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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数据显示：整个2012年度，我国慈善捐赠总额在700亿元人民币左右，较2011年的845亿有所下降，而与2008年以及2010年的破千亿元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滑。
对此，有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指出：“由政府管理的公立慈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能力较弱导致其内部管理出现混乱，与此同时，由私募资金组成的民间慈善组织却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支持，是导致目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全国首家由民间发起的、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赢得了空前的信任。
“不是壹基金太好了，是壹基金太少了。而且那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其实对我们的运营能力也是重负，效率也未必最高。”深圳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名声在外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我们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壹基金成为全国人民唯一选择，这到底是悲哀和幸运呢？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政策稍放开，
一年就能突破3000亿
“给壹基金注册这个事的本身，在于体制机制上的尝试，而不在于是不是壹基金成立了。以后，不管壹基金成功与否，丝毫都不能降低这个事情的意义。”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控能力，“我怕你走得太远，一直把你拽住，在我的羽翼下，但在这样的概念下，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社会组织的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成了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深圳这些年有意识地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社会自治的水平，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而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的表现，也证明了深圳坚持改革的方向和探索是正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地方探索终于推动了国家决策的形成。”刘润华说，“社会建设它的本质是建设社会，而不是要把社会管控住，最核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发展起来，建设起来。”
近年来，虽然民间慈善组织不断增多，但政策上仍有不少障碍。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分析，基金会注册方面，除了管理体制，还存在几百万的准入门槛；在服务设施及项目方面，慈善事业缺设施、缺组织、缺技能，更缺专业化工作人员。
而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慈善基金相对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机构，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王振耀预测：“如果政策稍微放开，一年3000亿很快就突破了。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2%左右（3000亿美元），咱们如果达到1%，就是5000亿。”
去年底，民政部透露，已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慈善法草案。但王振耀觉得这个进度还是慢了点，应该让全国人大介入，加快立法进程。同时，他认为，应该像国外一样成立跨部门的慈善委员会，协调政策，具备一定的管理功能。
慈善远不止是“救急救穷”
因为壹基金的成功，有人解读为，民间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展现，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
对此，王振耀认为，不能把民间和公立的慈善组织对立起来。“全世界没有分公募和私募，是我们分来分去，弄得比尔·盖茨来中国都特别郁闷，认为中国做慈善的标准特别高。其实，在全世界，政府和民间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打通的。一般美国民间组织60%的钱都是政府给的。”
很多公立的慈善组织也有发挥作用的优势，“比如红十字会，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筹集到很多善款用于大病救治，这是很多民间组织望尘莫及的，行政化不是最紧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职能的转变。”
如果说慈善回归民间，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民间慈善组织要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而是在于慈善组织做的事真正深入民间。王振耀指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从传统的救穷救急，转向社会服务、社会引领，比如投资文化、教育、养老，让大众切身感受到慈善的价值。
慈善捐款渐成“刚需”
中国慈善需要转型
只有让大众在生活中感受到慈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慈善只是“施舍别人、救急救穷、道德至上”的误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的需求达到新的高度，慈善捐款逐渐成为一种“刚需”，且规模越来越大。但同时，我们却缺少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与之结合。就是因为我们对慈善的认知还太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设施等等，都被认为是政府的事。
在美国，有捐赠记录的人达到其总人口的80%，教堂慈善项目大多是围绕教堂开展社会服务。王振耀发现，美国人捐款的出发点是“捐款为自己”，“他们发自内心地捐款，不会说你管理体制不行，我就不捐了。”
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需要一次转型。“把老百姓的需求提升出来，化成慈善项目，从而把社会对慈善的心结打开，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体制调整。只有把政府的大门打开，一切才有可能。”
而这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当年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勇气，要“对内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社会组织，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对此，有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指出：“由政府管理的公立慈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能力较弱导致其内部管理出现混乱，与此同时，由私募资金组成的民间慈善组织却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支持，是导致目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全国首家由民间发起的、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赢得了空前的信任。
“不是壹基金太好了，是壹基金太少了。而且那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其实对我们的运营能力也是重负，效率也未必最高。”深圳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名声在外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我们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壹基金成为全国人民唯一选择，这到底是悲哀和幸运呢？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政策稍放开，
一年就能突破3000亿
“给壹基金注册这个事的本身，在于体制机制上的尝试，而不在于是不是壹基金成立了。以后，不管壹基金成功与否，丝毫都不能降低这个事情的意义。”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控能力，“我怕你走得太远，一直把你拽住，在我的羽翼下，但在这样的概念下，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社会组织的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成了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深圳这些年有意识地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社会自治的水平，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而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的表现，也证明了深圳坚持改革的方向和探索是正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地方探索终于推动了国家决策的形成。”刘润华说，“社会建设它的本质是建设社会，而不是要把社会管控住，最核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发展起来，建设起来。”
近年来，虽然民间慈善组织不断增多，但政策上仍有不少障碍。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分析，基金会注册方面，除了管理体制，还存在几百万的准入门槛；在服务设施及项目方面，慈善事业缺设施、缺组织、缺技能，更缺专业化工作人员。
而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慈善基金相对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机构，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王振耀预测：“如果政策稍微放开，一年3000亿很快就突破了。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2%左右（3000亿美元），咱们如果达到1%，就是5000亿。”
去年底，民政部透露，已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慈善法草案。但王振耀觉得这个进度还是慢了点，应该让全国人大介入，加快立法进程。同时，他认为，应该像国外一样成立跨部门的慈善委员会，协调政策，具备一定的管理功能。
慈善远不止是“救急救穷”
因为壹基金的成功，有人解读为，民间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展现，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
对此，王振耀认为，不能把民间和公立的慈善组织对立起来。“全世界没有分公募和私募，是我们分来分去，弄得比尔·盖茨来中国都特别郁闷，认为中国做慈善的标准特别高。其实，在全世界，政府和民间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打通的。一般美国民间组织60%的钱都是政府给的。”
很多公立的慈善组织也有发挥作用的优势，“比如红十字会，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筹集到很多善款用于大病救治，这是很多民间组织望尘莫及的，行政化不是最紧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职能的转变。”
如果说慈善回归民间，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民间慈善组织要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而是在于慈善组织做的事真正深入民间。王振耀指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从传统的救穷救急，转向社会服务、社会引领，比如投资文化、教育、养老，让大众切身感受到慈善的价值。
慈善捐款渐成“刚需”
中国慈善需要转型
只有让大众在生活中感受到慈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慈善只是“施舍别人、救急救穷、道德至上”的误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的需求达到新的高度，慈善捐款逐渐成为一种“刚需”，且规模越来越大。但同时，我们却缺少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与之结合。就是因为我们对慈善的认知还太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设施等等，都被认为是政府的事。
在美国，有捐赠记录的人达到其总人口的80%，教堂慈善项目大多是围绕教堂开展社会服务。王振耀发现，美国人捐款的出发点是“捐款为自己”，“他们发自内心地捐款，不会说你管理体制不行，我就不捐了。”
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需要一次转型。“把老百姓的需求提升出来，化成慈善项目，从而把社会对慈善的心结打开，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体制调整。只有把政府的大门打开，一切才有可能。”
而这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当年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勇气，要“对内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社会组织，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