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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的急剧下滑，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当占人口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子弟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的流动时，所带来的是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威胁。要使社会获得充满活力的良性发展，就需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就需要恢复高等教育对社会稳定的平衡器功能。
寒门已难出贵子
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追忆当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人都会想到先行一步的教育改革。正是大学招生的恢复，才使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子弟，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他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动力，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和下一代的人生，成为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
从此，一个中国梦深植人心：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借刻苦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个中国梦给每一个中国人以温暖，以未来的希望。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农村家庭，竭尽全力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成为几十年来一直占据中国农村主流的教育观念。
但30年后，这一中国梦想的实现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作为向上攀升的主要通道，农村贫寒子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已经大幅下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副教授通过对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统计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这一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2010级学生中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清华的农村生源仅仅占总人数的17%。而在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就连一直受农村子弟青睐的中国农业大学，在2011年，农村户籍生源10年来首次跌破三成。20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庭在乡镇农村，2002～2010年，该校本科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一直稳定在30%以上，而2011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却只有28.26%。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结论：中国所有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都在不断滑落。
耐人寻味的是，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却是逐年上升的——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一方面是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不断滑落，而另一方面却是全国范围内农村生源比例的逐年上升，并占到50%以上。那么，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农村子弟都去了哪里呢？
杨东平通过对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调查发现，2003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湖北省的调查也发现，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其所学专业多为冷门。这表明，近年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普通高校和专科院校。
当这些农村子弟经过一路拼搏终于步入社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个结局：很难找到工作，或者工作收入很低。他们只能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沦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中心城市中挣扎的蚁族。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的长期调研表明，蚁族在全国已达到上百万的规模，是一个属于80后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年龄在22～29岁之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月均收入不到2000元。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于普通高校，八成以上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
他们已经无法回到故土。当蚁族离开家乡的时候，就注定了他永远也无法再回头，因为他们身上背负了父母、弟妹及全家的期望。而且，他们和自己的父辈不同，尽管来自农村，但并未真正耕种过土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深切的感情。他们来到大城市读书，城市文明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与他们的父辈已渐行渐远。虽然他们仍有梦想，仍艰难地“漂”在大城市，但完成从蚁族到精英的蜕变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过程。
榜样的力量强于任何说教。当18年的奋斗，换来的是“弱势、艰苦、生活得不到保障、游离在城市主流之外”的蚁族时，农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对他们而言，知识已不能改变命运，寒门已难出贵子，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寒门子弟开始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在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直接打工或者就读职校学技术。
客观地说，在高考扩招之后，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考上高校的机会都大大增加。问题在于，考上大学越来越容易，并不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大学生投入产出比每况愈下的今天，往往能够考上名校和重点高校，才是“鲤鱼跳龙门”的必要条件。然而，正是在这条向上流动的路径上，农村孩子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当高考政策重启之时，尽管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都低得可怜，但农村学生上名校的比例远远大过今天。而生逢经济高速发展、高校大量扩招的时代，农村学生却难上名校，这不能不让人喟叹：难道穷孩子已失去了春天？
向上的通道为何越来越窄
到底是哪些障碍，垫高了农村子弟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
考察当前大学的生源变化状况，可以看出，名牌高校农村生源的大幅下降，始于20世纪90年代，具体说是在1998年之后，而这一年正是大学开始扩招和高校收费全面并轨的一年，最早的蚁族也是扩招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
对于高校收费改革，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在2006年表示，“目前维系中国高教正常运转经费大约是4000亿，而国家实际投入是800亿，高校向银行贷款超过1000亿，差额部分则靠高校收学费填充。这样，学生承担了55%，而国家投入只有20%。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
而在最近几年，虽然高校的学费涨幅趋缓，但每年上万元学费的大学仍屡见不鲜。
与学费猛涨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个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略微减少，但是90年代以后开始剧增，城乡收入比例从1990年的2.51到2000年的3.10再到2005年的3.22。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例是3.23，2011年达到 3.26。而2010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一年，但人均年纯收入也只达到5919元。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高校学费的上涨对农村学子及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已经使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在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为培养一个大学生，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甘肃省近几年返贫的人口中，一半左右是教育支出过大造成的。
