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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百年诞辰，是可喜可贺之事。可惜我的父亲唐振常已于今年1月27日逝世，不能参加这一盛会了。近日翻阅父亲生前所写文章，连带忆及平时所谈往事，写就此文。略有所感，兼而述之。
一
大公报是父亲大学毕业后正式踏上社会进入的第一家单位。1946年6月至1952年5月，父亲先后在上海、香港和天津大公报工作。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反独裁，争民主，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启，大公报顺应时代，表明自己的态度。父亲是一介书生，对这一时期自己的工作，最感满意者，是写了几篇颇引人注目的报道。
1946年10月4日，上海各界假座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父亲写了长篇报道，会场政治斗争的气息跃然纸上。诸如会上的唇枪舌战，上海市长吴国桢和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的捍格之状，潘公展说一通守法论调，只在会场的一角里发出有组织的掌声；吴国桢侈谈民主，说在上海不会发生刺杀李、闻之事；吴国桢的老同学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他转面对着坐在台上的吴国桢问道：“请问吴市长，昆明是不是中国的土地?”吴国桢无言以对；追悼会的高潮，是由邓颖超宣读周恩来的简短悼词，其中“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如有千钧之力，等等等等，文中多有详尽描述。父亲还加写了几条花絮。所谓花絮，多以事实明指特务捣乱。父亲的同事张乃刚也参加了这个会，自告奋勇亦写了几条花絮。报道与花絮一字不易，全文刊出，除了下面是广告，占了整版地位。同年10月19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又一次公开举行的政治性、斗争性极强的大会，周恩来、沈钧儒、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多人发表演讲，痛快淋漓。父亲作了详尽报道，其篇幅仍然是除广告外占一整版，稿亦一字不易。这两篇稿子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特别是大公报能作如是报道，其影响自非他报所可比。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劝工大楼惨案(三区百货业职工举行抵制美货爱用国货大会，马寅初、郭沫若到会讲话，特务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这天是星期天，大公报负责经济采访的季崇威未到馆，因而漏载，事后补写。第二天，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指梁仁达死于共党捣乱，说被打的人是凶手。父亲写招待会新闻，直言不讳地予以揭露，并对吴国桢作了一番描写。采访课同事都以大公报漏登此重大事件为憾，数人相约共同写信给本市版编辑，要求对吴国桢记者招待会和补写的劝工大楼事件两稿勿加删改，标题处理应有鲜明态度。编辑对此支持，做了符合人意的处理。吴国桢见报大怒。加以此前沪西发生大火灾，父亲引用市政府一位参事的话，指吴国桢处理此事是雷声大，雨点小，许多灾民无家可归，吴已不能耐，如今，“两事并发”，吴国桢命其新闻处长通知大公报，不准我父亲再采访市政新闻。
1947年4月，父亲参加上海记者团赴苏北采访。此行由南通张季直创办的大生纱厂出钱，故有参观张氏企业的活动。事实上的操纵者，却是设在南通的李默庵统领的战区长官司令部，意图无非是要各报宣传他们“剿共”的成绩。行程数县，刀光剑影，特务对记者团监视极严。返沪后，父亲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记张氏企业，写其生产状况，不涉政治。另一篇则从此行对记者的防范和控制写起，漫记苏北各地状况，写了民生困难，百业萧条，写了国民党的压榨，在战场上则连遭惨败。其中心阐明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得人心，主题归结为“青纱帐起，新四军一定会回来!”文章颇受人注意，王芸生先生且据此写一反内战社评。
父亲在上海大公报两年多，除所写新闻稿外，特写、通讯亦复甚多。大公报一段时期有星期特写的举办，用一至两版的篇幅，集中发表，所涉面极广，原意在星期天供人阅读，以轻松为主旨。以当时的局势，父亲却轻松不起来，写的东西都很硬。父亲在这个版面上写过一篇《寒夜征人妻》的稿件，写一个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在苏北阵亡，其妻流落上海的故事，用意甚明，对传主及其妻均未提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表后，一军官往访我父亲，称所写之人乃其亡友，一面表示为亡友向我父亲致谢，一面探问亡友之妻的下落。1946年，茅盾应邀访苏，去来父亲各写一篇访问记，意义在于：大公报很少以较长篇幅宣传左翼文化名人，其时刊于“本报专访”，又是在较重要的版面发表，意义自不寻常。
