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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的开端是在20世纪初期。1925年，伊朗电影人开始独立制作本土电影。然而在伊斯兰原教旨神权政府的统治下。电影作为西方无神论的象征，被认为是亵渎神灵，遭到宗教人士的抵制，因此发展十分缓慢。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全世界大众娱乐的广泛传播。在不触犯伊斯兰道德律法的前提下，伊朗本土电影也渐渐发展起来。
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出现了两次“新电影”浪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默赫朱为代表，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第二次发生在革命成功之后，领军人物为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他继承了乡土写实电影的传统，回避诠释宗教和道德戒律，以纯真的儿童世界来展现深沉的人文主义关怀，将伊朗电影推上了国际舞台。
近年来，新世纪的伊朗电影由于面临全球化市场的挑战，政府进一步开放文化政策，伊朗电影进入史无前例的发展期，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以及多位优秀的青年导演。
“寻找”的快乐
中国的儿童电影，要么是充斥酸气冲天的台词和造作的演员，要不就是旧瓶装新酒，虽然号称是“儿童电影”，但晦涩的台词、完全成人化的世界观，很少能带给我们“纯真感动”。
与中国儿童电影承担过多的教育性目的不同，伊朗儿童电影不承担道德教化的“重任”，而是直接还原到儿童世界，以儿童之眼来窥探审视复杂的成人世界。清新、纯情的儿童电影，已成为伊朗电影的黄金品牌，为他们的电影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伊朗的儿童电影大都采用极简单的故事情节，平凡琐碎，有时甚至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拍摄，却能够从最平凡的事件中挖掘人类最深沉的情感。
阿巴斯执导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可以算作是伊朗儿童电影的代表作。小艾哈迈德的同桌因为没有把作业写到练习簿上挨了老师的批，若再不改正就要被勒令退学。放学回家后，小艾哈迈德却发现同桌的练习簿误装进了自己的书包，想起老师的“最后通牒”，他从家里逃了出来，沿着蜿蜒坎坷的山路，在夕阳的余晖中开始了找寻朋友家的旅程。
阿巴斯没有刻意强化“寻找”这一主题，而是通过小艾哈迈德的旅程来展现伊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情世态，在描写孩子天真纯洁、充满友爱的心灵同时，反衬出了成人世界的固执、冷漠与粗暴。导演的人文主义思考借着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这类影片的代表作还有阿巴斯的《白气球》、《让风带着我飞》，马基德·马基迪的《天堂的颜色》、《天堂的孩子》以及贾法，潘纳希的《谁能带我回家》。
女性的心灵历程
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伊斯兰国家女性地位普遍比较低。虽然现在伊朗女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改变的。直到现在，伊朗女性仍然是一个笼罩在宗教和男权主义阴影中的弱势群体。
当代许多年轻的伊朗导演，将镜头切换到她们的生活之中，探讨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状态。这类作品有玛兹耶·玛克玛尔巴夫的《当我成为女人时》、贾法·潘纳希的《生命的圆圈》以及玛芝娜·马殊姬尼的《女人三部曲》。
《女人三部曲》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里，小女孩哈瓦的九岁生日这一天，妈妈和外婆对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个女人了。小女孩不想成为女人，当她得知自己出生在正午时分，就跟外婆讨价还价。外婆无奈地给了哈瓦一根小木棍，告诉她，当小棍的阴影没有时。正午就到了，在成为女人之前，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于是在屋外的沙滩上，伴着无声无息中小木棍一点点缩短的影子，哈瓦享受着自己一生中作为女孩子的最后一小时。
第二个故事围绕热爱自行车运动的女子阿胡展开。阿胡报名参加自行车比赛，被认为有伤风化，遭到了丈夫的反对。在遭到拒绝后，丈夫竟然以离婚相要挟，并当着主持婚礼的毛拉和村里的长老的面，和阿胡解除了婚约。一群男人骑着马追逐着“特立独行、大逆不道”的阿胡，甚至连阿胡的爷爷、父亲和两个哥哥也加入了这个野蛮的抓捕队，最后强行拦截下阿胡的自行车。摄影机快速地退后，银幕上只剩下阿胡孤零零的绝望身影。大地在速度中旋转，阿胡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她赢得了自己的权利，同时却失去了丈夫、家庭和亲人，被家人所放逐。
