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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的认同变迁为视角，分析了壮族“三月三”活动在当代认同变迁过程的特征与其在生产力发展、民族政策推行、市场经济扩张和传媒技术的影响下，表现出了由自在到自为的认同变迁趋势，体现为由区域族群认同逐渐转向民族国家认同、由单一宗族认同逐渐转向公民身份认同、由专属仪式认同逐渐转向现代活动认同的变迁方向。
关键词：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认同变迁;自在;自为
壮族“三月三”是壮民族在长期的稻作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自然、祖先、集体活动等的共识和记忆，是属于民俗活动的范畴。民俗活动与认同是一个互相共生共存的关系。对于壮族“三月三”活动而言，属于民俗活动的范畴，同时也是壮民族对于仪式的认同，对于族群的认同的重要体现。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认同上，在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一定的认同变迁趋势，体现为自在的发展阶段逐渐转向自为阶段。以文山广南县和富宁县两个主要的壮族聚居地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为考察对象，对民俗活动中的认同变迁进行研究，旨在探索该地区壮民族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宗族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专属仪式认同与现代活动认同上的变迁方向。
一、活态的传承：壮族 “三月三”
（一）广南县的祭竜和赶花街
在广南县的壮族民间，“三月三”节又叫“祭竜节”。“竜”，有神灵之意，“竜山”即村寨里的神山，壮族先民祭神山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三月三最重要的仪式就是祭竜，祭竜仪式神圣庄严，祭祀当天各家的户主和族长备齐酒食，来到树林里杀猪，进行祭祀，供奉竜神，并聚在树林里吃饭，总结过去一年村寨的情况，商议未来一年村落的发展。在壮族人的心中，“竜”神圣而不可侵犯，对“竜”也不仅是一种崇拜，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认为“竜”能保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远离天灾人祸。在大自然崇拜和稻作文化的影响下，祭竜仪式世代沿袭到至今仍然很完整，该体现了壮民族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观。
此外，在广南，“三月三”也叫“赶花街”。这一天，壮族村寨的少男少女都身着壮族盛装，提着一篮花糯米，将画好的花鸡蛋放入编好的鸡蛋笼里，带在身上去赶街，男女老少都聚集街场，此间互相寻找唱歌的对象，对歌娱乐。“赶花街”一方面，是以“依歌择偶”的方式表现壮民族为了冲破包办婚姻的桎梏，争取恋爱自由而兴起的习俗;另一方面，三月三又是开秧门的时节，壮民族为新一年稻作的开始而欢歌庆祝。如今的赶花街已是青年男女对唱情歌、寻找意中人、喜结良缘的重要场所，也是保留得最古老的壮族节日之一。在2017年，“赶花街”入选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二）富宁县的集体性扫墓祭祖和珑端节活动
在富宁县的壮族地区，“三月三”期间主要的活动有扫墓祭祖和珑端节。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当天，富宁县壮族地区家家户户都会全家出动，带着五色糯米饭、猪肉、鸡、鱼、鸡蛋等祭祀食物，带上纸钱、香、坟飘、鞭炮等祭祀仪式用物，上山祭祀。最后相应的家族会在自己的祖坟前进行聚餐。集體性的祭祖活动是富宁壮族地区对于祖先庇佑的崇拜的行为表现，是壮族对于祖先的崇拜，也是壮族群体表达感情，诉诸情感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族群认同、宗族认同的体现方式之一。
珑端节是富宁地区最具壮族特色的节日，始于北宋年间，每年农历正月中旬至四月初举行，常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期间举行。珑端节来源于壮族地区的“珑端街”活动，壮语为“隆垌”，意为到宽阔平坦的地方去相聚。是富宁壮族一年一度的歌舞盛会，又是当地壮族的“情人节”。富宁壮族珑端节于2010年荣膺中国“弘扬传统节日奖”。富宁县的相关部门每年组织举办一定的珑端节活动，其目的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推介民族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其内容有壮戏表演、对山歌、品美食、做买卖等，其形式有、歌唱比赛、学术研讨会、龙舟赛、主题演讲比赛、群众文艺表演、开街仪式等等。
二、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认同变迁的影响因素
（一）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民俗活动的内在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后，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知识和教育水平逐渐提高的农民劳动者通过依靠科技手段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同时对于土地的依附关系也逐渐减弱，群体的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农业活动中人们被土地所束缚，在民俗活动中更多体现的是祭神以祈求风调雨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脱离土地的束缚，人们在民俗活动中的内在价值发生了变化，人们尽管在民俗活动的内在上仍然有强调风调雨顺，祭祀神明的成分，但是更多已经强调为一种对于民俗活动的热爱、认同，对仪式认可和认同，以及的本民族身份的认同，逐渐褪去了迷信、保守、传统的成分。