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农村学子的出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学子多集中于收费较低的普通高校和专科院校，倾向于选择师范、农林、地矿工程等冷门专业，而这样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在我国，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市都有不同的分数线，这一由来已久的高考分数地区差距一直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而近年来，这一差距更加凸显，这就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付出更大的艰辛，考出更高的分数，才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
那么，这一差距有多大呢？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麦可思公司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显示：2009年，在各类家庭背景的子女进入“211”院校的高考平均分数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最高，为576分，其次是来自产业与服务员工家庭的子女，而管理阶层与专业人员子女的平均分数为557分，仅略高于无业与退休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数。同样，在各类家庭的子女中，考入非“211”院校和高职高专类院校的高考平均分数排名，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也最高。
这些年来，教育领域的改革新举措虽然不断推出，但只要认真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些举措更多的是城市化的视角。“现在高考中的许多措施对农村学生很不利。”这是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1998年是高校扩招前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张敏强参加了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会议研讨的是英语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语考查的问题，而且要率先在广东试点。坐在台下的张敏强心里暗暗打鼓，出生在农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改革对农村孩子将产生不利影响，而结果印证了他的担忧。
以1999年开始的英语高考增加口语考查为例，由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广东农村不要说口语好的英语老师，就连口语不怎么好的英语老师也不容易找到，各地老师讲的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考农村孩子英语口语，其实就是考当地的师资水平，而现实却是好的师资一冒尖就会流向珠三角。从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看，曾经很优秀的粤北山区如梅县已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就是师资流失。
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一些省份实施，其中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更多。比如课程改革，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电教设备都没有，更别说电脑，在这种情况下，课改怎样开展？再如考查综合素质，很多农村学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少之又少，又如何适应越来越讲究考查综合素质的高考？还有实行3+X考试，农村学校教那些“X”科目的老师数量普遍不足，根本无法指导那些选择了“X”科的学生。
学者杨东平认为，现实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初中至高中升学率的偏低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的瓶颈。
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全国形成了一个个重点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后，重点学校虽然名义上被取消，但各地仍在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称之为示范学校、星级学校等。而近10年来，在各地又涌出了众多的超级中学。他们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超级中学的出现，使本来已有的农村学生通向名牌高校的通道更加狭窄。
在超级中学，有高考名师的指点、同学间的互相促进、内部资源的共享、良好的学习氛围。这里的学生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学生的综合素质很高，能很快适应将来的大学生活。而普通中学由于条件限制和升学压力，学生们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很多学校每周只有半天休息。学生没有上过辅导班，没有拓展课，没有名师，没有更多的辅导书，更遑论英语辩论、艺术节等活动了。
诸多的优势使这些超级中学几乎垄断了所有名牌高校的招生份额，名校的生源已经呈现明显的由超级中学支配的格局。清华大学社科系的调查显示，在陕西省，有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两所超级中学，均位于省会西安。2008、2009、2010年三年，西工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2.4%、39.6%、36.1%；高新一中分别为20.2%、22.5%、26.1%。2010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2%。在过去7年产生的15位文理科状元中，有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
超级中学生源的一部分来自所在城市，另一部分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学生都需要缴纳动辄上万元的学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的条子生、择校生。而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进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在正常的高考之外，2003年又实施了自主招生考试，但对于农村学子来说，这项高考新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希望。本意上的自主招生，是为了扩大高校自主权，是选拔具有偏才、怪才的杰出少年，并没有刻意眷顾农村学子。而这项新政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变成了名牌高校“圈地”抢生源的结盟考试，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拼爹”、拼钱的竞争。
对农村学子而言，即使通过各种限制参加了自主招生，但在全国各大名校飞来飞去的考试费用，对他们而言也是个天文数字，而那些五线谱、歼十、偷菜、网瘾等城市孩子们熟悉的内容，也会让在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农村考生败下阵来。
各类加分政策，也与农村子弟几乎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5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应该说，名校农村生源下降是逐级累积造成的结果。经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多级分化，经过在优劣不同环境下学校的学习，农村子弟进入名牌高校的那扇大门，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悄然关闭。
阶层固化：一个严峻的现实
在农村生源下降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其他阶层的上升。麦考思的调查显示：在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就读名牌高校的管理阶层子女最多，管理阶层子女就读“211”院校的比例为15%，高于其生源比例的14%。
事实上，生源的下降并不仅仅限于农村学生。另有调查显示：普通工人子女及其他弱势群体考入重点大学甚至普通高校的比例近年来也在呈逐年下降趋势。
寒门子弟难上名校的现象之所以无法让人漠然置之，是因为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是社会流动性大大减弱的严峻现实。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支持了这一结论。报告首次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人员等10个阶层，它们分属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等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洋葱头型。
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处于优势地位的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向其他层次流动明显减少；而处于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流动障碍在强化。