第三个故事讲述了年迈的胡拉来到遥远大城市的购物中心，买下了很多奢侈品。这些价格昂贵的商品都是她年轻时候的梦想，她把每一个梦想都打成一个结系在自己手上。随着影片的进行，胡拉手上的结一个一个地解开，然而当只留下最后一个结的时候，胡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导演当然没有明确给出，却做了足够的暗示。胡拉手上的最后一个结其实代表着她曾被剥夺的永远也买不回来的青春、自由和女人独立的人格。
分别发生在三个女人身上的互不相干的故事，隐约变成了对所有伊朗妇女一生的总结概括。童年时，匆匆地失去了自由和独立，青年时，为了追求自由和独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到了老年，当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去面对。
杜绝“感伤主义”
自古以来，波斯人的国家就战火纷飞，征服与被征服的拉锯战此起彼伏，伊朗人有充分的理由在他们的艺术里表达这种苦难与悲伤。
二十世纪的两伊战争和大地震让伊朗人民饱受摧残，然而，伊朗人民在苦难中磨练出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伊斯兰宗教那种对现世苦难的忍耐精神，同时铸就了伊朗民族忍辱负重、乐观豁达的性格，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根基，使伊朗电影杜绝了感伤主义的泛滥。伊朗的导演将这种达观的生命态度用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代表作有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黑板》、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坎大哈》和阿巴斯的《春风吹又生》。
《春风吹又生》记录了劫后余生的伊朗人民如何面对他们的生活。地震之后的大地废墟一片，亡灵在废墟间流连不去，人们在断壁残垣间徘徊，为逝去的亲人哭泣。绝望的情绪在蔓延，但影片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另外一面阳光透过绿叶洒下阴影，蔚蓝的天空没有愁云惨淡，而是白云飘飘。被地震震破了的门框外一片绿意盎然，鸟儿在窗外歌唱，大地像一张巨大的绿毯，其间点缀着金黄的油菜花田，两三只蝴蝶盘旋不去，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与倒塌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导演是在用大自然的生机唤起国家民族的生机。在废墟上人们重建家园，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欢乐。尤其是最后汽车加足了油门向陡峭的山坡冲去，几次都未成功，正准备打退堂鼓，但前面有位乡人这时正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登，这个动作启发了他，汽车最后加足油门，冲上陡坡，载着那位乡人向更陡的山顶驶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导演就这样在不经意问，完全没经人工雕琢，自然而然地神来一笔，一下子拔高了影片的思想内涵，戛然作结。这也是伊朗电影的惯用技巧，开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让 观众的审美期待大打折扣，而不经意间，一种暗示、一个象征突然一下子把前面的东西全部照亮，余音绕梁，让人回味不已。
伊朗电影人简介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1940年6月22日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毕业于市立美术学院，是当今伊朗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他的名声始于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1991年，阿巴斯携《生活在继续》首次参展纽约电影节，并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和金摄影机奖。1997年，思索生死问题的哲理影片《樱桃的滋味》为阿巴斯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于戛纳影展上夺得金棕榈大奖，阿巴斯也成为伊朗首位获此殊荣的导演。1999年他推出了《随风而去》，荣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阿巴斯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深的情感。包括戈达尔、黑泽明在内的众多著名电影导演对他都推崇备至。
马基德·马基迪 1959年出生于德黑兰，最初工作于伊朗伊斯兰宣传局的艺术部门，后来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伊朗著名导演慕森·马克马巴走的赏识，参与其多部影片的演出，为自己日后的导演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电影处女作《手足情深》获选1992年戛纳影展导演双周放映。其后的《继父》一片获得伊朗影展最佳影片，在北美洲圣保罗影展和突尼斯影展也收获重要奖项。1998年的《天堂的孩子》成为首次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伊朗影片。1999年《天堂的颜色》继续《天堂的孩子》的辉煌，蝉联了蒙特里尔电影节上最佳电影奖，之后他又推出了反映难民生活的《巴伦》，显现出其作为一个优秀导演对各种题材的超常把握能力。