1948年初，苏联遣返住在千岛群岛等地的中国移民经沪返乡，父亲和我的叔父(唐君放，1947年人上海大公报工作)上船访问这批侨民，合写了一篇特写。此文后来被暨南大学新闻系选为教材，教师讲课时颇有誉扬。同年秋，朱自清死。我父亲访问了他的好友叶圣陶，朱的学生魏金枝与我父亲同住一所中学，也向我父亲提供了材料。父亲一日之间写成一文，其情不能自已。原拟题《长留背影在人间》，经编辑改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了!——记朱自清之死》，稿用名郑常发表。此稿先转载于香港大公报，香港报纸继而转载者有数家，有家报纸竟也写上“本报记者郑常”。为此，香港大公报又发一短讯，谓郑常乃上海大公报记者，其本名为唐振常，以示某报冒称之误。其时在麦伦中学任教的父亲的朋友邱汉生教授盛赞此文，强命我父亲再写一篇朱自清。父亲遵命写就，发表于地下党主办邱汉生主编的某教育刊物。
1948年10月，费彝民先生告诉我父亲，他得知我父亲被列入黑名单，劝其快走。父亲急速离沪，去香港大公报工作。父亲不谙粤语，自不能做记者，乃改做编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初，海运开通，父亲与大公报同事多人即乘盛京轮返上海。
回到上海，父亲被任命为采访副主任，分管文教。当时记者工作经常夜以继日，工作时间很长，不少人长期没有星期日，而从无人计较。上海举行欢迎解放军人城式，百万市民出动游行，采访课全体参加，父亲和其他报纸记者数人，乘开道车(一辆敞篷小吉普)驰于队伍最前列。这天大雨终日，他们全不带雨具，通身湿透，而热情不减。这个报道的第一段是父亲写的。此报道和前几天文艺界庆祝解放大游行报道，都得到好评。但多年后父亲反思，认为人们之所以欢迎它，更多的是出于热情，而报道本身，至少有两大弊病：一是冗长(人城式报道，占了三个版面)，二是情胜于理，情胜于词，多说空话。以后这种形式的报道渐成公式，内容千篇一律，语汇单调贫乏，读者和写的人都觉乏味。
当时各机关多封锁新闻，对大公报尤甚，还不时发生压制新闻报道的事。有记者写了一些纱厂对女工实行搜身制的报道，发表后，纺织工会打来电话，盛气凌人，声称事实不对。父亲去纺织工会面谈，不欢而散。后由总工会秘书长陈公琪出面，由我父亲和纺织工会负责人谈判，事实证明报道是确实的，只是个别细节有出入。协议报纸发表对有出入之处的更正，纺织工会亦在报上写一检讨。父亲写了更正，而纺织工会则违背协议，拒不写出检讨。为此，父亲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府新闻处长姚溱讲了此事。不久，开展了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忽一天，姚溱要我父亲到市政府见陈毅市长。陈市长详细询问，父亲如实讲述。陈市长很生气，大声说：“我支持你们。我要整她(纺织工会主席)的风!”随后，陈市长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把这件事作为压制批评的典型之一公开于众，此后纺织工会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检讨。
约在1951年，父亲担任采访主任，未设副主任，工作繁忙，早出晚归，再无星期天。后来，上海各报继解放日报之后，相继取消采访部门，实行编采通合一之制。由于某一特殊原因，大公报在上海是惟一没有设立编委会的报纸，而以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八人小组代之，父亲为小组成员，专管文教。1953年1月1日，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同时停刊，改用大公报名称在天津出版。上海大公报编辑部人员则分批迁往天津。父亲与同事共五人，奉命为前站先行，于1952年12月中旬启程赴津。之后，天津大公报安排组织人事，要父亲担任政法文教部主任。进步日报原有政法文教组，改组为部，原封不动，而要父亲这个完全不了解天津的人去做主任，父亲感到甚以为难。去了几天，即告退而去编报。
编报期间，父亲做了天津惟一的一次采访活动。时遣返日侨归国，从东北载来大批日侨，集中天津，准备从塘沽乘日本船回国。报社要父亲率同上海采访课老同事吴元坎和胡隆昶采写此事，他们两位时在国际部工作。吴元坎为日本老留学生，采访时由他翻译。由父亲执笔，写了一篇较长的特写，主旨为日本归侨对中国的依恋，表示回国之后，矢志为中日友好尽力，题目为《难忘的土地，难忘的人民!》，副题为《记首批遣返日侨归国》。文章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发表，反映不错。
这篇文章是父亲对工作了七年的大公报的告别之作。天津大公报转向财经，父亲对此毫无兴趣。1953年5月初，父亲调往中央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从此离开了大公报。
二
父亲好交朋友，与大公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王芸生、李纯青、李侠文、谭文瑞、吕德润、张契尼、曾敏之、刘克林、陈凡、罗承勋、严庆澍、李宗瀛、朱启平、潘际垌、刘凡如、赵泽隆、黄克夫、苏济生、丁涪海以及一大批这里未及提名的朋友。限于篇幅，仅以王芸生、李纯青、刘克林三人为例，其中王芸生、李纯青是我父亲的领导，而刘克林从大学起即与我父亲同学，“文革”中惨死。
