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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同。京津冀城市群GDP总量和增速都远落后于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存在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两大城市群的环境规制政策效应也不同。因此，研究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两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尤为重要。研究发现，从两大城市群的横向对比来看，环境规制对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显著影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对正式环境规制更加敏感，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对非正式环境规制尤其是教育水平更加敏感;从两大城市群分阶段的纵向分析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敏感度随着政策的深入而加深。因此，两大城市群应因地制宜，注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自身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
一、引言
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快速的经济增长，显然，这种“以环境换经济”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模式，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协调二者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限制，在环境规制压力下，对不同的企业来说，既可能会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会形成“遵循成本效应”，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进一步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发生作用。众多学者对“污染避难假说”是否在中国存在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确实存在承接发达国家重污染企业的现象，这也再一次说明环境规制的重要性。因此，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机理，并从中寻找产业政策方向和产业调整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当前，大量学者以波特假说、遵循成本假说和污染避难假说这三个理论为基础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机理进行分析。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存在门槛，只有恰当的环境规制才会对企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Jaffe A B和Palmer K（1997）将波特假说分为狭义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以完善波特假说。韩晶、陈超凡（2014）和武建新、胡建辉（2018）等学者都验证了狭义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即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各不相同，其中经济手段的作用最为强烈。时乐乐、赵军（2018）引入技术创新这一因素，验证了弱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即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刘伟等（2017）学者认为弱环境规制不仅不能推动技术创新，甚至会给技术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强波特假说主要以路径研究为主，该观点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企业全要素的生产率或经营绩效[6]。伍格致、游达明（2019）和高艺、杨高升（2020）等学者均验证了强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在波特假说的前提下，为减少排污费等环境规制费用，企业会提高创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生产绿色创新产品，满足消费者偏好，提高企业竞争力，获取利润，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在政府全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为迎合政府政策，会想方设法的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尽可能地生产绿色产品，减少排污费等成本。政府也会对具有创新潜力、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企业和政府双方的努力会促进环保技术的进步。另外，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偏好也会倒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并减少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生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遵循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将会导致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因为环境规制和企业成本存在正比关系，环境规制程度越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就越弱，企业在科技创新的资本投入随之减少，创新的发展受到阻碍[9]。环境规制不能促进企业发展最终实现环境和企业“双赢”的局面，只会单方面增加企业成本，削减企业利润，利润的减少不仅不能促进创新发展，甚至会降低企业的创新发展投入，对创新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如果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考虑遵循成本假说，则可以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并且会形成绿色进入壁垒。一方面，规模较小、资金量小的企业可能无法承受排污费等环境规制费用，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使得这类实力较弱的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在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之后，市场上留下的都是实力较强的企业，且以绿色发展为目标，此时的环境规制政策也会成为潜在进入者入场的绿色进入壁垒。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在进入该市场时会更加谨慎。
污染避难所假说，即不同的环境规制程度会推动厂商转移，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出于企业运营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从环境规制强度较大的区域搬迁至环境规制强度较小的区域，降低自身运营成本，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该假说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比如，Tobey（1990）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和污染性产品的净出口并无显著关系，但Mani（1999）却证实了发达国家执行的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迫使污染产业轉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国家。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弱，企业运营成本低的地区将会成为高污染企业的避难所，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都将受到严重破坏。有的污染型企业在面临强环境规制政策时会选择转移到弱环境规制政策地区。这些地区在承接了这类高污染型企业之后，因为强劲环境规制政策的缺乏，这些聚集而来的高污染企业会肆无忌惮的排放污染物，并且不会形成动力提高创新力，生产绿色产品。长此以往，该地的弱环境规制政策将会严重抑制该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并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并实现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恰当的环境规制以“环境规制——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刺激经济发展。但是，正式环境规制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还可能引发大量污染性产业集聚在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从不同的方向进行观察，会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环境规制不可一概而论，因此众多学者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但是却很少有人分别对各个区域进行纵向对比研究。笔者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包含的12个省份进行OLS分析，探讨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影响。此外，目前情况下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过于单一，本文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个方面，再构建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说明。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为了更加准确地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调整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取对数，并加入其它控制变量以防止重要变量的遗漏。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AISit=αi+β1FERit+β2FERit2+η1INCit+η2EDUit+η3UPDit+γ1FDIit+γ2URit+γ3NEit+εit
