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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文章？『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一个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
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但是流行的语言，被无数次污染过的语言不能够再激发人们的想象，
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心绪的刺激和自由，所以要不断地去寻找陌生的语言，
陌生的方法，陌生的表达方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思想家的任务。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作品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与胡适》《胡适影集》《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张中行传》《对话鲁迅》《鲁迅书影录》《鲁迅藏画录》《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在民国》《文字后的历史》《远去的群落》《混血的时代》等。
“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刚刚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凭借文集《写作的叛徒》一举摘下“2013年度文学评论家”封号的学者孙郁，在名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讲座上这样描述着自己对汉语写作的诠释和理解。
众所周知，孙郁用自己的半生时光研究鲁迅，同时关注着张中行、汪曾祺、孙犁等文坛中那些刻意与主流体制之间保持着距离的边缘人物。他赞叹李人方言写作中活脱脱的市井之气，赞叹鲁迅直指人性善恶的凌冽，赞叹莫言在创作中对本真的还原……
作为文学的旁观者，孙郁审视着作品；作为文学的参与者，孙郁反思着创作。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汉语写作着实遭遇了不少的问题和阻碍——流行词汇的盛行、写作模式的固定化、主题先行的思维方式、写作目的性的“有用”化……那么，究竟何谓好文章？孙郁以龚自珍《定庵文录序》里的文章做总结，“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对孙郁而言，汉语写作是精神的跋涉、心灵的需求。而今日之中国文坛，又该如何挖掘汉语写作的可行性呢？
1 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很多人的文章写出来后觉得没有意思，食之无味，是因为顺得太常态。
半年前，我出席教育部一个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小学课本文章选定的。会议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里，古文的数量太少了。很多人听了可能会有疑问，五四不是说要打倒文言文，把文言文废掉，用白话文、用我们今天的口语来写作吗？为什么还要学习那么多古文？
实际上，这一百年来，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小说写得最好的，几乎都是古文基础非常好的人。我最近在三联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汪曾祺闲录》。汪曾祺生前跟我讲过，他写小说、散文，看似白话文，但是文章的背后都是文言文在支撑的。他这个话让我想起鲁迅，鲁迅用白话文写作，可是他的文字背后也都有古文的东西在支撑。
这个现象我们后来的学者就不太关注。1949年到现在，中国人的白话文写作就是在单一的语调里。有人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汉字词汇量是最少的，无非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工人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服务”……哪怕到现在，汉语的词汇量也没有民国时候的词汇量丰富。
民国时候的文人写作，有受到古人的影响—当时很多遗老遗少都用古文写作；与此同时，上海滩的一些作家，写作亦东亦西，受到翻译体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市井话语式的写作，写的是市民生活，用的是方言。
当时的文化生态相对来讲比较健全。就白话文的写作领域，有人用蓝青官话也就是普通话写作，也有地道的方言写作。说到方言，清末有一部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老舍先生，用北京话来写作。还有四川的李人先生，是用四川的方言写作。李人在法国留学，深受左拉的影响。他的法文特别好，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小说和欧洲的小说，还写出了非常好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郭沫若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称赞他是“中国的左拉”。
为什么老舍先生、李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用流行的语言来写作—他们的写作和流行语言没有关系。中国现在用流行语言写作的，当然也有好的文章，但非常少。显然，我们的词语出现问题了—我们的汉语，我们每天重复的一些“正确的废话”，说的都对，但是都没有价值。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好的文章“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后来章太炎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到汪曾祺先生，谈文章之道基本上都抱持着这个观点：一个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很多人的文章写出来后觉得没有意思，食之无味，是因为顺得太常态。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