1947年7月，地下党所办《文萃》案事发，数人被捕，父亲也因之而被中统局逮捕。当夜，王芸生电话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吴国桢以他方从南方回来为词，意图拖延。王芸生断然告诉他，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这话起了作用，中统局不得不于当晚放了父亲。这固然是大公报领导人对其下属人员被捕这样重大的事件所表现的态度。至于说到王芸老个人，父亲是极为佩服的。芸老夜间写稿，将稿纸裁成短条，随写随发，稿就文亦排成。父亲做编辑后也学此法而沿用了。
1979年5月，亦即离开大公报26年之后，父亲赴京开会，往访芸老。芸老大喜过望，盛赞我父亲的历史研究论文，用了他旧时言谈语调，称为“一炮打响”。父亲研究蔡元培，发端于芸老无意间所告一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找了芸老，也找了全国政协。芸老受全国政协委托，主持召开蔡元培座谈会，参加者均蔡元培门人或旧识。芸老对我父亲说：“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提起蔡先生，无不老泪纵横，情不能已，足证蔡先生精神之伟大。”此言触动了父亲，归而从事此项研究，遂有《蔡元培传》问世。
父亲称李纯青为纯公。父亲人上海大公报时，纯公为社评委员(即主笔)，兼主持编辑《时代青年》周刊。他写的社评多为国际问题，包括有关日本问题社评，是著名的政论家和日本问题专家。纯公一向谦虚自处，一生所为，很少对人言。去香港以后，他与杨刚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与大公报诸领导运筹策划，作用极大。在这以前，他代表中共和王芸生多次谈话，邀请芸老经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作为中共党员负责人，纯公多任其劳。他在大公报内所任皆大事，而于报纸之具体业务，过问不多。但是，他做到了依靠一批青年进步群众，上下配合。一次，夏衍对刘克林、谭文瑞和我父亲长谈，归结为一句话，即一切听纯公安排。父亲曾忆一事。天津解放后，某夜，新华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时父亲上夜班，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李纯公也来了，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舌不能语，其心态自明。纯公后来调离了大公报，父亲以为这和他的本性未见得相符合。调离之初，他曾给我父亲一信，只谈了经过，告调去大公报代替他者为何人，字里行间，父亲看不出他的喜乐。1957年之难，纯公虽未遭灭顶，终不免于波及。所被指责之罪，多与大公报有关。80年代，父亲去京，总尽可能去看他。父亲感到，纯公身体衰老了，书生本色如故，读书为文，思考天下事。1985年，纯公违背不写回忆录的夙志，连续发表两篇回忆大公报之作，是出于对历史负责。父亲以为，就其大者而言，这两篇文章，实是写大公报史最富价值的材料。
刘克林是我父亲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高我父亲一级，两人在学校均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刘克林1945年毕业后即人重庆大公报，一年之后，父亲毕业去上海大公报，道经重庆，刘克林传授经验，说是初为编辑，得经得起性格的磨练。说这番话的时候，刘克林早已通过了这番磨练，成为独当一面的方面人物——要闻版编辑。两人虽在同一家报社工作，毕竟西东异地，多是在“报上见”了。父亲每见重庆大公报要闻版的精心标题，心知为刘克林呕心之作，为之心喜。一次重庆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头条大字标题为“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过了许多年，父亲说，此正义之声，精当之评，仍在他的脑际回荡。
1948年，刘克林和我父亲先后赴香港大公报工作。刘克林编要闻版，父亲初编本市版，后改编二版，即所谓次要闻版，与要闻版紧密相连，命运操纵于刘克林之手。每到午夜以后，刘克林所编版面重要稿件涌到，就要向二版侵略；如果他的版面缺稿，就要从我父亲这里抢劫。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得要闻版截稿以后，二版乃得定稿。我父亲和他之间的争夺战每晚不休。争夺一番之后，诸事已定，等着看大样，小室之中，只剩下值班编辑主任(其时由杨历樵、李侠文、萧乾、朱启平四位轮值，王芸生留港期间亦曾轮值)、刘克林、谭文瑞、我父亲、一位事务员，有时或有翻译查良镛，往往买上两瓶啤酒，以广东特有之咸脆花生佐之，且吹一通，怡然自得。后来刘克林又先后在上海、天津大公报工作，大公报迁北京，他主持国际部，大公报的国际宣传，在他和张契尼的共同主持下，极为出色，他也因此而常出国。他在这段时期写的《朝鲜通讯》、《日内瓦通讯》等专文，传诵一时。但我父亲并不知道他的苦恼。