（二）民族政策的推行给予了民俗活动新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民族政策的相继推行，给予了民族民俗活动新的发展方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较大的自治权力，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文化和民俗活动上的自主权有了进一步提升。文山州通过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将“三月三”定为法定节假日，全州人民共同参与到民俗活动的庆祝当中。壮族“三月三”作为一项民俗活动从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文化成为了现代的、官方的、法定的活动，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此外，国家在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政策的推行，使得各壮族地区“三月三”活动相继申遗成功，民俗活动在传承和创新上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市场经济的扩张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的扩张打开了农村封闭的状态，使得农村地区加强了和外界的交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在农村的有些活动需要让步于经济收入和经济利益，进而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了相应的改变。在文山地区部分村庄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中，由于大多数人外出务工的需要，扫墓祭祖活动提前到了新年或者清明。此外，在三月初三当天，许多大型聚会的活动内容等因为耗时也被逐步取消，人数规模、仪式数量都做了相应的减少和简化。在城镇，壮族“三月三”逐渐演变为大型的聚集活动，并逐渐形成惯例，并为丰富旅游项目、展示民族特色文化、经济创收等做出贡献。活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有着便利、创收、可观赏性的特点，逐渐被人们接受，形成了当地民族的惯例，进而发展为一定程度的活动认同。 （四）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助推了民俗活动的传播
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运用使得一个地区的民俗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壮族“三月三”到来之际，在官方网站、地方新闻、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微信等被人们不断地转发传播，在最大程度上宣传了民俗活动。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在助推民俗活动传播的同时，也增强了同一族群对于共同民俗活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没有大众传媒技术和传媒技术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之前，民俗活动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地域中，是小群体的共同活动。而传媒技术的助推传播，增强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不同地区的同一族群在民俗活动上互相借鉴和创新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同一族群在民俗活动中找到了自己身份的归属和认同的基础。
三、自在到自为的认同变迁方向
（一）由区域族群认同逐渐转向民族国家认同
族群认同是族群集体行动内在影响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族群是“建立在它的成员共享某种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信仰是族群成员主观意识中关于来源于同一祖先的共同认同。”[1]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2]而安东尼·史密斯则强调族群认同中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的作用。[3]由此可以界定，族群认同就是一个族群对于自身身份的确认，是对于自己归属族群的认知和依附，同时也是“他者”通过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对该族群的归类。[4]在广南县和富宁县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中，壮民族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族群认同，并由自在的民族国家认同阶段逐渐转向自为阶段。当代壮族“三月三”与之前小范围的、传统的、单调的活动比较，从举办的规模大、参与人数的数量多、范围广、丰富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稳定性，可以看出壮民族实现族群认同的自为。在广南县和富宁县的“三月三”活动中，特别是在城镇的“三月三”文化节活动过程中，国旗、红旗、歌唱比赛和朗诵比赛中的关于党和国家的内容等一些民族国家的符号都体现出了壮民族处在民族国家认同的自在阶段，这些符号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于活动之中。此外，将壮族“三月三”列为法定节假日和申遗是壮民族谋求民俗发展的同时，也在谋求民俗文化活动的多元民族参与，体现出其在族群认同自为基础上向更高层次认同的转变。壮族“三月三”中壮民族的热情和对活动的认可，体现了族群认同，而其自然出现的民族国家符号和认同的层次的提升，表明其由区域族群认同逐渐转向民族国家认同。
（二）由单一宗族认同逐渐转向公民身份认同
宗族社会是传统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弗里德曼认为，地方宗族是中国宗族的基本形式，其形成于村落共同体中的某种姓氏集团基础，只要有地方性社区，就有宗族存在。[5]何强认为宗族认同是基于共同空间、生存层次和祭祖事务的三个方面认同而形成的。[6]因此，宗族认同可以界定为：在一定地域内有着生存层次上互相帮助需要的人们，对自己宗族姓氏有着认同感，对祭祖事务有着严格的执行规范的状态。而公民身份就是“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成员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利、义务、情感、行为等。”[7]同宗族认同比较来看，公民身份认同就是人们不再依附于宗族而生存，仅仅保留最基本的仪式和人际关系，转向对于自身所处政治实体中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以及平等人格的认知和认可。