2 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必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首先要有学者的良知，但是只有学者良知不行，还要有市侩手段—你要懂得世故。
到底什么写作是好的？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获奖前的好多年，我们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开了一个莫言的学术研讨会。当时的莫言不被主流媒体所认可，茅盾文学奖评不上，主流媒体也批判他。因为莫言的写作，是把好人当成坏人来写，把坏人当成好人那样来写。他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写抗战，他写很多参加抗战的人并不像我们电视电影里描写的勇敢而纯洁，抗战的队伍里也有流氓。在当时，这样写是不行的，是被当时部队的批评家所批评的，还有杂志连篇累牍地发文章批判他。
后来，人们发现莫言的写作还原了事物一部分的本真，而且他的想象力给汉民族的书写、汉语的书写带来了内力。他那种狂欢式的思维方法，实际上颠覆了中国推崇的儒家里温文尔雅的书写秩序，也颠覆了泛道德化、泛艺识形态化的写作精神秩序。在当时来看，他“逆风俗”、“逆流行色”的写作是绝对不能被忍受的。 汉语写作的本真被遮蔽—这个现象在我们大一统的国家里一直存在着。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在讲文学的时候，提倡用废置的语言来写作。在日本主持《明报》的时候，章太炎写了很多可谓“佶屈聱牙”的文章。而当时的中国流行什么样的文章呢？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就非常有名气，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可以说是摧枯拉朽，给人们带来新意。可是章太炎看不上他的文章。为什么呢？就拿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来说，章太炎认为他的文章是儒家的那套东西—说教。这也受到了韩愈的影响。韩愈讲究的就是布道，文章要打官腔，虽然我个人也很喜欢韩愈的文章，但是韩愈的文章就像茅盾的小说一样，对后来中国的文学负面影响很大。
茅盾的《子夜》写得很好，可是茅盾的思维方法对后来中国长篇小说写作有负面影响—主题先行。韩愈的写作也是这样，他要为圣人立言。以至于后期受他影响的读书人，写作时都不是写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而是写圣人的思想，把自己的躯体移植到圣人的躯体里面，用中国人的话叫做“载道”，载他人之道，言他人之志，而不言自己之志。
章太炎写作就不用儒家那套。他是最早为荀子翻案的人之一。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但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的思想虽然是儒家，但是对人性的透视入木三分。儒家把仁义道德放得很高，可是凡夫俗子终究成不了圣人，怎么办？就装假，说大话。荀子不一样，他设定人是恶的，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则，先小人后君子。历朝历代的人都骂荀子，但章太炎就为荀子翻案，他认为荀子的人性恶论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身边就有很真实的例子，看似善意的愿望下，总会出现一些不善意的行为。
赋体最早就是从荀子开始。在文章之道上，荀子跟儒家传统的一套很不一样。他有一种翻江倒海的、颠覆温文尔雅写作的、内在的浩然之气。鲁迅也受荀子影响。鲁迅曾经和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徐炳昶通信时说到，“在中国要成大事者，必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首先要有学者的良知，但是只有学者良知不行，还应有市侩手段，你要懂得世故。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鲁迅把善良的和恶的东西都考虑到了，他写文章就都爱写一般人不愿意听的话。鲁迅说自己是猫头鹰。他特别喜欢猫头鹰，自己还画了猫头鹰。中国老百姓不喜欢猫头鹰，因为晚上听到夜枭声是不吉利的。鲁迅认为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有问题，他就写文章，发出恶声，这也是他推崇的雄声，他认为一个民族“有雄声”是非常重要的。
3 中国民族爱热闹，每天都要聚餐、喝茶、喝酒、摆龙门阵，每天热热闹闹，完了就回家睡觉。到我这年龄一检查，三高、脂肪肝什么病都出来。但就是没人思考人生的要义。
晚清时，中国流行的写作理念是桐城派。这个派别的代表方苞、姚鼐、刘大的文章观念对读书人的影响特别大，他们讲“义理、辞章、考据”，五四新文人不同了，用不同的方式来写作。有地方的口语，这跟传统的语言不一样；也借外来语，翻译语；还有书面语。俗得不能再俗的语言进入到文字里面，使文章学的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五四时期，很多人写作借用了另类的一套思维。比如像废名，他像写绝句一样地来写白话文，而且把禅宗的东西引到自己的文章里，非常有深度。当时的很多作家，写作都想要建立一个非常态的，跟自己心性自由、思想自由、审美趣味相吻合的文体。梁启超找到的是新民体，章太炎找的是六朝语言，周氏兄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思想、文章写得好的人，都推崇个性，推崇逆谣俗、逆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文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篇文章里讲，文章中不可缺者有三：有神思，能兴感，有美致。他把这个“有神思”作为这个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是能不能有兴趣，兴起人的感受；第三是有没有美致，是不是美文。
古希腊为什么能产生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伟大的先贤、思想家，在我看来，是因为古希腊的人超功利。怎么超功利呢？比如逻辑学。中国也有逻辑学的萌芽，但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学科，也没有形成科学哲学。还有物理学、化学、数学，系统的科学我们都没有。这个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太功利，所有东西都讲实用，没有形而上，没有心灵的上苍。可是古希腊不是这样。古希腊人主张老百姓经常要辩论，就像孩子们的游戏那样玩。抛出一个话题，两个人就开始辩，周围的人就围着听。辩论其实讲究的就是逻辑。
