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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学家，郑也夫被比作社会学圈的王朔，狂妄、好斗、执拗、大开大合、有精神洁癖。他不申报任何研究课题，不拿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不参加任何学术评奖；他关注各种社会热点，敢自揭学术“家丑”，敢质疑行业腐败，敢叫板教育业不公……永远在骂人，始终在战斗。于是，他被爱、被恨、被怕、被厌。但他很满意自己“边缘人”的身份，甚至给自己画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颇有洁癖，以争辩为快事，只伺候自己的兴趣，畅快，挺好。”
肆意妄为地批判
郑也夫给大众最鲜明的印象是批判者，他大咧咧地说：“我的专业就是职业批判家。”
作为社会学家，郑也夫几十年如一日地以狂热的态度，批判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从学术腐败到教育现状，他都要嬉笑怒骂地评点再三。他最常说的口号是：“我是一个匹夫，只做批判者。”
“这么多年过去，无趣是依然无趣，肮脏竟更加肮脏。有些体育赛事就是比各单位的金牌总数，于是各级领导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金牌总数一定要公诸于世，媒体一定要炒作，观众一定要议论，又为了不丢脸，便拼命推出各种金牌政策。”
他讥讽国内媒体势利和不入流。运动会上媒体对个别著名运动员巨细靡遗，吃饭睡觉都要报道，而对其他普通运动员却无视、漠视，甚至是歧视，郑也夫见状也会大肆批判一番。他还点评张艺谋、陈凯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了，因为不伺候自己了，尽想着票房，想着别人爱看什么。“众人的心理你能搞明白吗，只能瞎猜，只有伺候自己的审美标准，才可能成功。”
他叫板学术界，在博客上“撸胳膊，卷袖子”，指名道姓炮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他还理直气壮地斥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绝大多数学者、专家，拿着那么多经费却做不出真正值得称道的成果！让整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无思想，于国于民，了无贡献，荒诞！”
他与中国教育近身肉搏式缠斗，不仅自己著书痛陈弊端，还指导学生将论文做成合集《科场现形记》，深刻入微地勾勒当代中国教育的怪状。他气壮山河地说：“《科场现形记》讲述的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從业几十年，郑也夫一直以“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要求自己，舆论场里的各种骂声悉数全样保留：“我博客里的留言都在，一句没删，骂人我会的，他们骂我，我就跟他们对骂。”
偶尔也有人对他笑言“生气伤身”，他马上自嘲一句：“骂人去火。”
无所顾忌地逃亡
从初中毕业后插队，到65岁从北大退休，四十年间，郑也夫先后在数十个单位学习、工作，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
郑也夫将这种流动称为逃亡，“在哪待着我都选择当一个边缘人，我改变不了单位的政治，也改变不了单位不合理的事情，各个单位实际上都有它的通病，这种逃亡，是情感上的逃亡。”
郑也夫最著名的特立独行是不申请任何科研经费。其实刚开始郑也夫也参加过，因为中国社科院要求参评，否则被视为不支持本单位工作。但郑也夫“打死不求人”的性格使名额每次都落到了其他人头上，于是，第二年评选的时候，郑也夫干脆直接拒绝，决定永远不参加了。“既然不公正，那么就远离。”
郑也夫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没过几年，同样的问题出现——教授必须完成三个任务：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否则降级。可郑也夫不申请课题，尽管教学、科研都超出标准许多，但完不成第三个指标，他就得由“教授”降为“副教授”。最后，郑也夫给校长写了封信后扬长而去：“这个规定实在荒诞，这相当于，考核一个农民的标准不是产品质量，而是看往地里撒了多少化肥，如果他撒一百斤，你一斤没撒，你就得走人？”
后来，郑也夫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在北大，他依然我行我素，不申报科研项目，不争取科研经费，不担任行政职务，不参加任何与学术无关的会议，唯一坚持的就是认真上课，严肃教学。“我不要任何名与利、权与钱，就是上课，然后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答辩，其他的不参与、不关注，这样和北大相安无事十年。”
“流动”期间，郑也夫主持过央视的《东方之子》，参加过《百家讲坛》，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节目中频频露脸，是最早一批的“电视明星学者”，但很快他就弃之如蔽履，给多少钱都不干。“管制太重，谈论空间狭窄，我提十个建议，你只用一个，最好的都枪毙了，那还干个什么劲？”
郑也夫至今还记得被毙掉的其中一期是关于“国服”的讨论。由于早年曾在美国留学，在一次各国留学生聚会上，大家都穿着自己国家的特色服装来参加，而郑也夫一阵尴尬，“我不知道我们的国服是什么，因为正式场合大家都是穿西装”，于是就有了讨论“国服”的想法。“挺好的题目，为什么就被毙了？”郑也夫至今还很迷惑。
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几十年来，有精神洁癖的郑也夫选择了不断地“逃亡”。现在回味起来，他依然自我感觉不错：“因为我觉得走出了误区，也认清了在那里待着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只伺候自己的兴趣
