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时的高等教育，很多人对那时的大学充满了向往，相信那时的大学有独特的民国范儿：“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那时的高等教育真的如此美丽吗？
　　1937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出国访问，看到西方国家的繁荣景象，联想到自己的祖国，颇多感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炼钢、炼铜等专门人才“绝少”，“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胡适的回信中则不太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一时找不出炼钢炼铜的人才，还可以暂时借用客卿。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所以提倡“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北大等教育机构要兴“无用之学”。
　　这两封信之间的争论在两个月后变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在胡适回信后的两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当国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教育的天平应该倾向培养一二个思想家还是一大批炼钢的工程师？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就有加强专门教育的强大呼声。1931年，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过剩，……但专门人才的缺乏，便不能不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并提出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思路：苏俄的政治是不足论了，但是他的教育计划，却不能一笔抹煞的，因为他要成功它的建设计划，需要多数的专门人才，所以它把现在各国办大学的方针完全变更过，使学生在短时期中便能得到相当的专门的技能。这种想法在1932年得到了陈果夫的肯定，他在著名的《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中提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设想：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在各大学中，如设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等，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
　　这些设想据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根据民国教育部的统计，1931年时，文类科目（包括文科、法科、商科、教育）的在校生占大学生总数的61%，实类科目（包括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的学生占39%，到了1937年，这两个数字才变成50% ∶50%，但到了抗战快要结束的1947年，这两个数字又变成了42% ∶58%。那个政府，要么是不愿意、要么是无能力为这个面临亡国危机的国家培养出真正需要的人才。
　　高等教育重文轻实的倾向当然也会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1937年，全国高等专科学校的在校生只相当于本科在校生的11.69%，到1947年时，也只达到18.28%，而这个数字在今天已经超过了100%。即使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也不乐观。同样在1931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提出：普通高中学校数与高中阶段职业学校数“各占半数”。这应该可以算做今天的“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政策的滥觞吧！这一政策的效果如何？今天的我们当然难以科学评估，但有资料显示，迟至1938年，川、滇等省才开始设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1940年起，才开设中等技术科，招收初中毕业生。
　　对于国内学校难以培养实用性专门人才的不足，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就有所认识，他要求当时的北洋大学校长丁家立选送学生去国外留学，丁想过两年再送，袁说：“等不得了，现在就送吧！”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即使中间有所谓的“黄金十年”，民国政府也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的教育，未能大量培养国家建设、国防战备所急需的人才，所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仍然只有血肉之躯，而没有相应的技术与装备。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教育的“民国范儿”呢？我把这种怀念理解成对今天教育现实的不满，或者说，为了表达对今天教育现实的不满而创造了一个作为对立面的“民国范儿”。今天的中国教育确实具有太强的功利性，一切教育活动都围绕升学或就业展开，那些与升学或就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学习内容都被老师或学生本人屏蔽了。但就因为对今天不满而去表扬昨天显然是不客观的。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整体水平，都不能满足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这是由于当时的教育刚刚起步，问题多多很正常；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偏差或政府的执行力太弱，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掌控。我们在回顾那个时代的教育时，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唱颂歌。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