载，确认在浦镇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重要的碉堡，但我们就是一直找不到。黄宝荣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顾山路崎岖，执意攀登上山头，仍没找到。正当他发急寻找时，一不当心，脚下一滑，一下子从山头上滑到半山腰，跌在草丛中，衣服划破，鼻青脸肿。我作为带队人，大惊失色，与众队友大叫救人。然而，黄宝荣却从草丛中欢乐地大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原来他跌落的半山腰正是那座碉堡所在地，他抬头一看，那座一直找不到的碉堡就在他的眼前。黄宝荣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疼痛，欢叫起来。我们受到感染，也不由地大声欢呼。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黄宝荣这样可敬的人，抗战的历史才不会被遗忘，南京保卫战英雄与烈士们才能含笑于九泉，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反抗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才能得以世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
遗憾的是，黄宝荣不幸于2018年9月9日仙逝，令人不胜伤感，对他深深怀念。衷心希望他的遗著《南京碉堡》能够早日正式出版，以告慰黄宝荣，告慰南京保卫战的抗战先烈。
这些是1930年代南京悲壮的抗日战事的遗留文物，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这类抗战碉堡，不仅紫金山有，南京四周的许多地方也有。它们是南京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些抗战碉堡的了解与研究太少了。
2018年，南京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资深成员黄宝荣（网名“北山隐士”），以记录团内部资料的形式，出了一本全面记录与研究南京抗战碉堡的书——《南京碉堡》。他本是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处退休职工，满怀爱国热情，以八年多的时间，放弃休息，受苦受累，跋山涉水，费尽心血，跑遍了南京城内外山山水水，所拍摄的1937年12月悲壮的南京保卫战的重要历史遗物——约210座碉堡的照片及其说明与研究。这是一本史学价值很高的抗战历史照片集，这是一本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书。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进攻南京的日本“华中方面军”，有8个师团、24万之众。除了在南京外围作战的部队，最后直接打到南京城下的日军，也有5个师团和众多配属部队，达18万人之多。调动的坦克、装甲车，多达300多辆，几乎将整个“华中方面军”的装甲力量全部调到南京前线。另有日本的海军与航空兵配合。中国守军仅约10万人，多是经匆匆整补的残破之师，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远远落后于日军。南京保卫战完全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殊死战。中国军民和中国政府为了保卫中国的首都、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不顾敌强我弱，拒绝屈服和投降，英勇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共打死打伤日军26 000多人。而从12月5日到12月12日的南京保卫战，血战7日，毙伤日军8000多人，其中可以确认姓名的日军中尉以上军官有27名。依据职务划分，联队长1名、大队长5名、代理大队长2名、中队长17名、联队本部军官2名;依据军衔划分，大佐1名、少佐5名、大尉13名、中尉8名。按照日军的相关规定，这些毙命日军军官的军衔，在其战死后都自动升一级。南京保卫战的战果，与此后的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等消灭的日军人数相比，不相上下。
南京保卫战继淞沪抗战后，再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缓了日军的进攻步伐，掩护从淞沪战场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后撤到皖浙赣地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抗战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将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向长江流域，引进持久战的泥坑。而南京保卫战的作战与突围，为中国此后的长期抗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紧接而来的徐州、武汉等会战的作战部署和胜利突围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更重要的是，南京保卫战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和不屈斗志。中国守军官兵在艰苦的条件下，无畏战斗，浴血沙场，激战到下达撤退令的最后一刻。整个南京保卫战中，仅殉国的现役将军就有约10名，加上牺牲后追授的，一共牺牲17名少将以上军官，团、营以下的军官与士兵死伤则不计其数。
当然，南京保卫战如此快速而悲壮地失败，也应认真总结与汲取教训。