其中，AISit表示i城市在第t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FER表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INC表示收入水平，EDU表示受教育水平，UPD人口密度，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UR表示城镇化水平，NE表示自然禀赋。其中，INC、EDU、UPD共同说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这一指标，FDI、UR、NE作为其他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中，以防遗漏重要变量。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在模型中加入了正式环境规制的二次项。
（二）数据说明
产业结构升级。多数学者在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时只考虑了产业的高度化，即将产业结构升级简单地概括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代替第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重心，而忽视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并未考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本文将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论述。产业结构高度化y1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本文采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状况。产业结构合理化y2主要指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各产业协调发展。本文借鉴武建新等（2018）、李虹等（2018）的做法，使用泰尔指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计算说明，计算公式为：
y2=∑ n i=1 （Yi/Y）ln（ Yi Li Y L ）=∑ n i-1 （Yi/Y）ln（ Yi Y Li L ）
其中，Y表示地区第i次产业的生产总值;L表示地区就业总人数;i表示第i次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表示地区生产水平，当Yi/Li=Y/L时，即y2=0，表明地区三次产业生产水平与地区平均生产水平相当，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y2≠0时，该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环境规制。目前，现有文献中针对环境规制的测度指标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基于政策目标角度、基于政策工具角度、基于指数构建角度和基于计量方法角度，但是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以单一指标来反映环境规制程度。因此，從环境规制工具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规制工具划分为正式型环境规制方式以及非正式型环境规制这两种形式，其中正式型环境规制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和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激励型工具。本文借鉴原毅军（2014）的做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正式环境规制进行说明。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包括环境自愿协议、公众环保意识等，本文借鉴原毅军（2014）和李强（2019）的做法，选取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三个指标对非正式环境规制进行说明。
控制变量。①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李娜、伍世代等（2016）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开放、环境规制显著正相关。因此，本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控制变量，直接采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对变量进行说明。②在城市化方面，韩永辉（2016）认为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污染状况显著相关。本文以城镇化率来反应各地区城市化水平。③在自然禀赋方面，李虹、邹庆（2018）通过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和资源特色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都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本文采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和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的自然禀赋。
三、实证分析
（一）横向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于两大城市群，正式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城市群作用更大，非正式环境规制尤其是教育水平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影响更大。
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正式环境估计以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个指标为基础信息，进一步构建综合指标来进行说明。
由表2和模型（1）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正式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作用并不明显。具体来说，京津冀城市群的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会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3.96%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正式环境规制提高1%只会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0.29%的提高。在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蕴含着大量矿产资源，众多高污染企业也汇集在京津冀地区，因此政府只要实施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各类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并迫使自己进行转型发展，各类企业的转型发展将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多的是轻纺工业、服务业汇集于此，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少，因此，正式的环境规制对该区域影响有限。正式环境规制其实是大多数政府采取“末端治理”的方式来控制环境污染，比如征收排污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止企业肆意排污，但并未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由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三个方面进行说明。结果显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的敏感度更高，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敏感度更高。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内人口密集，各类人才汇集，平均工资水平都较高，对“绿色经济”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和看法。因此，在政府引导绿色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之下，两大城市群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之下的环保意识更高。这在无形中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偏好进而影响厂商行为。只有企业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水平，才能更好地迎合消费者偏好，实现创新补偿效应。但事实上，大多数企业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此时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反而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对比发现，在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水平的作用最为明显。此处教育水平仅考虑了高校在校生人数和常住人口的比值，因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所以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水平并未考虑在内，因此存在一定偏差。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在环保意识上虽有很大提升，但是企业真正缺乏的是高级人才。因此，两大城市群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吸引高级人才，推动企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并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两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产生显著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污染避难假说”的说法在这两大城市群并不成立。在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越高则越能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的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发展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了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自然禀赋越高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禀赋越高，从事采矿业的人员就越多，而事实上矿产资源的精细化发展还受到技术的限制，很多企业都无法做到，因此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模型结果显示，不论是京津冀城市群还是长江中下游城市群正式环境规制二次项均小于0，这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两大城市群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呈倒U型，在前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达到拐点之后，正式型环境规制反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作用。