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很多都是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小国有一大批“闲人”，是极端的希伯来教信徒。这些闲人干嘛？他们每天都读《旧约》，和圣人交流。他们有思想，会发掘和创造。他们把民族最本然的、最有智慧的东西传承下来，把文化的基因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这些超功利的闲人，不上班也不挣钱，不考虑生活压力，也不焦虑。不像中国人，一旦没找到好工作，就焦虑得不行，就感觉遭遇了生存危机。
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是有先贤的。乡下有乡绅，私塾有教书的，还有些归隐山林的人，也算是些“闲人”。但现在呢，所有人都匆匆忙忙，不但不超功利，还没法每天反省自己。在土耳其，每隔一会儿就能听到清真寺里提醒伊斯兰教信徒念经的声音，让大家在这个时候做祷告。大家忙了一天，总会抽出时间面对圣人，面对着思想，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中国民族爱热闹，每天都要聚餐、喝茶、喝酒、摆龙门阵，每天热热闹闹，完了就回家睡觉。到我这年龄一检查，三高、脂肪肝什么病都出来。但就是没人思考人生的要义。思想智慧是在寂寞当中才有的，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和古人进行交流。但这种交流，在当下的中国人看来没有任何意义。读四书五经没有意义，读《鲁迅全集》、《马克思全集》没有意义，还不如读个管理手册，读个发财之路什么的。急功近利充斥着所有媒体，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个文化生态和汉语写作，写作的语言也就自然逐渐趋于粗糙和简单化。
4 鲁迅说，当地火喷出来，烧毁了地面的乔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大欢喜。人在涅槃里重新生长起来，走向黑暗走向绝望，而在黑暗绝望的反叛里面形成新的自我。意义，是在一种很复杂的紧张的关系里才能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许多作家，近年来意识到自己的母语写作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英语写作、德语写作，还是日语写作，最近四五十年来，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最近三十年来，西方也有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发现自己国家的写作有问题。语言被媒体、被大众所熟悉的词语所污染，被污染的语言又被不断地再三使用，像钞票一样，每个人都可以碰，最后钞票上沾满了细菌。
语言仿佛失去了意义。他们发现名词可以用动性来表达，发现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价值观下所形成的审美维度是不一样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这就意味着词语自身是有限度的。每个时代流行的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词语是限定的，它会遮蔽一些问题。他认为虽然我们总是理解现象存在这样的东西，但是缺少关于存在的真正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新生的事物出现以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和一个新的方法来描述它。
西方人文传统下的意义遭遇了不同的劫难。大多的思想者对意义的理解都出现差异，所以我们从尼采、克尔凯郭尔、福柯、德里达的逻辑中发现，欧洲这些著名的思想家对欧洲的文化、对艺术的理解都不一样。在他们的词语里面，关于倾听、焦虑、行动、身体这些概念都有不同的表达。
关于意义的讨论是有不同的观点，海德格尔就说有沉默，无声和隔音。他认为以往的那种确切化的话语方法是无效性的词语，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本身没有意义。而那些沉默之声对我们而言，才会有另一种体验。王小波也有一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发言的人在哇啦哇啦大讲特讲，好像是在代表着什么，但往往是言不及义，说的都是废话；很多人在重大的问题上都不发言、选择沉默，可是他们心里有一杆秤。王小波对此的体验是非常深切的。
对意义的体验和表达是很复杂的。比如基督教，我们看到的《圣经》 ，实际上并不是用耶稣的母语写的，我们所拥有的耶稣的语言都只是译文。由此而言，按照杨慧林先生的看法，神学意义上的语言的坚信，其实也是语言与意义本身之间的绝对差异。
鲁迅先生曾经以马可福音的片段描述过耶稣的受难，他跟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对耶稣的理解都特别有意思。他们都是以耶稣、以世界末日的降临来表明天国的意义，就是在末日到来的时候，天国才有意义。鲁迅也说，当地火喷出来，烧毁了地面的乔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大欢喜。人在涅里重新生长起来，走向黑暗走向绝望，而在黑暗绝望的反叛里面形成新的自我。意义，是在一种很复杂的紧张的关系里才能建立起来的。
俄国的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尼采的时候说，尼采这种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决定道出存在”，他破坏批判时代的礼教，轻视时代的体面，这成为了生活本身，生活奥秘的呼声，而不是论述生活。尼采不是论述生活，而是让生活本身敞开，让生活本身发出暴戾的呼声。这也是后来鲁迅、萨特、卡尔维诺、尤瑟纳尔，还有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的写作方式，不描述生活，不主观地说生活是什么，而是让生活敞开，让生命打开，让生命的思想打开，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打开的这个过程，就是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过程。打开只属于自己的隐秘，你才能够成长起来。