我们应该重视南京保卫战，除了查阅与研究当时的档案、报刊、亲历者的回忆录等以外，还要到当年南京保卫战的战场，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对当年守卫南京发挥重要作用的碉堡、战壕、掩体、坑道等战场遗址与遗物，尤其要进行调查与研究。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势所必然，甚至迫在眉睫，中日必有一战。1932年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于是，从那时开始，南京国民政府抓紧时间，从多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对日备战。
1932年1月，国民政府将原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南京汉口路，除中国教官外，解聘该校的全部日本教官，换上德国教官。
国民政府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接受蒋百里等学者的意见，根据敌强我弱与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等特点，秘密制订未来对日作战的持久战战略计划，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国防地理部署设想，就是以南方为主线，以西南、西北为抗战大后方，以四川为抗战基地。国民政府根据上述国防地理部署设想，积极组织实施国防建设。1932年12月，在参谋本部下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1935年易为杨杰），统筹与实施全国的国防工事。1933年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由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等20余人参加的秘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与参谋本部联合组织成立“警卫执行部”，运筹对日备战，规划、部署与指导各地的国防工事建设。
华北地区，以济南、保定为国防第一线，兖州、安阳为第二线，在北平、天津以及太原、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加紧筹建国防设施，其中以黄河一线为防守重点。从1935年起，蒋介石令洛阳军分校校长祝绍周督修黄河河防工事，称之为“河防长城”。东南地区，以无锡、江阴（锡澄）为国防线。在南京、武汉、徐州、开封、杭州等地及沿海要地建筑强固工事。延筑陇海线、浙赣线、粤汉线等战略铁路和重要公路。
制订七年整军计划，加强军队训练建设。购进德国武器装备，在德国顾问的训练指导下，打算至1938年，在中央军里组建成60个德式陆军师。
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设在南京市模范马路与中山北路交界处），掌管和挖掘全国的战略资源，储备战略物资，加强武器生产。
扩建南京、洛阳等兵工厂，加强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八二迫击炮、中正式步枪等轻、重武器的生产。
抓紧空军建设。發动航空爱国捐献，千方百计从各国购进战机。1932年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笕桥航校），培育飞行员。1933年4月，为发展飞机制造业，决定与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及联洲（通陆）公司，合组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厂杭州公司（英文缩写是CAMCO或CAMC），简称“中杭厂”，后又建南昌飞机制造厂、广东韶关飞机厂。 特别重要的是，加强首都南京的防护。
在上海通往南京的长江航道上，早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后，为防范日舰沿长江西上，军政部成立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实施委员会，主办备要塞工事的设计与实施事宜。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着手制订“要塞五年整备计划”。12月，新成立的城塞组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首先对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进行整理。此后，不断加强江阴、镇江、江宁3座江防要塞的建设。其中江宁要塞，在已有旧江防炮台的基础上，从1935年开始，对各炮臺实施了扩建增筑工程，编为龙台（乌龙山和周家山）、虎台（老虎山和幕府山）、狮台（狮子山）、马台（马家山和清凉山）、雨台（雨花台）、富台（富贵山）共6座炮台群，在延绵的临江丘陵上，以大小炮台、碉堡、堑壕组成防线工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乌龙山和周家山炮台群，位于南京东北郊栖霞山地区的临江丘陵上，由11座炮台组成，拥有230毫米、150毫米、120毫米口径的多种要塞炮，可以从山顶直接俯射长江中的敌舰，封锁江面。在乌龙山以西，沿长江再折向南，依次为老虎山和幕府山炮台群、狮子山炮台群、马家山和清凉山炮台群、雨花台炮台群，依次建于南京城以北与以西的临江丘陵上，阻止敌舰近岸与敌军登陆。只有富贵山炮台群，位于南京城东的高地上，监控南京地区的制高点紫金山一线。
在上海通往南京的陆路沿途，从1934年开始，加紧构筑沪杭线（上海到杭州湾）、苏福线（苏州、吴江到常熟福山）和锡澄线（无锡到江阴）三道钢筋混凝土的国防作战工事。
在南京的外围，则从长江南岸的各军事要点，到长江北岸的浦口、浦镇、江浦县城，构筑钢筋混凝土碉堡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