在文山广南县和富宁县壮族“三月三”活动中，壮族群体自在的宗族认同已经逐渐消退，逐渐向着公民身份认同的自为阶段方向有意识的、自觉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下，当地的壮族群体对于互帮互助的生存层次需求逐渐减弱，不再依附宗族，逐渐的减弱了对宗族的认同。富宁县部分壮族农村在“三月三”祭祖过程中，以往的只有本宗族人祭祀本宗族坟墓的规定，也只有本宗族人才能在祖坟进行聚餐仪式，但是当前对于这种规定已经被人忽视，相邻祖坟的不同宗族的人近年来总是为了热闹和关系的维系，一起举行聚餐仪式。此外在扫墓上的宗族规定也逐渐弱化，不同宗族的人也可以祭祀其他宗族的祖坟，严格的祭祀事务已经让步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维系。由此可以窥探出，单一的宗族认同已经逐渐弱化，人们逐渐转向了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的现代公民身份认同。
（三）由专属仪式认同逐渐转向现代活动认同
仪式和相应的表现形式是一项民俗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专属仪式认同是指在一项民俗活动中，特定的群体或族群对于属于自己民俗仪式的强烈归属和认可。而现代活动则是指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活动。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指的是将先进的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的不同领域，从而快速的赶上工业的发展，适应现代的社会环境的需求。[8]而现代性则是指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技術、思想、文化诸方面与传统社会和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征的总和。[9]因此，现代活动认同是指人们对于一些科学的、具有观赏性的、具有价值内涵的区别于传统迷信的、繁琐的、枯燥的表现形式的心理强烈的感觉和需求。
广南县和富宁县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中，壮民族对于专属的仪式认同已经逐渐淡化，逐渐转向了现代化的活动认同。在农村的“三月三”扫墓祭祀活动中，广南县和富宁县的一些壮族村落，对于当中的仪式已经不过多的追求，一些专属扫墓祭祀食物，如五色糯米饭等，也不再强调是必须的，逐渐取而代之是现代工业食品。在城市举办的“三月三”文化节活动，体现的是现代活动的可观赏性和价值内涵，已经剔除了相应的封建迷信色彩，并且将“三月三”繁琐枯燥的仪式过程进行简化和创新，体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现代活动样貌。且每年在城市参与“三月三”活动的壮族人民在逐年增加，活动规模也在逐渐变大，有的壮族人民为了去城镇参与“三月三”文化节活动，而提前在农村地区完成了相应的扫墓祭祀活动。人们对于自在的专属仪式认同已经发生转变，逐渐转向自为的现代活动发展阶段。
结语
民俗活动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文化基于一定的认同基础，因而在民俗活动中往往会体现出认同的成分。壮民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农业文明衍生的一些对于自然、祖先的崇拜通过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化为族群共同的心理归属。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内在的生存需要的共同作用下，壮族整体的认同将会由区域族群认同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认同方向变迁。 对文山州两县的壮族在民俗活动上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对于人们心理状态的把握和表达的认同是有一定挑战性的，只能表象的通过其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的上观察和分析其认同变迁。壮族的族群认同在未来的发展中，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而形成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自觉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参考文献
[1]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G.Roth and C.Wittich，ed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2]Fred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Boundaries： The SocialOrganization of Difference[J]. Geographical Review，1972，62（1）.
[3]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黄霞.贵州刚边壮族的族群认同研究[D].重庆：西南大學，2020，6.
[5]郑晓英.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0.
[6]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7]何强.当代宗认同的重构——以浦市姚氏宗族为中心的观察[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
[8]郭忠华.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
[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秦天真.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9.