这一百年来，包括今天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好的作家，他们的语言与我们的母语一样，都有不可确定性的变异性，都面临着寻求和萦回。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说，语言的规律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我们发现几乎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到最后都是语言研究。因为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但是流行的语言、被无数次污染过的语言不能够再激发人们的想象，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心绪的刺激和自由，所以要不断地去寻找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方法、陌生的表达方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思想家的任务。
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写作，就避开了德国人流行的话语。他用自然的语言，寻找了一种另类的方法来写作。他要走向神圣。所谓“神圣”，就是在世俗的理解里没有意义的话语语境，他认为这样的写作才有意义。他认为那个主流的语言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句话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写诗从那以后变得很奢侈，变得都有问题，因为德国的文明出现了问题。要告别法西斯这个文化，创造一个非法西斯的语言，才能让写作有意义。
策兰的写作意义就是在这个层面诞生的。他创造了一种异样的文字、异样的思维、异样的智慧表达方法。还有卡夫卡，他是犹太人，但他在东欧没有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写作，他用德文写作。他说，我想要写的，我写出来的，不是我想要说的。他认为他的语言表达出现问题了，他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并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本然。所以他在一种多维的话语里面，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新的书写语境。卡夫卡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小说伟大，还在于他有犹太文化的背景，又有德国文化的背景，还有东欧斯拉夫文化的背景，在多种语境里面，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智慧表达方法，这个方法不是捷克的，不是波兰的，不是犹太民族的，也不是德国的，是卡夫卡自己的。
我们看司马迁，看曹雪芹，看鲁迅，看汪曾祺……这些作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意义。所以，写作最后都必须回到自身，让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自己，才能真正找寻到写作意义之所在。
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但是流行的语言，被无数次污染过的语言不能够再激发人们的想象，
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心绪的刺激和自由，所以要不断地去寻找陌生的语言，
陌生的方法，陌生的表达方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思想家的任务。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作品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与胡适》《胡适影集》《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张中行传》《对话鲁迅》《鲁迅书影录》《鲁迅藏画录》《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在民国》《文字后的历史》《远去的群落》《混血的时代》等。
“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刚刚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凭借文集《写作的叛徒》一举摘下“2013年度文学评论家”封号的学者孙郁，在名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讲座上这样描述着自己对汉语写作的诠释和理解。
众所周知，孙郁用自己的半生时光研究鲁迅，同时关注着张中行、汪曾祺、孙犁等文坛中那些刻意与主流体制之间保持着距离的边缘人物。他赞叹李人方言写作中活脱脱的市井之气，赞叹鲁迅直指人性善恶的凌冽，赞叹莫言在创作中对本真的还原……
作为文学的旁观者，孙郁审视着作品；作为文学的参与者，孙郁反思着创作。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汉语写作着实遭遇了不少的问题和阻碍——流行词汇的盛行、写作模式的固定化、主题先行的思维方式、写作目的性的“有用”化……那么，究竟何谓好文章？孙郁以龚自珍《定庵文录序》里的文章做总结，“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对孙郁而言，汉语写作是精神的跋涉、心灵的需求。而今日之中国文坛，又该如何挖掘汉语写作的可行性呢？
1 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很多人的文章写出来后觉得没有意思，食之无味，是因为顺得太常态。
半年前，我出席教育部一个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小学课本文章选定的。会议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里，古文的数量太少了。很多人听了可能会有疑问，五四不是说要打倒文言文，把文言文废掉，用白话文、用我们今天的口语来写作吗？为什么还要学习那么多古文？