刘克林在中学时期曾经加人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关系中断，这是他曾经告诉过我父亲的；多年来追求人党，也是我父亲所知道的。父亲离津之后，对他在这方面的情况已不太清楚。1957年初，父亲去北京，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刘克林家彻夜长谈。他为我父亲历述几年来迄未能解决组织关系的经过，以至于泪下。这件事使他苦恼极了。聆听之余，我父亲劝他把全部想法对党组织作无保留的谈话，万无徒苦自己。父亲归上海数月后，忽得他参加新闻代表团去苏联前写于机场的短简，欣然告之，已获入党。我父亲亦为之欣慰。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后调中宣部工作，经常随中央领导人出国，起草讲话稿，其才思敏捷，倚马成文，以至于外交部亦想调他，陈毅元帅说：“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一段时间，参加写作“九评”文章，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1966年“文革”方起数月，父亲“靠边”在食堂与陈虞孙洗碗，大公报同事何德龙大厨师悄悄告诉我父亲：“刘克林自杀了!”父亲忍不住泪下，陈虞孙急止之。夜晚回家，父亲才得放声大哭。刘克林死后举行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似乎还留有尾巴，我父亲当时长歌当哭，为诗以悼，并让我再抄一份，寄给亦是燕京新闻系毕业并亦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我的叔父，我记得叔父回信给我父亲，说长诗感情之深，令人情不能已。第二次是在1979年5月，父亲去北京参加了。追悼会是中宣部为部中六人共同举行的，规模之大，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刘克林在含冤去世的六人中最年青，死时不过42岁。
三
父亲生前服务过数家单位，他在大公报也仅七年，但最有感情者，却是大公报。每到北京、香港，他必往访大公老友。平时在家聊天，大公报亦常不离口。他还撰写了大量的谈大公报及怀念大公旧友的文章。父亲晚年情系大公报，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感情上的留恋，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大公报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为大公报所受到的不公正而鸣不平。1988年，父亲有文，言及大公报“‘文革’炮声一响，立即消灭。近年时有恢复之说，……但是，也有人斥之为阴魂不散。阴魂不散，必有冤屈，曲而得直，不知其为无期还是有期”，其沉痛感可知。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发强烈。父亲认为，能登百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张报纸，它是近代中国报业的翘楚，其国际国内之地位和影响，在中国报界无出其右者。1941年，大公报获迄今为止中国报纸唯一获得的世界报纸最高荣誉——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大公报还是联合国推选的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于联合国纽约总部韩马绍图书馆，供人阅览。大公报的一百年，几乎与20世纪同步。烟云过眼山河在，百年峥嵘看文章。大公报能达到它誉满中外的巅峰，其原因在于它把握了国家的命脉，道出了民众的心声，也给予了读者所需的信息与新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具体化，而对四不方针的最终体现，则是文人论政。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典型最具成效的文人论政的报纸，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是其最大特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从长远看，则是致力于国家的近代化现代化。大公报的特色，首先表现在言论(政论)，次为各地和国外特派记者的通讯，再次为版面编辑的别具匠心。其中言论居于灵魂地位，故大公报的社评，享誉最隆。然而文人报国有心，却回天无计，大公报是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是大公报的悲壮之处。
这些年来，父亲先后参加了大公报95周年、98周年的庆祝活动，本以为可参加大公报百年大庆，然天不假年，父亲的去世，留下了终身遗憾。父亲生前最后发表的四篇文章，三篇是写大公报的，一篇内容虽与大公报无关，却是父亲在大公报的老上司李侠文提供素材写成。父亲在《<大公报>百年将至所感》一文中写道：“1949年的降临，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也结束了一个旧时代。……1949年起，《大公报》结束了文人论政的时代。香港《大公报》似为例外，而亦未曾例外。于是，今天的香港《大公报》，除报头的‘大公报’三字为严复在报纸创刊时所手写，其余亦均新时代新纪元报纸之所遵。”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和王芸生曾想把大公报办成中国报业托拉斯。当今之默多克家族，除经营多家报纸外，还经营电影、电视公司。香港大公报是否亦有雄心，成为经营多种媒体的超大型企业?是否能出大陆版、国外版?作为第一步，是否可出上海版?事实上，香港大公报当局已有所动作，1993年大公报菲律宾版出版，1995年大公网问世，均是有为之举，更何况后浪催前浪，新人易旧人，逝者已矣，继起可追，年轻的大公报人是“有独．