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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跌宕起伏的2020年美国大选的落幕，拜登政府开启了四年任期。而拜登面临的美国已经不是那个2016年民主党在竞选中所构想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朗普化”的美国，即本身就充满着问题又经过特朗普政府塑造的美国，社会分裂断层线深化下的政治极化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加之2020年美国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更使大选充满了变数，两党的攻讦与候选人的竞争随着局势的发展瞬息万变，而这也更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分裂。因此，拜登政府的政策核心将与弥合美国的分裂息息相关，甚至说拜登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新凝聚美国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形成了具有鲜明国内事务倾向的政策导向，其外交政策也有很强的国内导向特点，从而其内外政策将具有较强的互联性，二者形成政策合力服务于拜登政府的政策目标。拜登的这一政策思路在其竞选期间就被反复提及，其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尤为突出，其试图为维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寻找一条出路。拜登上台后的政策出现了许多的“变”与“不变”，既修正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如修复盟友体系、重返气候协定、回归多边主义等;但其也延续了很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如贸易政策。归根结底，这都是服务于其所谓的“服务中产阶级”的政策导向，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特朗普选民绥靖的倾向。可以说这些都对拜登执政初期的施政产生重要影响，其“服务于中产阶级”政策倾向固然有长远的政治逻辑，但由于其优先事项还是聚焦于当下，着眼于长远的政治目标则具有更多的未知数，因此对于其这一阶段内外政策思路的分析将更关注其执政初期的问题。另一方面，本文也将从更长的历史周期与美国问题的根源角度探讨拜登政府政策逻辑与美国政局。
一、美国大选选情与拜登政府政策背景
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在2021年1月6日正式公布，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宣布拜登的胜选，而这一天也发生了特朗普选民占领国会山的政治骚乱事件。不讳言地说，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宪政主义传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2020年美国大选的尖锐性。对2020年大选的复盘既可以对拜登整体的执政环境和政策出台背景做出有效的评估，也可以将拜登在竞选期间的主张与当下的施政方针进行连续完整的分析，这将有助于理解拜登政府政策的逻辑。这个逻辑既包含其对于美国国家发展的长期考虑，也有短期内其政策的當务之急。
回顾大选过程，不难发现拜登当选之路多舛，政治较量异常激烈。在2020年初的党内初选阶段拜登形势一度不容乐观，虽然其作为温和派得到党内建制派鼎力支持，但其竞选态势明显表现出疲态。在“超级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中拜登虽然得到强势回升，得到布隆伯格、布蒂吉格等人的背书支持，但与民主党激进派候选人桑德斯仍然是高下难分，拜登甚至一度产生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靠超级代表选举一决胜负的想法。桑德斯在后来选举落败后也为拜登竞选背书，这意味着拜登将在较大程度上获得民主党激进派的支持，在整合了民主党各派选举力量的同时正式确定地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如果说将初选视作总统大选的上半程，那么下半程则是两党最终总统候选人的较量。共和党方面特朗普凭借在任连选优势几乎毫无疑问地进入这一环节，与拜登逐鹿总统宝座。新冠疫情、种族矛盾激化为2020年美国大选增加了更多的变数，而这些又发生在美国高度政治极化的环境下，两党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针锋相对，双方围绕着这些问题阐述了各自的主张以配合大选政治攻势，大选年的美国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这种高度的政治极化在大选中则表现为两党选民相互认知的高度极化，双方选民的冲突远大于共识，大选的投票率和投票数量同时大幅增加，竞选资金投入前所未有，这与两党在基层积极催票和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在政治极化程度低的时候，两党候选人更多选择的是“中间路线”策略，选民的共识大于分歧，竞选主张也因此存在着较多的共同点，选民选举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高，而分裂、对抗的竞选激发了选民的投票热情。
拜登与特朗普的竞争一度相持不下，两党稳定各自基本盘的同时，对摇摆的关键州发起了重点攻势。“铁锈带”地区曾是长期泛蓝、支持民主党的地区，而在2016年大选中集体倒戈，困窘的白人蓝领选择了特朗普，这对2016年大选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朗普上台后则积极与这一地区进行互动，得到了“铁锈带”地区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支持。而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则在“铁锈带”的关键地区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取胜，一方面是拜登及其竞选团队相对于希拉里提升了重视程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拜登表示关切蓝领劳工的利益，以及其上台后可预估的联邦财政扩张计划所产生的吸引力。
此外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也是这次大选的关键变量，也是拜登胜选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防疫上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化。其消极防疫的逻辑在于维持其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以防其支持率的下降。客观地说，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回升和一定程度发展，但疫情弱化了其政绩，其防疫不力成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其为了掩盖这种错误，将疫情处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因此疫情成为民主党强攻特朗普的选项，各种议程几乎都会和疫情挂钩，但特朗普支持者的逻辑是疫情来自其他国家，因而反对民主党相关指责。