实际上，这一百年来，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小说写得最好的，几乎都是古文基础非常好的人。我最近在三联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汪曾祺闲录》。汪曾祺生前跟我讲过，他写小说、散文，看似白话文，但是文章的背后都是文言文在支撑的。他这个话让我想起鲁迅，鲁迅用白话文写作，可是他的文字背后也都有古文的东西在支撑。
这个现象我们后来的学者就不太关注。1949年到现在，中国人的白话文写作就是在单一的语调里。有人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汉字词汇量是最少的，无非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工人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服务”……哪怕到现在，汉语的词汇量也没有民国时候的词汇量丰富。
民国时候的文人写作，有受到古人的影响—当时很多遗老遗少都用古文写作；与此同时，上海滩的一些作家，写作亦东亦西，受到翻译体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市井话语式的写作，写的是市民生活，用的是方言。
当时的文化生态相对来讲比较健全。就白话文的写作领域，有人用蓝青官话也就是普通话写作，也有地道的方言写作。说到方言，清末有一部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老舍先生，用北京话来写作。还有四川的李人先生，是用四川的方言写作。李人在法国留学，深受左拉的影响。他的法文特别好，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小说和欧洲的小说，还写出了非常好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郭沫若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称赞他是“中国的左拉”。
为什么老舍先生、李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用流行的语言来写作—他们的写作和流行语言没有关系。中国现在用流行语言写作的，当然也有好的文章，但非常少。显然，我们的词语出现问题了—我们的汉语，我们每天重复的一些“正确的废话”，说的都对，但是都没有价值。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好的文章“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后来章太炎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到汪曾祺先生，谈文章之道基本上都抱持着这个观点：一个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很多人的文章写出来后觉得没有意思，食之无味，是因为顺得太常态。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
2 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必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首先要有学者的良知，但是只有学者良知不行，还要有市侩手段—你要懂得世故。
到底什么写作是好的？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获奖前的好多年，我们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开了一个莫言的学术研讨会。当时的莫言不被主流媒体所认可，茅盾文学奖评不上，主流媒体也批判他。因为莫言的写作，是把好人当成坏人来写，把坏人当成好人那样来写。他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写抗战，他写很多参加抗战的人并不像我们电视电影里描写的勇敢而纯洁，抗战的队伍里也有流氓。在当时，这样写是不行的，是被当时部队的批评家所批评的，还有杂志连篇累牍地发文章批判他。
后来，人们发现莫言的写作还原了事物一部分的本真，而且他的想象力给汉民族的书写、汉语的书写带来了内力。他那种狂欢式的思维方法，实际上颠覆了中国推崇的儒家里温文尔雅的书写秩序，也颠覆了泛道德化、泛艺识形态化的写作精神秩序。在当时来看，他“逆风俗”、“逆流行色”的写作是绝对不能被忍受的。 汉语写作的本真被遮蔽—这个现象在我们大一统的国家里一直存在着。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在讲文学的时候，提倡用废置的语言来写作。在日本主持《明报》的时候，章太炎写了很多可谓“佶屈聱牙”的文章。而当时的中国流行什么样的文章呢？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就非常有名气，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可以说是摧枯拉朽，给人们带来新意。可是章太炎看不上他的文章。为什么呢？就拿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来说，章太炎认为他的文章是儒家的那套东西—说教。这也受到了韩愈的影响。韩愈讲究的就是布道，文章要打官腔，虽然我个人也很喜欢韩愈的文章，但是韩愈的文章就像茅盾的小说一样，对后来中国的文学负面影响很大。
茅盾的《子夜》写得很好，可是茅盾的思维方法对后来中国长篇小说写作有负面影响—主题先行。韩愈的写作也是这样，他要为圣人立言。以至于后期受他影响的读书人，写作时都不是写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而是写圣人的思想，把自己的躯体移植到圣人的躯体里面，用中国人的话叫做“载道”，载他人之道，言他人之志，而不言自己之志。
章太炎写作就不用儒家那套。他是最早为荀子翻案的人之一。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但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的思想虽然是儒家，但是对人性的透视入木三分。儒家把仁义道德放得很高，可是凡夫俗子终究成不了圣人，怎么办？就装假，说大话。荀子不一样，他设定人是恶的，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个规则，先小人后君子。历朝历代的人都骂荀子，但章太炎就为荀子翻案，他认为荀子的人性恶论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身边就有很真实的例子，看似善意的愿望下，总会出现一些不善意的行为。