贾法·潘纳希 毕业于德黑兰的电影与电视学院，曾任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助理导演，其中名作《橄榄树下的情人》就出自二人之手。1995年，阿巴斯将编剧的《白气球》放手交与当时还是新手的贾法，果然不失所望，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两年后贾法自编自导的《谁能带我回家》是一部大胆的实验性电影，获卢卡诺影展最高荣誉金豹奖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他的第三部作品《生命的圆圈》更见成功，连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及费比西影评人奖。贾法对女性以及社会议题的关切，开辟了一条与其他伊朗导演天真通俗风格迥异的独特路线。
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 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大女儿，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下，萨米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导演生涯，并且广受赞誉。1998年，18岁的萨米拉凭《苹果》一片，成为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最年轻的导演。两年后，她更凭《黑板》一片成为最年轻的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导演。她最近的作品《下午五点》是第一部真实描写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电影，并且混合了参与者和评判者的视角，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莫森·玛克玛尔巴夫 现今仍活跃于世界影坛上的最出色的伊朗导演之一。他于1957年5月27日出生于伊朗的德黑兰，很小就被卷八到好战的伊朗恐怖组织与伊朗国王政权的暴力活动中，曾因杀人罪入狱五年。1981年莫森为电影《解释》创作了剧本，转年他又自编自导了《纳什奥的忏悔》。他的早期作品还有1983年的《两眼双盲》，1984年的《从魔鬼奔向上帝》，1985年的《抵抗》等。后者的剧本来源于他在狱中的真实经历。并使他开始受到国际电影节的关注。1990年，莫森的两部电影《爱之时光》和《赞亚塔之夜》遭到伊朗当局禁映的命运，他因此改变风格，1993年拍摄描绘伊朗电影复兴的滑稽喜剧《从前的影院》。莫森的妻子就是《当我成为女人时》的导演玛兹耶·玛克玛尔巴夫。
1979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出现了两次“新电影”浪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默赫朱为代表，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第二次发生在革命成功之后，领军人物为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他继承了乡土写实电影的传统，回避诠释宗教和道德戒律，以纯真的儿童世界来展现深沉的人文主义关怀，将伊朗电影推上了国际舞台。
近年来，新世纪的伊朗电影由于面临全球化市场的挑战，政府进一步开放文化政策，伊朗电影进入史无前例的发展期，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以及多位优秀的青年导演。
“寻找”的快乐
中国的儿童电影，要么是充斥酸气冲天的台词和造作的演员，要不就是旧瓶装新酒，虽然号称是“儿童电影”，但晦涩的台词、完全成人化的世界观，很少能带给我们“纯真感动”。
与中国儿童电影承担过多的教育性目的不同，伊朗儿童电影不承担道德教化的“重任”，而是直接还原到儿童世界，以儿童之眼来窥探审视复杂的成人世界。清新、纯情的儿童电影，已成为伊朗电影的黄金品牌，为他们的电影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伊朗的儿童电影大都采用极简单的故事情节，平凡琐碎，有时甚至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拍摄，却能够从最平凡的事件中挖掘人类最深沉的情感。
阿巴斯执导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可以算作是伊朗儿童电影的代表作。小艾哈迈德的同桌因为没有把作业写到练习簿上挨了老师的批，若再不改正就要被勒令退学。放学回家后，小艾哈迈德却发现同桌的练习簿误装进了自己的书包，想起老师的“最后通牒”，他从家里逃了出来，沿着蜿蜒坎坷的山路，在夕阳的余晖中开始了找寻朋友家的旅程。
阿巴斯没有刻意强化“寻找”这一主题，而是通过小艾哈迈德的旅程来展现伊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情世态，在描写孩子天真纯洁、充满友爱的心灵同时，反衬出了成人世界的固执、冷漠与粗暴。导演的人文主义思考借着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这类影片的代表作还有阿巴斯的《白气球》、《让风带着我飞》，马基德·马基迪的《天堂的颜色》、《天堂的孩子》以及贾法，潘纳希的《谁能带我回家》。