拜登则借此结成了更广泛的反特朗普联盟，为胜选奠定一定基础。而抗疫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拜登执政后的优先目标。
特朗普在选举结果公布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试图通过质疑选举合法性挑战选举结果，虽未成功，但其所引发的政治混乱给拜登执政蒙上了一层阴影，拜登弥合美国的分裂也要对特朗普选民做出让步。基于这样的背景，拜登执政后的内外政策将致力于应对上述问题与挑战。
二、内外政策的互联与“中产阶级外交”
疫情交织下的2020年大选使得美国固有的问题集中暴露，种族矛盾激化、身份政治问题突出，政治极化下的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提出弥合社会分裂、积极解决国内问题的相关主张。其从竞选到执政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政策构想，内外政策高度互联、紧密配合，专注于国内事务。最突出的表现为“中产阶级外交”，可以说这是内外政策的一个汇聚点。 201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于美国外交所服务的国家利益设立了一个研究项目，该基金会对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进行调查——询问公民外交政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个项目就是著名的“美国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而该项目授权者为卡内基基金会主任威廉·伯恩斯，杰克·沙利文则是作者之一。前者成为拜登政府的中情局局长，后者则成为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由此可见，拜登的这一政策主张是有着理论基础和政策执行的团队的。
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意在捆绑内外政策，虽然提出的是外交政策，但却以国内导向为核心。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丹尼斯·吉尔伯特等认为：“美国的阶级结构正在变动，从比例上看，工人阶级比例正在下降。同时，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都在扩大。蓝领与白领的界限已经模糊，阶级结构的根本分裂正向上移动。”美国公民在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上也较为模糊，但无论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其重要意义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言而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宽泛而又重要，其为拜登及其团队所偏爱。一方面，拜登出于弥合美国社会分裂提出一个宽泛而又模糊的概念，有利于将大多数人涵盖在内，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拜登的当选得到了民主党激进派的支持，其政策势必要对其予以回应，同时出于综合考虑也要一定程度地绥靖特朗普选民，其本身作为温和派又要保持适度性。而这些同时达到完全是一种悖论，拜登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以“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作为政治口号则相对维持一种平衡，即便这种平衡是脆弱的。
拜登从竞选到执政多次提及“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其在百日新政演讲中系统地阐释了其内外政策构想，着眼于内外政策合力推动美国走出困境，与“中产阶级外交”相互交映。拜登在演说中涉及内外政策的多方面，在疫情防控方面谈及疫苗的接种推广;在社会经济层面提及就业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税改革等;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层面提及通过的《美国救助计划》、降低美国人的医疗、教育负担;回归全球应对气候危机;在外交领域则再次强调“中产阶级外交”，确保全球经济中规则的普适性，欢迎竞争但不寻求冲突，还重申了人权和自由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也有着一些区别于美国传统经济外交战略的创新之处，政策目标“服务于中产阶级”比较新颖，政策工具也较为务实，该政策力求就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凝聚一套新的政治共识。[1]
其实特朗普时期通过对外政策改变贸易规则、退出多边合作等驱动国内议程推进，也具有很强的内外互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政府的政策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拜登政府内外互联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选择，美国的全球布局在当下要让位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但同时在国际战略上把握住几个重要抓手，如印太战略和美欧盟友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看，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密切互联重心在“内”，互联则是将对外政策作为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延展，内外政策的高度互联性是为了“以外促内”。在这样的思路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将是稳健的，更多以恢复美国元气为政策指向。从拜登经历来看，其将会更多回归美国外交传统主流，大体会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这届美国政府也不具备特色鲜明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主导的色彩。[2]此外，拜登政府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其作为国务卿的首次重要演讲中阐述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实施拜登政府战略时，也明确强调了这届政府内外政策的高度互联，其在演讲中说道：“在我的职业生涯抑或有生之年里，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差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美国的国内复兴和国际实力的增长完全交汇，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方式中反映这一现实。”