（二）纵向分析：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均有着重要作用。
根据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的阶段，将京津冀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划分为1998-2002和2003-2010两个阶段，再分别对两大城市群进行纵向对比分析，以探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在京津冀城市群，1998-2002年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未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影响，2003-2010年非正式环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此时，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出U型结构，也就是在前期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中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各企业更多的是“遵循成本效应”而非“创新补偿效应”，在拐点之后二者呈正向关系，这反映了在这一时期京津冀地区还处于拐点之前。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特色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否则只会起反向作用。另外，京津冀城市群吸引大量人群在此就业，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反而不利于城市发展。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998-2002年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无显著作用，2003-2010年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一定作用。此时，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呈倒U型结构，即在前期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作用，而在拐点之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制约的作用。根据结果显示，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应该更加注重高级人才的培养，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而非抑制作用。
四、结论和建议
基于1998-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从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方面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进行横向对比之后，又分1998-2002年和2003-2010年两个阶段分别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进行纵向分析。结果显示，从横向对比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都有显著影响，但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对正式环境规制更加敏感，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对非正式环境規制更加敏感;从纵向分析来看，无论是京津冀城市群还是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推进，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政府经常采取排污费等形式来实施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但这类末端治理方式并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两大城市群注重正式环境规制的同时，应该依靠技术进步发展清洁生产，由末端治理转为源头治理。在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下，势必会淘汰部分企业，对于剩下的优质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支持，积极鼓励其进行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也有着显著作用，但是区域应该更加注重高级人才的引进，否则企业要发展技术进步将会失去基础。最后，两大城市群都应该因地制宜，采取区域差异的环境规制，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环境规制政策。这是因为两大城市群对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敏感度不同，并且其环境规制政策发展阶段也有所差异，则其侧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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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伟，童健，薛景.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J].科研管理，2017，38（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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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08）：57-69.
[14]李强，丁春林.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产业升级——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01）：17-28.
[15]李娜，伍世代，代中强，王强.扩大开放与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经济地理，2016，36（11）：109-115+123.
[16]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进生态效率了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4）：40-59.
〔秦爱红、何洁（通讯作者），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
一、引言
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快速的经济增长，显然，这种“以环境换经济”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模式，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协调二者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限制，在环境规制压力下，对不同的企业来说，既可能会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会形成“遵循成本效应”，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进一步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发生作用。众多学者对“污染避难假说”是否在中国存在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确实存在承接发达国家重污染企业的现象，这也再一次说明环境规制的重要性。因此，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机理，并从中寻找产业政策方向和产业调整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当前，大量学者以波特假说、遵循成本假说和污染避难假说这三个理论为基础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机理进行分析。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存在门槛，只有恰当的环境规制才会对企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Jaffe A B和Palmer K（1997）将波特假说分为狭义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以完善波特假说。韩晶、陈超凡（2014）和武建新、胡建辉（2018）等学者都验证了狭义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即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各不相同，其中经济手段的作用最为强烈。时乐乐、赵军（2018）引入技术创新这一因素，验证了弱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即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刘伟等（2017）学者认为弱环境规制不仅不能推动技术创新，甚至会给技术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强波特假说主要以路径研究为主，该观点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企业全要素的生产率或经营绩效[6]。伍格致、游达明（2019）和高艺、杨高升（2020）等学者均验证了强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在波特假说的前提下，为减少排污费等环境规制费用，企业会提高创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生产绿色创新产品，满足消费者偏好，提高企业竞争力，获取利润，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在政府全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为迎合政府政策，会想方设法的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尽可能地生产绿色产品，减少排污费等成本。政府也会对具有创新潜力、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企业和政府双方的努力会促进环保技术的进步。另外，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偏好也会倒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并减少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生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遵循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将会导致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因为环境规制和企业成本存在正比关系，环境规制程度越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就越弱，企业在科技创新的资本投入随之减少，创新的发展受到阻碍[9]。环境规制不能促进企业发展最终实现环境和企业“双赢”的局面，只会单方面增加企业成本，削减企业利润，利润的减少不仅不能促进创新发展，甚至会降低企业的创新发展投入，对创新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如果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考虑遵循成本假说，则可以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并且会形成绿色进入壁垒。一方面，规模较小、资金量小的企业可能无法承受排污费等环境规制费用，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使得这类实力较弱的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在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之后，市场上留下的都是实力较强的企业，且以绿色发展为目标，此时的环境规制政策也会成为潜在进入者入场的绿色进入壁垒。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在进入该市场时会更加谨慎。