女性的心灵历程
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伊斯兰国家女性地位普遍比较低。虽然现在伊朗女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改变的。直到现在，伊朗女性仍然是一个笼罩在宗教和男权主义阴影中的弱势群体。
当代许多年轻的伊朗导演，将镜头切换到她们的生活之中，探讨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状态。这类作品有玛兹耶·玛克玛尔巴夫的《当我成为女人时》、贾法·潘纳希的《生命的圆圈》以及玛芝娜·马殊姬尼的《女人三部曲》。
《女人三部曲》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里，小女孩哈瓦的九岁生日这一天，妈妈和外婆对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个女人了。小女孩不想成为女人，当她得知自己出生在正午时分，就跟外婆讨价还价。外婆无奈地给了哈瓦一根小木棍，告诉她，当小棍的阴影没有时。正午就到了，在成为女人之前，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于是在屋外的沙滩上，伴着无声无息中小木棍一点点缩短的影子，哈瓦享受着自己一生中作为女孩子的最后一小时。
第二个故事围绕热爱自行车运动的女子阿胡展开。阿胡报名参加自行车比赛，被认为有伤风化，遭到了丈夫的反对。在遭到拒绝后，丈夫竟然以离婚相要挟，并当着主持婚礼的毛拉和村里的长老的面，和阿胡解除了婚约。一群男人骑着马追逐着“特立独行、大逆不道”的阿胡，甚至连阿胡的爷爷、父亲和两个哥哥也加入了这个野蛮的抓捕队，最后强行拦截下阿胡的自行车。摄影机快速地退后，银幕上只剩下阿胡孤零零的绝望身影。大地在速度中旋转，阿胡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她赢得了自己的权利，同时却失去了丈夫、家庭和亲人，被家人所放逐。
第三个故事讲述了年迈的胡拉来到遥远大城市的购物中心，买下了很多奢侈品。这些价格昂贵的商品都是她年轻时候的梦想，她把每一个梦想都打成一个结系在自己手上。随着影片的进行，胡拉手上的结一个一个地解开，然而当只留下最后一个结的时候，胡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导演当然没有明确给出，却做了足够的暗示。胡拉手上的最后一个结其实代表着她曾被剥夺的永远也买不回来的青春、自由和女人独立的人格。
分别发生在三个女人身上的互不相干的故事，隐约变成了对所有伊朗妇女一生的总结概括。童年时，匆匆地失去了自由和独立，青年时，为了追求自由和独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到了老年，当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去面对。
杜绝“感伤主义”
自古以来，波斯人的国家就战火纷飞，征服与被征服的拉锯战此起彼伏，伊朗人有充分的理由在他们的艺术里表达这种苦难与悲伤。
二十世纪的两伊战争和大地震让伊朗人民饱受摧残，然而，伊朗人民在苦难中磨练出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伊斯兰宗教那种对现世苦难的忍耐精神，同时铸就了伊朗民族忍辱负重、乐观豁达的性格，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根基，使伊朗电影杜绝了感伤主义的泛滥。伊朗的导演将这种达观的生命态度用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代表作有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黑板》、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坎大哈》和阿巴斯的《春风吹又生》。
《春风吹又生》记录了劫后余生的伊朗人民如何面对他们的生活。地震之后的大地废墟一片，亡灵在废墟间流连不去，人们在断壁残垣间徘徊，为逝去的亲人哭泣。绝望的情绪在蔓延，但影片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另外一面阳光透过绿叶洒下阴影，蔚蓝的天空没有愁云惨淡，而是白云飘飘。被地震震破了的门框外一片绿意盎然，鸟儿在窗外歌唱，大地像一张巨大的绿毯，其间点缀着金黄的油菜花田，两三只蝴蝶盘旋不去，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与倒塌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导演是在用大自然的生机唤起国家民族的生机。在废墟上人们重建家园，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欢乐。尤其是最后汽车加足了油门向陡峭的山坡冲去，几次都未成功，正准备打退堂鼓，但前面有位乡人这时正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登，这个动作启发了他，汽车最后加足油门，冲上陡坡，载着那位乡人向更陡的山顶驶去。