内外政策的高度互联及其偏重国内的导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的困境，这与美国曾经力主构建全球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的美国面对着国内、国际双重压力挑战时，奉行内外平衡的“嵌入性自由主义”，即维护其构建的自由国际体系的同时，为国内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以保护国内相关群体的利益，但着眼点在全球布局。而同样是高度的内外政策互联，当前的美国则是利用互联来应对国内危机。从中更值得重视的是大环境下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向。
但即便如此，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出于平衡国内多方力量的考量而具有内在的悖论，局限性较为明显。其局限性主要包括：其一，该政策所提出的服务的对象——中产阶级范围过于宽泛，平衡其内部诉求在实际执行过程将面对不小的挑战;其二，该政策的政策目标与议程设定实施难度极大，且存在一定的内部矛盾;其三，该政策需要美国各层次政府内部以及府际之间更为有效的合作协调，现实挑战极大。[3]综上，我们认为当前拜登政府执政初期所具备的政策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拜登执政初期政策的波动性以及一定的政策惯性。
三、历史脉络下的美国问题与拜登政府政策
拜登政府的政策逻辑既有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逻辑，也蕴藏着试图解决更长远、更深层的美国问题的逻辑。在美国历史的脉络下去看美国问题，更微观地说是看当今的美国问题，对于分析拜登政府的政策逻辑会更有延展性。
拜登政府的政策逻辑植根于深刻加剧的美国经济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種族矛盾、高度的政治极化之中。而这些问题并不简单地说是当前的矛盾，它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清晰的演变脉络。而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伴随着美国的政治周期与选举联盟一次次的重组，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演进中激荡。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伴随着新政体制解体和新政联盟瓦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渐趋加剧。里根执政得益于其广泛选举联盟的形成，里根和共和党面对经济滞胀和经历多次民权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团结了选举力量赢得大选。里根一方面强调反对“大政府”，积极推动减税和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利用社会保守观念的焦虑分化新政联盟中受益于社会福利的选民，在文化价值观上迎合其偏好，形成了道德传统偏好和经济自由偏好的组合，构成了里根选举同盟。而这之后里根的一系列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美国一些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和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了美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持续萎缩，贫富差距拉大，这伴随着美国固有的族裔矛盾助推“政治极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执政四年。 经济不平等加剧与大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里根革命以后，共和党迎来了一波执政高潮，从里根到老布什，共和党总统执政12年之久，此后民主党克林顿的回归也是坚持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共和党与民主党虽然分歧越来越深，但在执政后更多地会选择与华尔街和大资本集团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其根本利益无法触动。[4]拜登政府同样受制于此，其政策逻辑也尽量在不触及这些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改善民众境遇，“服务于中产阶级”。
而在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之下，拜登及民主党本身的政治基础与选举联盟也面对一系列问题，这也是拜登的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两党在拜登执政的四年里将展开激烈的博弈与较量，加紧形成和巩固选举联盟，为2024年大选做准备。当前民主党面临着难以维持族裔逻辑与阶层逻辑的困境，在党内还有“新民主党”和“进步主义民主党”等派系之争，两黨比较下，民主党代际逆向更新更为突出，其当前面临着转型的困境。[5]
拜登政府在长远的逻辑上虽也包括弥合美国的社会分裂，减轻极化、加强团结以改变福山所称的“否决性政体”，但恐力不从心。短期政策逻辑将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将作为首要目标，同时也将为民主党选举作铺垫。在历史的大背景和当前的危机下，拜登政府面对不小的挑战，稳定与过渡或为主旋律。
四、结 语
拜登执政初期面对美国当前的危机与社会痼疾，为了弥合分裂、重新凝聚社会，提出了涵盖性广的“服务于中产阶级的政策”，力求平衡。其执政初期应对危机、恢复实力，并同步恢复国际形象、整合盟友体系的意图较为清晰。在政策路径上内外高度互联，而重心在内。“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但其具体实施也有待进一步考察。另一方面高度的“政治极化”将制约其政策构想的转化，也使其在未来的政策推进中较为局限。
拜登内阁与奥巴马政府成员高度重合，这也为研判拜登政府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面对根源性的问题虽无力解决，但在短期应对危机、恢复国家的正常生活上将取得一定成效。拜登政府将更多地起到过渡的作用，其将对秩序的恢复或对美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张亦珂.简析“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的外交与对华新动向[J].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10期.
[2]倪峰，傅梦孜，唐永胜，王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J].国际经济评论，2021（1）：102-115.
[3]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J].现代国际关系，2021（4）：10-18.
[4]寿慧生，张超.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0）：90-125.
