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我有了第一个食堂，准确地说是我们的食堂。十六岁的我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在城伍河中小学做代课老师。
　　 那是一个长阳西南边界的学校，翻过一座山，就是五峰县的白鹿庄，可谓是一脚踏两县的地界儿，没有公路，没有电灯，偏远而闭塞。
　　 学校不大，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一，用当年官方的话说叫戴帽子的小学。六个班，大多都是走读生。学生老师的食堂在一间教室后面，中间没有隔板，三面的门，四通八达。
　　 学生的饭都是自家带的，用一个大瓮甑层层叠叠码上来，架上柴火蒸得大气腾腾，学生的饭碗都是搪瓷的，隔一层加一个木格断开，红薯洋芋、包谷麦面、生的熟的各种气味混在一起，那时没有铝皮盒，所以每到中午开饭的时候，最下面两层的饭碗里常常是青一道黄一道，说不清是泛起的甑脚水还是上层滴下的蒸汽水，稀糊糊的，不好看，也不好吃，但那样的条件学生都习惯，所以干也好稀也好，站队，拿饭，开开心心地吃完了又上课。
　　 老师的食堂稍微好一点，大师傅可以炒个白菜或是青椒豆豉，黄澄澄的苞谷饭加懒豆腐，用土家人的话说，面饭懒豆腐，草鞋家织布，那是上了书的，何况学校还有块校田，茄子辣椒南瓜豌豆并不缺少，有时十天半月还可以凭票在食品公司买点猪肉打打牙祭，吃顿荤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供销社背脚（土家人用背架专门给人背东西称为背脚佬）的背着一篓鸡蛋下窝坑子的石板路，脚下一滑，虽然拚尽全力相救，鸡蛋还是摔碎了一大半。学校的吕邦家老师是事务长，他得知这个信息之后，立即拿着几个盆子就往供销社跑，当我们还没回过神的时候，他已经笑嘻嘻地把两大盆鸡蛋汤买回来了。
　　 二角钱一斤，还不要票，哈哈，发财了，吕老师说。记得我的月工资是二十元，二角钱一斤的鸡蛋汤，算算，真是赚大发了，二块钱居然可以买到十斤蛋汤，原来七角钱一斤的鸡蛋摇身一变成了两角钱的蛋汤，谁说没赚呢？那段日子，我们上顿下顿都是吃的鸡蛋。
　　 吕老师有一手好厨艺，他把鸡蛋变着花样做，打鸡蛋汤，煎鸡蛋皮，蒸鸡蛋糕，实在不行就煮薄荷蛋、石磙蛋（土家人称茶叶蛋为石磙蛋，实际上是清水煮鸡蛋，没有加进佐料）。也就是在那时，我跟着吕老师学会了鸡蛋的各种各样的做法，也跟着食堂的大师傅学会了做苞谷饭。
　　 后来辗转多所学校，也同样给学生炖过饭，也给厨房的师傅搭过手，但似乎记忆都不太深了。
　　 现在我工作的学校，食堂是两层大楼，漂漂亮亮地独立于校园西北，取名弘慈楼，顾名思义，学校把一腔慈爱倾情给予了学生，这倒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食堂一次可供2000多人进餐，只是不再把师生食堂分开，两样的身份一样的饭菜。
　　 走进餐厅，窗明桌净，那一排玻璃小门，是餐厅和工作间的分界线，窗前，一字排开的十多个窗口都挂有一个刷卡机，方便快捷还不用找零。窗后，是清一色的现代化操作间，冰箱、冷柜和各种不锈钢的厨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儿，操作间、储物间、冷藏间，一间一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瓮甑炖饭的日子一去不返，而今的学生恐怕连见也没见过了。
　　 透过电视屏幕，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看得一清二楚，洁白的工装濡染出一身优雅。抬起头，我看到餐厅正墙上挂有几块奖牌，那是近年食堂参加各级厨艺比赛的成果，这些牌子，给食堂增添了一抹亮色，让人走进食堂心中就格外一暖。
　　 每次到食堂进餐我就有这种感觉，温暖而舒适，点一份餐，坐在靠窗的桌子上，一边享受着清风和阳光，一边与学生聊着校园的生活。有时看着孩子们从那么多菜盘中挑出自己喜爱的菜肴，就替他们由衷地感到幸福。
　　 僅仅四十年，那个又低又矮又潮湿的食堂竟成了传说，也仅仅四十年，苞谷饭和懒豆腐居然成了如今餐桌上的奢侈品，四十年的食堂变迁，把我们的日子丰润起来了。我常想，再过四十年，我们到底要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