报告以数据说明，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他们获得第一份工作即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65倍。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口比例最大的农业劳动者，只有0.2%在流出后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穷不能成为穷的理由，富不能成为富的理由。有学者指出，只有在每一个阶层之间形成有效、公平的流动，才能让各阶层之间形成对话、沟通和信任，才容易让社会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和谐的多元化社会。如果占人口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的子弟及其他弱势群体失去了向上爬升的信心，将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直接的威胁。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除了在户籍制度、财政安排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外，政府必须真正树立教育公平的理念，把教育公平理念贯穿于教育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并且，要花大力气致力于修复已经失效的高等教育保持社会稳定的平衡器功能。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充足，这就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前提。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为：可考虑率先在农村实行从小学至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这样既可以巩固农村高中的入学率，向大学输送更多合格的农村学生，又能逐步消除城乡教育不公，遏制名牌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滑的趋势。
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是一些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虽然也有相关举措，但现在需要做的是加大力度，就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学者朱迎春就此提出：针对弱势人群和农村地区，国家应遵循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穷的原则，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弱势人群、农村地区倾斜。可考虑减免涉农专业大学生的全部或部分学费，并发放生活补助或奖学金，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学生的经济支持力度，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重点大学应减少在发达地区的招生规模，把多余的招生数量投放给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招收更多的农村学生到大学就读。
除了在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外，还应根据教育的不均衡性推出新的招生录取办法，以便在短期内改变现在对农村考生不公平的状况。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建议：可将教学条件的不均等性作为一个因子，比如依据教学条件的差异状况，以1万考生作为一个单位考区，在单位考区内依据考生成绩分为若干等次，招生学校对不同分数但等次相同的考生录取时同等对待。他认为，这一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源和师资的均衡分布，操作得当则有利于整体教育均衡发展。
农村生源的下降与当前的考试内容密切相关。现阶段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过去偏重考查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就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是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能力”的时候，勤奋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大大上升。因此，高考的内容设计思路亟须改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认为：高考应是一种标准化考试，考量的应是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掌握的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应该尽量排除先天因素的影响。而现在以“现代性”为核心的高考内容改革，实际上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在对高考进行改革时，应该恰当地考虑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以免损害农村及中小城市学生的利益。
近些年来，有关高考的改革举措不断推出，但有些举措比如自主招生，并没有为农村子弟拓宽上升的渠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政府应该推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为了树立自己的教育声誉、提高自己的教育品牌，才会关注贫困学生。在录取的过程中，才可以对农村地区的学生实行加分评价，才可能有力校正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进行竞争的时候所处的不利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这个“中国梦”并不遥远——“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自己的命运。”
寒门已难出贵子
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追忆当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人都会想到先行一步的教育改革。正是大学招生的恢复，才使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子弟，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他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动力，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和下一代的人生，成为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
从此，一个中国梦深植人心：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借刻苦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个中国梦给每一个中国人以温暖，以未来的希望。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农村家庭，竭尽全力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成为几十年来一直占据中国农村主流的教育观念。
但30年后，这一中国梦想的实现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作为向上攀升的主要通道，农村贫寒子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已经大幅下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副教授通过对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统计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这一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2010级学生中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清华的农村生源仅仅占总人数的17%。而在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就连一直受农村子弟青睐的中国农业大学，在2011年，农村户籍生源10年来首次跌破三成。20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庭在乡镇农村，2002～2010年，该校本科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一直稳定在30%以上，而2011年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却只有28.26%。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结论：中国所有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都在不断滑落。
耐人寻味的是，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却是逐年上升的——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一方面是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不断滑落，而另一方面却是全国范围内农村生源比例的逐年上升，并占到50%以上。那么，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农村子弟都去了哪里呢？
杨东平通过对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调查发现，2003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湖北省的调查也发现，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其所学专业多为冷门。这表明，近年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普通高校和专科院校。