立人格的报人”，当会超越前人，创造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瑶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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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是父亲大学毕业后正式踏上社会进入的第一家单位。1946年6月至1952年5月，父亲先后在上海、香港和天津大公报工作。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反独裁，争民主，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启，大公报顺应时代，表明自己的态度。父亲是一介书生，对这一时期自己的工作，最感满意者，是写了几篇颇引人注目的报道。
1946年10月4日，上海各界假座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父亲写了长篇报道，会场政治斗争的气息跃然纸上。诸如会上的唇枪舌战，上海市长吴国桢和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的捍格之状，潘公展说一通守法论调，只在会场的一角里发出有组织的掌声；吴国桢侈谈民主，说在上海不会发生刺杀李、闻之事；吴国桢的老同学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他转面对着坐在台上的吴国桢问道：“请问吴市长，昆明是不是中国的土地?”吴国桢无言以对；追悼会的高潮，是由邓颖超宣读周恩来的简短悼词，其中“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如有千钧之力，等等等等，文中多有详尽描述。父亲还加写了几条花絮。所谓花絮，多以事实明指特务捣乱。父亲的同事张乃刚也参加了这个会，自告奋勇亦写了几条花絮。报道与花絮一字不易，全文刊出，除了下面是广告，占了整版地位。同年10月19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又一次公开举行的政治性、斗争性极强的大会，周恩来、沈钧儒、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多人发表演讲，痛快淋漓。父亲作了详尽报道，其篇幅仍然是除广告外占一整版，稿亦一字不易。这两篇稿子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特别是大公报能作如是报道，其影响自非他报所可比。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劝工大楼惨案(三区百货业职工举行抵制美货爱用国货大会，马寅初、郭沫若到会讲话，特务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这天是星期天，大公报负责经济采访的季崇威未到馆，因而漏载，事后补写。第二天，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指梁仁达死于共党捣乱，说被打的人是凶手。父亲写招待会新闻，直言不讳地予以揭露，并对吴国桢作了一番描写。采访课同事都以大公报漏登此重大事件为憾，数人相约共同写信给本市版编辑，要求对吴国桢记者招待会和补写的劝工大楼事件两稿勿加删改，标题处理应有鲜明态度。编辑对此支持，做了符合人意的处理。吴国桢见报大怒。加以此前沪西发生大火灾，父亲引用市政府一位参事的话，指吴国桢处理此事是雷声大，雨点小，许多灾民无家可归，吴已不能耐，如今，“两事并发”，吴国桢命其新闻处长通知大公报，不准我父亲再采访市政新闻。
1947年4月，父亲参加上海记者团赴苏北采访。此行由南通张季直创办的大生纱厂出钱，故有参观张氏企业的活动。事实上的操纵者，却是设在南通的李默庵统领的战区长官司令部，意图无非是要各报宣传他们“剿共”的成绩。行程数县，刀光剑影，特务对记者团监视极严。返沪后，父亲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记张氏企业，写其生产状况，不涉政治。另一篇则从此行对记者的防范和控制写起，漫记苏北各地状况，写了民生困难，百业萧条，写了国民党的压榨，在战场上则连遭惨败。其中心阐明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得人心，主题归结为“青纱帐起，新四军一定会回来!”文章颇受人注意，王芸生先生且据此写一反内战社评。
父亲在上海大公报两年多，除所写新闻稿外，特写、通讯亦复甚多。大公报一段时期有星期特写的举办，用一至两版的篇幅，集中发表，所涉面极广，原意在星期天供人阅读，以轻松为主旨。以当时的局势，父亲却轻松不起来，写的东西都很硬。父亲在这个版面上写过一篇《寒夜征人妻》的稿件，写一个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在苏北阵亡，其妻流落上海的故事，用意甚明，对传主及其妻均未提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表后，一军官往访我父亲，称所写之人乃其亡友，一面表示为亡友向我父亲致谢，一面探问亡友之妻的下落。1946年，茅盾应邀访苏，去来父亲各写一篇访问记，意义在于：大公报很少以较长篇幅宣传左翼文化名人，其时刊于“本报专访”，又是在较重要的版面发表，意义自不寻常。