郑也夫的公开身份是社会学家，但他毫不客气地说，社会学界外的人士当然这么看待，社会学内部却颇有些人不认同，因为他是“使十八般武艺的人”。“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史学……我什么都学，什么都感兴趣，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哪个学科的人，我坚持的不是哪个学科，坚持的是智力生活，是一个怀疑论者的思考，而坚持的动力是乐趣。”
的确，郑也夫的兴趣实在广泛，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反对推行多年的火葬，主张“沙葬”。2003年，他撰文批判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当社会信任出现问题时，他开启社会信任研究；当消费主义泛滥时，他开始辨析消费和快乐的关系。他还抨击“中国特色”的VIP，认为权势者享受本系统内的特殊服务，不加入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地铁、公交车等，导致中国公共服务质量低下。
尽管观点驳杂，但归根结底，他说自己是在设计游戏规则。“我喜欢发表观点，喜欢骂人，我不怕得罪人，反正什么都不要，又不指望别人帮我点什么忙，骂了就骂了，怕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但他又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没有什么自我期待。“我能影响中国吗？活这么大岁数了，我知道完全影响不了，不过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我的话能使这个社会生态、文化、思想多元化一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自己比作看别人下棋的旁观者。他在旁边支招：“嘿，哥们，这么走。不听？不听就不听吧，我写成棋谱，让爱听的人看去。你不听，不影响我写棋谱的兴趣。”
尽管对现实悲观，但郑也夫仍旧活得高兴。除了热衷批判，他还是疯狂的体育爱好者，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岁爱上冬泳，曾是十足的足球迷，现在迷上网球，常在体育评论中直抒胸臆。
退休后，他还会往北大跑，带着拉杆箱去图书馆借书，把教师25本的定额都借满，不知老之将至，热情甚至高过退休之前。听到同龄人牢骚一句“我们过气了”，他一针见血： “你我又不是姚明和刘翔。如果退休后你的影响力骤减，那恐怕之前产生影响的是你的位子，而不是你本人。”
他认为此生最大的遗憾是在社科院滞留的时间过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与年轻人互相影响。“和年轻人互相影响是多么重要，就比如，我穿着大裤衩去参加学生答辩会，结束后老朋友说：‘你就这打扮？’可学生会和我一样指指胸襟：‘这里面绝对认真。’”
郑也夫说，这样的共振，是他坚持的最大动力。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
肆意妄为地批判
郑也夫给大众最鲜明的印象是批判者，他大咧咧地说：“我的专业就是职业批判家。”
作为社会学家，郑也夫几十年如一日地以狂热的态度，批判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从学术腐败到教育现状，他都要嬉笑怒骂地评点再三。他最常说的口号是：“我是一个匹夫，只做批判者。”
“这么多年过去，无趣是依然无趣，肮脏竟更加肮脏。有些体育赛事就是比各单位的金牌总数，于是各级领导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金牌总数一定要公诸于世，媒体一定要炒作，观众一定要议论，又为了不丢脸，便拼命推出各种金牌政策。”
他讥讽国内媒体势利和不入流。运动会上媒体对个别著名运动员巨细靡遗，吃饭睡觉都要报道，而对其他普通运动员却无视、漠视，甚至是歧视，郑也夫见状也会大肆批判一番。他还点评张艺谋、陈凯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了，因为不伺候自己了，尽想着票房，想着别人爱看什么。“众人的心理你能搞明白吗，只能瞎猜，只有伺候自己的审美标准，才可能成功。”
他叫板学术界，在博客上“撸胳膊，卷袖子”，指名道姓炮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他还理直气壮地斥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绝大多数学者、专家，拿着那么多经费却做不出真正值得称道的成果！让整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无思想，于国于民，了无贡献，荒诞！”
他与中国教育近身肉搏式缠斗，不仅自己著书痛陈弊端，还指导学生将论文做成合集《科场现形记》，深刻入微地勾勒当代中国教育的怪状。他气壮山河地说：“《科场现形记》讲述的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從业几十年，郑也夫一直以“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要求自己，舆论场里的各种骂声悉数全样保留：“我博客里的留言都在，一句没删，骂人我会的，他们骂我，我就跟他们对骂。”
偶尔也有人对他笑言“生气伤身”，他马上自嘲一句：“骂人去火。”
无所顾忌地逃亡
从初中毕业后插队，到65岁从北大退休，四十年间，郑也夫先后在数十个单位学习、工作，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