赋体最早就是从荀子开始。在文章之道上，荀子跟儒家传统的一套很不一样。他有一种翻江倒海的、颠覆温文尔雅写作的、内在的浩然之气。鲁迅也受荀子影响。鲁迅曾经和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徐炳昶通信时说到，“在中国要成大事者，必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首先要有学者的良知，但是只有学者良知不行，还应有市侩手段，你要懂得世故。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鲁迅把善良的和恶的东西都考虑到了，他写文章就都爱写一般人不愿意听的话。鲁迅说自己是猫头鹰。他特别喜欢猫头鹰，自己还画了猫头鹰。中国老百姓不喜欢猫头鹰，因为晚上听到夜枭声是不吉利的。鲁迅认为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有问题，他就写文章，发出恶声，这也是他推崇的雄声，他认为一个民族“有雄声”是非常重要的。
3 中国民族爱热闹，每天都要聚餐、喝茶、喝酒、摆龙门阵，每天热热闹闹，完了就回家睡觉。到我这年龄一检查，三高、脂肪肝什么病都出来。但就是没人思考人生的要义。
晚清时，中国流行的写作理念是桐城派。这个派别的代表方苞、姚鼐、刘大的文章观念对读书人的影响特别大，他们讲“义理、辞章、考据”，五四新文人不同了，用不同的方式来写作。有地方的口语，这跟传统的语言不一样；也借外来语，翻译语；还有书面语。俗得不能再俗的语言进入到文字里面，使文章学的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五四时期，很多人写作借用了另类的一套思维。比如像废名，他像写绝句一样地来写白话文，而且把禅宗的东西引到自己的文章里，非常有深度。当时的很多作家，写作都想要建立一个非常态的，跟自己心性自由、思想自由、审美趣味相吻合的文体。梁启超找到的是新民体，章太炎找的是六朝语言，周氏兄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思想、文章写得好的人，都推崇个性，推崇逆谣俗、逆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文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篇文章里讲，文章中不可缺者有三：有神思，能兴感，有美致。他把这个“有神思”作为这个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是能不能有兴趣，兴起人的感受；第三是有没有美致，是不是美文。
古希腊为什么能产生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伟大的先贤、思想家，在我看来，是因为古希腊的人超功利。怎么超功利呢？比如逻辑学。中国也有逻辑学的萌芽，但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学科，也没有形成科学哲学。还有物理学、化学、数学，系统的科学我们都没有。这个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太功利，所有东西都讲实用，没有形而上，没有心灵的上苍。可是古希腊不是这样。古希腊人主张老百姓经常要辩论，就像孩子们的游戏那样玩。抛出一个话题，两个人就开始辩，周围的人就围着听。辩论其实讲究的就是逻辑。
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很多都是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小国有一大批“闲人”，是极端的希伯来教信徒。这些闲人干嘛？他们每天都读《旧约》，和圣人交流。他们有思想，会发掘和创造。他们把民族最本然的、最有智慧的东西传承下来，把文化的基因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这些超功利的闲人，不上班也不挣钱，不考虑生活压力，也不焦虑。不像中国人，一旦没找到好工作，就焦虑得不行，就感觉遭遇了生存危机。
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是有先贤的。乡下有乡绅，私塾有教书的，还有些归隐山林的人，也算是些“闲人”。但现在呢，所有人都匆匆忙忙，不但不超功利，还没法每天反省自己。在土耳其，每隔一会儿就能听到清真寺里提醒伊斯兰教信徒念经的声音，让大家在这个时候做祷告。大家忙了一天，总会抽出时间面对圣人，面对着思想，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中国民族爱热闹，每天都要聚餐、喝茶、喝酒、摆龙门阵，每天热热闹闹，完了就回家睡觉。到我这年龄一检查，三高、脂肪肝什么病都出来。但就是没人思考人生的要义。思想智慧是在寂寞当中才有的，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和古人进行交流。但这种交流，在当下的中国人看来没有任何意义。读四书五经没有意义，读《鲁迅全集》、《马克思全集》没有意义，还不如读个管理手册，读个发财之路什么的。急功近利充斥着所有媒体，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个文化生态和汉语写作，写作的语言也就自然逐渐趋于粗糙和简单化。
4 鲁迅说，当地火喷出来，烧毁了地面的乔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大欢喜。人在涅槃里重新生长起来，走向黑暗走向绝望，而在黑暗绝望的反叛里面形成新的自我。意义，是在一种很复杂的紧张的关系里才能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许多作家，近年来意识到自己的母语写作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英语写作、德语写作，还是日语写作，最近四五十年来，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最近三十年来，西方也有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发现自己国家的写作有问题。语言被媒体、被大众所熟悉的词语所污染，被污染的语言又被不断地再三使用，像钞票一样，每个人都可以碰，最后钞票上沾满了细菌。
语言仿佛失去了意义。他们发现名词可以用动性来表达，发现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价值观下所形成的审美维度是不一样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这就意味着词语自身是有限度的。每个时代流行的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词语是限定的，它会遮蔽一些问题。他认为虽然我们总是理解现象存在这样的东西，但是缺少关于存在的真正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新生的事物出现以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和一个新的方法来描述它。