[5]刁大明.2020年美国大选与民主党转型的困境[J].国际论坛，2020（6）：101-11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9ZDA053）、辽宁省教育厅社科类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LQN202033）和辽宁大学教学改革项目（JG2020YBXM125）的阶段性成果〕
（周帅：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施诚：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科研助理）
责任编辑：彭安玉
在这样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形成了具有鲜明国内事务倾向的政策导向，其外交政策也有很强的国内导向特点，从而其内外政策将具有较强的互联性，二者形成政策合力服务于拜登政府的政策目标。拜登的这一政策思路在其竞选期间就被反复提及，其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尤为突出，其试图为维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寻找一条出路。拜登上台后的政策出现了许多的“变”与“不变”，既修正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如修复盟友体系、重返气候协定、回归多边主义等;但其也延续了很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如贸易政策。归根结底，这都是服务于其所谓的“服务中产阶级”的政策导向，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特朗普选民绥靖的倾向。可以说这些都对拜登执政初期的施政产生重要影响，其“服务于中产阶级”政策倾向固然有长远的政治逻辑，但由于其优先事项还是聚焦于当下，着眼于长远的政治目标则具有更多的未知数，因此对于其这一阶段内外政策思路的分析将更关注其执政初期的问题。另一方面，本文也将从更长的历史周期与美国问题的根源角度探讨拜登政府政策逻辑与美国政局。
一、美国大选选情与拜登政府政策背景
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在2021年1月6日正式公布，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宣布拜登的胜选，而这一天也发生了特朗普选民占领国会山的政治骚乱事件。不讳言地说，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宪政主义传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2020年美国大选的尖锐性。对2020年大选的复盘既可以对拜登整体的执政环境和政策出台背景做出有效的评估，也可以将拜登在竞选期间的主张与当下的施政方针进行连续完整的分析，这将有助于理解拜登政府政策的逻辑。这个逻辑既包含其对于美国国家发展的长期考虑，也有短期内其政策的當务之急。
回顾大选过程，不难发现拜登当选之路多舛，政治较量异常激烈。在2020年初的党内初选阶段拜登形势一度不容乐观，虽然其作为温和派得到党内建制派鼎力支持，但其竞选态势明显表现出疲态。在“超级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中拜登虽然得到强势回升，得到布隆伯格、布蒂吉格等人的背书支持，但与民主党激进派候选人桑德斯仍然是高下难分，拜登甚至一度产生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靠超级代表选举一决胜负的想法。桑德斯在后来选举落败后也为拜登竞选背书，这意味着拜登将在较大程度上获得民主党激进派的支持，在整合了民主党各派选举力量的同时正式确定地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如果说将初选视作总统大选的上半程，那么下半程则是两党最终总统候选人的较量。共和党方面特朗普凭借在任连选优势几乎毫无疑问地进入这一环节，与拜登逐鹿总统宝座。新冠疫情、种族矛盾激化为2020年美国大选增加了更多的变数，而这些又发生在美国高度政治极化的环境下，两党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针锋相对，双方围绕着这些问题阐述了各自的主张以配合大选政治攻势，大选年的美国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这种高度的政治极化在大选中则表现为两党选民相互认知的高度极化，双方选民的冲突远大于共识，大选的投票率和投票数量同时大幅增加，竞选资金投入前所未有，这与两党在基层积极催票和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在政治极化程度低的时候，两党候选人更多选择的是“中间路线”策略，选民的共识大于分歧，竞选主张也因此存在着较多的共同点，选民选举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高，而分裂、对抗的竞选激发了选民的投票热情。
拜登与特朗普的竞争一度相持不下，两党稳定各自基本盘的同时，对摇摆的关键州发起了重点攻势。“铁锈带”地区曾是长期泛蓝、支持民主党的地区，而在2016年大选中集体倒戈，困窘的白人蓝领选择了特朗普，这对2016年大选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朗普上台后则积极与这一地区进行互动，得到了“铁锈带”地区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支持。而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则在“铁锈带”的关键地区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取胜，一方面是拜登及其竞选团队相对于希拉里提升了重视程度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拜登表示关切蓝领劳工的利益，以及其上台后可预估的联邦财政扩张计划所产生的吸引力。
此外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也是这次大选的关键变量，也是拜登胜选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防疫上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化。其消极防疫的逻辑在于维持其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以防其支持率的下降。客观地说，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回升和一定程度发展，但疫情弱化了其政绩，其防疫不力成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其为了掩盖这种错误，将疫情处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因此疫情成为民主党强攻特朗普的选项，各种议程几乎都会和疫情挂钩，但特朗普支持者的逻辑是疫情来自其他国家，因而反对民主党相关指责。
拜登则借此结成了更广泛的反特朗普联盟，为胜选奠定一定基础。而抗疫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拜登执政后的优先目标。