当这些农村子弟经过一路拼搏终于步入社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个结局：很难找到工作，或者工作收入很低。他们只能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沦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中心城市中挣扎的蚁族。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的长期调研表明，蚁族在全国已达到上百万的规模，是一个属于80后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年龄在22～29岁之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月均收入不到2000元。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于普通高校，八成以上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
他们已经无法回到故土。当蚁族离开家乡的时候，就注定了他永远也无法再回头，因为他们身上背负了父母、弟妹及全家的期望。而且，他们和自己的父辈不同，尽管来自农村，但并未真正耕种过土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深切的感情。他们来到大城市读书，城市文明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与他们的父辈已渐行渐远。虽然他们仍有梦想，仍艰难地“漂”在大城市，但完成从蚁族到精英的蜕变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过程。
榜样的力量强于任何说教。当18年的奋斗，换来的是“弱势、艰苦、生活得不到保障、游离在城市主流之外”的蚁族时，农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对他们而言，知识已不能改变命运，寒门已难出贵子，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寒门子弟开始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在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直接打工或者就读职校学技术。
客观地说，在高考扩招之后，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考上高校的机会都大大增加。问题在于，考上大学越来越容易，并不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大学生投入产出比每况愈下的今天，往往能够考上名校和重点高校，才是“鲤鱼跳龙门”的必要条件。然而，正是在这条向上流动的路径上，农村孩子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当高考政策重启之时，尽管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都低得可怜，但农村学生上名校的比例远远大过今天。而生逢经济高速发展、高校大量扩招的时代，农村学生却难上名校，这不能不让人喟叹：难道穷孩子已失去了春天？
向上的通道为何越来越窄
到底是哪些障碍，垫高了农村子弟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
考察当前大学的生源变化状况，可以看出，名牌高校农村生源的大幅下降，始于20世纪90年代，具体说是在1998年之后，而这一年正是大学开始扩招和高校收费全面并轨的一年，最早的蚁族也是扩招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
对于高校收费改革，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在2006年表示，“目前维系中国高教正常运转经费大约是4000亿，而国家实际投入是800亿，高校向银行贷款超过1000亿，差额部分则靠高校收学费填充。这样，学生承担了55%，而国家投入只有20%。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
而在最近几年，虽然高校的学费涨幅趋缓，但每年上万元学费的大学仍屡见不鲜。
与学费猛涨的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个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略微减少，但是90年代以后开始剧增，城乡收入比例从1990年的2.51到2000年的3.10再到2005年的3.22。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例是3.23，2011年达到 3.26。而2010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一年，但人均年纯收入也只达到5919元。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高校学费的上涨对农村学子及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已经使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在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为培养一个大学生，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甘肃省近几年返贫的人口中，一半左右是教育支出过大造成的。
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农村学子的出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学子多集中于收费较低的普通高校和专科院校，倾向于选择师范、农林、地矿工程等冷门专业，而这样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在我国，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市都有不同的分数线，这一由来已久的高考分数地区差距一直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而近年来，这一差距更加凸显，这就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付出更大的艰辛，考出更高的分数，才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
那么，这一差距有多大呢？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麦可思公司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显示：2009年，在各类家庭背景的子女进入“211”院校的高考平均分数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最高，为576分，其次是来自产业与服务员工家庭的子女，而管理阶层与专业人员子女的平均分数为557分，仅略高于无业与退休家庭子女的平均分数。同样，在各类家庭的子女中，考入非“211”院校和高职高专类院校的高考平均分数排名，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也最高。
这些年来，教育领域的改革新举措虽然不断推出，但只要认真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些举措更多的是城市化的视角。“现在高考中的许多措施对农村学生很不利。”这是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1998年是高校扩招前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张敏强参加了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会议研讨的是英语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语考查的问题，而且要率先在广东试点。坐在台下的张敏强心里暗暗打鼓，出生在农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改革对农村孩子将产生不利影响，而结果印证了他的担忧。
以1999年开始的英语高考增加口语考查为例，由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广东农村不要说口语好的英语老师，就连口语不怎么好的英语老师也不容易找到，各地老师讲的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考农村孩子英语口语，其实就是考当地的师资水平，而现实却是好的师资一冒尖就会流向珠三角。从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看，曾经很优秀的粤北山区如梅县已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就是师资流失。
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一些省份实施，其中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更多。比如课程改革，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电教设备都没有，更别说电脑，在这种情况下，课改怎样开展？再如考查综合素质，很多农村学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少之又少，又如何适应越来越讲究考查综合素质的高考？还有实行3+X考试，农村学校教那些“X”科目的老师数量普遍不足，根本无法指导那些选择了“X”科的学生。
学者杨东平认为，现实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初中至高中升学率的偏低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的瓶颈。
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全国形成了一个个重点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后，重点学校虽然名义上被取消，但各地仍在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称之为示范学校、星级学校等。而近10年来，在各地又涌出了众多的超级中学。他们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超级中学的出现，使本来已有的农村学生通向名牌高校的通道更加狭窄。
在超级中学，有高考名师的指点、同学间的互相促进、内部资源的共享、良好的学习氛围。这里的学生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学生的综合素质很高，能很快适应将来的大学生活。而普通中学由于条件限制和升学压力，学生们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很多学校每周只有半天休息。学生没有上过辅导班，没有拓展课，没有名师，没有更多的辅导书，更遑论英语辩论、艺术节等活动了。