作者简介：
潘世忠，1996.03，男，壮族，云南富宁，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政治学理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研究方向：当代地方中国政府与政治。
代传翠，女，1998.05，壮族，云南砚山，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2020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壮语）
关键词：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认同变迁;自在;自为
壮族“三月三”是壮民族在长期的稻作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自然、祖先、集体活动等的共识和记忆，是属于民俗活动的范畴。民俗活动与认同是一个互相共生共存的关系。对于壮族“三月三”活动而言，属于民俗活动的范畴，同时也是壮民族对于仪式的认同，对于族群的认同的重要体现。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认同上，在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一定的认同变迁趋势，体现为自在的发展阶段逐渐转向自为阶段。以文山广南县和富宁县两个主要的壮族聚居地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为考察对象，对民俗活动中的认同变迁进行研究，旨在探索该地区壮民族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宗族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专属仪式认同与现代活动认同上的变迁方向。
一、活态的传承：壮族 “三月三”
（一）广南县的祭竜和赶花街
在广南县的壮族民间，“三月三”节又叫“祭竜节”。“竜”，有神灵之意，“竜山”即村寨里的神山，壮族先民祭神山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三月三最重要的仪式就是祭竜，祭竜仪式神圣庄严，祭祀当天各家的户主和族长备齐酒食，来到树林里杀猪，进行祭祀，供奉竜神，并聚在树林里吃饭，总结过去一年村寨的情况，商议未来一年村落的发展。在壮族人的心中，“竜”神圣而不可侵犯，对“竜”也不仅是一种崇拜，更是一种精神寄托，认为“竜”能保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远离天灾人祸。在大自然崇拜和稻作文化的影响下，祭竜仪式世代沿袭到至今仍然很完整，该体现了壮民族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观。
此外，在广南，“三月三”也叫“赶花街”。这一天，壮族村寨的少男少女都身着壮族盛装，提着一篮花糯米，将画好的花鸡蛋放入编好的鸡蛋笼里，带在身上去赶街，男女老少都聚集街场，此间互相寻找唱歌的对象，对歌娱乐。“赶花街”一方面，是以“依歌择偶”的方式表现壮民族为了冲破包办婚姻的桎梏，争取恋爱自由而兴起的习俗;另一方面，三月三又是开秧门的时节，壮民族为新一年稻作的开始而欢歌庆祝。如今的赶花街已是青年男女对唱情歌、寻找意中人、喜结良缘的重要场所，也是保留得最古老的壮族节日之一。在2017年，“赶花街”入选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二）富宁县的集体性扫墓祭祖和珑端节活动
在富宁县的壮族地区，“三月三”期间主要的活动有扫墓祭祖和珑端节。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当天，富宁县壮族地区家家户户都会全家出动，带着五色糯米饭、猪肉、鸡、鱼、鸡蛋等祭祀食物，带上纸钱、香、坟飘、鞭炮等祭祀仪式用物，上山祭祀。最后相应的家族会在自己的祖坟前进行聚餐。集體性的祭祖活动是富宁壮族地区对于祖先庇佑的崇拜的行为表现，是壮族对于祖先的崇拜，也是壮族群体表达感情，诉诸情感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族群认同、宗族认同的体现方式之一。
珑端节是富宁地区最具壮族特色的节日，始于北宋年间，每年农历正月中旬至四月初举行，常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期间举行。珑端节来源于壮族地区的“珑端街”活动，壮语为“隆垌”，意为到宽阔平坦的地方去相聚。是富宁壮族一年一度的歌舞盛会，又是当地壮族的“情人节”。富宁壮族珑端节于2010年荣膺中国“弘扬传统节日奖”。富宁县的相关部门每年组织举办一定的珑端节活动，其目的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推介民族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其内容有壮戏表演、对山歌、品美食、做买卖等，其形式有、歌唱比赛、学术研讨会、龙舟赛、主题演讲比赛、群众文艺表演、开街仪式等等。
二、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认同变迁的影响因素
（一）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民俗活动的内在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后，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知识和教育水平逐渐提高的农民劳动者通过依靠科技手段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料，同时对于土地的依附关系也逐渐减弱，群体的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农业活动中人们被土地所束缚，在民俗活动中更多体现的是祭神以祈求风调雨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脱离土地的束缚，人们在民俗活动中的内在价值发生了变化，人们尽管在民俗活动的内在上仍然有强调风调雨顺，祭祀神明的成分，但是更多已经强调为一种对于民俗活动的热爱、认同，对仪式认可和认同，以及的本民族身份的认同，逐渐褪去了迷信、保守、传统的成分。
