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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护士心理灵活性、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方法使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2nd edition，AAQ-Ⅱ)、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和护士职业倦怠量表(nursing burnout scale，NBS)对云南省某地市级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694名护士进行测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分析护士心理灵活性、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间的关系。
结果(1)AAQ-Ⅱ总分[(21.81±8.23)分]、职业倦怠[(22.71±6.60)分]及其情感耗竭[(8.93±2.87)分]、人格解体[(6.64±2.30)分]、成就感降低维度[(7.14±2.52)分]与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维度[(10.86±4.99)分]呈正相关(r＝0.324～0.510，均P<0.01)，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维度[(26.44±5.86)分]呈负相关(r＝－0.102～－0.143，均P<0.01)；(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心理灵活性与职业倦怠间具有不完全中介效应(χ2/df＝2.30，GFI＝0.91，AGFI＝0.90，NFI＝0.90，IFI＝0.93，TLI＝0.92，CFI＝0.93，RMSEA＝0.04)；(3)Bootstrap分析显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效果量分别为3.8%、8.9%；应对方式的总中介效应效果量为12.7%。心理灵活性与职业倦怠间的直接效应效果量为87.3%。
结论应对方式在心理灵活性与职业倦怠间有较少的中介作用，心理灵活性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以直接影响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