南京防线分为两道：第一道是南京外围的弧形防御线。东北起自长江边的栖霞山、龙潭，向东南延伸至汤山镇、青龙山、淳化镇、湖熟镇、方山、秣陵关、牛首山，再向西至长江边的江宁镇、大胜关，以东南为主要防御方向。第二道是紧邻南京城的复廓弧形防御线。以东北起自长江边的乌龙山、幕府山、杨坊山，向东南延伸至紫金山、麒麟门、河定桥，再向西经雨花台，至长江边的板桥镇，为外廓。以南京城垣为内廓，在高大的城墙上开挖重机枪与平射炮的射孔。形成城内、城外两线阵地互相支援的复廓防线。这两道防线的起点与终点，均依托于长江天堑，与长江以北的江浦、浦镇、浦口防线相连，形成环形要塞。在第一道外围弧形防御线外，还延伸设立了一道警戒线。在南京城内，则以北极阁、鼓楼和清凉山为界，将全城划分为两个守备区。在清凉山、五台山、鼓楼、北极阁、富贵山等制高点，构筑坑道、掩蔽部、指挥所等核心工事。
据有关史料，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前，由城塞组在南京外围与城厢内外，构筑工事265座;由独立工兵第一团在南京东南部，构筑工事223座;由第八十五师在南京的西部、北部长江左岸（即浦口、浦镇地区），构筑工事45座。总共在南京四周完成工事553座。
这样在南京城内外，直至南京的江北浦口、浦镇地区，形成了由碉堡、战壕、掩体、坑道等构成的工事。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碉堡等工事有许多建造得粗糙、马虎，不符合战争要求，但总体上说，它们在南京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若没有这些碉堡等工事，中国守军官兵的伤亡将更大，南京保卫战也不会坚持八、九天之久。特别是江北浦口、浦镇地区守军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团与黔军第一0二师，凭借这些碉堡等工事，有力地阻截包抄的日军达两天两夜，掩护唐生智以下中国守军数万人安全突围，否则中国守军将全军覆没。
经历南京保卫战、为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些碉堡、掩体、坑道等工事遗存，是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见证，是南京历史与中国历史的见证，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
南京保卫战至今已80多年，南京保卫战的这些碉堡、掩体、坑道等工事遗存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常常遭到一些人为的破坏，令人痛心。直到近年，南京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碉堡、掩体、坑道等工事遗存的重要价值，不辞辛劳，进行调查与研究，呼吁政府与社会各方面加以保护与利用。
在这些人群中，南京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的黄宝荣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用八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南京的城内城外，发现并拍摄、记录了现存的遗存碉堡约210座，另外已获得信息、尚未来得及寻访的遗存碉堡约20座。这占到有历史记载的南京地区原有抗战碉堡553座的50%以上。黄宝荣将他发现并拍摄记录的现存的遗存碉堡约210座，分为南京紫金山与城东地区碉堡，南京城南、城西、城中地区碉堡，南京城北地区碉堡，南京栖霞与龙潭地区碉堡，南京浦口与六合地区碉堡，南京城墙上的碉堡，共六个部分。他编写出一本严谨、真实、生动、图文并茂、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与教育意义的书籍《南京碉堡》。
黄宝荣的调查与拍摄是十分艰苦甚至危险的。在2017年10月间，我曾与他以及其他研究者一道去江北浦口、浦镇地区，调查拍摄当年中国守军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团与黔军第一0二师所使用的碉堡等工事。黄宝荣凭查阅到的史料记载，确认在浦镇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重要的碉堡，但我们就是一直找不到。黄宝荣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顾山路崎岖，执意攀登上山头，仍没找到。正当他发急寻找时，一不当心，脚下一滑，一下子从山头上滑到半山腰，跌在草丛中，衣服划破，鼻青脸肿。我作为带队人，大惊失色，与众队友大叫救人。然而，黄宝荣却从草丛中欢乐地大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原来他跌落的半山腰正是那座碉堡所在地，他抬头一看，那座一直找不到的碉堡就在他的眼前。黄宝荣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疼痛，欢叫起来。我们受到感染，也不由地大声欢呼。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黄宝荣这样可敬的人，抗战的历史才不会被遗忘，南京保卫战英雄与烈士们才能含笑于九泉，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反抗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才能得以世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
遗憾的是，黄宝荣不幸于2018年9月9日仙逝，令人不胜伤感，对他深深怀念。衷心希望他的遗著《南京碉堡》能够早日正式出版，以告慰黄宝荣，告慰南京保卫战的抗战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