污染避难所假说，即不同的环境规制程度会推动厂商转移，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出于企业运营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从环境规制强度较大的区域搬迁至环境规制强度较小的区域，降低自身运营成本，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该假说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比如，Tobey（1990）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和污染性产品的净出口并无显著关系，但Mani（1999）却证实了发达国家执行的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迫使污染产业轉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国家。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弱，企业运营成本低的地区将会成为高污染企业的避难所，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都将受到严重破坏。有的污染型企业在面临强环境规制政策时会选择转移到弱环境规制政策地区。这些地区在承接了这类高污染型企业之后，因为强劲环境规制政策的缺乏，这些聚集而来的高污染企业会肆无忌惮的排放污染物，并且不会形成动力提高创新力，生产绿色产品。长此以往，该地的弱环境规制政策将会严重抑制该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并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并实现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恰当的环境规制以“环境规制——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刺激经济发展。但是，正式环境规制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还可能引发大量污染性产业集聚在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从不同的方向进行观察，会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环境规制不可一概而论，因此众多学者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但是却很少有人分别对各个区域进行纵向对比研究。笔者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包含的12个省份进行OLS分析，探讨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影响。此外，目前情况下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过于单一，本文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个方面，再构建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说明。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为了更加准确地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调整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取对数，并加入其它控制变量以防止重要变量的遗漏。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AISit=αi+β1FERit+β2FERit2+η1INCit+η2EDUit+η3UPDit+γ1FDIit+γ2URit+γ3NEit+εit
其中，AISit表示i城市在第t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FER表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INC表示收入水平，EDU表示受教育水平，UPD人口密度，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UR表示城镇化水平，NE表示自然禀赋。其中，INC、EDU、UPD共同说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这一指标，FDI、UR、NE作为其他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中，以防遗漏重要变量。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在模型中加入了正式环境规制的二次项。
（二）数据说明
产业结构升级。多数学者在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时只考虑了产业的高度化，即将产业结构升级简单地概括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代替第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重心，而忽视了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并未考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本文将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论述。产业结构高度化y1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本文采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状况。产业结构合理化y2主要指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各产业协调发展。本文借鉴武建新等（2018）、李虹等（2018）的做法，使用泰尔指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计算说明，计算公式为：
y2=∑ n i=1 （Yi/Y）ln（ Yi Li Y L ）=∑ n i-1 （Yi/Y）ln（ Yi Y Li L ）
其中，Y表示地区第i次产业的生产总值;L表示地区就业总人数;i表示第i次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表示地区生产水平，当Yi/Li=Y/L时，即y2=0，表明地区三次产业生产水平与地区平均生产水平相当，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y2≠0时，该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环境规制。目前，现有文献中针对环境规制的测度指标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基于政策目标角度、基于政策工具角度、基于指数构建角度和基于计量方法角度，但是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以单一指标来反映环境规制程度。因此，從环境规制工具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规制工具划分为正式型环境规制方式以及非正式型环境规制这两种形式，其中正式型环境规制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和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激励型工具。本文借鉴原毅军（2014）的做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正式环境规制进行说明。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包括环境自愿协议、公众环保意识等，本文借鉴原毅军（2014）和李强（2019）的做法，选取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三个指标对非正式环境规制进行说明。
控制变量。①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李娜、伍世代等（2016）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开放、环境规制显著正相关。因此，本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控制变量，直接采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对变量进行说明。②在城市化方面，韩永辉（2016）认为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污染状况显著相关。本文以城镇化率来反应各地区城市化水平。③在自然禀赋方面，李虹、邹庆（2018）通过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和资源特色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都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本文采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和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的自然禀赋。
三、实证分析
（一）横向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于两大城市群，正式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城市群作用更大，非正式环境规制尤其是教育水平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影响更大。
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正式环境估计以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个指标为基础信息，进一步构建综合指标来进行说明。