郑也夫将这种流动称为逃亡，“在哪待着我都选择当一个边缘人，我改变不了单位的政治，也改变不了单位不合理的事情，各个单位实际上都有它的通病，这种逃亡，是情感上的逃亡。”
郑也夫最著名的特立独行是不申请任何科研经费。其实刚开始郑也夫也参加过，因为中国社科院要求参评，否则被视为不支持本单位工作。但郑也夫“打死不求人”的性格使名额每次都落到了其他人头上，于是，第二年评选的时候，郑也夫干脆直接拒绝，决定永远不参加了。“既然不公正，那么就远离。”
郑也夫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没过几年，同样的问题出现——教授必须完成三个任务：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否则降级。可郑也夫不申请课题，尽管教学、科研都超出标准许多，但完不成第三个指标，他就得由“教授”降为“副教授”。最后，郑也夫给校长写了封信后扬长而去：“这个规定实在荒诞，这相当于，考核一个农民的标准不是产品质量，而是看往地里撒了多少化肥，如果他撒一百斤，你一斤没撒，你就得走人？”
后来，郑也夫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在北大，他依然我行我素，不申报科研项目，不争取科研经费，不担任行政职务，不参加任何与学术无关的会议，唯一坚持的就是认真上课，严肃教学。“我不要任何名与利、权与钱，就是上课，然后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答辩，其他的不参与、不关注，这样和北大相安无事十年。”
“流动”期间，郑也夫主持过央视的《东方之子》，参加过《百家讲坛》，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节目中频频露脸，是最早一批的“电视明星学者”，但很快他就弃之如蔽履，给多少钱都不干。“管制太重，谈论空间狭窄，我提十个建议，你只用一个，最好的都枪毙了，那还干个什么劲？”
郑也夫至今还记得被毙掉的其中一期是关于“国服”的讨论。由于早年曾在美国留学，在一次各国留学生聚会上，大家都穿着自己国家的特色服装来参加，而郑也夫一阵尴尬，“我不知道我们的国服是什么，因为正式场合大家都是穿西装”，于是就有了讨论“国服”的想法。“挺好的题目，为什么就被毙了？”郑也夫至今还很迷惑。
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几十年来，有精神洁癖的郑也夫选择了不断地“逃亡”。现在回味起来，他依然自我感觉不错：“因为我觉得走出了误区，也认清了在那里待着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只伺候自己的兴趣
郑也夫的公开身份是社会学家，但他毫不客气地说，社会学界外的人士当然这么看待，社会学内部却颇有些人不认同，因为他是“使十八般武艺的人”。“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史学……我什么都学，什么都感兴趣，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哪个学科的人，我坚持的不是哪个学科，坚持的是智力生活，是一个怀疑论者的思考，而坚持的动力是乐趣。”
的确，郑也夫的兴趣实在广泛，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反对推行多年的火葬，主张“沙葬”。2003年，他撰文批判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当社会信任出现问题时，他开启社会信任研究；当消费主义泛滥时，他开始辨析消费和快乐的关系。他还抨击“中国特色”的VIP，认为权势者享受本系统内的特殊服务，不加入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地铁、公交车等，导致中国公共服务质量低下。
尽管观点驳杂，但归根结底，他说自己是在设计游戏规则。“我喜欢发表观点，喜欢骂人，我不怕得罪人，反正什么都不要，又不指望别人帮我点什么忙，骂了就骂了，怕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但他又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没有什么自我期待。“我能影响中国吗？活这么大岁数了，我知道完全影响不了，不过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我的话能使这个社会生态、文化、思想多元化一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自己比作看别人下棋的旁观者。他在旁边支招：“嘿，哥们，这么走。不听？不听就不听吧，我写成棋谱，让爱听的人看去。你不听，不影响我写棋谱的兴趣。”
尽管对现实悲观，但郑也夫仍旧活得高兴。除了热衷批判，他还是疯狂的体育爱好者，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岁爱上冬泳，曾是十足的足球迷，现在迷上网球，常在体育评论中直抒胸臆。
退休后，他还会往北大跑，带着拉杆箱去图书馆借书，把教师25本的定额都借满，不知老之将至，热情甚至高过退休之前。听到同龄人牢骚一句“我们过气了”，他一针见血： “你我又不是姚明和刘翔。如果退休后你的影响力骤减，那恐怕之前产生影响的是你的位子，而不是你本人。”
他认为此生最大的遗憾是在社科院滞留的时间过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与年轻人互相影响。“和年轻人互相影响是多么重要，就比如，我穿着大裤衩去参加学生答辩会，结束后老朋友说：‘你就这打扮？’可学生会和我一样指指胸襟：‘这里面绝对认真。’”
郑也夫说，这样的共振，是他坚持的最大动力。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