诸多的优势使这些超级中学几乎垄断了所有名牌高校的招生份额，名校的生源已经呈现明显的由超级中学支配的格局。清华大学社科系的调查显示，在陕西省，有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两所超级中学，均位于省会西安。2008、2009、2010年三年，西工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2.4%、39.6%、36.1%；高新一中分别为20.2%、22.5%、26.1%。2010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2%。在过去7年产生的15位文理科状元中，有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
超级中学生源的一部分来自所在城市，另一部分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学生都需要缴纳动辄上万元的学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的条子生、择校生。而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进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在正常的高考之外，2003年又实施了自主招生考试，但对于农村学子来说，这项高考新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希望。本意上的自主招生，是为了扩大高校自主权，是选拔具有偏才、怪才的杰出少年，并没有刻意眷顾农村学子。而这项新政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变成了名牌高校“圈地”抢生源的结盟考试，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拼爹”、拼钱的竞争。
对农村学子而言，即使通过各种限制参加了自主招生，但在全国各大名校飞来飞去的考试费用，对他们而言也是个天文数字，而那些五线谱、歼十、偷菜、网瘾等城市孩子们熟悉的内容，也会让在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农村考生败下阵来。
各类加分政策，也与农村子弟几乎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5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应该说，名校农村生源下降是逐级累积造成的结果。经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多级分化，经过在优劣不同环境下学校的学习，农村子弟进入名牌高校的那扇大门，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悄然关闭。
阶层固化：一个严峻的现实
在农村生源下降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其他阶层的上升。麦考思的调查显示：在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就读名牌高校的管理阶层子女最多，管理阶层子女就读“211”院校的比例为15%，高于其生源比例的14%。
事实上，生源的下降并不仅仅限于农村学生。另有调查显示：普通工人子女及其他弱势群体考入重点大学甚至普通高校的比例近年来也在呈逐年下降趋势。
寒门子弟难上名校的现象之所以无法让人漠然置之，是因为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是社会流动性大大减弱的严峻现实。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支持了这一结论。报告首次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人员等10个阶层，它们分属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等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洋葱头型。
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处于优势地位的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向其他层次流动明显减少；而处于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流动障碍在强化。
报告以数据说明，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他们获得第一份工作即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65倍。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口比例最大的农业劳动者，只有0.2%在流出后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穷不能成为穷的理由，富不能成为富的理由。有学者指出，只有在每一个阶层之间形成有效、公平的流动，才能让各阶层之间形成对话、沟通和信任，才容易让社会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和谐的多元化社会。如果占人口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的子弟及其他弱势群体失去了向上爬升的信心，将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直接的威胁。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除了在户籍制度、财政安排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外，政府必须真正树立教育公平的理念，把教育公平理念贯穿于教育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并且，要花大力气致力于修复已经失效的高等教育保持社会稳定的平衡器功能。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充足，这就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前提。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为：可考虑率先在农村实行从小学至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这样既可以巩固农村高中的入学率，向大学输送更多合格的农村学生，又能逐步消除城乡教育不公，遏制名牌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滑的趋势。
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是一些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虽然也有相关举措，但现在需要做的是加大力度，就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学者朱迎春就此提出：针对弱势人群和农村地区，国家应遵循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穷的原则，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弱势人群、农村地区倾斜。可考虑减免涉农专业大学生的全部或部分学费，并发放生活补助或奖学金，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学生的经济支持力度，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重点大学应减少在发达地区的招生规模，把多余的招生数量投放给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招收更多的农村学生到大学就读。
除了在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外，还应根据教育的不均衡性推出新的招生录取办法，以便在短期内改变现在对农村考生不公平的状况。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建议：可将教学条件的不均等性作为一个因子，比如依据教学条件的差异状况，以1万考生作为一个单位考区，在单位考区内依据考生成绩分为若干等次，招生学校对不同分数但等次相同的考生录取时同等对待。他认为，这一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源和师资的均衡分布，操作得当则有利于整体教育均衡发展。
农村生源的下降与当前的考试内容密切相关。现阶段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过去偏重考查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就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是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能力”的时候，勤奋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大大上升。因此，高考的内容设计思路亟须改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认为：高考应是一种标准化考试，考量的应是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掌握的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应该尽量排除先天因素的影响。而现在以“现代性”为核心的高考内容改革，实际上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在对高考进行改革时，应该恰当地考虑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以免损害农村及中小城市学生的利益。
近些年来，有关高考的改革举措不断推出，但有些举措比如自主招生，并没有为农村子弟拓宽上升的渠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政府应该推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为了树立自己的教育声誉、提高自己的教育品牌，才会关注贫困学生。在录取的过程中，才可以对农村地区的学生实行加分评价，才可能有力校正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进行竞争的时候所处的不利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这个“中国梦”并不遥远——“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