1948年初，苏联遣返住在千岛群岛等地的中国移民经沪返乡，父亲和我的叔父(唐君放，1947年人上海大公报工作)上船访问这批侨民，合写了一篇特写。此文后来被暨南大学新闻系选为教材，教师讲课时颇有誉扬。同年秋，朱自清死。我父亲访问了他的好友叶圣陶，朱的学生魏金枝与我父亲同住一所中学，也向我父亲提供了材料。父亲一日之间写成一文，其情不能自已。原拟题《长留背影在人间》，经编辑改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了!——记朱自清之死》，稿用名郑常发表。此稿先转载于香港大公报，香港报纸继而转载者有数家，有家报纸竟也写上“本报记者郑常”。为此，香港大公报又发一短讯，谓郑常乃上海大公报记者，其本名为唐振常，以示某报冒称之误。其时在麦伦中学任教的父亲的朋友邱汉生教授盛赞此文，强命我父亲再写一篇朱自清。父亲遵命写就，发表于地下党主办邱汉生主编的某教育刊物。
1948年10月，费彝民先生告诉我父亲，他得知我父亲被列入黑名单，劝其快走。父亲急速离沪，去香港大公报工作。父亲不谙粤语，自不能做记者，乃改做编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初，海运开通，父亲与大公报同事多人即乘盛京轮返上海。
回到上海，父亲被任命为采访副主任，分管文教。当时记者工作经常夜以继日，工作时间很长，不少人长期没有星期日，而从无人计较。上海举行欢迎解放军人城式，百万市民出动游行，采访课全体参加，父亲和其他报纸记者数人，乘开道车(一辆敞篷小吉普)驰于队伍最前列。这天大雨终日，他们全不带雨具，通身湿透，而热情不减。这个报道的第一段是父亲写的。此报道和前几天文艺界庆祝解放大游行报道，都得到好评。但多年后父亲反思，认为人们之所以欢迎它，更多的是出于热情，而报道本身，至少有两大弊病：一是冗长(人城式报道，占了三个版面)，二是情胜于理，情胜于词，多说空话。以后这种形式的报道渐成公式，内容千篇一律，语汇单调贫乏，读者和写的人都觉乏味。
当时各机关多封锁新闻，对大公报尤甚，还不时发生压制新闻报道的事。有记者写了一些纱厂对女工实行搜身制的报道，发表后，纺织工会打来电话，盛气凌人，声称事实不对。父亲去纺织工会面谈，不欢而散。后由总工会秘书长陈公琪出面，由我父亲和纺织工会负责人谈判，事实证明报道是确实的，只是个别细节有出入。协议报纸发表对有出入之处的更正，纺织工会亦在报上写一检讨。父亲写了更正，而纺织工会则违背协议，拒不写出检讨。为此，父亲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府新闻处长姚溱讲了此事。不久，开展了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忽一天，姚溱要我父亲到市政府见陈毅市长。陈市长详细询问，父亲如实讲述。陈市长很生气，大声说：“我支持你们。我要整她(纺织工会主席)的风!”随后，陈市长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把这件事作为压制批评的典型之一公开于众，此后纺织工会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检讨。
约在1951年，父亲担任采访主任，未设副主任，工作繁忙，早出晚归，再无星期天。后来，上海各报继解放日报之后，相继取消采访部门，实行编采通合一之制。由于某一特殊原因，大公报在上海是惟一没有设立编委会的报纸，而以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八人小组代之，父亲为小组成员，专管文教。1953年1月1日，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同时停刊，改用大公报名称在天津出版。上海大公报编辑部人员则分批迁往天津。父亲与同事共五人，奉命为前站先行，于1952年12月中旬启程赴津。之后，天津大公报安排组织人事，要父亲担任政法文教部主任。进步日报原有政法文教组，改组为部，原封不动，而要父亲这个完全不了解天津的人去做主任，父亲感到甚以为难。去了几天，即告退而去编报。
编报期间，父亲做了天津惟一的一次采访活动。时遣返日侨归国，从东北载来大批日侨，集中天津，准备从塘沽乘日本船回国。报社要父亲率同上海采访课老同事吴元坎和胡隆昶采写此事，他们两位时在国际部工作。吴元坎为日本老留学生，采访时由他翻译。由父亲执笔，写了一篇较长的特写，主旨为日本归侨对中国的依恋，表示回国之后，矢志为中日友好尽力，题目为《难忘的土地，难忘的人民!》，副题为《记首批遣返日侨归国》。文章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发表，反映不错。
这篇文章是父亲对工作了七年的大公报的告别之作。天津大公报转向财经，父亲对此毫无兴趣。1953年5月初，父亲调往中央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从此离开了大公报。
二
父亲好交朋友，与大公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王芸生、李纯青、李侠文、谭文瑞、吕德润、张契尼、曾敏之、刘克林、陈凡、罗承勋、严庆澍、李宗瀛、朱启平、潘际垌、刘凡如、赵泽隆、黄克夫、苏济生、丁涪海以及一大批这里未及提名的朋友。限于篇幅，仅以王芸生、李纯青、刘克林三人为例，其中王芸生、李纯青是我父亲的领导，而刘克林从大学起即与我父亲同学，“文革”中惨死。
1947年7月，地下党所办《文萃》案事发，数人被捕，父亲也因之而被中统局逮捕。当夜，王芸生电话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吴国桢以他方从南方回来为词，意图拖延。王芸生断然告诉他，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这话起了作用，中统局不得不于当晚放了父亲。这固然是大公报领导人对其下属人员被捕这样重大的事件所表现的态度。至于说到王芸老个人，父亲是极为佩服的。芸老夜间写稿，将稿纸裁成短条，随写随发，稿就文亦排成。父亲做编辑后也学此法而沿用了。