西方人文传统下的意义遭遇了不同的劫难。大多的思想者对意义的理解都出现差异，所以我们从尼采、克尔凯郭尔、福柯、德里达的逻辑中发现，欧洲这些著名的思想家对欧洲的文化、对艺术的理解都不一样。在他们的词语里面，关于倾听、焦虑、行动、身体这些概念都有不同的表达。
关于意义的讨论是有不同的观点，海德格尔就说有沉默，无声和隔音。他认为以往的那种确切化的话语方法是无效性的词语，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本身没有意义。而那些沉默之声对我们而言，才会有另一种体验。王小波也有一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发言的人在哇啦哇啦大讲特讲，好像是在代表着什么，但往往是言不及义，说的都是废话；很多人在重大的问题上都不发言、选择沉默，可是他们心里有一杆秤。王小波对此的体验是非常深切的。
对意义的体验和表达是很复杂的。比如基督教，我们看到的《圣经》 ，实际上并不是用耶稣的母语写的，我们所拥有的耶稣的语言都只是译文。由此而言，按照杨慧林先生的看法，神学意义上的语言的坚信，其实也是语言与意义本身之间的绝对差异。
鲁迅先生曾经以马可福音的片段描述过耶稣的受难，他跟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对耶稣的理解都特别有意思。他们都是以耶稣、以世界末日的降临来表明天国的意义，就是在末日到来的时候，天国才有意义。鲁迅也说，当地火喷出来，烧毁了地面的乔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大欢喜。人在涅里重新生长起来，走向黑暗走向绝望，而在黑暗绝望的反叛里面形成新的自我。意义，是在一种很复杂的紧张的关系里才能建立起来的。
俄国的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尼采的时候说，尼采这种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决定道出存在”，他破坏批判时代的礼教，轻视时代的体面，这成为了生活本身，生活奥秘的呼声，而不是论述生活。尼采不是论述生活，而是让生活本身敞开，让生活本身发出暴戾的呼声。这也是后来鲁迅、萨特、卡尔维诺、尤瑟纳尔，还有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的写作方式，不描述生活，不主观地说生活是什么，而是让生活敞开，让生命打开，让生命的思想打开，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打开的这个过程，就是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过程。打开只属于自己的隐秘，你才能够成长起来。
这一百年来，包括今天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好的作家，他们的语言与我们的母语一样，都有不可确定性的变异性，都面临着寻求和萦回。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说，语言的规律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我们发现几乎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到最后都是语言研究。因为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但是流行的语言、被无数次污染过的语言不能够再激发人们的想象，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心绪的刺激和自由，所以要不断地去寻找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方法、陌生的表达方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思想家的任务。
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写作，就避开了德国人流行的话语。他用自然的语言，寻找了一种另类的方法来写作。他要走向神圣。所谓“神圣”，就是在世俗的理解里没有意义的话语语境，他认为这样的写作才有意义。他认为那个主流的语言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句话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写诗从那以后变得很奢侈，变得都有问题，因为德国的文明出现了问题。要告别法西斯这个文化，创造一个非法西斯的语言，才能让写作有意义。
策兰的写作意义就是在这个层面诞生的。他创造了一种异样的文字、异样的思维、异样的智慧表达方法。还有卡夫卡，他是犹太人，但他在东欧没有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写作，他用德文写作。他说，我想要写的，我写出来的，不是我想要说的。他认为他的语言表达出现问题了，他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并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本然。所以他在一种多维的话语里面，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新的书写语境。卡夫卡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小说伟大，还在于他有犹太文化的背景，又有德国文化的背景，还有东欧斯拉夫文化的背景，在多种语境里面，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智慧表达方法，这个方法不是捷克的，不是波兰的，不是犹太民族的，也不是德国的，是卡夫卡自己的。
我们看司马迁，看曹雪芹，看鲁迅，看汪曾祺……这些作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意义。所以，写作最后都必须回到自身，让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自己，才能真正找寻到写作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