（二）民族政策的推行给予了民俗活动新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民族政策的相继推行，给予了民族民俗活动新的发展方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较大的自治权力，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文化和民俗活动上的自主权有了进一步提升。文山州通过民族地方的自治权，将“三月三”定为法定节假日，全州人民共同参与到民俗活动的庆祝当中。壮族“三月三”作为一项民俗活动从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文化成为了现代的、官方的、法定的活动，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此外，国家在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政策的推行，使得各壮族地区“三月三”活动相继申遗成功，民俗活动在传承和创新上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市场经济的扩张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的扩张打开了农村封闭的状态，使得农村地区加强了和外界的交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在农村的有些活动需要让步于经济收入和经济利益，进而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了相应的改变。在文山地区部分村庄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中，由于大多数人外出务工的需要，扫墓祭祖活动提前到了新年或者清明。此外，在三月初三当天，许多大型聚会的活动内容等因为耗时也被逐步取消，人数规模、仪式数量都做了相应的减少和简化。在城镇，壮族“三月三”逐渐演变为大型的聚集活动，并逐渐形成惯例，并为丰富旅游项目、展示民族特色文化、经济创收等做出贡献。活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有着便利、创收、可观赏性的特点，逐渐被人们接受，形成了当地民族的惯例，进而发展为一定程度的活动认同。 （四）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助推了民俗活动的传播
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运用使得一个地区的民俗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壮族“三月三”到来之际，在官方网站、地方新闻、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微信等被人们不断地转发传播，在最大程度上宣传了民俗活动。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在助推民俗活动传播的同时，也增强了同一族群对于共同民俗活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没有大众传媒技术和传媒技术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之前，民俗活动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地域中，是小群体的共同活动。而传媒技术的助推传播，增强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不同地区的同一族群在民俗活动上互相借鉴和创新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同一族群在民俗活动中找到了自己身份的归属和认同的基础。
三、自在到自为的认同变迁方向
（一）由区域族群认同逐渐转向民族国家认同
族群认同是族群集体行动内在影响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族群是“建立在它的成员共享某种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信仰是族群成员主观意识中关于来源于同一祖先的共同认同。”[1]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2]而安东尼·史密斯则强调族群认同中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的作用。[3]由此可以界定，族群认同就是一个族群对于自身身份的确认，是对于自己归属族群的认知和依附，同时也是“他者”通过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对该族群的归类。[4]在广南县和富宁县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中，壮民族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族群认同，并由自在的民族国家认同阶段逐渐转向自为阶段。当代壮族“三月三”与之前小范围的、传统的、单调的活动比较，从举办的规模大、参与人数的数量多、范围广、丰富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稳定性，可以看出壮民族实现族群认同的自为。在广南县和富宁县的“三月三”活动中，特别是在城镇的“三月三”文化节活动过程中，国旗、红旗、歌唱比赛和朗诵比赛中的关于党和国家的内容等一些民族国家的符号都体现出了壮民族处在民族国家认同的自在阶段，这些符号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于活动之中。此外，将壮族“三月三”列为法定节假日和申遗是壮民族谋求民俗发展的同时，也在谋求民俗文化活动的多元民族参与，体现出其在族群认同自为基础上向更高层次认同的转变。壮族“三月三”中壮民族的热情和对活动的认可，体现了族群认同，而其自然出现的民族国家符号和认同的层次的提升，表明其由区域族群认同逐渐转向民族国家认同。
（二）由单一宗族认同逐渐转向公民身份认同
宗族社会是传统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弗里德曼认为，地方宗族是中国宗族的基本形式，其形成于村落共同体中的某种姓氏集团基础，只要有地方性社区，就有宗族存在。[5]何强认为宗族认同是基于共同空间、生存层次和祭祖事务的三个方面认同而形成的。[6]因此，宗族认同可以界定为：在一定地域内有着生存层次上互相帮助需要的人们，对自己宗族姓氏有着认同感，对祭祖事务有着严格的执行规范的状态。而公民身份就是“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成员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利、义务、情感、行为等。”[7]同宗族认同比较来看，公民身份认同就是人们不再依附于宗族而生存，仅仅保留最基本的仪式和人际关系，转向对于自身所处政治实体中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以及平等人格的认知和认可。