1979年5月，亦即离开大公报26年之后，父亲赴京开会，往访芸老。芸老大喜过望，盛赞我父亲的历史研究论文，用了他旧时言谈语调，称为“一炮打响”。父亲研究蔡元培，发端于芸老无意间所告一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找了芸老，也找了全国政协。芸老受全国政协委托，主持召开蔡元培座谈会，参加者均蔡元培门人或旧识。芸老对我父亲说：“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提起蔡先生，无不老泪纵横，情不能已，足证蔡先生精神之伟大。”此言触动了父亲，归而从事此项研究，遂有《蔡元培传》问世。
父亲称李纯青为纯公。父亲人上海大公报时，纯公为社评委员(即主笔)，兼主持编辑《时代青年》周刊。他写的社评多为国际问题，包括有关日本问题社评，是著名的政论家和日本问题专家。纯公一向谦虚自处，一生所为，很少对人言。去香港以后，他与杨刚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与大公报诸领导运筹策划，作用极大。在这以前，他代表中共和王芸生多次谈话，邀请芸老经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作为中共党员负责人，纯公多任其劳。他在大公报内所任皆大事，而于报纸之具体业务，过问不多。但是，他做到了依靠一批青年进步群众，上下配合。一次，夏衍对刘克林、谭文瑞和我父亲长谈，归结为一句话，即一切听纯公安排。父亲曾忆一事。天津解放后，某夜，新华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时父亲上夜班，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李纯公也来了，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舌不能语，其心态自明。纯公后来调离了大公报，父亲以为这和他的本性未见得相符合。调离之初，他曾给我父亲一信，只谈了经过，告调去大公报代替他者为何人，字里行间，父亲看不出他的喜乐。1957年之难，纯公虽未遭灭顶，终不免于波及。所被指责之罪，多与大公报有关。80年代，父亲去京，总尽可能去看他。父亲感到，纯公身体衰老了，书生本色如故，读书为文，思考天下事。1985年，纯公违背不写回忆录的夙志，连续发表两篇回忆大公报之作，是出于对历史负责。父亲以为，就其大者而言，这两篇文章，实是写大公报史最富价值的材料。
刘克林是我父亲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高我父亲一级，两人在学校均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刘克林1945年毕业后即人重庆大公报，一年之后，父亲毕业去上海大公报，道经重庆，刘克林传授经验，说是初为编辑，得经得起性格的磨练。说这番话的时候，刘克林早已通过了这番磨练，成为独当一面的方面人物——要闻版编辑。两人虽在同一家报社工作，毕竟西东异地，多是在“报上见”了。父亲每见重庆大公报要闻版的精心标题，心知为刘克林呕心之作，为之心喜。一次重庆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头条大字标题为“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过了许多年，父亲说，此正义之声，精当之评，仍在他的脑际回荡。
1948年，刘克林和我父亲先后赴香港大公报工作。刘克林编要闻版，父亲初编本市版，后改编二版，即所谓次要闻版，与要闻版紧密相连，命运操纵于刘克林之手。每到午夜以后，刘克林所编版面重要稿件涌到，就要向二版侵略；如果他的版面缺稿，就要从我父亲这里抢劫。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得要闻版截稿以后，二版乃得定稿。我父亲和他之间的争夺战每晚不休。争夺一番之后，诸事已定，等着看大样，小室之中，只剩下值班编辑主任(其时由杨历樵、李侠文、萧乾、朱启平四位轮值，王芸生留港期间亦曾轮值)、刘克林、谭文瑞、我父亲、一位事务员，有时或有翻译查良镛，往往买上两瓶啤酒，以广东特有之咸脆花生佐之，且吹一通，怡然自得。后来刘克林又先后在上海、天津大公报工作，大公报迁北京，他主持国际部，大公报的国际宣传，在他和张契尼的共同主持下，极为出色，他也因此而常出国。他在这段时期写的《朝鲜通讯》、《日内瓦通讯》等专文，传诵一时。但我父亲并不知道他的苦恼。