由表2和模型（1）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正式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作用并不明显。具体来说，京津冀城市群的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会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3.96%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正式环境规制提高1%只会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0.29%的提高。在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蕴含着大量矿产资源，众多高污染企业也汇集在京津冀地区，因此政府只要实施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各类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并迫使自己进行转型发展，各类企业的转型发展将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多的是轻纺工业、服务业汇集于此，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少，因此，正式的环境规制对该区域影响有限。正式环境规制其实是大多数政府采取“末端治理”的方式来控制环境污染，比如征收排污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止企业肆意排污，但并未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由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三个方面进行说明。结果显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的敏感度更高，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敏感度更高。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内人口密集，各类人才汇集，平均工资水平都较高，对“绿色经济”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和看法。因此，在政府引导绿色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之下，两大城市群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之下的环保意识更高。这在无形中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偏好进而影响厂商行为。只有企业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水平，才能更好地迎合消费者偏好，实现创新补偿效应。但事实上，大多数企业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此时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反而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对比发现，在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水平的作用最为明显。此处教育水平仅考虑了高校在校生人数和常住人口的比值，因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所以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水平并未考虑在内，因此存在一定偏差。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在环保意识上虽有很大提升，但是企业真正缺乏的是高级人才。因此，两大城市群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吸引高级人才，推动企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并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两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产生显著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污染避难假说”的说法在这两大城市群并不成立。在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越高则越能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的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发展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了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自然禀赋越高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禀赋越高，从事采矿业的人员就越多，而事实上矿产资源的精细化发展还受到技术的限制，很多企业都无法做到，因此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在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模型结果显示，不论是京津冀城市群还是长江中下游城市群正式环境规制二次项均小于0，这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两大城市群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呈倒U型，在前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达到拐点之后，正式型环境规制反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作用。
（二）纵向分析：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均有着重要作用。
根据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的阶段，将京津冀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划分为1998-2002和2003-2010两个阶段，再分别对两大城市群进行纵向对比分析，以探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在京津冀城市群，1998-2002年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未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影响，2003-2010年非正式环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此时，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现出U型结构，也就是在前期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中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各企业更多的是“遵循成本效应”而非“创新补偿效应”，在拐点之后二者呈正向关系，这反映了在这一时期京津冀地区还处于拐点之前。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特色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否则只会起反向作用。另外，京津冀城市群吸引大量人群在此就业，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反而不利于城市发展。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998-2002年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无显著作用，2003-2010年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一定作用。此时，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呈倒U型结构，即在前期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作用，而在拐点之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制约的作用。根据结果显示，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应该更加注重高级人才的培养，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而非抑制作用。
四、结论和建议
基于1998-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从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方面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进行横向对比之后，又分1998-2002年和2003-2010年两个阶段分别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进行纵向分析。结果显示，从横向对比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都有显著影响，但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对正式环境规制更加敏感，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对非正式环境規制更加敏感;从纵向分析来看，无论是京津冀城市群还是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推进，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政府经常采取排污费等形式来实施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但这类末端治理方式并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两大城市群注重正式环境规制的同时，应该依靠技术进步发展清洁生产，由末端治理转为源头治理。在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下，势必会淘汰部分企业，对于剩下的优质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支持，积极鼓励其进行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两大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也有着显著作用，但是区域应该更加注重高级人才的引进，否则企业要发展技术进步将会失去基础。最后，两大城市群都应该因地制宜，采取区域差异的环境规制，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环境规制政策。这是因为两大城市群对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敏感度不同，并且其环境规制政策发展阶段也有所差异，则其侧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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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爱红、何洁（通讯作者），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