在文山广南县和富宁县壮族“三月三”活动中，壮族群体自在的宗族认同已经逐渐消退，逐渐向着公民身份认同的自为阶段方向有意识的、自觉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下，当地的壮族群体对于互帮互助的生存层次需求逐渐减弱，不再依附宗族，逐渐的减弱了对宗族的认同。富宁县部分壮族农村在“三月三”祭祖过程中，以往的只有本宗族人祭祀本宗族坟墓的规定，也只有本宗族人才能在祖坟进行聚餐仪式，但是当前对于这种规定已经被人忽视，相邻祖坟的不同宗族的人近年来总是为了热闹和关系的维系，一起举行聚餐仪式。此外在扫墓上的宗族规定也逐渐弱化，不同宗族的人也可以祭祀其他宗族的祖坟，严格的祭祀事务已经让步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维系。由此可以窥探出，单一的宗族认同已经逐渐弱化，人们逐渐转向了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的现代公民身份认同。
（三）由专属仪式认同逐渐转向现代活动认同
仪式和相应的表现形式是一项民俗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专属仪式认同是指在一项民俗活动中，特定的群体或族群对于属于自己民俗仪式的强烈归属和认可。而现代活动则是指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活动。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指的是将先进的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的不同领域，从而快速的赶上工业的发展，适应现代的社会环境的需求。[8]而现代性则是指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技術、思想、文化诸方面与传统社会和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征的总和。[9]因此，现代活动认同是指人们对于一些科学的、具有观赏性的、具有价值内涵的区别于传统迷信的、繁琐的、枯燥的表现形式的心理强烈的感觉和需求。
广南县和富宁县的壮族“三月三”活动中，壮民族对于专属的仪式认同已经逐渐淡化，逐渐转向了现代化的活动认同。在农村的“三月三”扫墓祭祀活动中，广南县和富宁县的一些壮族村落，对于当中的仪式已经不过多的追求，一些专属扫墓祭祀食物，如五色糯米饭等，也不再强调是必须的，逐渐取而代之是现代工业食品。在城市举办的“三月三”文化节活动，体现的是现代活动的可观赏性和价值内涵，已经剔除了相应的封建迷信色彩，并且将“三月三”繁琐枯燥的仪式过程进行简化和创新，体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现代活动样貌。且每年在城市参与“三月三”活动的壮族人民在逐年增加，活动规模也在逐渐变大，有的壮族人民为了去城镇参与“三月三”文化节活动，而提前在农村地区完成了相应的扫墓祭祀活动。人们对于自在的专属仪式认同已经发生转变，逐渐转向自为的现代活动发展阶段。
结语
民俗活动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文化基于一定的认同基础，因而在民俗活动中往往会体现出认同的成分。壮民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农业文明衍生的一些对于自然、祖先的崇拜通过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化为族群共同的心理归属。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内在的生存需要的共同作用下，壮族整体的认同将会由区域族群认同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认同方向变迁。 对文山州两县的壮族在民俗活动上认同变迁的田野调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对于人们心理状态的把握和表达的认同是有一定挑战性的，只能表象的通过其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的上观察和分析其认同变迁。壮族的族群认同在未来的发展中，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而形成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自觉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参考文献
[1]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G.Roth and C.Wittich，ed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2]Fred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Boundaries： The SocialOrganization of Difference[J]. Geographical Review，1972，62（1）.
[3]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黄霞.贵州刚边壮族的族群认同研究[D].重庆：西南大學，2020，6.
[5]郑晓英.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0.
[6]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7]何强.当代宗认同的重构——以浦市姚氏宗族为中心的观察[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
[8]郭忠华.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
[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秦天真.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9.
作者简介：
潘世忠，1996.03，男，壮族，云南富宁，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政治学理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研究方向：当代地方中国政府与政治。
代传翠，女，1998.05，壮族，云南砚山，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2020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