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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景敞视主义”来源于全景敞视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中的监视者与囚室中的囚徒形成一种对立关系，而这一关系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我们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全景敞视监狱。
关键词：瞭望塔 囚徒 救赎
“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是福柯创造的一个词，是根据边沁（Bentham）[1]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而来：
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2]224这种建筑所产生一种后果，即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即使瞭望塔中的监视是断断续续的，但被囚禁着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正在受到监视。由此，“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2]227
全景敞式主义分解了“看与被看”的二元统一：处在环形边缘的被囚者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而处在中心瞭望塔的人则能观看一切，而不会被看到。
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中，“看”成为了一种权力运作。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可感知的、可控制的领域”[4]。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理论投射到了现代社会生活中，正如福柯自己所说的：“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2]233
一、“瞭望塔”的统治
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正在形成一个全景敞视监狱，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得以完善行使。人类在为科学技术日益发展骄傲的同时，成为了这些技术的牺牲品。我们正在自己铸造一座监狱，把自身变为囚徒。
首先表现在行动的被控制。摄像头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全社会的活动纳入国家的监控之下，人们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被“看”。那一个个冰冷的摄像头后面，是国家机器的眼睛。诚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监控对社会管理的巨大益处，它能为警察破获各种违法犯罪的活动提供原始资料，为各种社会事件提供真相。此外，它还在无形中形成一种震慑力，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如福柯所说：“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能使权力在任何时刻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2]231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技术的应用已经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展览。只要一出家门，我们的任何活动都会被不知设置在哪个角落的摄像头记录下来，而且我们无法确知自己是不是正在受到窥视。
可以说，人的隐私权已经被戳得千疮百孔，摄像头的介入，使得隐私与公开的通道被打开，界限被取消。
其次，我们的言语同样受到控制，这主要体现在手机监听和网络监管。
人们的手机使用要依靠人造卫星，这也就意味着人造卫星在作为传输工具的同时也在为监控系统所使用。我们的每一次通话、每一条短信、每一条微信都无可避免地被监听。权力机构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也无可厚非，然而这一行为损害个人的隐私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给爱的人打一通甜蜜的电话，或者发一条浪漫的短信，想到听到这通电话或见到这条短信的还有其他人，会不会产生一种第三者插足的感觉？
网络的监管更不必说，我们在网上的所有行为都会被记录，权力不允许出现的敏感词汇会被和谐，帖子评论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论被驯服，臣服于巨大的权力阴影下。网络的自由与民主只是在无关痛痒的层面向我们开放，而真正关系到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时，这种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就会不复存在，罗永浩牛博网的流亡和关闭经历可以管窥这一权力运作。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网民无法参与真正的社会大事件，只能通过谩骂与讽刺发泄，社会失去了众多有益的建设力量。
二、“囚徒”的困境
作为“囚徒”，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取决于权力的掌控者希望我们看到什么。正如在监狱中的囚犯看不到瞭望塔中的监视者，我们也看不到权力背后的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受到了控制。这一控制的实施当然不会像秦始皇当年一样“焚书坑儒”，而是采取更为隐蔽和温和的方式。
那些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会在权力的操控下以社会主流文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形成一种社会气候，使我们日夜浸淫其中，最后不知不觉被同化。遵循它所倡导的体制，即使那是不合理的；认同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即使那是畸形的；接受社会的众多现象，即使那是不公平的。
所有的信息、整个大气候、暗指的含义，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向人们传达的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信息，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被报道。信息是丰富的，信息就是积累财富。结果就是不断地追求物质成功和消费者至上主义的行动，而不是批判思考和抗议社会不公。[4]108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描绘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图景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本应该作为主体的我们被客体化为“单向度的人”。
我们身处的社会文化就这样完成了它的“愚民”任务：
许多人都会逐渐接受存在的不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就一定喜歡他们所处的位置，而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置身其中并深受其影响，相信世界就是这样。当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人进行反叛，但由于父母、政治领导、宗教领导、媒介领导和老师进行的社会化，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会受其影响，接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规则、他们的价值观和期望。[4]78
我们开始对本应引起抗议的事情变得“见怪不怪”，学会了接受，学会了麻木。权力的运作使我们相信，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就必须接受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体系是正确的。
三、自我救赎
帕斯卡（Pascal）的预言不幸应验了：“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5]
人们把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铸造成为巨大的全景敞视监狱，身处“瞭望塔”中的权力拥有者自以为高高在上，殊不知他也只是权力本身的牺牲品，他在施虐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受虐。权力拥有者只是一个暂时的身份，它的拥有个体会随时变化，今天还身在“瞭望塔”中，明天就能可能到环形监狱中去。而许多“监狱中的囚徒”会想尽一切办法登上那座令人垂涎的“瞭望塔”，成为权力的暂时拥有者。这样的游戏频繁上演，人们乐此不疲，登上“瞭望塔”则视为成功，跌下“瞭望塔”则视为失败，可曾想到，或许我们都是失败者。“全景敞视监狱”成为一个庞然大物，驱使人们继续这一游戏而延续自身的存在。
我们，需要救赎。
那么，救赎之路在哪里？或者对权力的遗弃是选择之一，但是人类的弱点决定了此路不通，不得不说，这将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难题。或许，随着人类战胜自己的局限性，这一救赎才成为可能。
不过，这一问题仍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缓和，即“囚徒”们联合起来表达意愿，与“瞭望塔”中的权力拥有者达成协议，争取更多的实在权利，以逐步达到与之平等对话的地位。作为“囚徒”的我们，或许都可以对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注释
[1] 边沁（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监狱改革的提倡者.