特朗普在选举结果公布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试图通过质疑选举合法性挑战选举结果，虽未成功，但其所引发的政治混乱给拜登执政蒙上了一层阴影，拜登弥合美国的分裂也要对特朗普选民做出让步。基于这样的背景，拜登执政后的内外政策将致力于应对上述问题与挑战。
二、内外政策的互联与“中产阶级外交”
疫情交织下的2020年大选使得美国固有的问题集中暴露，种族矛盾激化、身份政治问题突出，政治极化下的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提出弥合社会分裂、积极解决国内问题的相关主张。其从竞选到执政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政策构想，内外政策高度互联、紧密配合，专注于国内事务。最突出的表现为“中产阶级外交”，可以说这是内外政策的一个汇聚点。 201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于美国外交所服务的国家利益设立了一个研究项目，该基金会对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进行调查——询问公民外交政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个项目就是著名的“美国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而该项目授权者为卡内基基金会主任威廉·伯恩斯，杰克·沙利文则是作者之一。前者成为拜登政府的中情局局长，后者则成为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由此可见，拜登的这一政策主张是有着理论基础和政策执行的团队的。
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意在捆绑内外政策，虽然提出的是外交政策，但却以国内导向为核心。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丹尼斯·吉尔伯特等认为：“美国的阶级结构正在变动，从比例上看，工人阶级比例正在下降。同时，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都在扩大。蓝领与白领的界限已经模糊，阶级结构的根本分裂正向上移动。”美国公民在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上也较为模糊，但无论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其重要意义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言而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宽泛而又重要，其为拜登及其团队所偏爱。一方面，拜登出于弥合美国社会分裂提出一个宽泛而又模糊的概念，有利于将大多数人涵盖在内，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拜登的当选得到了民主党激进派的支持，其政策势必要对其予以回应，同时出于综合考虑也要一定程度地绥靖特朗普选民，其本身作为温和派又要保持适度性。而这些同时达到完全是一种悖论，拜登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以“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作为政治口号则相对维持一种平衡，即便这种平衡是脆弱的。
拜登从竞选到执政多次提及“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其在百日新政演讲中系统地阐释了其内外政策构想，着眼于内外政策合力推动美国走出困境，与“中产阶级外交”相互交映。拜登在演说中涉及内外政策的多方面，在疫情防控方面谈及疫苗的接种推广;在社会经济层面提及就业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税改革等;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层面提及通过的《美国救助计划》、降低美国人的医疗、教育负担;回归全球应对气候危机;在外交领域则再次强调“中产阶级外交”，确保全球经济中规则的普适性，欢迎竞争但不寻求冲突，还重申了人权和自由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也有着一些区别于美国传统经济外交战略的创新之处，政策目标“服务于中产阶级”比较新颖，政策工具也较为务实，该政策力求就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凝聚一套新的政治共识。[1]
其实特朗普时期通过对外政策改变贸易规则、退出多边合作等驱动国内议程推进，也具有很强的内外互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政府的政策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拜登政府内外互联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选择，美国的全球布局在当下要让位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但同时在国际战略上把握住几个重要抓手，如印太战略和美欧盟友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看，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密切互联重心在“内”，互联则是将对外政策作为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延展，内外政策的高度互联性是为了“以外促内”。在这样的思路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将是稳健的，更多以恢复美国元气为政策指向。从拜登经历来看，其将会更多回归美国外交传统主流，大体会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这届美国政府也不具备特色鲜明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主导的色彩。[2]此外，拜登政府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其作为国务卿的首次重要演讲中阐述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实施拜登政府战略时，也明确强调了这届政府内外政策的高度互联，其在演讲中说道：“在我的职业生涯抑或有生之年里，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差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美国的国内复兴和国际实力的增长完全交汇，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方式中反映这一现实。”
内外政策的高度互联及其偏重国内的导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的困境，这与美国曾经力主构建全球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的美国面对着国内、国际双重压力挑战时，奉行内外平衡的“嵌入性自由主义”，即维护其构建的自由国际体系的同时，为国内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以保护国内相关群体的利益，但着眼点在全球布局。而同样是高度的内外政策互联，当前的美国则是利用互联来应对国内危机。从中更值得重视的是大环境下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向。