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导演就这样在不经意问，完全没经人工雕琢，自然而然地神来一笔，一下子拔高了影片的思想内涵，戛然作结。这也是伊朗电影的惯用技巧，开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让 观众的审美期待大打折扣，而不经意间，一种暗示、一个象征突然一下子把前面的东西全部照亮，余音绕梁，让人回味不已。
伊朗电影人简介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1940年6月22日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毕业于市立美术学院，是当今伊朗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他的名声始于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片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1991年，阿巴斯携《生活在继续》首次参展纽约电影节，并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罗西里尼人道主义精神奖和金摄影机奖。1997年，思索生死问题的哲理影片《樱桃的滋味》为阿巴斯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于戛纳影展上夺得金棕榈大奖，阿巴斯也成为伊朗首位获此殊荣的导演。1999年他推出了《随风而去》，荣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阿巴斯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深的情感。包括戈达尔、黑泽明在内的众多著名电影导演对他都推崇备至。
马基德·马基迪 1959年出生于德黑兰，最初工作于伊朗伊斯兰宣传局的艺术部门，后来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伊朗著名导演慕森·马克马巴走的赏识，参与其多部影片的演出，为自己日后的导演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电影处女作《手足情深》获选1992年戛纳影展导演双周放映。其后的《继父》一片获得伊朗影展最佳影片，在北美洲圣保罗影展和突尼斯影展也收获重要奖项。1998年的《天堂的孩子》成为首次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伊朗影片。1999年《天堂的颜色》继续《天堂的孩子》的辉煌，蝉联了蒙特里尔电影节上最佳电影奖，之后他又推出了反映难民生活的《巴伦》，显现出其作为一个优秀导演对各种题材的超常把握能力。
贾法·潘纳希 毕业于德黑兰的电影与电视学院，曾任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助理导演，其中名作《橄榄树下的情人》就出自二人之手。1995年，阿巴斯将编剧的《白气球》放手交与当时还是新手的贾法，果然不失所望，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两年后贾法自编自导的《谁能带我回家》是一部大胆的实验性电影，获卢卡诺影展最高荣誉金豹奖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他的第三部作品《生命的圆圈》更见成功，连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及费比西影评人奖。贾法对女性以及社会议题的关切，开辟了一条与其他伊朗导演天真通俗风格迥异的独特路线。
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 莫森·玛克玛尔巴夫的大女儿，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下，萨米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导演生涯，并且广受赞誉。1998年，18岁的萨米拉凭《苹果》一片，成为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最年轻的导演。两年后，她更凭《黑板》一片成为最年轻的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导演。她最近的作品《下午五点》是第一部真实描写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电影，并且混合了参与者和评判者的视角，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莫森·玛克玛尔巴夫 现今仍活跃于世界影坛上的最出色的伊朗导演之一。他于1957年5月27日出生于伊朗的德黑兰，很小就被卷八到好战的伊朗恐怖组织与伊朗国王政权的暴力活动中，曾因杀人罪入狱五年。1981年莫森为电影《解释》创作了剧本，转年他又自编自导了《纳什奥的忏悔》。他的早期作品还有1983年的《两眼双盲》，1984年的《从魔鬼奔向上帝》，1985年的《抵抗》等。后者的剧本来源于他在狱中的真实经历。并使他开始受到国际电影节的关注。1990年，莫森的两部电影《爱之时光》和《赞亚塔之夜》遭到伊朗当局禁映的命运，他因此改变风格，1993年拍摄描绘伊朗电影复兴的滑稽喜剧《从前的影院》。莫森的妻子就是《当我成为女人时》的导演玛兹耶·玛克玛尔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