刘克林在中学时期曾经加人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关系中断，这是他曾经告诉过我父亲的；多年来追求人党，也是我父亲所知道的。父亲离津之后，对他在这方面的情况已不太清楚。1957年初，父亲去北京，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刘克林家彻夜长谈。他为我父亲历述几年来迄未能解决组织关系的经过，以至于泪下。这件事使他苦恼极了。聆听之余，我父亲劝他把全部想法对党组织作无保留的谈话，万无徒苦自己。父亲归上海数月后，忽得他参加新闻代表团去苏联前写于机场的短简，欣然告之，已获入党。我父亲亦为之欣慰。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后调中宣部工作，经常随中央领导人出国，起草讲话稿，其才思敏捷，倚马成文，以至于外交部亦想调他，陈毅元帅说：“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一段时间，参加写作“九评”文章，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1966年“文革”方起数月，父亲“靠边”在食堂与陈虞孙洗碗，大公报同事何德龙大厨师悄悄告诉我父亲：“刘克林自杀了!”父亲忍不住泪下，陈虞孙急止之。夜晚回家，父亲才得放声大哭。刘克林死后举行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似乎还留有尾巴，我父亲当时长歌当哭，为诗以悼，并让我再抄一份，寄给亦是燕京新闻系毕业并亦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我的叔父，我记得叔父回信给我父亲，说长诗感情之深，令人情不能已。第二次是在1979年5月，父亲去北京参加了。追悼会是中宣部为部中六人共同举行的，规模之大，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刘克林在含冤去世的六人中最年青，死时不过42岁。
三
父亲生前服务过数家单位，他在大公报也仅七年，但最有感情者，却是大公报。每到北京、香港，他必往访大公老友。平时在家聊天，大公报亦常不离口。他还撰写了大量的谈大公报及怀念大公旧友的文章。父亲晚年情系大公报，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感情上的留恋，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大公报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为大公报所受到的不公正而鸣不平。1988年，父亲有文，言及大公报“‘文革’炮声一响，立即消灭。近年时有恢复之说，……但是，也有人斥之为阴魂不散。阴魂不散，必有冤屈，曲而得直，不知其为无期还是有期”，其沉痛感可知。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发强烈。父亲认为，能登百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张报纸，它是近代中国报业的翘楚，其国际国内之地位和影响，在中国报界无出其右者。1941年，大公报获迄今为止中国报纸唯一获得的世界报纸最高荣誉——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大公报还是联合国推选的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于联合国纽约总部韩马绍图书馆，供人阅览。大公报的一百年，几乎与20世纪同步。烟云过眼山河在，百年峥嵘看文章。大公报能达到它誉满中外的巅峰，其原因在于它把握了国家的命脉，道出了民众的心声，也给予了读者所需的信息与新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具体化，而对四不方针的最终体现，则是文人论政。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典型最具成效的文人论政的报纸，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是其最大特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从长远看，则是致力于国家的近代化现代化。大公报的特色，首先表现在言论(政论)，次为各地和国外特派记者的通讯，再次为版面编辑的别具匠心。其中言论居于灵魂地位，故大公报的社评，享誉最隆。然而文人报国有心，却回天无计，大公报是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是大公报的悲壮之处。
这些年来，父亲先后参加了大公报95周年、98周年的庆祝活动，本以为可参加大公报百年大庆，然天不假年，父亲的去世，留下了终身遗憾。父亲生前最后发表的四篇文章，三篇是写大公报的，一篇内容虽与大公报无关，却是父亲在大公报的老上司李侠文提供素材写成。父亲在《<大公报>百年将至所感》一文中写道：“1949年的降临，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也结束了一个旧时代。……1949年起，《大公报》结束了文人论政的时代。香港《大公报》似为例外，而亦未曾例外。于是，今天的香港《大公报》，除报头的‘大公报’三字为严复在报纸创刊时所手写，其余亦均新时代新纪元报纸之所遵。”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和王芸生曾想把大公报办成中国报业托拉斯。当今之默多克家族，除经营多家报纸外，还经营电影、电视公司。香港大公报是否亦有雄心，成为经营多种媒体的超大型企业?是否能出大陆版、国外版?作为第一步，是否可出上海版?事实上，香港大公报当局已有所动作，1993年大公报菲律宾版出版，1995年大公网问世，均是有为之举，更何况后浪催前浪，新人易旧人，逝者已矣，继起可追，年轻的大公报人是“有独．立人格的报人”，当会超越前人，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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