但即便如此，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出于平衡国内多方力量的考量而具有内在的悖论，局限性较为明显。其局限性主要包括：其一，该政策所提出的服务的对象——中产阶级范围过于宽泛，平衡其内部诉求在实际执行过程将面对不小的挑战;其二，该政策的政策目标与议程设定实施难度极大，且存在一定的内部矛盾;其三，该政策需要美国各层次政府内部以及府际之间更为有效的合作协调，现实挑战极大。[3]综上，我们认为当前拜登政府执政初期所具备的政策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拜登执政初期政策的波动性以及一定的政策惯性。
三、历史脉络下的美国问题与拜登政府政策
拜登政府的政策逻辑既有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逻辑，也蕴藏着试图解决更长远、更深层的美国问题的逻辑。在美国历史的脉络下去看美国问题，更微观地说是看当今的美国问题，对于分析拜登政府的政策逻辑会更有延展性。
拜登政府的政策逻辑植根于深刻加剧的美国经济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種族矛盾、高度的政治极化之中。而这些问题并不简单地说是当前的矛盾，它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清晰的演变脉络。而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伴随着美国的政治周期与选举联盟一次次的重组，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演进中激荡。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伴随着新政体制解体和新政联盟瓦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渐趋加剧。里根执政得益于其广泛选举联盟的形成，里根和共和党面对经济滞胀和经历多次民权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团结了选举力量赢得大选。里根一方面强调反对“大政府”，积极推动减税和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利用社会保守观念的焦虑分化新政联盟中受益于社会福利的选民，在文化价值观上迎合其偏好，形成了道德传统偏好和经济自由偏好的组合，构成了里根选举同盟。而这之后里根的一系列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美国一些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和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了美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持续萎缩，贫富差距拉大，这伴随着美国固有的族裔矛盾助推“政治极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执政四年。 经济不平等加剧与大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里根革命以后，共和党迎来了一波执政高潮，从里根到老布什，共和党总统执政12年之久，此后民主党克林顿的回归也是坚持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共和党与民主党虽然分歧越来越深，但在执政后更多地会选择与华尔街和大资本集团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其根本利益无法触动。[4]拜登政府同样受制于此，其政策逻辑也尽量在不触及这些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改善民众境遇，“服务于中产阶级”。
而在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之下，拜登及民主党本身的政治基础与选举联盟也面对一系列问题，这也是拜登的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两党在拜登执政的四年里将展开激烈的博弈与较量，加紧形成和巩固选举联盟，为2024年大选做准备。当前民主党面临着难以维持族裔逻辑与阶层逻辑的困境，在党内还有“新民主党”和“进步主义民主党”等派系之争，两黨比较下，民主党代际逆向更新更为突出，其当前面临着转型的困境。[5]
拜登政府在长远的逻辑上虽也包括弥合美国的社会分裂，减轻极化、加强团结以改变福山所称的“否决性政体”，但恐力不从心。短期政策逻辑将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将作为首要目标，同时也将为民主党选举作铺垫。在历史的大背景和当前的危机下，拜登政府面对不小的挑战，稳定与过渡或为主旋律。
四、结 语
拜登执政初期面对美国当前的危机与社会痼疾，为了弥合分裂、重新凝聚社会，提出了涵盖性广的“服务于中产阶级的政策”，力求平衡。其执政初期应对危机、恢复实力，并同步恢复国际形象、整合盟友体系的意图较为清晰。在政策路径上内外高度互联，而重心在内。“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但其具体实施也有待进一步考察。另一方面高度的“政治极化”将制约其政策构想的转化，也使其在未来的政策推进中较为局限。
拜登内阁与奥巴马政府成员高度重合，这也为研判拜登政府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面对根源性的问题虽无力解决，但在短期应对危机、恢复国家的正常生活上将取得一定成效。拜登政府将更多地起到过渡的作用，其将对秩序的恢复或对美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张亦珂.简析“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的外交与对华新动向[J].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10期.
[2]倪峰，傅梦孜，唐永胜，王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J].国际经济评论，2021（1）：102-115.
[3]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J].现代国际关系，2021（4）：10-18.
[4]寿慧生，张超.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0）：90-125.
[5]刁大明.2020年美国大选与民主党转型的困境[J].国际论坛，2020（6）：101-11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9ZDA053）、辽宁省教育厅社科类青年科技人才“育苗”项目（LQN202033）和辽宁大学教学改革项目（JG2020YBXM125）的阶段性成果〕
（周帅：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施诚：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科研助理）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