[2]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孙萌.凝视[A]//陶东风，执行.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美）乔尔·查农.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M].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
关键词：瞭望塔 囚徒 救赎
“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是福柯创造的一个词，是根据边沁（Bentham）[1]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而来：
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2]224这种建筑所产生一种后果，即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即使瞭望塔中的监视是断断续续的，但被囚禁着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正在受到监视。由此，“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2]227
全景敞式主义分解了“看与被看”的二元统一：处在环形边缘的被囚者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而处在中心瞭望塔的人则能观看一切，而不会被看到。
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中，“看”成为了一种权力运作。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可感知的、可控制的领域”[4]。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理论投射到了现代社会生活中，正如福柯自己所说的：“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2]233
一、“瞭望塔”的统治
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正在形成一个全景敞视监狱，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得以完善行使。人类在为科学技术日益发展骄傲的同时，成为了这些技术的牺牲品。我们正在自己铸造一座监狱，把自身变为囚徒。
首先表现在行动的被控制。摄像头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全社会的活动纳入国家的监控之下，人们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被“看”。那一个个冰冷的摄像头后面，是国家机器的眼睛。诚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监控对社会管理的巨大益处，它能为警察破获各种违法犯罪的活动提供原始资料，为各种社会事件提供真相。此外，它还在无形中形成一种震慑力，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如福柯所说：“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能使权力在任何时刻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2]231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技术的应用已经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展览。只要一出家门，我们的任何活动都会被不知设置在哪个角落的摄像头记录下来，而且我们无法确知自己是不是正在受到窥视。
可以说，人的隐私权已经被戳得千疮百孔，摄像头的介入，使得隐私与公开的通道被打开，界限被取消。
其次，我们的言语同样受到控制，这主要体现在手机监听和网络监管。
人们的手机使用要依靠人造卫星，这也就意味着人造卫星在作为传输工具的同时也在为监控系统所使用。我们的每一次通话、每一条短信、每一条微信都无可避免地被监听。权力机构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也无可厚非，然而这一行为损害个人的隐私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给爱的人打一通甜蜜的电话，或者发一条浪漫的短信，想到听到这通电话或见到这条短信的还有其他人，会不会产生一种第三者插足的感觉？
网络的监管更不必说，我们在网上的所有行为都会被记录，权力不允许出现的敏感词汇会被和谐，帖子评论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论被驯服，臣服于巨大的权力阴影下。网络的自由与民主只是在无关痛痒的层面向我们开放，而真正关系到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时，这种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就会不复存在，罗永浩牛博网的流亡和关闭经历可以管窥这一权力运作。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网民无法参与真正的社会大事件，只能通过谩骂与讽刺发泄，社会失去了众多有益的建设力量。
二、“囚徒”的困境
作为“囚徒”，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取决于权力的掌控者希望我们看到什么。正如在监狱中的囚犯看不到瞭望塔中的监视者，我们也看不到权力背后的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受到了控制。这一控制的实施当然不会像秦始皇当年一样“焚书坑儒”，而是采取更为隐蔽和温和的方式。
那些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会在权力的操控下以社会主流文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形成一种社会气候，使我们日夜浸淫其中，最后不知不觉被同化。遵循它所倡导的体制，即使那是不合理的；认同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即使那是畸形的；接受社会的众多现象，即使那是不公平的。
所有的信息、整个大气候、暗指的含义，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向人们传达的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信息，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被报道。信息是丰富的，信息就是积累财富。结果就是不断地追求物质成功和消费者至上主义的行动，而不是批判思考和抗议社会不公。[4]108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描绘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图景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本应该作为主体的我们被客体化为“单向度的人”。
我们身处的社会文化就这样完成了它的“愚民”任务：
许多人都会逐渐接受存在的不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就一定喜歡他们所处的位置，而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置身其中并深受其影响，相信世界就是这样。当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人进行反叛，但由于父母、政治领导、宗教领导、媒介领导和老师进行的社会化，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会受其影响，接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规则、他们的价值观和期望。[4]78
我们开始对本应引起抗议的事情变得“见怪不怪”，学会了接受，学会了麻木。权力的运作使我们相信，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就必须接受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体系是正确的。
三、自我救赎
帕斯卡（Pascal）的预言不幸应验了：“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5]
人们把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铸造成为巨大的全景敞视监狱，身处“瞭望塔”中的权力拥有者自以为高高在上，殊不知他也只是权力本身的牺牲品，他在施虐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受虐。权力拥有者只是一个暂时的身份，它的拥有个体会随时变化，今天还身在“瞭望塔”中，明天就能可能到环形监狱中去。而许多“监狱中的囚徒”会想尽一切办法登上那座令人垂涎的“瞭望塔”，成为权力的暂时拥有者。这样的游戏频繁上演，人们乐此不疲，登上“瞭望塔”则视为成功，跌下“瞭望塔”则视为失败，可曾想到，或许我们都是失败者。“全景敞视监狱”成为一个庞然大物，驱使人们继续这一游戏而延续自身的存在。
我们，需要救赎。
那么，救赎之路在哪里？或者对权力的遗弃是选择之一，但是人类的弱点决定了此路不通，不得不说，这将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难题。或许，随着人类战胜自己的局限性，这一救赎才成为可能。
不过，这一问题仍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缓和，即“囚徒”们联合起来表达意愿，与“瞭望塔”中的权力拥有者达成协议，争取更多的实在权利，以逐步达到与之平等对话的地位。作为“囚徒”的我们，或许都可以对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注释
[1] 边沁（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监狱改革的提倡者.
[2]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孙萌.凝视[A]//陶东风，执行.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美）乔尔·查农.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M].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